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反冒進

周恩來的後半生，致力於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他的關於建設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條不紊的，穩步前進的。他曾說過：“我們進行工作時要穩步前進，不能急躁。”“我們的經濟遺產落後，發展不平衡，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大多在沿海。我們的文化也是落後的，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例如地質專家很少，自己不能設計大的工廠，文盲相當多。這些落後狀況會使經濟建設發生困難。”“不估計到這些困難，就會產生盲目冒進情緒，另一方面，如不估計到有利條件就會產生保守傾向。”

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就是對於這個中心點，周恩來也是謹慎從事的。他特別說明：“我們說‘集中主要力量’，並不等於冒進。”他的這種穩步發展的建設思想，不只是在工業建設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關於教育，他說過：“我們的攤子不要鋪得很大，一定要有重點，要穩步前進。”對於農業，他也說過：“發展農業要穩步前進，不能要求太急。”

這是符合周恩來的性格和作風的。周恩來是銳意進取而又謹慎周詳的人。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期間，經濟建設上發生過兩次冒進傾向。第一次是1953年。這一年是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年度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國家財政預算中反映了急於求成的傾向。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加上編製預算時由於沒有結合國家的信貸計劃，沒有考慮到財政方面的季度差額和周轉資金，而把上年結餘全部列入預算，並且作為當年的投資安排，結果造成信貸資金嚴重不足和財政後備力量缺乏。由於財政盤子定的過大，基本建設鋪得過寬，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資助長了盲目冒進傾向，導致這年全國城鎮人口從1950年的6000多萬猛增到7800多萬，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激增到2億，造成國家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狀況。

周恩來很快察覺了這種狀況。6月19日．他在政務會議上指出，我們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並說，當前整個農村工作的重點是反對急躁冒進。他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結論時，也說：今後應該注意提高計劃性，防止盲目性，要重點建設，穩步前進，一切計劃必須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反對百廢俱興，並須有足夠的預備力量。

這年夏天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周恩來是主要領導人。會議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進傾向的措施。會後，全國貫徹會議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點建設中堅持了穩步前進的方針。這樣，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經濟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計劃的軌道穩步運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開始的反對“右傾保守”的思想影響下，在保證“一五”計劃提前完成的原則下，制定了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這個計劃考慮需要多，對國家物力財力的條件研究不夠，總的安排上要求過高過急，反映了急躁冒進的傾向。這年1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他還說，“這一次我們在國務院召集的計劃和財政會議，主要解決這個問題”。2月7日，周恩來指示正在召開的計劃會議和財政會議：反對右傾保守，轟轟烈烈。這是社會主義的喜事，但也帶來一個缺點，不小心謹慎辦事，有冒進、急躁的現象。對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要鼓勵，不要潑冷水。但各個部門搞計劃不能超過客觀可能，不能沒有根據地亂提計劃。8日，他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告誡國務院各部門！“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現在，“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來和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財政部部長李先念研究計劃會議和財政會議上的問題。周恩來認為，既然已經存在“不小心謹慎辦事，有冒進急躁現象”，而且各專業會議訂的計劃“都很大”，那麼，計委、財政部對計劃就“要壓一壓”。2月1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各部門各地區所提1956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時，就實行“壓一壓”，他抓住了嚴重脫離物資供需實際，破壞國民經濟整體平衡的指標，進行了較大的削減，其中基本建設投資由170多億元壓到147億元。

3月25日，國務院下達壓縮后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這個計劃（草案），由於當時種種主客觀原因，一些指標仍然偏高，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建設物資的供需矛盾。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齊頭並進的後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現出來：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村、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成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

周恩來看到，經過壓縮的1956年的計劃（草案），仍然是冒進的。他由此推論，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已經規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個五年期間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也是冒進了。他認為，只要摸清了實際情況，就要進一步反對冒進，“要敢於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況是：1955年把基本建設的規模定得比較小了一些，又不適當地削減了某些非生產性的基本建設投資；1956年則是冒進了。根據這兩年的經驗，為了確保經濟工作的健康發展，必須堅持反對右傾保守同急躁冒進這兩個傾向，而當時主要是應當反對冒進。

當時，周恩來曾經要秘書幫他查找馬克思說過的一段話：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從上述認識出發，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採取制止經濟形勢惡化的措施。他抓了“動員生產，約束基建”，“為平衡而奮鬥”。把精力放到了反對急躁冒進上。5月11日，他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反保守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這個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換意見，要再次解決訂得過高的1956年的國家預算，井指導起草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稿。報告稿中明確提出：“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地區都已經發生了”。

當時，毛澤東提的是反對右傾保守。這口號周恩來起初也是贊成的，但是接觸到實際工作，隨着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各條戰線不斷向他反映情況，提出了建設規模和我國實際能力的矛盾。4月間，他親自作調查，發現了不平衡的現象。這時，陳雲提出建設只能與國家財力相適應，他支持陳雲的主張，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顯地發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主張追加大額的基建投資，周恩來是不贊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來曾經到毛澤東那裏談過一次，但不久毛澤東就離開北京外出了。

上述報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討論這個報告稿。到會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等，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有關冒進情況，半年來經濟建設所引起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問題，提出繼續削減開支，壓縮基本建設經費的意見。會議決定製止急躁冒進，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4日中央會議的決定。這期間，周恩來在他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一次強調：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民代表大會上要有這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

為了使反冒進引起全黨全民的重視，《人民日報》6月20日發表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社論用了1/4的篇幅，詳述了急躁冒進的主要表現，指出“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

10月間，根據中共“八大”通過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國務院召開會議研究制訂1957年計劃，足足用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會議經過認真調查研究，進行綜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較大地壓縮了基本建設規模，擬定了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11月，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今年的情況，生產是有成績的，肯定的，指標一般恰當，也有安排不恰當的，如雙輪雙鏵犁就多了。1956年的計劃總的說是打冒了，財政赤字有20到30億元。錢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資82億元，1956年140億元，增長太快，各方面都緊張，重點沒有保證，大家搶器材，應該用的沒有，不該用的用了。1957年的計劃應在“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下考慮安排。在制訂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計劃時，建委提的是120億元，各地報數則至少要150億元。薄一波在訂計劃時隨時向周恩來、陳雲請示。周恩來主張要少，感到120億還多了。1957年1月，周恩來出訪巴基斯坦，陳雲到機場送行回來，就打電話給薄一波說：總理上飛機時同我講了三次，要我轉告你，基建投資不能超過100億。薄一波聽成為110億，就按此作了決定。

周恩來反對急躁冒進是很堅決的。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是能夠快於資本主義的，但是仍是需要長期努力的。他一再講，必須根據可能，建立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計算生產潛力的時候，除了人力條件外．還必須考慮到物質等其他條件。由於1956年反對了冒進，1957年的經濟建設，成為新中國成立後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國國民經濟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綜合平衡的軌道發展。

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了1956年糾正冒進的正確方針，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這是“右傾”，是“促退”，是向群眾潑冷水，打擊積極性。一個月後，毛澤東親自審閱批發了11月13日《人民日報》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社論公開指責1956年反冒進，號召人們批判所謂右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南寧會議。會上，他以反對分散主義為話題批評了國務院的工作后，又尖銳地批評了反冒進的“錯誤”，說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這是方針性錯誤。他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50米遠了。

南寧會議召開時，周恩來在北京正忙於接待也門共和國太子巴德爾。13日，他趕到南寧參加會議。毛澤東發言猛烈抨擊反冒進。16日上午．毛澤東還在會上拿着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文，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上海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佔全國1/5，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毛澤東接連不斷地聲色俱厲地批評，使會議氣氛異常緊張，更使反對過冒進的人坐立不安。周恩來明白問題的嚴重性，他相忍為黨，顧全大局，息事寧人，對毛澤東的批評未作任何解釋和申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會議的氣氛。他在會上作了檢查。表示“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保護了同樣反對冒進的其他一些領導人。

2月中旬，毛澤東提議在北京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再到成都去開一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同時，他對提出反冒進的領導人發出警告，以後只能反右傾保守，不能反冒進。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又批評反冒進，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則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今後還要注意有人要反冒進。25日，周恩來再一次檢討反冒進“錯誤”。毛澤東聽后說：“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需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這番話，意味着要周恩來在將要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進行檢討。

這種批評，從1957年11月的南寧會議，1958年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一直繼續着。並且把問題混淆為政治路線問題。最後，大家都贊成毛澤東了，沒有爭論了。但是此後，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比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在經濟建設中發揮主動、求實和創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來的內心非常苦悶。成都會議期間，他對秘書講，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個他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後來回到北京，就開始了這項工作。周恩來說，這個稿子主要是做“檢討”，囚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他已經同毛澤東當面談過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澤東。這個“檢討”，周恩來說一旬，秘書記一句，他說得很慢，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這反映了當時周恩來內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當的詞句來表達。在這個情況下，秘書向他建議說自己暫時離開他的辦公室，等他安靜地構思好以後再來記錄。這時已是深夜12點了。凌晨之時許，鄧穎超找到秘書說：怎麼周恩來獨自坐在辦公室發獃？她同秘書到了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繼續口授，完成這個記錄稿。在同秘書談話時，周恩來流下了眼淚。後來，周恩來又逐字逐句地親白修改，補充了幾段，才打印出來，送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秘書看到，周恩來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增添了。這個稿子退回來時，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提的意見，把“檢討”部分中的一些話刪掉了，有些話改得分量比較輕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圍繞支持“大躍進”這個核心問題進行檢討。這個8000餘字的檢討發言稿，作為大會材料印發給了到會代表。

作為人民政府的總理，周恩來覺得應當向人民負責。而在他被認為是錯誤的，不能貫徹自己的正確主張的時候，他就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會議，是決定周恩來去就問題的。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澤東。這樣，周恩來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不變。

批反冒進的“錯誤”，批掉了一個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條實事求是的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正確的經濟建設路線。造成“大躍進”的重大失誤，使得我國經濟建設遭受重大挫折。後來，毛澤東在發覺了“大躍進”造成失誤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個《十年總結》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說：“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1956年周恩來同志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