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章 異類

“我聽到一些對你的議論，說你清高，不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來了一兩年，就沒有和人家打過一回牌、下過一回棋，說你這是瞧不起他們，看來還真有人在注意你。我覺得你也不要太認真，不一定硬要堅守一個什麼理念，偶爾過去湊一下熱鬧，你也不損失什麼。”

說話的是我的一個好友，絕對是好意。他原是一個技校的學生，文化革命中手槍走火誤傷了他一個很要好的同學，死者家裏一直要求放人，法院就是不幹。我到勞改隊的第一天就是他告誡我要少說多看多聽。不過，這樣的議論我不是第一次聽說，也不止一次地想過這問題。

一個人的成長環境，他所受到的教育和所接受的思想，他的個性，他的追求和信念再加上整個社會的狀況等諸多因素的合力，決定了他人生的運動軌跡。現在，不可知的命運把我們的人生軌跡迭合在了一起，在這樣一個狹小的天地里我們認識了。在這之前我們互不相干，各有各的人生追求，各有各的生活內容。當這迭合的過程中止時，絕大多數人會改變原來的生命軌跡，這反映了願望在命運面前的無奈。有些生命可能就糾纏在了一起再也分不開，形成了新合力，可怕的是這新的合力不是讓人上升，而是令他們加速下墜，讓他們面目全非。這就是我時刻要警惕的自甘沉淪。

這個勞改隊運轉了多年，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價值觀和遊戲規則。

從管理監督的幹警到被監督改造的囚犯，價值取向儘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們都知道這裏的遊戲規則。作為幹警，他們認為自己是代表人民、代表政府、代表專政機關來對你們這些犯了罪的人實施改造。你能靠攏我，有事無事往辦公室跑，彙報一下張三，檢舉一下李四，這說明你是下了改造決心的，因為這至少會招來對你的同樣的監督。為此幹警們下了大功夫，順之者昌，表揚、記功、減刑等着你；逆之者叫你不得安生，大會小會敲打你，明知別人說的是假的，就因為你從不彙報別人，也不來套近乎，就當真的來處理，看你來不來找我？這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沒有人不對他們迎以笑臉。現在你李乾是一個少見的異類，軟硬不吃，眼裏完全沒有他們，這是不能容忍的。但又找不到你犯點什麼事的機會來出一記重拳，有人在耐心等這個機會的出現。

在犯人眼中我同樣是個異類。他們學藝都是師傅口傳身授，師傅不教就設法討好，實在不教就耐心等，從不敢去請教別的師傅，這大概是行規。你怎麼能不守規矩，私自去問別的師傅呢？他們不看書，車工學得蠻好，你怎麼有空就抱着書啃？顯示你有文化他們是老粗？尤其是不到半年就要獨立操作，你才來幾天就要和他們這些老師傅平起平坐，這不是壞了多少年的規矩？車間裏多年的工藝、夾具用得好好的，就你能？搞些新名堂。你有點文化有點能耐他們也不否認，但你要和他們打成一片，怎麼總像和他們格格不入呢？你清高個什麼？

勞改隊也是一個小社會，也是一個集體。儘管大家都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到這裏來的，儘管每個人都巴心巴肝地希望能早點離開這裏，為此不少人還使出了渾身解數，什麼都可以拿出來交易。但只要還沒有離開這裏，好像每個人都害怕被排斥在這個集體之外，都自覺不自覺地認真尋找或認可自己在這個集體中的位置。每個休息日的晚上，你看監舍裏面的熱鬧勁，打牌的，下棋的，坐在一起神侃的，裏面煙霧繚繞，吆五喝六，此時你兄弟我拐子的氣氛就出來了，改造的弦就不那麼綳了。你會看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大體上組長們是一個圈子，准組長或希望當組長的盡量往那個圈子裏湊；技術上的骨幹也是一個圈子，他們是車間生產上的頂樑柱，出獄后他們的前景最看好；不入流的也有各自的圈子，三六九等，各就其位。我和幾個另類坐在床上看自己的書，感到完全沒有必要進入到他們的圈子裏去，那怕是表面和暫時的。在這一點上，幾個另類中我做得最徹底。我不害怕遊離於這個集體之外，我本來就沒有想融入這個集體，我有我的支柱，我有我的生活內容和安排，精神上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除了生產流程需要我和他人發生聯繫外，我可以不與任何人來往。這樣礙着誰了嗎？沒有，只是這讓有的人覺得我是個異類，心裏有點不舒服而已。你不舒服我就有義務一定要讓你舒服么？你們不習慣，不要緊，時間長了你們會習慣的，不僅你們會習慣，連政府管教也會習慣。我都習慣了傷害我的人，我不傷害任何人，你們有什麼不好習慣的？我也知道是哪幾個人說我清高，他們對我不滿意，是認為我應該融入到他那個圈子裏去，他那個圈子大概就是犯人中的主流圈子。但我沒有，這是不是有點不識抬舉？問題是連中隊管教給我畫的那麼大的餅子都不能吸引我，你那個圈子就能吸引我？現在，你打你的牌，我看我的書，若干年後，你走你的路我過我的河，我們相安無事，該多好。

其實我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圈子，只是那個圈子不那麼顯眼而已。是對知識的渴求把我們幾個聯繫在一起的，在這個圈子裏，我們都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們都相信知識就是力量，我們都不甘沉淪，我們都不屑打小報告。我們相互借閱世界名著，像《安娜-卡列琳娜》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通宵看完的，包括從外面借來這書的那位。為了讓圈子內的每個人都能看到這本書，他也是熬一個通宵，那個圈子裏面的人就是這樣一批朋友。我們相互交流當時還很珍貴的高中數理化的課本，學習中碰到什麼難題就找機會在一起切磋。逢年過節各個中隊都要辦慶祝專刊，我那幾個好友總要寫點小詩，相互唱和。勞改隊和看守所有太大區別，這是一個不允許有思想的地方，誰有自己的思想誰就會被打入十九層地獄。因此這裏不可能有我期待的思想碰撞，更別指望能閃現的思想火花。我們不談思想，不談認識，不談政治，儘管朋友圈子裏有幾個政治犯。我們不談案情但都大致了解彼此的情況，只要在學習方面有共同語言，也不在意誰犯的是什麼樣的案子。在勞改隊裏學東西干擾少，心靜，學習效率特別高。

在我因右腳踝骨骨折養傷期間，樊映川編的《高等數學（上）》我是三十天把它拿下來的，書內有一頁缺了一部分，我正推反推硬把那缺的一點內容給補全了。我跟人打賭，說《解析幾何》只需要三天就能學完，結果我贏了，三天後他任意在書上挑出的題都不能難住我。一次那位從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曾在武漢市一所重點中學當老師的朋友拿來兩張卷子，說是人家請他做的，他沒時間，要我幫忙，我很快做出來給了他。不料他很快又來找我，說那張北京市考中學數學老師卷子上的最後一道題他沒看懂我的解法，我給他講了一遍他才明白。1978年高考的數學和物理卷子當天下午有人拿進來給我做，幾乎都是全對。在文化學習上，我開始在新生汽修廠小有名氣，儘管這裏有好幾個正牌的大學生。連厂部會計室都說三中隊有個實驗中學的高材生叫李乾，這是有天到會計室去辦事，無意中聽那老會計說的。但在中隊幹部眼中，我始終還是一個危險的反改造分子，年終評審，給我的鑒定總少不了只重技術學習，不重思想改造，不能積極靠攏政府，走白專道路等等。

沒料到的是開始有管教幹部找我這個反改造分子給他的子女補課，並且一炮打響，在這裏引起一個不大不小的震動。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要從幹警的子弟中招工，是公安編製，但指標只有兩個，僧多粥少，無法平衡方方面面的關係，當頭的最後採取文化考試的方法，取成績最好的兩名，這樣誰都沒話說。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二中隊的一個隊長找到我，要我幫他兒子補補課。時間很緊，只有一個星期，不過內容倒也不多，數學只補二元二次方程，語文更簡單，他拿來一個有關理想的題目，要我幫他寫篇作文。幫助人學文化我總是樂意的，何況這些內容對我來說是小菜一碟，那篇談理想的作文更是撞到我的槍口上去了。

理想這個詞在我們那一代人的語言和文字中出現的頻率真是太高了，她是遠大，美好，壯麗，奮鬥，獻身的同義詞。她孕育了多少平凡里的崇高、卑微中的偉大，書寫出多少夸父追日的堅韌、精衛填海的頑強，她導演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理想讓一個民族生生不息、英雄輩出，理想讓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無怨無悔。看着這個題目，我感慨萬千，彷彿又回到學生時代的課堂上，彷彿自己又是一個有崇高理想的少年，文思如泉水般往外涌，這篇作文一氣呵成，情感抒發得淋漓盡致，其中不乏富於哲理的神來之筆。後來才知道這個題目就是他們作文考試的命題，每個家長都是找人幫着寫，然後叫小孩背，我無意中成了“槍手”。最後結果出來，這位隊長的小孩榜上有名。更令我驚訝的是另一個幹警子弟也能大段地背誦我寫的這篇作文，沒想到這作文竟會在他們中間流傳。

我沒有去適應這個環境，當然也不敢奢望這個環境來適應我，但我感到這環境開始有點變化，這裏的價值取向有了點新的內容，好像我開始有了一點機會。

一天通知我到中隊辦公室去，意外地看到坐在裏面的並不是中隊的幹部，而是從未接觸過的管教股的陳股長。囚犯中習慣於喊他陳隊長。

“勞改隊要開辦犯人文化班，有幾個人說你可以擔任教員，對你我不熟悉，今天找你來談一下，算是作個調查。我看了你的檔案，學歷是初中，找你們中隊幹部了解，生產上雖然你還可以，改造上多少有點問題。在決定放棄你之前，我還是想聽聽你心裏是怎麼想的。想不想說一下？”在我坐下后陳隊長說。

“我想法很簡單，犯得起法就守得起法，表揚、記功、減刑我都不想，只想老老實實把餘下的刑期服滿。那些積極檢舉揭發的都是衝著記功減刑來的，至於他們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內心干不幹凈，誰都心裏有數。我理解為什麼要號召積極靠攏政府，這是管理的需要，是要犯人能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不出亂子。我了解我自己，我不可能出什麼亂子，別人監督我也好，不監督我也好，我就是這個樣子。至於說監督別人，有那麼多的積極分子，不缺我一個。再說我做人有我的底線，我不願用檢舉別人來謀得自己的好處。

“毛主席說一切壞事都是從不勞動開始的。這裏是勞動改造，勞動是改造的前提，是改造的手段，離開了勞動，談什麼樣改造？那些生產上一塌糊塗，偷懶耍滑，成天只是琢磨着彙報整人的人，你說他出去后靠什麼為生？他不可能自食其力，一個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對這個社會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當然這樣的人是極少數，我說得有點極端。你要聽我心裏是怎麼想的，這就是我心裏想的。我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生產上我怎麼樣？剛才你也說中隊幹部說我還可以。他們是挑不出我生產上的毛病來，如果能挑出毛病，是不會用‘還可以’這三個字的。

“做文化教員我不敢說自己能夠勝任，我只能說自己一直沒有放鬆文化學習，相信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是需要文化、需要知識的。李政道每次回國來，毛主席都要接見他，那是因為他在科學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中隊有人說我只專不紅，紅不紅我自己知道。退一步說，就算是只專不紅，只專不紅也比不專假紅好。”

這位陳隊長靜靜地聽我說完后又問我看了些什麼書，我說：“高中的數理化已全部自學完，現在正在看《機械原理》和《材料力學》。”

“現在準備讓你做數學教員，回去寫一份清單，把上文化課需要的教具等用品都列上，明天上午跟我出去一趟。”陳隊長淡淡地說。

這是命運早已作好的安排還是我的執着感動了上蒼？一個不入流的囚犯在勞改隊的處境戲劇性地出現了轉機。幾年來這個人在中隊管教眼裏始終是應該警惕、防範的重點，在犯人眼裏是個總愛別出心裁、破壞規矩的另類，現在突然成了文化教員。我沒有變，我還是那個我，是一個能改變我處境的人對我有了一點了解。這個實際上沒有發生變化的李乾註定了還會有災有難，後來幾次在我非常艱難的時候都是這位陳隊長施以援手，讓我得以渡過難關。這個實際上沒有發生變化的李乾和這位陳隊長也有過思想上的碰撞，他對我也有過很惱火的時候，但我永遠記得並感謝這位正直而且有高人一等水平的人。

第二天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這是我進這監獄兩年多來，第一次跨出這裏的大門，沒有手銬，不穿囚衣，走進繁華的都市。我跟着他走上長江大堤，站在路邊等進城的公共汽車。身邊的這位陳隊長神情平淡，既不是一臉的嚴肅，也沒有讓人想走得更近的笑意，一起等車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我是一個還有九年刑期的囚犯。從金口過來的車，高峰時也得間隔45分鐘，車上總是有那麼多的人。候車的人不少，我想紳士一點，但做不到，不擠上不了車。十多年沒有擠過車了，原來擠車的感覺也會有這樣好，幾乎是一種享受。這是一種權力，能擠車你就是這個社會大家庭的一員，你是這個大家庭里的一員時才有這個權力，在你被踢出這個大家庭之外時，你被剝奪了這權力時你才會有這樣的感受。在車上，下意識里我不敢離他太遠，怕有逃跑的嫌疑，他好像不在意這一點，一臉的放鬆，我覺得他都沒怎麼注意我，只是在考慮他的什麼問題。十一年了，第一次像個普通人一樣坐在公共汽車上。就在昨天我還覺得離普通老百姓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現在我就在他們中間，真是不可思議。記得休息天時，有時我會透過宿舍二樓樓梯間的窗戶，眺望遠處的菜地，偶爾能看見幾個菜農在田間勞作，當時覺得他們遙不可及，現在他們就坐在我身邊，在外表上我們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我膽子大一點，我還可以和他們攀談。一天前我還是個動輒得咎的反改造分子，在極端時，甚至我說誰好，誰就要倒霉，我說誰不怎麼樣，誰就會受到中隊的公開表揚。我知道這是中隊為孤立我、逼我走積極靠攏政府光明路的良苦用心。中隊指導員還在大會上不點名的號召向我這樣的壞傢伙作鬥爭，要七斗八斗把我鬥成一個積極接受改造的好犯人為止。想都不敢想一天之後我能像一個正常人那樣坐在一車紅男綠女當中。原來一個人處境的改變是可以這樣迅速的，迅速到你的思想、你的感覺來不及變化、來不及適應。

我有了表現自己的慾望，想表現自己是一個值得委以這件工作的人，在一個書店裏這機會來了。結算時，營業員一邊念着每本書的單價，一邊撥着算盤珠子，她剛算完我就很肯定地說：不對。陳隊長和那營業員都朝我看了一眼，陳隊長的眼神里是你憑什麼說別人錯了？營業員的眼神里有一絲不快：你腦袋比我的算盤還好用？儘管心裏不舒服但那營業員還是重新撥起了算盤，這次算出的結果和上次不一樣，我不再吱聲，不說對也不說不對。營業員再算一遍，和第二次的結果相同，這說明她第一次確實算錯了。營業員半佩服半解嘲地說：你腦袋真比我的算盤還好用些。陳隊長臉上露出了欣賞，我知道這一幕絕對在陳隊長心裏印象深刻，會進一步堅定他用我的信心。其實我沒有學過心算，是不可能跟上算盤的速度的，這裏我用的是個位判斷法，這是我即興創造的：只注意個位數的對錯，不管其它的數，這樣我腦子肯定是夠用的，個位數錯了，這個數就肯定錯了。所以她第一次的總數一出來，個位數不對，就敢肯定她算錯了，她在算第三筆時就錯了。用這個方法只能確定她錯，不能確定她對，所以後來我就不再說話了。陳隊長和那個營業員肯定不知道這裏面的秘密。速算只不過是一種技巧，能即興天衣無縫地表現自己並不存在的高速計算能力應該說是一種智慧。這是在欺騙這個給了我難得的信任的人嗎？我覺得沒有。營業員第一次結果出來，我說錯了不是瞎蒙的，是我計算出來的，儘管只計算了個位數，她確實錯了，我沒說我計算出了正確結果，我的表現沒有違背我做人的準則。也許陳隊長更看重的不是我的心算能力，而是沒有一點想藉此機會自我吹噓的慾望。

第一堂數學課的成功超出我的想像。

幾個中隊加起來共有50多位學員，長年的自學使我知道哪裏是關鍵，必須講透，直到講得沒有人再有疑問。沒想到的是宣佈下課時突然出現了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掌聲在我的感覺中好像持續了很長時間，長得我感到受用不起。這是久違了的掌聲，還是在十一年前聽過屬於自己的掌聲，這掌聲讓我心頭一熱。這是對我能力的承認，這是對我知識的承認，這是對我多年來一直不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和堅守做人底線的肯定。這掌聲是自發的，是發自他們內心的，也反映了他們對知識的渴求。坐在後排的陳隊長可能也有點意外，我想他可能也會有一點感觸。也許他早就想要在犯人中找一個這樣的人，這不是樹一個什麼改造典型，他清楚這樣的人做不了改造典型，只是在落實他的一些工作計劃時，需要能實實在在幹事的人，我被他撞上了。就像在第二看守所時那位所長把總在靠攏他的人撇在一邊，用上我后就不放手一樣。但那位所長是憑一種直覺開始的，陳隊長的開始則更多的是對人的了解。

後來幾乎每一堂文化課或技術課結束時都會響起屬於自己的掌聲，只不過我的心情沒有第一次時那樣激動。囚犯們對我多了一個稱呼：李老師。儘管在三中隊的處境並沒有根本的改變，但我已很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