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談判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后，周恩來兼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這時起，國共雙方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談判和接觸，周恩來也指導了這項工作。後來，國民黨同共產黨發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駐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和黨的領導工作。這樣，從1936年到1946年，同國民黨代表協商談判，就成為周恩來的主要工作。國外稱他是一個偉大的談判家。

1946年4月，周恩來在一個茶會上說過：“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麼艱難啊！”

從他的內心說，在炮火連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他是深願到前方抗日的。這從他在悼念左權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寫道，“遙望大河以北．請纓有願；困處莖門之內，殺敵無緣。這雖因崗位有別．但髀肉復生的我，遙聞哀耗，究不能無動於衷”。他是多麼希望親上前線，揮師殺敵呀！

但是，黨和革命事業需要他在後方，而且是在國民黨地區，去從事艱難的前所未有的談判工作。他服從組織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新的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十年談判生涯，可以從1936年4月9日晚同張學良的會談說起。

4月9日下午，張學良在王以哲、劉鼎等陪同下從洛川飛抵膚施（延安）。他們來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蒼茫中等候着。馬蹄聲里，周恩來和李克農到達了。會談進行了一晚上，周恩來的高屋建瓴、深刻透闢的發言和周到恰切、解決實際問題的分析，使張學良感到解決了很多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張學良的愛國熱忱，在聯共抗日問題上的主張和積極態度，也使周恩來感到欣慰。談的結果，張學良完全同意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意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願意參與醞釀這事。對於蔣介石，張學良認為蔣現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爭取其抗戰。要他本人目前反蔣還做不到，但是蔣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會離開蔣介石。周恩來表示，關於朕蔣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意把張學良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

“張學良得到周恩來同志這樣明朗、切實的表示，就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幾個月來思想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一下解決了，頓時表現非常高興，並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們在裏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

這次會談，為中國共產黨同張學良、楊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礎。

同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后，張學良立刻致電當時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當晚，毛澤東、周恩來電復張學良，表示“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

12月15日，周恩來偕羅瑞卿、杜理卿等18人啟程，17日到達西安，傍晚就同張學良會談。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體情況以便作出決斷。會談中，周恩來表示的態度是：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可以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介石的安全無保障。雙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談判條件。6日，他電告中共中央說，南京親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蔣介石的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在也轉取調和以求恢復自由。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后，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中央電，指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后發表通電，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團結全國，一致抗日。周恩來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的局面在中國出現。事變中，蔣介石的諾言是：“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一到杭州，二上廬山，同蔣介石直接談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后，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領導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反對投降、分裂、倒退，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來認為，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總方針是又聯合又鬥爭。由於蔣介石在各段時間裏對抗日、對中共的態度、政策是有變化的，形勢是發展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應當隨之而相應地有所側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說：“抗戰前一段時間裏，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抗戰，故強調其可變性與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動搖性與被動性就夠了。抗戰初期，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長期抗戰，全面抗戰，故強調持久戰，強調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於是就要深刻地認識他的妥協性與兩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戰作用日益減少，反動方面日益擴大，並且著書立說，出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樣下去，必致抗戰失敗，內戰重起。故我們就要公開地揭穿其法西斯實質了。”

蔣介石在抗成初期有過假手日軍消滅開往前線的八路軍的打算，但未能實現。1938年，他主要想從組織上溶化共產黨，想把共產黨併入國民黨成為其中的一個派，但也沒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總的說蔣介石抗戰還比較努力，周恩來往往耐心地就國共合作問題解釋中共方面的態度，注重於推動蔣走向進步。1939年以後，蔣介石的重心轉向了反共。從這時起直到抗戰勝利，他的反共傾向總的說是逐漸增加的。從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開始到1942年以前，他採取了軍事上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的策略。1940年策劃把八路軍、新四軍趕到黃河以北。這期間，周恩來對蔣介石仍在抗戰這一點，還是鼓勵的，但同時批評蔣介石國民黨“溶共”、“剿共”等行為是在破壞抗戰。1941年國民黨採取軍事“剿共”行動，發動皖南事變，周恩來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的著名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經成為這一事件的重要歷史見證。但是在這一年的反共轉入低潮后，周恩來立即努力爭取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後來就恢復了對話。1942年和1943年，蔣介石看到從軍事上採取反共高潮不能達到目的，反而引起國際國內一片反對，因而改用政治解決的策略。他兩次提出要對共產黨採取政治解決辦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澤東直接會晤。周恩來分析了這一情況，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蔣介石對共產黨是在組織溶化和軍事削弱或消滅不曾得手之後，才改取政治解決辦法的，他的所謂政治解決，“是要我們屈服”，“是我們聽命於他的領導，即服從調遣，統一編製，奉行法令等”，“決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協商”。“它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是如非合併即大部消滅”。後來，周恩來又指出：國內外各種複雜條件的相互影響，迫使國民黨決定用政治解決的辦法來代替軍事解決，就是說用控制共產黨來代替削弱、消滅共產黨，“這種代替並非完全取消”，我們要採取相應的對策。

為了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周恩來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可能改善國共關係的契機，對於蔣介石任何一種類似化干戈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採取積極的反應。但是，蔣介石並沒有放棄反共的方針．周恩來認為需要“我們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機動謹慎地處理各種問題，取得很大成效。

在這場複雜、艱巨的鬥爭中，周恩來重視一切積極的力量，努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時，他已提出“求同存異”的主張。他說：“幹革命，人越多越好，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異’”。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國民黨地方勢力以及國民黨內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爭取的對象。在重慶期間，他是沈鈞儒、張申府、章伯鉤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們以及鄒韜奮、黃炎培、張君勵、左舜生等闡述國內外形勢和共產黨的主張。在政治局勢惡化時，他每晚到重慶民生路《新華日報》門市部二樓會見知識界朋友。他經常接觸各界人士，宣傳中共主張，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給了黨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當時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說過：“周恩來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說：“很久以來，我一想到中國共產黨，腦子裏就出現周恩來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來的支持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誕生了，它包括了青年黨、國社黨（后改稱民社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亦稱第三黨，后改名中國農工民主黨）、救國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這個組織公開一宣佈成立，延安《解放日報》就發表社論予以支持，稱之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1944年9月，它改組成為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來由延安到重慶，向國民黨和民主同盟提議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國是會議的預備會議，以便正式商討國是會議和聯合政府的組織及其實現步驟。民主同盟立即發表聲明，表示響應。之後，黃炎培、楊衛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籌組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和馬敘倫、王紹鑒等籌組的中國民主促進會於1945年12月成立。許德珩、諸輔成等籌組的九三學社於1946年5月成立。他們都受到周恩來的支持和影響，基本上與中國共產黨政見略同，行動一致。所以，這十年中，已經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這一政治體制的雛形。

另一方面，周恩來把“與各地方軍隊聯繫”列為統一戰線的原則之一。對地方實力派和國民黨內嫡系如張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團結他們堅決抗戰。這也為後來解放戰爭時期爭取他們起義或合作打下了基礎。

在這段時間內，周恩來同許多國家駐華使館的官員和一些援華組織成員廣泛地建立聯繫，同他們交朋友。他同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謝偉思、戴維斯、文森特等常有往來，會見過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里、威爾基、拉鐵摩爾，同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經常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同國際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萊、王安娜、艾黎、愛潑斯坦等過從甚多；同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咸、學者費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並且接待了許多外國記者。通過這許多活動，大大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影響，為中共同國外的接觸打開了局面，中國共產黨走向了世界。周恩來給了他們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費正清寫道：“周恩來的魅力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銳的感覺是罕見的，然而他卻致力於集體主義的事業。”謝偉思說：“周是非常熟練的、敏感的、感覺力強的、明智的人。”“認識周的人都承認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正直的人，誠實的人，有原則性的人。”很多外國人士正是通過周息來而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正直和代表着中國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來回到延安。接着就參加了中共中央高級領導幹部的整風學習。在整風會上，他對參加革命20多年來的鬥爭實踐和思想認識，進行認真嚴肅的檢查，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他回顧自己的本質是忠厚的、誠實的。長期革命鬥爭的鍛煉，更堅定了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並檢查了自己的不足之處。會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過火的批評和指責。他曾對自己作了過分的檢討。1945年4月至6月，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論統一戰線》的發言。發言中說到自己在黨的三個歷史時期“特別是后兩個時期中，犯了不少的錯誤”，“這些錯誤已經改正了”。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勝利。雙方的力量，在戰爭中都得到了發展。

“七七”事變時，國民黨方面共有陸軍現役兵170多萬人，海軍有73艘艦艇共6萬噸，各種飛機300多架。到抗戰結束，已有正規軍200萬人，非正規軍100多萬人，後方軍事機關和部隊100多萬人，共有軍事力量400多萬人，擁有廣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華部隊100萬人的全部裝備，得到美國政府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抗戰中在敵後戰場，同日偽軍作戰12．5萬餘次，殲滅日軍52．7萬餘人，殲滅偽軍118．6萬餘人，繳獲各種槍69萬餘枝（挺）、各種炮1800餘門，解放國土100餘萬平方公里、人口1．2億餘，解放區分佈於19個省區。在殘酷的械爭中，軍隊得到鍛煉和發展，到抗戰結束時發展到120餘萬人。

據美國白皮書所說，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比較，“在作戰部隊及槍械上，擁有五對一的優勢。實際上是壟斷了所有的重武器、運輸工具和無可抗拒的空軍”。而且，“在對日戰爭勝利之前，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實行一個裝備適應中國政府需要的空軍計劃，和三十九師的陸軍的計劃。”國民黨好戰派憑藉其優勢兵力和裝備，堅持內戰的方針，後來使自己在政治上喪盡人心，在軍事上一敗塗地。

日本帝國主義被打敗了，全國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認為“在全中國與全世界，一個新的時期，和平建設的時期，已經來臨了！”決定今後“必須堅持和平、民主、團結”。中國共產黨力圖避免內戰，試圖經過和平的道路來建設一個新中國。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談判是艱難曲折的，但總算形成了一個《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錶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在重慶曾家岩校園舉行簽字儀式。12日，這個《紀要》由國共雙方加以公佈。這是一個只有歷史意義的文獻。國民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不得不承認要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避免內戰。

然而，簽字的墨跡未乾，蔣介石就向國民黨軍內頒發了

“剿匪”密令，令其將領遵照他所訂的《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後來，又經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同時公佈了停戰命令。政治協商會議也在這一天開幕。周願來在政協會議開幕會上吁吁：“應痛下決心，不僅在今天下令停戰，而且要永遠使中國不會發生內戰。我們中共代表團是帶着這種信念和決心來參加會議的。”政協會議開到1月31日閉幕，通過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周恩來在閉幕會上說：雖然這些協議和中共歷來的主張還有一些距離，但這些協議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讓互諒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保證為這些協議的全部實現而奮鬥。

但是，3月1日開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卻推翻了政協協議。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力爭和平。因此，在此後的幾個月內，周恩來又進行了維護政協決議的努力和鬥爭。到6月11日，周恩來和董必武、陸定一、鄧穎超還致函馬敘倫等，說“敝黨決願本一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職志，進行談判，並盼能從此長期停戰，永息戎爭”。19日，他還會見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國駐華大使）並請司徒雷登轉告馬歇爾：中共願意和平，願意解決問題。

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馬歇爾為特使，前來中國調處國共雙方的關係。馬歇爾說，杜魯門的指示是：“萬一我無法從委員長那裏獲得我認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動時，對美國政府來說，仍有必要通過我繼續支持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我們的政策就是支持蔣介石。”這是美方的基本立場。

6月26日．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這時，和平已經無望，但談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說，目前邊打邊談、以打為主的局面還會繼續一個時期。在這段時期，周恩來往返於南京、上海之間，一方面安排此後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南方的秘密工作，佈置人員的堅持、疏散和隱蔽；另一方面，談判仍繼續進行着。周恩來心中已經明確，今後將是大打的時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滅蔣介石的力量來解決問題，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仍對和平抱有幻想，因而這一階段工作的“中心的環節是爭取第三方面，揭穿蔣的和平攻勢，雖不能爭取到全部不參加‘國大’．如能爭取民盟大部不參加，就是勝利。”

9月間，蔣介石手令北平行轅及第十一、第十二戰區部署對晉察冀解放區的大城市張家口進攻。10月9日，周恩來向馬歇爾指出：蔣介石攻張家口就是宣佈決心放棄談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國民黨軍佔領張家口，國民黨政府片面宣佈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11月11日，周恩來向馬歇爾、孫科指出，“國大”一開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國民黨包辦的“國大”開幕。16日．周恩來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嚴正聲明，指出國民黨“最後破壞了政協以來的一切決議及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隔斷了政協以來和平商談的道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絕大部分沒有參加這個所謂“國大”。

11月19日，周思來率中共代表團飛返延安，結束了十年談判生涯。

21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人開會。會議肯定了周恩來在外邊談判的成就，認為和平雖不可能實現，但是為了教育人民，談判是必須的。談判整個說來是成功的，證明了同國民黨蔣介石妥協的不可能，達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黨的統一戰線是寬廣的，敵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線，要贏得戰爭的勝利。

這次會議確定了“打”的方針，要孤立蔣介石，進而做到打倒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