八、開始建設新中國

青年時代的周恩來，曾經在他的詩篇中寫道：

沒有耕耘，

哪來收穫？

舉起那黑鐵的鋤兒，

開闢那未耕耘的土地；

種子散在人間；

血兒滴在地上。

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已經付出一生的大半年華。現在，政權在手了。他在黨和政府特別是政府工作中，又將經歷多少艱難曲折，在祖國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來主持起草的，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

他在政協會上報告共同綱領的特點時，作了說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國家政權。”

1949年10月2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成立。會上，他作了《關於政務院的成立和政府機關的組織與幹部問題》的報告，說：“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他說明了政務院和它下屬的四個大委員會和30個行政部門，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採取科學分工的機構，希望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加強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的修養，一起來做好工作。

周恩來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統一的政府，這個政府精幹、廉潔、高效率和生氣勃勃，齊心一致地進行國家的恢復和建設工作。

當時，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兩項大的任務是：鞏固對國家的政治統治；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為將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周恩來開始了他繁忙緊張的總理生涯。“恩來同志日理萬機，全國剛解放，政府工作百廢待興，又要忙於應付戰爭的各項工作，他思路敏捷，處理問題細緻周到”，他“日夜操勞，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來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時，他仍舊是中央軍委副主席，開始時還兼任着軍委總參謀長。

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戰爭還在進行，大陸上和沿海島嶼上還有國民黨的殘餘軍隊100多萬，有待肅清。國內存在着幾百萬武裝的政治土匪。救災任務很重，1949年全國各地旱、凍、蟲、風、雹、水災相繼發生，尤以水災最嚴重，被淹耕地約1億畝，災民約有4000萬。官僚資本必須沒收，到1949年底，共沒收2858個官僚資本企業，占我國工業固定資產的80％。生產因戰爭而下降，全年工農業總產值只有466億元，鋼生產量為15．8萬噸，比解放前的最高年產量90多萬噸下降83％。同過去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了50％左右，糧食減少25％，棉花減少48％。交通運輸需要恢復，全國2萬多公里鐵路，1949年要恢復80％，1950年要恢復餘下的20％，而且還要有發展。軍隊有470萬人，軍費支出的壓力很大。失業人員4000萬。國民黨部隊、政府留下的人員有幾百萬，要養起來；全國公教人員共有900萬人，需要生活。社會秩序需要穩定。土地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氣來繼續完成。財政經濟混亂，物價不斷上漲，……真是問題成堆，問題成山，千瘡百孔，都有待政府來加以解決。

周恩來說：“我們所接受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是一個破爛攤子。”“我們決不能隨隨便便地在破爛攤子上建設高樓大廈，那是不穩固的”，“首先必須醫治好戰爭的創傷，恢復被破壞了的工業和農業。”

周恩來提出了新中國恢復和發展經濟的方針。1949年12月，他向參加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的人員講：國家現在負擔很大，不抓生產不行。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當前生產任務的重心是恢復而不是發展。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我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我們的國家建設，是以國內力量為主，即自力更生為主，生產建設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自主。我們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使我們的國家健全地、有步驟地、不急躁地走向社會主義。他指出：我們要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勤勞勇敢的傳統，保持和發揚黨的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中國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窮的，只有廣大人民在生產中發揮了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要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周恩來強調：“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

帝國主義在笑話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打仗還可以，但是建立政權、做經濟工作是不行的，何況領導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他們在等待新中國的失敗。

一場新的戰鬥開始了。穩定物價是人民政權面臨的最緊迫任務之一。當時政府在經濟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困難，就是國家在12年戰爭中產生的嚴重的通貨膨脹。國民黨原來統治的地區，從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價上漲了成百萬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全國物價這年從4月起發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漲之後，1O月份又猛烈上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國範圍內調集糧食、棉紗等物資，井採取停止貸款和按期收回貸款，開徵稅收，凍結資金投放等措施，經過周密部署和充分準備，各大城市統一行動，趁市場價格上漲時大量拋售，在幾天時間內給哄抬物價的投機資本以沉重的打擊，平抑了物價。1950年3月3日，政務院作出《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政府放手拋售庫存物資，把延續12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終於消滅了。

到第二年4、5月間，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價趨於穩定，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初步好轉。這是新中國在經濟戰線上的一個重大勝利，使全世界觀感一新。物價突然穩定，成為舉世聞名的奇迹。這被稱為是經濟上的“淮海戰役”。

恢復和修建鐵路也取得明顯的成就。1950年初，大陸的鐵路網基本恢復，從抗戰之初起中斷了交通十多年的華北和華南的鐵路連接起來了，溝通了全國城鄉經濟。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慶）路通車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蘭（州）路全線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來參加了一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有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等單位的領導人參加。會上，周恩來提出了進一步的設想。他說：國家要促進生產發展，“必須有重點，有先後”。（一）應該着重農業生產；（二）工業方面“應看力於對國計民生有益並可救急的”輕工業；（三）商業方面“必須掌握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商業，如糧、布、煤等”。在周恩來的思想上，中國要向社會主義發展，這一點是肯定的、明確的。他的想法是這“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要“健全地、有步驟地、不急躁地走向社會主義”。他在1950年6月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還說過：“這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努力才能達到，決不可躐等而進。”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訪問蘇聯。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中蘇會談正式開始。周恩來親自草擬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2月14日，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權代表，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周恩來在簽字儀式上發表演說，充分肯定蘇聯援助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意義。

周恩來既主持政務院的工作，還主持着軍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國大陸已經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海南島，殲滅國民黨薛岳所部3萬餘人。中央準備大量複員軍隊。5月16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參謀會議上講話，就軍隊的整編問題提出意見，指出整編的原則是使解放軍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在近代化條件下發展。6月5日，中央複員委員會成立，周恩來任主任，聶榮臻任副主任。在組織實施軍隊精簡整編的同時，周恩來主持和參與領導了海、空軍和其他特種兵的建設。1949年11月空軍正式組建。1950年4月組建了海軍。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裝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領導機關也先後建立起來。這些工作，他都親自過問，有時還參與具體組織實施。短短几年間，人民解放軍由幾乎是單一的步兵發展成為一支諸軍兵種的合成軍隊，在抗美援朝戰爭和邊防、海防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國準備大量裁減軍隊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朝鮮爆發了內戰。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然宣佈武裝侵略朝鮮，干涉朝鮮內政，並命令它們的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霸佔中國領土台灣。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受到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的威脅。

中國立刻作出反應。28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杜魯門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而奮鬥到底。”7月7日和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兩次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討論組建東北邊防軍問題。他指出：韓戰將會是持久的、長期化的戰爭，要作好各方面的準備，準備出兵。7月13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從河南、廣東、廣西、湖南、黑龍江等地抽調兵力25.5萬多人，組成東北邊防軍，8月中旬完成集結，開始整訓。

與此同時，周恩來領導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外交鬥爭。8月間，他多次致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秘書長，支持蘇聯關於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提案，抗議美國的侵略罪行。周恩來還曾經通過印度向與我國還沒有外交關係的美國，幾次提出強烈警告。但是，美帝國主義對此都不理不睬。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后，很快進抵三八線，準備越過三八線，吞併全朝鮮。9月30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慶祝國慶節大會上，再次提出警告，說：“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這句話，後來成了美帝國主義後悔莫及的踐語。

美帝國主義者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把中國的嚴正態度視為恫嚇，加快了向中朝邊境進犯的軍事行動，企圖將戰火燒向中國來。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據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請求和祖國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周恩來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救援朝鮮的主張。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派志願軍入朝作戰問題時說，要“有充分準備，一出手就勝”，在這樣的戰略意圖下，檢查我們的準備工作。戰爭開始后，周恩來挑起了協助毛澤東主席組織領導這次戰爭的重任。從志願軍的編組、裝備、兵員補充，到軍工生產、交通運輸、後勤保障以及作戰指揮，他都親自過問，運籌帷幄。為了保障作戰物資的源源供給，他親自過問搶修和保衛鐵路、公路、碼頭等交通樞紐，指示在運輸線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作戰部隊反映大蓋帽不便於爬山、鑽林子，周恩來立即指示改換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隊在山地作戰，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軋上絎線。當了解到志願軍戰鬥緊張吃不上飯時，他立即責成政務院向一些省市佈置，發動群眾炒麵供應前線。他還親自到北京的一些機關同大家一起動手炒麵。抗美援朝有一段時間，形勢相當緊張，美軍很可能從朝鮮半島中部登陸，截斷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後路。周恩來既要及時掌握前線情況，又要組織國內各方面支援和後勤供應運輸，不少時日，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還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關於輪番作戰方針的指示》，指出“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為了“堅持長期作戰，以達到大量消滅敵人，完全解決朝鮮問題之目的”，決定組織第一、第二、第三批志願軍，輪番作戰，使我既有生力軍，又能得到切實整補，保持高度的機動性與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經過五次戰役，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共殲滅敵軍23萬餘人，把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井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6月30日，美國方面被迫同意進行停戰談判。7月10日，停戰談判在開城開始舉行。

這個談判，中國方面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他派李克衣、喬冠華等去參加談判工作，一切問題都向他隨時彙報。從談判的議程、方針、策略，直到談判的地點和中立區的範圍，周恩來都作了縝密的考慮。他起草了大量電報發往談判前方，指導中方談判代表工作。僅1951年8月23日停戰談判中斷到10月25日在板門店復會，這期間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給中方代表團的指示電就達50多件。從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談判的第二階段，周恩來起草的和經他修改的指導中方代表團工作的電報就各有80多件。後來，停戰協定終於在1953年7月27日簽字。新中國同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一起，對擁有世界上最強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美帝國主義進行軍事較量，取得了勝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戰勝的神話，保衛了朝鮮和我國的安全。

在勝利地進行抗美援朝的同時，國內完成了土地改革、剿滅土匪、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穩定物價、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等重大任務。1951年1月16日，周恩來指出當年度財政總概算的實施方針，就是既要照顧到國防建設的緊急需要，又要保證物價繼續穩定，使前方的勝利和後方的穩定結合起來。後來，他把這一思想發展成為“既要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又要保證國內物價的穩定，同時還要照顧國家的重點建設”。把“戰爭勝利、物價穩定、進行建設”作為1952年的要求。毛澤東概括成為“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后，周恩來指出：關鍵在“穩”。1950年市場物價穩定，為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827.2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比歷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20％，其中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145％，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鋼產量為134．9萬噸，糧食產量為3088億斤，棉花產量為2607萬擔。這一年，國家財政收人為183．7億元，支出為176億元。職工平均工資比之19４９年增長60一120%，農民的收入也增長30%以上。

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勝利完成了。重要的工業企業銀行、鐵路等國民經濟的命脈掌握在國家手裏，起着主導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陸上的反革命殘餘勢力基本上消滅了；平息了匪患，消滅武裝匪徒240多萬人，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全國修復和新建鐵路通車線路2．4萬多公里，公路12．7萬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和台灣外，在全國基本完成，徹底推翻了長期統治和壓迫中國農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鞏固了工農聯盟，為進一步建設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