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童年
紅色童年
自序
它，可以算是作者的自傳；也算是那個平淡而又瘋狂時代的試圖代言。沒有人願意拿自己的精神苦難史，輕易地把心靈的瘡疤撩起給人展示的，但歷史總是在真實中被記憶磨難出一點痕迹來，讓人想忘又無法忘記。我但願這不是小說，因它基本上都是本人的真實事件的瑣碎記憶，也許你會感興趣，也許你也有相似的經歷，如果出生在60年代，你大概更會有同感。不論我的文筆有多麼拙劣，可真實往往會有感人之處……
吃晚飯時，剛滿八歲的女兒又打開了她的問號箱，“爸爸，為什麼咱們的國旗是紅色的？”我信口回答：“太陽是紅色的。”她對這個答案不甚滿意：“太陽沒那麼紅，我們老師說，國旗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我不以為然：“我們老師也這麼說過。”我以為問題該結束了，但孩子的表情又嚴肅起來，告訴我真正的提問才開始：“為什麼電視上說綠色象徵著和平？”我的回答更加不自信了：“烈士用鮮血染紅了國旗，然後告訴我們為了綠色的和平不要再流血。”她仍不滿意我的回答：“為什麼有的國家的國旗是綠色的？他們沒有烈士嗎？他們只有和平嗎？……”閱歷極淺的我被卡住了，我也在內心發問：顏色真的象徵這些或那些嗎？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曾被封為紅色的接班人，紅色對於我們來說是多麼神聖的顏色呵，簡直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圖騰……
七十年代初步入小學校園的我，既沒有經歷過“*”初期的大風大浪，也無力快步趕上“*”結束后的恢復高考。我們這一代，是微不足道的一代，也無法給自身有一個正確的定位；起初被定為紅色接班人，“*”一結束又被定為被挽救的一代。我們究竟是怎樣的一代人誰也無遐研究，老三屆指責我們：沒有參加過武鬥，經不起大風大浪；沒有上山下鄉，沒吃過二遍苦受過二茬罪；沒受“*”多大影響，什麼好事都趕上了。最後，我們只得自嘲地給自己下定義：沒有時代閱歷，沒有知識功底，比上不足比下無餘的麻木的一代人。
我們這一代，一邁進學校的大門便接受了紅色的洗禮，紅色就是我們的追求，紅色象徵著絕對的進步，對紅色的簡單認識就是我們的全部閱歷，我無法回答孩子關於其它顏色的政治含義是因為我不曾接受過多彩的啟蒙教育，我的整個童年都是在“紅色”中度過的……
一、紅小兵
七三年暑假前，我終於以兩個學期各門功課全部滿分征服了全班同學，第二批加入了少先隊，併當上了紅小兵。記得那天下午，我胸前戴着嶄新的紅領巾，別著那枚紅色的小塑料牌，騎在教室的窗框上不斷地擦玻璃，放學已經很久了，我仍不捨得離校，直到拿鑰匙的同學準備鎖教室門了我才跳下來收拾書包。
學校里靜悄悄的，上灶的老師端着飯從我面前走過，大門已經關上了，我央求正在悶頭吃飯的傳達室趙伯為我開小門，他態度和藹地說“當上紅小兵高興的連家也不回啦。”告別趙伯，我卸下書包邊掄着邊往回跑，太陽已快要落下，弄出些餘輝重重地塗在西邊的天上，夏日的夕陽紅得使人眼暈，那時的我不懂得什麼叫美，只覺得好看，它象巨大的火爐中的火焰映紅了視野，也把我胸前的紅領巾映得更紅了，它給我增添了一絲從未有過的得意，我甚至懷着一種炫耀心理步入我們那所馬蹄型的大院。
我們這個家屬院共有十七戶人家，東西兩排相對，南面一堵磚牆將兩端連起，北頭是進出的缺口，兩排當中是寬敞的大院，只要從東北角的小木門一拐進北口，全院概貌一覽無餘。夏日的傍晚，家家門前都支出張小木桌，聚家圍坐在一起吃飯，鄰裏間相互交談着。我跨進院子，經過西排第一家李荷花家門口，李荷花邊吃飯邊對他父親說：“看，小順也當上紅小兵了！”她比我大一歲，和我同班，總是莫名地羨慕我並為我鳴不平，而我又莫名地有點討厭她。她媽是全院的高音喇叭，高呼着：“喲，小順當上紅小兵了！”這一喊，幾乎全院人都扭過頭看我，使我由得意變為慚愧進而有些惱火，我快步走向西排十二號，那是我家。我們這個院子家家門戶都挺相象，區分靠的是每家右門框上的紅漆號碼，唯獨我家最好認，右側一棵又粗又壯的楊樹。
當我走到自家門口時，只聽身後東排４號程家的二女兒程雯哼了一聲道：“有什麼了不起的！我還是第一批呢。”李荷花接了火：“人家要是同意當班長也是第一批！不像有的人拿着批好的煤條子去巴結老師，丟人！”李荷花她媽大喝一聲：“荷花，進屋端飯去！”院子裏突然靜了下來，但不一會兒又熱鬧起來。程雯比我大一歲半，也和我同班，她家門口也有一棵大樹，不過是長在左側，而且樹身也向左斜；這家的幾個孩子在院裏說話都很氣粗，因為她父親是廠里的革委會主任，雖說大字不識幾筐，但憑着在倉庫當保管時揭發這個揭發那個，一夜之間入了黨，老上司一上調他便平步青雲做了主任，連他那不識字的童養媳大齡老婆也從現場調到營業室開起票來。夫婦二人倒是沉默寡言，男的總低着頭走路，女的走路愛把頭高高揚起，院裏講迷信的胡老太總在背地裏說：“揚頭婆娘低頭漢，這家算佔全了，連門前的樹都是歪的，那屋裏的人心能好嗎？！”說來也怪，院裏的老老少少很少有人接觸這家；倒是我們家常常門庭若市，沒人忌會我父親是摘帽右派，大人不說小孩不懂，父親耿直善言，樂於助人，聽別人講他是被人從“上邊”整下來的，馬列理論水平相當了得，發言從不拿稿子，破例被安排到政工組當組長，在那個時代，被開除黨籍的人搞政工實屬少見。
大人之間的事我知道不了多少，只知道自從當上紅小兵便沒有同學罵我是右派的兒子了，我有了護身符，一方小小的紅塑料牌堂堂正正地別在我左胸前，它標明了我的身份：紅小兵。
二、改名字
我一出生，父親便隨湖北老家的家譜“順字輩給我起名順豐，後來看我長得很瘦便希望我長胖些，豐字改為彪字，很長一段時間我只知道自己叫順彪，我很不滿意這個彪字，到了*摔死在溫都爾汗時我便有了借口，對父親說“*是篡黨奪權的野心家，我才不願順他呢，我要改名！”父親並未反對，說：“那你就還叫順豐吧”。過去，常有人問我：“你那個彪字和林副統帥的彪字一樣吧？”語氣中分明有討好的意思，我總是反感地回答：“不知道！”說實在的，我一個小孩懂得什麼，私下裏我總有點看不慣那個倒八眉、三角眼的小老頭，他手持一本紅寶書站在*旁邊並被印在日曆牌上，我覺得不協調，感到畫面很擁擠，在我很小的時候總是這樣理解這幅畫：看，有人要打*，還是拿*語錄。上學后才知道*第一他第二，他是*最親密的戰友和好學生，他那是在保護*呢！但是到了夜裏，我藉著灰暗的燈光看到這幅畫仍沒有什麼好感，總覺得他沒有*好看，並且他的笑容也不那麼真實，還是熱愛不起來。白天，我總怕把這種情緒表露出來，或是不注意說出來，那是極為反動的，但回到家裏又忍不住那麼想，反動就反動，又沒人看見，我又不說出去。每當我注意到那幅畫時心裏總不免胡思亂想，但他是在我家的牆上，何況他手裏拿的紅寶書我也會背許多篇，我不懂政治也不可能懂，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鸚鵡學舌地背幾段語錄，裝模做樣地拿着紅寶書照像，我圖個什麼？又懂個什麼？懂個屁！我只圖那本書的封皮是紅色的。在那個紅色籠罩精神的時代，人們的言行竟是那樣步調一致，有人在廁所發現“*萬歲”的口號，用白色粉筆寫的，革委會出面調查，因為把領袖寫到廁所本身就是犯罪，況且又用了白色書寫，簡直反動透頂！最後，查出是個剛上學的小學生“干”的，飽打一頓后被他父親帶回去寫認罪書了，那是我父親廠里一個不識字的老工人的獨生子，晚來得子竟得了個小**，這孩子也是他家裏第一個會寫字的人；審查到最後，革委會把父子二人交到政工組，我父親沒有再審下去，立刻作出判決：把這個老工人從一線搬運組調到機關澡堂勞動改造。私下裏又託人把那個小**轉到我們學校上學，並且和我同班。他轉來不久，*被宣佈為壞人，我改了名，班主任在課堂上針對我的改名發表了演說：“為了表示對篡黨奪權的陰謀家*的憤恨，盛順彪同學已改名為盛順豐，他把和大壞蛋名字相同的字改了，這說明他的政治覺悟很高，請大家為他鼓掌！”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我的“新”名字被老師寫在黑板上。從那天起，我作業本上陸續被老師打了個小紅×，後面添上個豐字，再後來，這個彪字徹底消失了，再沒人叫我小彪了。那天，我回到家挖空了日曆牌上的那張令我討厭的臉，第二年終於換了新日曆牌，上邊印的是京劇《紅燈記》的劇照。
三、家裏買了收音機
七十年代，人們的生活水平處於低收入低消費階段，象我父親這種月收入79元的算高工資了，加上母親的49元，已令院裏人羨慕的不得了，可五個孩子的吃喝穿戴以及學費，使這一百多元的收入顯得蒼白無力，加之郊區鄉下父親的幾個哥哥月月輪番進城辦事，看病，小住，使得父親不得不常年借債。鄉下的親戚是萬不能怠慢的，因為奶奶住在他們那裏，得罪了他們也就惹惱了奶奶，父親是個孝子，這種事是不會做的；因此，應籌各種親戚成了父親的又一項主要“工作”。那時的鄉下人可不象現在這麼財大氣粗，城裏的一切都是他們的理想，有個象父親這樣的有“官兒”帽的親戚，簡直就是“萬事通”，來辦事的，我們家是免費旅店吃住全包；來看病的，我們家是住院部，白天治療晚上回來，非住醫院不可的，父親或姐姐早晚得送飯，交藥費時，陪同病人的親屬會直接找到我父親單位……父親從不說是借錢，而是說：等一會兒。那時父親簡直就是辦事主管、主治大夫、財務部長，沒人相信他會去向人借錢，一百多元的收入在那些人眼裏是天文數字，是永遠也花不完的，留着有什麼用呢？後來，奶奶去逝了，這種情形便漸漸消失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沒人再進城來看我們了，父親也極少再到鄉下，父親攜全家開始了漫長的還債旅途，直到八十年代中葉我們姊妹全都工作了，家裏才抖凈了一身債務。如今的鄉下親戚再也不會羨慕那幾個工資，相繼都富了起來，偶爾有人進城辦事路過我家，也是飯不吃水不喝，提的禮讓我們乍舌，看到我們家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不免流露出一絲嘲笑，父親仍是那麼熱情，但愈熱情人家就愈急着走，似乎後悔不該來。*的政策是五十年一百年不變，而父親對鄉下人的態度也是一輩子不變，他生在農村長在農村，鄉下的親戚富裕了也是他的願望實現了，不管人家怎麼想，他是絕不向那些他曾幫助過的親戚開口要什麼的，別人的終歸是別人的。
想想那些年，生活不富裕，生活內容也單調乏味，美好的理想如畫餅充饑，能吃到半個看着一個就足矣，尚或有一點點新生事物出現，就覺得充實極了，比如我上小學二年級那年，家裏買了“台”半導體，在那個年代，這無疑是普通人家裏的奢侈品，雖說它長不過20厘米、寬不過10厘米，厚不足4厘米，但擺在家裏的半截柜上顯得十分耀眼，簡直就是“大件”。記得那天下午放學，我一進門就發現了桌上擺着一隻嶄新的半導體收音機，我不敢確定那是真的、借的還是自家的，父親高興地問我：“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怎麼能不知道？在商店裏我在它面前常常不忍離去，對它的奢望、猜想太多太多了，我激動地問父親：“咱家的？”父親笑着點點頭，我立刻衝過去拿起它，又怕丟到地上摔壞，便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說明書找開關，終於它被我弄響了，調出少兒節目，播放的是一首兒童歌曲：
小蜜蜂，嗡嗡叫嗡嗡叫，
紅小兵學農到近郊
……
時間太久了，我只記得這幾句歌詞。自從有了收音機我便早晚圍着它轉，爬牆上樹少了，也沒空兒和別的男孩打架了，最迷我的是小說連續廣播節目，我從不錯過收聽時間，早上沒聽上等中午回來聽，中午沒聽全晚上補聽，什麼《礦山風雲》、《新來的小石柱》《向陽院的故事》、《海島女民兵》、《艷陽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等等，從少兒作品到**作品，從中國小說到世界名著，半導體伴隨我漸漸長大。在七十年代，有幾部小說給我印象極深，從《新來的小石柱》中，我知道了“錦標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體育事業就是要大家集體都能完成1080°轉體，絕不能象陳超那樣標新立異搞個人動做，要提防階級敵人借贈蒼鷹圖腐蝕我們；從《向陽院的故事》中我懂得了愛勞動就是放了學去工地上幫工人扒沙漿，絕不能用自刻的小石猴去賣錢搞資本主義；從《艷陽天》中我認識了勞動人民高大全的形象，秋後分紅就是資本主義抬頭……，那時候我腦子裏裝滿了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無時不在無孔不入，要時時刻刻提高警惕；由於警惕性過高，我和幾個愛聽小說的同學把學校門前小賣部里的獨腿老頭當階級敵人監視了起來，我們懷疑他與《海島女民兵》中的台灣特務劉阿泰有關，尤其是那條假腿，我們懷疑裏面也裝了發報機，有個同學尾隨他進了廁所，看見他解下假腿，便認為是要發報硬要檢查，結果被老頭兒罵了出來：“滾*蛋！老子這是抗美援朝炸掉的。”但是，我們仍不放鬆警惕性，經常把發現的“敵情”報告老師或家長。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不再親近那部半導體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各家相繼買了黑白電視，有聲有像的小屏幕替代了它，至少我通過電視屏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部半導體只有父親常擺弄它，再後來它摔了幾次，最後終於壞了，陳積厚土無人問津，我上高中的時候收破爛的把它收走了。
四、紅色向陽院
當那隻半導體還“年輕”的時候，一部《向陽院的故事》幾乎吸引了所有小學生甚至中學生乃至家長們，從臨近暑假一直播到放暑假后不久，剛剛放假的孩子們象脫韁的野馬到處亂竄，而有一部分孩子便受了故事的影響四處尋找工地扒沙漿，結果上門告狀的工人滿臉怒氣，因為施工用的水泥中被摻進了粗粒砂子；不久，同名電影《向陽院的故事》上映了，找砂漿的孩子有增無減，工地的人便告到了街道辦，為了使孩子們不再盲目地模仿故事，街道辦便決定成立向陽院，新生事物產生了，街道辦為百十多個大院統一編了號，一個個向陽院便誕生了。孩子們的熱情有了歸處，不再去找那從未見過的沙漿，而是比賽看誰起得早來打掃大院的衛生，孩子們大清早五點多就拿了笤帚搶着掃院子，一時間塵土飛揚笑聲震天，那段時間裏，我愛睡懶覺的毛病被糾正過來。向陽院的成立的確給大人們幫了不少忙，孩子們變勤快了，聽話了，也團結了，不再往外跑，到處可見向陽院精神，只要有人去院外的垃圾台倒垃圾，便會有紅小兵過來幫忙，漸漸地向*神升華為雷鋒精神。
程家也委派二女兒程雯出面參加向陽院活動，她的手裏總拿着把笤帚，喊聲也比別人大的多，大孩子不聽她的指揮，她便組織一幫比她小的孩子掃地，最後總是把一點點垃圾集中在她家門前並攬進她家的垃圾筐，然後再由她指揮着幾個孩子輪換着抬上往垃圾台走去。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孩子們照例打掃大院，程雯又召集了那些小孩子在她家門前，就見她媽出出進進好幾趟往筐里倒東西，地還沒掃完筐里已經裝得滿滿的，該倒垃圾了，小孩子們一鬨而散，程雯手拿笤帚喊着：“還沒倒呢！”孩子們說：“太重了，我們抬不動”。程雯望着垃圾筐發獃了；從那以後，小孩子們加入了大隊人馬，沒人再聽她使喚。
暑假快結束了，也入秋了，一連下了兩天雨，雨後的院子光光的不用掃，又過了幾天，開學了，孩子們沒有精力再顧向陽院的事，漸漸的冬天到了，向陽院的事已被人們淡忘了，下了一場大雪，院子裏各家只掃門前雪。
五、被迫停課
我上小學時的第一班主任，是一位從農村考進師專畢業後分到我們學校的，接任我們班時她已入而立之年，並且是兩個男孩的母親；不知她從哪裏得知，我是家中最小並且是唯一的男孩，她經常在別的老師面前突然抓住瘋跑的我對人家說：“看，家裏四個姐就這一個寶貝*”。起初我不以為然，後來次數多了我便頗為反感，我從她的口氣中感覺到了羨慕的意味，又從她的表情里讀到了一絲仇視，於是每當下課時，我一看見她和哪個女老師在閑聊，便總是有意避開，以免她再重複那句話。因此，我好幾次拒絕當班長，因為當了班長就得經常到校辦公室，幾十個教師都集中在那個大房子裏改作業，難保她不會挨個兒給人家宣佈我在家的“地位”，為此我也許深深地得罪了她。
一天下午，三年級臨時通知不上課，但我因為是校文藝隊的要排節目仍然到校，由於到的太早，便在操場邊的沙坑處玩起來，我學着體育班的同學的樣子練跳遠，口袋裏用來做毽子的幾枚“麻錢”掉了出來，正要撿起來，班主任四歲的大兒子李季跑過來喊到：“那是我的，給我！”我早就聽同學說他這個兒子愛搶班裏同學的東西，要是不給他就會跑到他媽那兒大哭大鬧，可我天生犟得出奇，裝起麻錢往排節目的會議室走，他便一**坐在地下，面對着沙坑北面二十米處他家的住處大喊：“媽，他不給我！”我沒理他，徑直走了。
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那孩子那時如果好好向我索要，我也許會把所有麻錢都給他，可他那種蠻橫的態度是我無法接受的；但如果他媽第二天上午放學也象留別人那樣叫住我，然後對我說：“把你的麻錢給我們小季幾個吧，你是哥哥嘛！”我會毫不猶豫地送給她，可我絕對不會主動送給他，正如我從不在學雷鋒日舉手同意到班主任家發揚雷鋒精神，什麼買煤呀、買糧呀、刷房呀等等，而舉手的大都是考試不愛及格的。現在想來這是我做人的缺陷，也許我會幫一個拉着滿車重物的老人推車上坡，但絕不會臨過年跑到領導家幫忙刷房子。人與人相處，本應是相互幫助的，但那種看人行事的幫法未免讓人賤看；比如單位開大會，我看見小劉滿頭大汗地抱着一尺多高的文件袋掉下來，那位女領導竟擦肩而去不理會，幫小劉的是同樣也抱着文件的小張，一位是空手而過不予理會，一位是放下手裏的幫別人，於是我從後面急趕過去幫這二位，我更加堅信官幫官，民幫民是條真理。
麻錢的事我一夜間早忘光了，怎麼也不會想到它暗藏着禍事。第二天一上早自習，我就被班主任叫走了，我隨她來到她家，這實際上是學校的宿舍，屋子很小，一張辦公桌緊挨着窗下擠着，一張木板雙人床緊靠牆拐角，空地上僅夠兩個人站着，那張床上坐着個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我的班主任表情極為嚴肅地給我介紹：“這是小季他爸，興慶小學的體育老師。”我很有禮貌地問候了他，他沒有理我，而是把頭扭向身後問：“小季，肚子還疼嗎？”我這才發現昏暗的屋裏還有一個人，她的大兒子小季坐在被窩裏，小季把目光遞向他媽答到：“疼。”班主任便開始了正式審問：“昨天下午到校了？”我回答：“到了，文藝隊排節目。”她又問：“你見我們小季沒有？”我回答：“見了，在沙坑那兒，他還搶我的麻錢呢！”她的口氣變得很硬：“你是不是踢了他幾腳才走的？”我楞住了：“我連碰都沒碰他一下。”她突然狂叫到：“踢了還不承認！我們小季昨晚肚子疼了一夜。”我被這突如奇來的誣陷激怒了：“我從不和小小孩玩，也從不欺負小孩！”她丈夫口氣倒是稍軟：“小孩子是不會撤謊的。”我爭辯着：“我也是小孩，我也從不撤謊！”班主任仍很激動：“踢了就踢了，別不敢承認！”我反駁：“你讓我承認我沒做的事才是撤謊呢！”她氣得直發抖：“你小小年紀就這麼凶？！”我正顏厲色：“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她有點不知所措：“這是你爸教你的吧？”我仍不改顏色：“反正不是你教的，我爸從不教我撤謊！”她有點失去理智，一小撮頭髮垂到唇角被嘴角的白沫粘住，她氣急敗壞地說：“你別嘴硬，我有人證！”她掀開帘子叫回他的小兒子：“你說，是誰踢你哥了？”那連路也走不穩的小男孩膽怯地望着我發愣，他*問着：“是不是他？”她用手指着我，那孩子卻看着他媽吞吞吐吐地答道：“是。”我頓覺天昏地暗，簡直不敢相信她是我的老師，是我的班主任，是把我迎進學校的啟蒙老師……我突然清醒過來，問那個小男孩：“你啥時候回來的？”他回答：“今天早上我爸帶我回來的。”班主任見我問出了破綻，忙狡辯：“他爸昨晚帶他走的，今早又回來了！”我立刻道：“那咱找傳達室趙伯作證！”她有點糊塗：“趙伯作什麼證？”我提醒她：“你愛人這幾天回來沒有趙伯肯定知道，他得開小鐵門。”她泄氣了，語氣變得那麼勉強：“反正我們小季肚子疼是事實。”我毫不勢弱：“疼不疼他自己清楚，反正我沒踢他！”她的口氣不再那麼強硬：“你承認了就去上課。”我說：“我不承認也要上課！”她看我這麼硬氣，便威協我：“你不承認就別想上課！”我的態度仍不改：“我寧肯不上課也不會承認！”我毫不猶豫的掀開帘子走出去，臉上掛滿了委屈的淚水，但還是徑直往教室走，我要是主動停課就等於承認了她的謊言，第一節是美術課，預備鈴剛打過，我剛坐下，她跟了進來，對我喝道：“你出去！”美術老師也是個女的，姓徐，徐老師一向認為我是個好學生，並且我是班裏的美術課代表，她扶了一下高度近視鏡對班主任說：“惠賢，有啥事下了課再說，讓娃先上課吧？”班主任仍不改態度：“不行！讓他出去！”我鼓足了勇氣站起來高喊：“我沒踢你兒子就是沒踢！到死也不會承認！”說完便收拾起書包，走出了教室。我來到空曠的操場上，在足球場邊的一棵大槐樹下坐下來，書包扔在一邊，這一坐就是一節課。下課鈴響了，我撿起書包躲到了體育室後面，第二節課的鈴聲又響了，我想回班裏上課，可看見她把在教室門口，分明是在堵我，我又回到了操場。剩下兩節課全是她的，我便拎着書包滿校園亂轉，直轉到放學跟着別的班走出校門；下午，她照舊在上課前把在教室門口，於是，我徹底死了再進課堂的心，從此，我遠離教室，獨自在操場一角“自學”起來，為的是回家后不被父母察覺，尤其是數學和語文這兩門主課，一天自學一課一章，回家后自己佈置作業即課後練習，我就這樣在學校的操場上度過了近兩個星期的時光，直到有一天李主任（校長）撞上了我，他態度和藹地走近我：“小同學，你怎麼不上課？”我手裏捧着書頭也不抬地答：“我們老師病了，不上課。”他接着問：“你是哪一班的。”我抬頭髮現是校長，便站起來回答：“三年級五班的。”他非常肯定地說：“剛才我還看見她在課堂上，你怎麼說她病了？”我知道瞞不住了，眼淚流了出來，委屈地說：“她不許我上課。”李校長問：“為什麼？”我簡單地回答：“她誣陷我，非說我踢了她兒子。”他略帶沉思：“噢，那你到底踢沒踢？”我堅定地回答：“沒踢！她停我一輩子課我也不承認！”校長輕輕點點頭說：“你先去上課吧，回頭我找你老師。”我說：“她把着教室門，每節課都不讓我進。”校長的臉色突然變得有點可怕，嚴肅地對我說：“你跟上我，我送你回教室。”我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正在講語文課，她看我跟在校長身後，似乎明白什麼，用書擋住臉，繼續講，校長也沒有說話，看到我回到座位便走開了。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趕過我，快要期中考試了，我的心裏一點也不慌，因為我在操場“自學”的進度已遠遠超過了班裏的進度，為此我暗自得意，甚至有點感謝停課，從而也嘗到了自學的甜頭。
我剛剛恢復上課不久，便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上，本該是班主任的課，出現在講台上的卻是臨班的秦老師，她告訴我們：“你們老師住院了，病的很重，是偏癱，可能這學期都上不了課了。”於是，班裏象炸了窩似的亂作一團，秦老師收拾不住局面便走了，班幹部們聚到一起研究該怎麼辦，首先由那個考試從來都不及格的班長提出次日集體去醫院看老師，這是他的特殊“嗜好”，這是個身材矮小瘦弱的農民子弟，突出特點是頭小、口齒不清，因家裏常派他給班主任送些雞蛋、蔬菜等農副產品，不久他便當了班長。我們這所學校就建在他們村裡，這裏是城鄉交界處，學校里的學生多半是農村娃，附近的居民為了圖近便把孩子送到這所小學讀書，在這所學校里，農村孩子是頗受優待的。小頭班長一號召，首先響應的是農村娃，於是班裏出現了半停課狀態，到校上課的不到一半人，那時正鬧黃帥和張鐵生“運動”，出現那種情況不足為奇。
後來，聽說班主任出院了，住在她丈夫那兒，去看望的人有增無減，因為那兒離興慶公園特別近，許多同學的真正目的是到興慶公園划船。一天晚上，父親問我：“你不去看你老師嗎？”我說：“還要上課呢。”父親語氣溫和地說：“你還記仇嗎？”我佯裝無事：“有什麼仇可記的？！”父親說：“你麗霞姐都告訴我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麗霞表姐是我們學校的副校長，她最近才從外地學習回來，想必是李校長告訴了她所發生的事，而她又告訴了父親。從父親的口氣和表情里，我斷定他是完全信任我的，經過短暫的思想鬥爭后，我終於同意了父親的建議：“我沒那麼小氣，明天就去看她。”父親讚許地點點頭：“給，這是伍塊錢，你找個同學一起去，路上買點東西”。
第二天，我約了張叔安同往，路上買了一斤蛋糕和兩袋桔子粉，步行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了興慶小學，當我出現在班主任面前時，她望着我愣了半天，幾乎不敢相信，突然她拖着半癱的身子從床上掙扎着下了地，眼睛潮濕地對我說：“這麼遠的，叫你們都別來了，快進來，坐幾路車？怎麼找到的？”我把東西放在桌上說：“邊走邊玩邊問就找到了。”她激動地拉住我的手，眼淚終於奪眶而出，看情況不象有的同學說的那麼嚴重，氣色也不錯。坐了一會兒，我們提出要走，她不同意，一邊擦着小案板一邊挽留我們：“你們第一次來，別急着走，先去參觀一下人家的校園，待會兒我給你們做飯。”我仍堅持要走：“下午還要上課呢。”她非常親昵地笑着責備我：“看你這記性，今天是周三，下午學校政治學習，去玩吧，史小泉和蔣建梅也來了，他們在操場上，今天‘興小’在外校開運動會，你們隨便轉吧。”史小泉，便是那位小頭班長，這個發育不良的農村孩子平常總不願接近我，他對我並無敵意，而是從他的眼神里我感覺到一種自卑的神情。在操場找到他們，我主動打了招乎，他顯得較激動，臉上增添了幾分得意。顯然，他對這裏的環境頗熟悉，好些天不見他去上課，想必都是到這兒來了。小頭班長領着我們上了教學樓，到了三層時，我們腹視着看到了對面平房裏正在做飯的班主任，我高呼着：“王老師，我看到你了！”她從窗口伸出手向我揮了揮，突然間，我的喉嚨哽住了，不知為什麼眼淚湧出來，看着她拖着病體在給我們做飯，而伸出頭看我時那種飽含溫情但又蒼白無力的笑容，我完全忘記（至少暫時）了和她對質的那一幕，自從那件事之後，我這是第一次又叫她老師。
在班主任家吃飯已是下午兩點多，臨走時她堅持要送我們出校門，並建議我們去公園玩一會兒：“公園裏新添了電動馬，比革命公園的多，還會前後搖。”說著掏出伍元錢塞到我手裏：“你領大家去，剩下的坐車。”我推辭了好久，終於還是收下了。她目送我們走出好遠，回過頭，她仍站在那兒，轉彎了，我仍覺得她在那兒望着我們，至少是望着我。
那學期直到結束，都沒見班主任的身影，直到新學期開學，班裏有了新的班主任，也是女的，她告訴我們班主任病癒加重了，需要長期休養，直到我小學臨畢業前夕，我才偶爾在學校見到王老師，她身子向右邊斜着，橫跨着一步一步吃力地上台階。腋下夾着教案薄，右手倦在胸前，原班的同學看見了總要跑過去攙扶她到辦公室。有一回，她被幾個女同學攙着和我打了個照面，我寒喧問候，她笑着問：“快畢業了？”我點點頭，我發現她的頭髮中添了幾縷銀絲，蒼老了許多，笑容更加無力了，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這就是我的啟蒙老師，教了我近三年的班主任，在她教我期間，我從未考過99分，通知書上總是“滿篇”滿分，即使我被停課那學期，仍是那樣。
三十年多過去了，我腦海里鎖得最牢的仍是我小學的啟蒙老師，無論她曾給我幼小的心靈留下過什麼樣的創傷，我都無法使自己以恨的感情提起她。難忘，是因為停課一事，而想起她，又是紛繁複雜的情感所趨動。如今，已入不惑之年的我似乎漸漸懂得撫養子女的艱辛，懂得了什麼叫生活所迫，為此，我多麼想再見她一面呵！對她吐述我當時的實際家境，我想告訴她當時我若違心地承認了，我的父母就得去四處借錢給她兒子看病。誠然，她在那種艱辛中撫育兩個孩子也確實不易，一對只有30多元收入的教師夫婦，碰上那麼個先天不足的孩子簡直就是墜入了災難的深淵！到現在，我諒解了他們的錯舉，可我的啟蒙老師她如今又在哪呢？
往事會成為歷史，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可對於我那段無足輕重的歷史，我卻想說：忘卻不幸便是一種幸運……
六、那年冬天
的確，忘卻歷史就是背叛。在我的記憶當中，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冬天，那是給我幼小心靈造成無法醫治的創傷的刻骨銘心的一幕，也正是由於那件事的發生，我身上潛在的叛逆性格才逐漸的顯現出來。
那是個乾冷的冬季，學校放寒假，我的所有作業早已寫完，就盼着過年了，我和院子幾個頑皮男孩整天在院裏院外瘋玩。那天，一整日天上都佈滿厚厚的陰雲，彷彿就要下雪了，快到天黑時，來了兩位媽媽單位的阿姨，她們讓我把媽媽的被褥收拾好，然後用自行車帶走了，臨走告訴我：“你媽媽進學習班了，晚上到核算店給你媽送飯來！”我立刻警覺起來，因為爸爸不在家，到幹校學習去了，只要爸爸去幹校，家裏准要出點事，可我又拿不準是什麼事，我到對門的薛姨家問個究竟，她和媽媽是一個單位的，薛姨悄悄告訴我：“有人告你媽貪污！”我象雷辟了似的回到家裏，怎麼也不會相信這是真的，媽媽平時對我們姊妹的教育一幕幕很快地閃現在我眼前，給我記憶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媽媽讓正在跳皮筋的四姐去打醬油，當四姐拿回醬油時，手裏卻還纂着媽媽給的那一角錢，媽媽問她緣故，四姐說忘了給錢，我知道，四姐是急着回來玩才匆忙間弄差了，不然也不會把錢還纂在手上，媽媽立刻起身，領着四姐去了小賣部，我也隨後跟着，媽媽讓四姐把錢給了售貨員，並給人家解釋着，售貨員是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她笑着對媽媽說：“這不怪孩子，是剛才買東西的人太多，我疏忽了，有你這樣的媽媽，這孩子是不會學壞的，你的脾氣可真好，我得好好學學你！”事後，那位售貨員見到我們姊妹來買東西，總會對別人說：“他媽媽可會教育孩子了，不打也不罵，錯了及時改，真有耐心！”我們總以此為豪，可現在竟然有人說媽媽貪污，我絕不相信！一定是誣陷。到了該吃飯的時候，我沒有開燈，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坐着想着此事，隔壁李媽家的大兒子來了，他長我十多歲，他進屋拉開燈，把一碗白面和高粱面兩攪做的餃子放在桌上說：“先吃飯，吃完再去給你媽送點。”我只是茫然地搖着頭，我們家姊妹有個習慣，不論是誰送來的東西，大人不發話，誰也不能動，我獃獃地望着冒着熱氣的餃子發愣，大哥見我不肯吃，便回去了，不久，李媽來了，她陰着臉對我說：“兒子，別信他們的，你媽是啥人李媽知道，聽媽的話，先吃，吃完去給你媽送飯。”三姐從劇團回來了，我這才想起是周末，我把事情經過簡單地告訴了三姐，三姐氣憤地說：“咱媽才不會呢！他們又趁爸不在欺負咱家。”李媽點着頭說：“娃呀，算你媽沒白疼你，快跟弟弟吃飯，吃完給你媽送飯去。”說完便急匆匆地又回去了，我看着三姐：“媽不在，咱能吃嗎？”三姐果斷地說：“不要緊，李媽家送的，可以吃！”這時，只聽見李媽的聲音：“娃呀，這就對了！”只見她又端了一碗過來，我和三姐狼吞虎咽地吃起來，大哥又來了，拿着一個舊的手提飯盒說：“再加件衣服，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送去就回來，問啥都別說。”我們點着頭，胡亂加了件衣服，便出門邁入風雪中。
我帶着三姐冒着鵝毛大雪來到了核算店，門口有兩個穿着蘭色棉大衣的男青年，看見他們背着槍三搖四晃的樣子，我知道是從街道辦借調的民兵，他們見是兩個小孩來給媽媽送飯，便不斷地盤問着，見問不到什麼，其中一個老鼠眼的瘦子淫邪地看着三姐問：“你是彭素蘭那個學唱戲的三女兒？”我衝到了三姐的前面：“你管呢！”他的眼睛仍不離三姐，流里流氣地說：“要見你媽可以，得搜身！”三姐立刻哭了，拉着我就往回走，只聽後面飄來老鼠眼的話：“確實漂亮！真是絕色！”我們又頂着風雪回到了家裏，三姐一路一直哭着，回到家裏，李媽和大哥已經在門前等了好久，見三姐哭了，便問了原因，聽完立刻怒氣衝天：“狗日的，不想活了！”李媽也氣憤到了極點：“這還有沒有王法？！老大，你陪娃去，他要敢再搔情就美美地收拾他，媽現在就去派出所找黑黑，別怕！只是別用功夫傷人。”說完氣哼哼地消失在風雪交加的夜幕中。
我們被大哥領着又一次來到核算店門前，還是那倆看門，老鼠眼一看有大人帶着來，起初還不服：“喲，領人了，咋，想打架？”大哥怒目圓睜：“放規矩點！”說著抓起門前靠的一把杴，平放在腿上兩手一用力，嘎巴一聲粗壯的木把被折成兩節，他倆嚇傻了，連我都看呆了，我只知道大哥會功夫，沒想到這麼出奇，我立刻指着老鼠眼說：“就是他要搜身的！”他早就被大哥的舉動嚇的不知所措：“鬧着玩玩。”大哥罵到：“回去和你妹子玩去！”拉着我們直闖進去，走進核算店大院，藉著拐角辦公室射出的微弱燈光和屋頂薄薄的積雪的反光，我看見了媽媽那弱小的身影，她那因操勞過度而過早浸白的頭髮與雪光相映着，她低着頭，嘴裏喃喃地念叨着什麼，我們三人走到媽媽面前，我問：“媽，你幹啥呢？”媽媽認真地低着頭小聲地說：“背*語錄，要三千遍。”大哥問：“姨，他們打你沒有？”媽媽仍不看我們，搖搖頭，接着背。大哥走進一間亮着燈的辦公室，不久，那個我非常反感的禿子主任氣哼哼地到門口去了，幾分鐘后換了付嘴臉回來了，對我和三姐說：“先讓你媽吃飯，今天的學習結束了。”大哥出來了，禿子拍拍大哥的肩膀：“小夥子，你放心，我們這是辦學習班，你姨過兩天就回去。”大哥也稍微改變了態度：“有你們這樣學習的嗎，這是體罰，恐怕不符合黨的政策吧？”禿子連忙點頭到：“是工作人員不懂，方法不對，不會再發生了。”大哥帶着威脅的語氣說：“我姨的一日三餐我們自己做，我一天來三趟，你看着辦？！”禿子的腰彎的更厲害了：“放心，放心。”我們看着媽媽把餃子吃完，把帶去的衣服給媽媽加上，然後跟着大哥回到了家，李媽在門前不知站了多久，見我們回來，先問大哥：“你姨吃了沒有？”大哥點點頭，李媽和大哥陪我們二人回到屋裏，爐子已經烘了好久，屋裏暖暖的，李媽家的姊妹五個都過來了，二芹姐氣憤地對李媽說：“剛才我在廁所聽見程家的老二跟人說我姨是貪污犯。”李媽滿臉怒氣地說：“你咋不吐到她臉上？！娃們呀，你們聽媽說，是人是鬼你們可一定要分清啊，你姨要是會貪污，六個娃也不會經常挨餓滿身補丁，這是人家欺負咱！”然後有指着她的五個孩子：“你們幾個聽着，我再聽見你們誰胡說八道，當心撕爛你們的嘴！”大家都認真地點着頭，然後命令着她的孩子們：“大芹，你陪女子睡裏屋；小成，你跟小的睡外屋，有啥風吹草動立刻叫你大哥和我，你叔不回來這個家就由我做主。”那一夜，我們幾個都沒睡好，先是說媽媽的事，彼此商量着怎樣輪流去給媽媽送飯，我和小成猜測着媽媽會怎樣，小成安慰我：“別怕，有大哥在，他們就不敢咋地。”
事隔三十多年，媽媽那夜在風雪中背誦“毛選”，象一幅黑白木刻般經常在我腦海閃現，雖然媽媽很快就得到了平反，但它給我幼小的心靈那巨大的撞擊造成了難以痊癒的創傷，我一想起那一幕，心裏就流血，媽媽啊，你那般柔弱嬌小，怎能敵得住時代巨浪的一次又一次衝擊？是什麼力量支撐着你，讓你在父親含冤的二十多個春秋里對父親仍那般執著？你以沉默戰勝了多少對父親的迫害，你為父親又遭受了多少牽連，但你的堅強從始而終，你如桃花般美麗，燦然一現，便匆匆掩埋了自己的青春；你又如小草一般，不管風吹雨打，始終都依偎在父親這棵大樹下，和父親一起護衛著兒女們。媽媽啊，如果說父親是我們愛的河床，你便是我們愛的源泉，愛的源泉若干涸了，愛就不存在了，沒有了媽媽，就不會再有家。那年冬天，是我真正成長的開始。
七、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我小學快畢業時，“*”已接近尾聲，我們這一代人雖未自始至終地經歷*，但思想中注入的*的紅色血液卻誤導着我們整個童年時期的行為。每年紀念*“勝利”前夕，各個學校都要趕排節目，我是校文藝隊成員，每到那個時候幾乎天天不上課，整天泡在學校的大會議室，練舞蹈、練合唱，內容很革命，演出道具總離不了紅色，而合唱總有一首必唱歌曲《無產階級*就是好》，歌詞已記不全了，只記得其中反覆出現着：就是好呀就是好，嘿！就是好……究竟有多少個“就是好”已記不清，到底好在哪裏我到現在也沒弄明白，也許是好在黃帥的反師道尊嚴，上課學生可以隨便站起來和老師進行政治辯論；也許是好在張鐵生帶頭交白卷，從而給學生們樹立了學不學照樣革命的榜樣。老師教不教，學生學不學都不重要，關鍵是大家都要有政治覺悟和革命性，學校的那排平房的牆上用紅漆寫着巨大的一排字：政治思想挂帥，階級鬥爭為綱。我們並不懂得這些字的含義，只知道那就是路線、方針，是革命的指南。我們剛入學時背誦“老三篇”，後來又拚命地背《論十大關係》，而到了現在一篇也背不出，一條也想不起。一九七五年，我們的政治課堂上，老師講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儘管老師拿着報紙整整讀了一節課，但誰也沒弄明白什麼是右傾翻案風，只了解到中央有個叫*的是**，他的罪行是什麼我們聽不懂，臨放學了同學們還是談不出體會，老師仍在等着有同學能發言，大家面面相覷狗屁不通，下課鈴響了好久，還是沒人發言。我情急之中匆忙寫了幾行打油詩，然後舉手站起高聲朗頌：
*，大壞蛋
痴心妄想要翻案
我們紅色接班人
定要和他對着干！
全班掌聲雷動，老師激動地走到我面前說：“你的政治覺悟真高！你把它認認真真抄一遍，我要交到校革委會。”放學回家的路上，許多同學簇擁着我說：“你真行！要不現在咱們還走不了。”我得意地說：“我餓得撐不住了。”大家放聲大笑着往回走。不久，學校里便颳起了紅色兒歌風，我寫的那首竟然是導火索，下課後總有同學在我背後指指點點，目光中充滿了羨慕，鬧了好一陣子之後。放寒假了，人們漸漸忘了此事。
第二年，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一天早晨，天地昏暗並有些發紅，我急急忙忙往院外的廁所跑，突然聽到遠處空中飄來沉悶的哀樂，我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爬起來側耳細聽，是東邊一家大廠里的喇叭在響：
偉大的**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同志與世長辭……。
我忘記了撒尿，拚命奔跑回家，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父親，正在做早飯的父親表情嚴肅地說：“沒聽清楚可不敢亂說！”他連忙打開收音機，聽了有足足五分鐘，終於表情麻木地坐下來不再干別的，過了一會兒，他很有把握地對我說：“你們今天可能要停課。”我胡亂吃了點東西便一路小跑地到了學校，教室里、操場上學生們到處亂跑象沒王的蜂，幾乎見不到一個老師，直到第二節課鈴聲響了，廣播裏才喊着要求同學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表姐表情極為嚴肅地來到我們班上，她對大家說：“同學們，你們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大事？你們是高年級的學生了，應該懂事了，這時候你們還有心思打鬧？！你們知道周總理的去逝是國家多大的損失嗎？”她哽咽着說不下去了。*，這個名字我並不陌生，父親經常對我講：“我們國家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懂好幾國語言，在國際上聲名顯赫，他是*的好幫手，是我們國家的總理，叫*。”尤其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父親提起周總理的次數很多，他給我講了周總理和老百姓同乘公共汽車的故事，講了周總理回延安群眾自動組成保護人牆的故事……從那時起我真正理解了平易近人四個字的含義，並認為這四個字是專為總理創造的。
表姐的話深深地剌痛了我的心，在我腦海里剛剛樹立起的偉大形象竟成了永恆的雕像，一種痛失老人的情感油升，精神早熟的我已經初步懂得感情的釋放應該用於何處，真情的表達應該如何宣洩，我爬在課桌上放聲痛哭，在我的帶動下，全班同學都放聲嚎啕，哭聲從教室飄了出去，響徹在空中，由西向東，由二樓向一樓、三樓傳播着，不久，整個教學樓哭聲震天，我至今仍堅信“痛哭運動”是由我發起的，可全國第一個為總理哭泣的人是誰？是*嗎？是*嗎？哭聲能起到什麼作用？能代表什麼？蒼天哀泣，大地悲鳴，能挽留住偉人的生命嗎？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每當電視中偶然播放紀錄片有周總理的身影，我仍忍不住淚欲奪眶，我想作為新時代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為這樣的偉人永久哭泣，為他哭泣，就是為中國曾遭受的不幸的控訴……。
那年清明節剛過，北京傳來特大新聞，廣播裏說有一批“壞人”跳了出來在**廣場搞**活動，他們的“借口”是悼念周總理。我弄不明白，壞人也會悼念周總理？悼念周總理也能當借口？這時的宣傳機構又提起了右傾翻案風和*，廣播裏不斷回放着：
“……一個剃*頭的傢伙瘋狂地叫喊着：打死他！打死他！……”
在學校、家裏以及街頭巷尾，到處都在議論着“****事件”，廣播裏不時地高聲朗頌着一首“**”詩抄：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記得新聞機構曾為此詩的最後一句進行大肆討論，反覆挖掘其惡毒的**動機之內含。我們是一群跟隨時代潮流瞎嚷嚷的小麻雀，是整天講政治又根本不懂政治的盲從者，我們在紅色宣傳中漂染，在政治運動中成長，一切緊跟黨中央，廣播裏宣佈什麼，什麼就絕對的正確，在我腦子裏曾有過這樣一個疑問：這個*，先是和*一起挨批，後來又搞右傾翻案，*中又參與**活動，這麼壞的人被批來批去還在中央，一槍斃了不就完了？！這就是那個時代所造就的我們這一代人絕對化的偏激思想，總認為好的就應該喊萬歲、呼口號，壞的就應該槍斃，這就是我們堅定的階級立場，是擺正革命與**的大是大非的思想立場的信念，誰要是**就徹底打倒誰，就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八、學校來了工宣隊
*發生后不久，社會上出現了傳抄“**詩抄”的可怕現象，小學校里也變得不安份起來，不知是出於好奇心呢還是逆反心理，這種“反動”行為在學生中間也有苗頭，它不亞於傳抄“黃色”手抄本《少女之心》的程度，為此，新生的革命力量誕生了，學校里進駐了工宣隊，它是由附近麵粉廠的幾位地道的無產階級及工人階級的代表組成的，隨後又派進了荷槍實彈的民兵小分隊，據說這些人都是武鬥時的“幹將”，他們是專門來對亂說亂動的學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宣隊的成員都是些苦大仇深的貧農出身的工人，尤其是那個姓肖的又低又矮的禿頂主任，是掃文盲時識的字，總在全校大會上念錯別字，這一點說明了他是有着階級仇、民族恨的正宗無產階級，沒有文化在他身上體現出特殊的意義，並且那是他的政治資本。只是學生們弄不明白他的那個習慣性動做，他總是不分場合隨時隨地將手伸進自己的褲襠里抓癢，這種動做不知又體現着什麼？還有民兵小分隊的幾個壯漢的行為讓人費解，學生們經常看見有民兵在教室外撒尿，還有人故意將他那玩意兒在女學生面前抖動，嚇得女學生一見民兵解皮帶就轉身往教室跑。對於這些人，我一開始就沒什麼好印象，滿口髒話一臉兇相，象看犯人似的背着槍“保護”我們。一天，預備鈴剛打，我急忙從廁所跑出來，在教室門前被一個民兵用槍攔住：“為什麼才進教室？！”我硬性撥開他的槍：“我上廁所，你把槍對着我也算保護嗎？學生又不是犯人！”我走進了教室，他沒趣兒的離開了。可下了課我被莫名其妙地傳到了工宣隊辦公室，接受了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政治審訊”。
辦公室里坐着兩位工宣隊領導，一位是面帶微笑被老師們稱做老師的唐隊長，此人不笑不開口；另一位便是禿頂肖主任，只見肖某表情嚴肅地注視着我，象是發現了什麼敵情。姓唐的沉默不語，姓肖的等我站定，便忽地站起來擺出架勢，和我開始一問一答：
肖：“聽說你對民兵小分隊不滿？”
我：“我對個別人的行為不滿，請你換一種口氣說話，我不是階級敵人。”
肖：“你他媽的吃了豹子膽！敢訓我？！”
我：“獨有英雄驅虎豹！”
肖：“這是啥鬼話？”
我：“你放屁！你反動！這是*詩詞，你該挨槍斃！！”
肖口氣稍軟：“我本來會的，讓你氣忘了！”
我：“*的話兒記心間，你不會就說不會，*教導我們要老老實實做人”。
肖：“你為什麼說我們把學生當做犯人？”
我：“什麼你們我們，咱們是同一階級，我們是*的好學生，你們拿槍對着我們是錯誤的！”
肖：“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你們亂說亂動！”
我：“那是對待階級敵人的態度，我們是紅色接班人，你敢對我們實行專政居心何在？”
肖變得窮凶極惡：“你知道工宣隊的厲害嗎？”
我：“工宣隊是革命的，是幫助學生搞好學習的，不是來嚇唬學生的！”
肖：“你在攻擊*！”
我：“*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請拿出證據！請問，什麼是*？”
肖：“你連*都不懂，真是無知！”
我：“我看你也不懂，懂為啥不告訴我？”
肖：“我怕你弄懂了反得更厲害！”
我：“懂不懂我都不會反，不象某些人打着紅旗反紅旗！”
肖暴跳如雷：“你說誰？！”
我：“不會是你，*、張國燾，你沒那麼大本事！”
肖轉過頭問唐：“張國燾是誰？什麼時候揪出來的？”唐感到十分難堪：“老肖，都上課了，讓他走吧。”
肖仍不罷休：“他得交待罪行！”唐有點不耐煩：“小孩子家有什麼罪行？以後慢慢教育吧！”然後對我說：“你先去上課吧，以後別再胡說了。”辦公室前已擠滿了學生，窗台上爬的也是，看熱鬧的學生有的在替我幫腔：“人家沒亂講，你們小分隊的隨便打人。”同學們應和着，我有了強大的後盾，開始反駁唐：“我胡說什麼了？難道我們是階級敵人嗎？萬一槍走火了怎麼辦？我們沒有人身安全！”同學們齊聲應和：“就是的！”唐有些發怒：“那你說怎麼辦？上級的指示誰也不能違抗！”我毫不勢弱：“真正的壞人壞事你們怎麼不管？學校鍋爐房的煤丟了，中學生翻牆進來搶低年級同學的東西還打人你們怎麼不管？”這時一個敞着胸脯的民兵端着槍沖了進來：“哪個中學的？你得有證據！”我絲毫沒有被他手裏的槍嚇住：“你心虛什麼？八十八中初三．二班的，就是你弟弟！”門口有幾個同學異口同聲：“就是他弟弟！”他氣急敗壞：“小兔嵬子，你不想活了？！”說著便撲過來，唐隊長一拍桌子喝令他：“住手！你先出去。”上課鈴已打了很久，圍觀的同學卻不肯離去，有人帶頭抗議：“不許打人！”同學們都抗議起來，那位民兵在唐隊長的再次喝斥下擠出人群，唐轉過頭對我說：“你挑起了事端，看來你上不成課了。”同學們終於被他們的班主任叫回班裏，辦公室只剩下唐隊長、肖主任和我三個人，沒人再急欲開口，這時高年級的音樂老師劉漢經過這裏，突然走進來對我劈頭就訓：“不是通知過了嗎，這節課到會議室排舞蹈，你是領舞，同學們都等了半天了，你跑到這兒胡鬧什麼？”邊說邊拽着我往外走，並對唐說：“六．一快到了，排練很緊，沒他不行。”唐換了種表情，語重心長的對我說：“你還是校文藝隊的，要給同學們帶個好頭，我們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是個政治立場問題，你還小，在大是大非面前難免糊塗，去吧，好好排節目吧！”我被劉老師拽到了會議室，桌子被同學們挪到兩邊，果然跳葵花舞的同學都在這裏，他們有的坐在桌上，有的坐在地下，確實在等着我，有個低年級的女生跑過來悄悄告訴我：“你真了不起，為了你劉老師才臨時通知的，他說這叫集體營救。”我感激地把目光投向背對着我的劉老師，他似乎已經忘了剛才的事，指揮大家開始排練，一直到放學。臨走時，劉老師叫住了我：“你等會再走。”我說要回班裏拿書包，他走到會議室拐角拎起我的書包：“我早讓同學給你拿來了，走，老師送你出校門。”一路上，他沒說話，等出了校門，我發現那個被我惹惱的民兵站在不遠處的一棵樹下，他目露凶光地在搜尋着，我立刻反應過來，劉老師表情鎮靜地安慰我：“沒事，快回家吧！”說完便走向那個民兵和他打招呼，我回頭看見劉老師和那個民兵一塊進了學校，劉老師不時地拍着他的肩膀，我徹底放心了，大步流星地回家了。
第二天，我心有餘悸，忐忑不安地早早到了學校，校園裏靜悄悄的，幾乎無人走動，只有體育老師在大操場上跑步，我從窗戶翻進教室把書包放好，又急忙跳出來跑到操場上，跟在體育老師後面跑步，但心裏總怕那個強壯的民兵會突然出現，我儘力跟上老師，而他似乎有意識加快了步頻，我緊跟其後，記不清跑了有多少圈，直到他漸漸慢了下來，最後他在東邊的講台前停了下來，這時我已是滿頭大汗，他笑着對我說：“小同學，你跑的不錯！到體育班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後飛快地跑回教室，教室里同學們已基本全到了，早自習的鈴聲響了，我拿出語文課本大聲讀起來，越讀心裏越慌，民兵的影子總在腦海里晃來晃去，其他同學象得了傳染病，隨我一起高聲朗讀，最後簡直成了集體朗頌。這時，表姐出現在教室門口，她對我招招手示意我出去，我隨她來到校長辦公室，李主任（校長）和表姐坐對面，他見我們進來便起身說：“小彭，我到體育室去一下。”說完便走了，當我在校長辦公室站定時，突然發現牆拐角的長凳上坐着那個民兵，我心裏一驚，但他卻出乎意料地面帶微笑，表姐笑盈盈地對他說：“小張，這是我弟弟，頑皮的很，你以後要多幫助他。”那位民兵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說：“彭主任，我真的不知道。”表姐說：“沒關係，是他不懂事。”他的臉漲得通紅：“你弟弟嘴挺油的，幾個大人都說不過他一個。”表姐不以為然地說：“怪我批評的少，他不知天高地厚。”我很不高興地把頭扭到一邊兒，心裏有點抱怨表姐，比我年長近二十歲的她從來未象今天這樣顯得有點軟弱，甚至有點討好的口氣。那個民兵必恭必敬地站起來對錶姐說：“彭主任，沒事我先走了。”表姐把他送出門，回來劈頭就訓我：“這種人你惹得起嗎？要不是李主任出面，你非轉學不可！你給你爸省點事好不好？”我犟嘴：“轉學也比向這種人低聲下氣好！”表姐動怒了：“不為你我會那樣？！你以為轉了學他就會放過你？總不能你轉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這種人是吃軟不吃硬，以後見了他躲着點兒。”我也軟了下來，畢竟表姐是為我好，作為一校之長能為了我這樣委屈求全，我是不該再犟嘴的。表姐看我默許了她的意見，親昵地整整我的衣襟說：“去吧，上課去，再不許胡說了，放學只管往回走，他不會再截你了。”
後來，表姐在放學時送我回家，有時一大早來接我上學，不久，那個民兵被宣佈為副隊長，由於麵粉廠活太忙便被調回去抓生產了，他只是偶爾在學校大會會場出現，漸漸的，那件事便在頗此間沖淡了，表姐也不再接送我了。那年六．一過後，表姐調走了，調到哪兒父親知道，有消息靈通的同學告訴我：“你表姐高升了。”這是門遠房親戚，平時來往並不太多，父親曾告誡我不許張揚，但為了我表姐自己出面了，在那種年代，象我這種右派子弟身上又極具叛逆性，身邊有這樣的親戚做保護傘真算是幸運！表姐對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照顧，而是實實在在地保護了我，我今生忘不了她。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在我小學臨畢業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們這一級學生簡直就是放長假，因為宣佈了畢業考試是開卷考，所以沒人擔心升不了初中，我們只是偶爾到學校一趟，升學要再等一學期，於是大家的主要課堂是在家裏。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家裏複習功課，突然聽到院子裏鬧哄哄地在議論什麼，說是四點多要有特別新聞發佈，幾位老太太嚷嚷着：“台灣要解放了！”院裏的幾個孩子坐不住了，李荷花跑過來說：“走，咱們到你爸單位去，那兒有電視，順便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們單位，又有幾個同學跑來約我，他們的目的都是衝著那台８寸的寶貝電視。我也激動起來，被幾個同學簇擁着往父親單位跑，我們逢人便喊：“台灣要解放了！，一會兒有特別新聞。”到了父親單位，我們迫不及待地宣佈了這條消息，大人們起初半信半疑，可看到我們態度極認真，便找來一部台式收音機打開，等候那振奮人心的消息的發佈。
孩子們是耐不住性子的，在我的帶領下到辦公樓後邊玩起了跳房子，但我們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那個能傳出廣播聲的窗口上。那年月，我們的文化生活太單調，多半內容是隨和大人的，我們太渴望熱鬧了，好多年沒看到敲鑼打鼓上街遊行的隊伍了，我最愛看扭秧歌和踩高蹺了，那扮作白毛女和吳清華的主角們一停下來休息便摘下假髮，惹得圍看的人捧腹大笑，原來這些樣板戲中的女主角們全是大老爺們裝扮的，他們把假髮放在彩車上，點起一支香煙抽着，樣子滑稽死了，象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裏的女特務卡普蘭，孩子們是總忍不住跑過去撥弄那些長長短短的假髮，那熱鬧勁兒比過年還美！
我們在辦公樓后玩了一個多小時，突然裏面傳來一陣哀樂聲，有個*部眼睛紅腫着從我們面前經過，我忙跑上去問：“阿姨，是什麼新聞？”她抽泣着說：“*逝世了！”說完便放聲痛哭，扒在一棵樹身上泣不成聲。我們愣住了，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這特大的悲事竟被我們當做大喜報傳揚出，大家有點發傻，盯着我讓我拿主意，我垂頭喪氣踢着地面：“走吧，回家。”一路上，大夥誰也沒說話，周圍不斷傳來哀樂。
*逝世了，中國的天彷彿塌下來了，大街小巷到處響着哀樂，沒人高聲說話，空氣也變得令人窒息，沒人敢笑，街上沒有瘋玩的孩子，人們見面很少對話，都腳步匆匆地走自己的路。傍晚，我問父親：“*也會死嗎？”父親糾正道：“對偉人要用逝世。”我又問：“不是說*能活一百五十歲嗎？”父親沒有正面回答，而是低吟了一小段《紀念張思德》：“人固有一死，或輕如鴻毛，或重如泰山。”我不再發問了。第二天一大早便有同學來通知我到校，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順路叫了幾個男生一同到學校，只見操場東側的土檯子被搭成了靈堂，兩邊擺滿了花圈，正牆上懸挂着巨幅的*像，北側是四個男生站成了一排，南側是四個民兵持槍站成了一排，他們在為*守靈，學生們只是遠遠的看着，沒人敢靠近，因為那氣氛令人望而生畏。廣播裏通知讓各回各班，小頭班長和新班主任抱着一大捧白色縐紋紙和一小把細鐵絲放在講台上，老師為大家示範着先做了一朵小白花然後由組長上台領材料，每人做兩朵，一朵自己戴上一朵要在祭奠時插上花圈，過了一會，一位女同學抱回一捆黑紗，每人手裏拿着一朵白花靜坐在教室里等着。不久，大家便排好隊來到操場上，隨着時起時伏的哀樂，從低年級到高年級依序開始祭奠，大約等到十一點左右輪到了我們班，由工宣隊肖主任領着經過靈堂獻花，等哀樂一停，默哀三分鐘，最後三鞠躬，然後撤離。就見姓肖的還要補上一個過程，他走到*像前，雙膝跪下，連磕三個響頭，**撅得老高，腰間還露出一截爛糟糟的褲腰帶，我差點笑出聲來，就這樣，祭奠結束了。剛一散隊，我便跑到李校長的辦公室，告訴他肖某不適合帶隊祭靈，李校長見是我就說：“又是你，快別惹事了。”我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他在前面領隊不是抓耳撓腮，就是提褲子、擦鼻涕，還跪到地下磕頭搞封建迷信，這是對偉大領袖英靈的不恭！”李校長點頭沉思着：“噢，你說的有道理，讓我核實一下，你先去吧。”結果，第二天領隊換成了教務處主任。
全國開追悼大會那天，舉國齊哀，天地悲鳴，連陰雨不斷，學校接到指示，市民以新城廣場為中心，都到市內參加追悼會，我們學校被劃分在解放路口，離廣場有半里路，街道兩旁人山人海，為了表示對偉大領袖的忠誠，學生們一律着白襯衣、蘭褲子，時已入秋，又是連陰雨，天氣變得滲涼，寒意有增無減，但我們卻不得不脫掉剛剛換上的薄毛衣，重新換上了夏裝，有的家長偷偷地給孩子在襯衣底下裹上透明的塑料布，而大多數孩子都完全服從指示，在連續不斷的噴涕聲中臨街等了幾個小時，當哀樂響起，高音喇叭里傳來*的聲音時，我已凍得四肢發麻渾身發抖，在默哀那一刻，一片抽泣聲，可我怎麼也哭不出來，不斷地打着哈欠，只盼着追悼會趕快結束。回到家裏，我剝去濕透的衣褲，赤條條鑽進被窩蒙頭大睡，一睜眼，已是第二天上午九點多，我斷定自己發燒了，並模模糊糊記得父親曾給我穿上衣褲連夜帶我到中心醫院,好象還挨了一針……我爬起來，頭有點暈，床頭放着幾小包葯，二姐見我起來了便給我倒了杯水命我喝葯，我試着起來出去玩，可腿發軟，二姐笑着責備我：“都這樣了還想出去瘋？！”從那以後，我幾乎每年秋天發一次燒，至少扁桃體要發炎。
漫長的冬天到了，我的小學生活即將結束，我的童年也將隨之一去不返，而寫完我童年時代最後一頁是在次年開春領畢業證時。
九、在春風裏告別
一九七七年，舉國上下最熱門的話題是粉碎“*”**集團，中國人民真正的春天終於到來了，普天同慶，我又一次看到了盼望已久的熱鬧場面，人們走上街頭，敲鑼打鼓、扭秧歌、踩高蹺，廣播裏播放的大都是*前的文藝節目，主持人不斷推出一代老藝術家的姓名，介紹着一系列在*中遭受迫害的作家的經歷及新作，那時我第一次聽到了王昆的歌聲，第一次欣賞到了艾青的詩作……，只要是在*中遭受迫害的名家都會引起我極大的興趣，那些被打成“反動”作品的東西似乎一夜之間全都翻了身，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相繼面世，被稱作“四舊”的古典文學名著也重見天日；我開始朦朧地察覺到，這世界應是多彩的，不單單是紅色或黑色，缺少了哪一種顏色都會給世界造成缺憾，我從心底里徹底釋放了自己真正偏愛的顏色：黃色，不，是所有明亮的顏色！我敢於正式宣告，我熱愛夕陽的餘輝，我也同樣熱愛靜謐的夜晚的天空懸挂的那一輪明月，我熱愛一切美好的東西！
春天的到來，使我蒙生一種少年的衝動，我興奮、激動，我愛生活，我愛自己的生命！我將脫去沉重的童年的外殼，輕輕鬆鬆地步入少年領地，那將是一片嶄新的沃土。我從精神上做着準備，並且，我的生活內容已漸漸變得豐富多彩，收音機里播放的不再是那來回循環的八個樣板戲；書店裏出現了許許多多中外名著，許多“**”堂而皇之地躍然架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古裝戲……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充實，同時也為我們這代人的孤陋寡聞而從內心感到悲哀。我們的單純並不顯得幼稚，而是飽蘸了政治教化的墨色，象一張白紙上只是浸染了血色；又象是受傷的鴿子在翅膀上纏着沉重的膠布，即使痊癒也很難飛起，我們單用紅與黑這兩種顏色“果斷”地肯定或否定着別人與自己，紅色曾那麼令人嚮往又顯得那麼沉重，黑色曾那麼令人恐懼卻又如每個夜晚天天相伴；我們這代人是時代的漠視對象，烈士的身軀是用鮮血染就的，而我們的靈魂卻被極端的紅色包裹着。
春天的到來，使綠色鋪滿了大地，使各色鮮花綻放，人們依舊喜歡紅色，少女們喜愛鮮紅的外衣，懷春少年則喜歡欣賞身着紅衣的少女，紅色不再作為界定某種事物的專利，而是以它奪目的亮麗加入到色彩絢麗的行列中成為美的使者；我們的五星紅旗，在它莊嚴的氛圍中也增添了幾分裝飾性，它卸去了某些人曾強加給它的過於偏激的內含，使人們更願意靠近它、熱愛它。
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尚未更正過來時，儘管“*”已被粉碎，但在短期內肅清餘毒是不大可能的，*的“兩個凡是”又無形中給人們注入了左的血液，那些整貫了人的人們又跳出來搞最後的階級鬥爭，昨天的右派**，今天又被他們一筆定為“*”的“黑爪牙”，真可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他們似乎總是立於不敗之地，他們總想致人於死地。我記得*曾經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當錯誤的被打倒，正確的就應該站起來！聽說我父親快要平反了，程雯的父親便挑唆一幫人對我父親進行政治審查，並暗中指使人貼標語，指責我父親是“*”的黑爪牙，他女兒程雯迫不及待地將內容在院裏大聲朗誦，我忍不住站了出來，大聲反駁：“誰在*時候上台誰才是*的狗腿子！污陷好人的時代過去了，狗急了只會跳牆！”她突然罵起了髒話，遭到了大人們的斥責，李媽說：“你個女孩子家，嘴咋這麼不幹凈？一點家教都沒有！”她媽出來拉她回去，她仍瘋狂地蹦着吼道：“我家都是紅圈圈，你家都是黑點點！”她被強拉回去，院裏看熱鬧的大人都向著我，有人氣憤的說：“都啥年月了，還紅呀黑呀的給人扣帽子！”我象得勝的勇士雙手插腰，大聲喊着：“告訴你，我爸馬上就要平反了！”父親回來了，他心平氣和地看完我和程雯的爭吵，然後叫我回家，我對他的意外舉動表示驚訝，以往，不管我和誰吵架他都會當眾訓我一頓，這次卻出乎我的意料。程雯的父親也低着頭站在門前，父親對着我但聲音很大地說：“紅不紅黑不黑不靠一張嘴，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天傍晚，我到同學家複習功課回家較晚，一進家門，只見飯桌上擺了幾樣好菜，還有一瓶酒，父親坐在桌前，臉上掛着我從未見過的開心的笑容，這是我自記事起第一次看到父親笑得如此自然、舒暢，姐姐們也都回來了，母親的笑容更加燦爛，她高興地對我說：“你爸平反了！二十多年的黨籍也恢復了。”原來，父親在我未出世前就已是黨員了，後來被打成右派時開除了黨籍，在歷經了二十多個風雨春秋之後的今天，他終於徹底甩掉了那頂幾乎壓碎他整個精神世界的“右派”黑帽，又重新冠上中*員的紅色光環，這是他數十年堅守的信仰，是他終生不移的信念，這艱辛、這代價只有父親自己才能說得清楚，可他沒有過多的敘述，更無任何抱怨，他只是用真誠的微笑撫平了往昔的創痕，並用這淡淡的微笑默許了這個等了二十多年的結果。此刻，我真想跑到程家門前大聲呼喊：我父親平反了！我父親是黨員！
自從參加了小學畢業考試后，我就不再到學校去了，安心地在家等候通知。次年清明過後，人們已漸漸脫去毛衣，輕鬆着裝，春末的風吹得人身子懶懶的，如大夢初醒，但心中又有一種莫名的潮濕感刺激着神經，使人興奮不已，從未有過的少年的情懷蒙動着，令人茫然、複雜、矛盾、夢幻般地坐卧不寧。上學時覺得累，總盼着假期，一但休息稍稍長了點，又覺得少了點什麼。整整的等了一個學期，再開學就要步入陌生的校門成為中學生，想到這兒，心裏又有一絲對小學的依戀之情。終於有一天有位女同學來家通知，讓第二天上午到校照畢業照，領中學入學通知，夜裏翻來覆去睡不着，生怕第二天去晚了，但等到一睜開眼，已經是九點多了，晚了，通知是九點開始照畢業照，我連忙爬起，胡亂整理了一下，拿起了紅領巾猶豫了一下又放下了，然後匆匆往學校走去。
我來到操場上，只剩下最後一個班在排隊照像，有女同學告訴我：“你們班早都照完了，你快到辦公室領通知書去吧！“我匆忙來到辦公室，最後一任班主任抱怨道：“你怎麼才來？你的通知書讓李荷花捎回去了，你們統一升入市八十八中了，以後沒事常來看看老師，記住這是你的母校呵！”最後一句話觸動了我，五年的時光，我的整個童年幾乎都在這裏完成，也許我往後記起它只是因為它是我的母校，究竟會因為什麼而想起呢？是從那次停課？還是那次審訊？……這裏給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記憶，更在我曾經幼小的心靈中烙上了永久的傷痕。誠然，只是回憶過去是懦夫，而回憶過去的痛苦卻能醫治健忘。當一個人發現自己能夠一次次地從痛苦、苦惱和艱辛中走出並能坦然的再一次面對它們，你會肯定自己的堅強的；當你成年之後，又會覺得它們曾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你的個性，使你敢於面對殘酷的現實，不管你出眾與否，成功與否，你的經歷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價值，它絕不平淡和乏味，有時還會令你感激它，因為看到過去，你總想活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的童年時代，想起來是那麼平淡無奇，正如我當時所處的那個時代單調、無味，歷史也絕不會為它重彩一筆的，我得承認上輩人為我們做的總結：比上不足，比下無餘。憑心而論我也絕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墜入那種令人發怵的“政治”氛圍中，我們的下一代需要正規的學習、嚴格的紀律約束、科學的思想教化以及向前發展的理想。
就要告別母校了，我最想見的是劉漢老師，我想再和他說說心裏話，但可惜的是他回老家探親去了，我頗感失望地往回走，當我走出校門沒多遠時，身後響起了鑼鼓聲，幾位老師帶着學生在校門口站成兩排，一邊敲鑼打鼓，一邊呼着口號：“熱烈歡送工宣隊！熱烈歡送民兵小分隊！”就見更多的學生和老師簇擁着整好裝、拿着行李的工宣隊和民兵小分隊成員走出了校門，李校長和唐隊長邊握着手邊往前走，後面跟着那位曾“領導”過我們的肖主任。我被人流擁擠到了路旁的小土堆上，身旁是一棵枝新葉綠的小白楊樹，晚春的和風把口號聲揮灑的滿天都是，我身旁的小樹也似乎被這熱烈的氣氛所感染，它迎風起舞揮動着枝葉，我腹視着由北向南的人流，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我曾對班裏的同學說過：“民兵小分隊早晚要離校！”眼前這一切是早呢還是晚？也許是上天的安排，我的目光再一次和肖某的目光相撞，這個曾“審訊”過我的“老師”竟用惡狠狠的目光瞪着我，彷彿是我把他趕出學校的，這種目光我見多了，也從未被嚇倒過，我一反常態地隨着師生們一起振臂高呼歡送口號，並把最燦爛的微笑投給肖某，直到他無奈地轉過頭去。工宣隊和民兵小分隊的隊伍終於消失在他們來時的方向，我堅信，他們再也不會回來，正如那個時代，一去不復返！
盛順豐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稿於西安西門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稿於西安同地
二００四年二月三稿於西安市內二００五年四月四稿於西安市內
註：（約２６２００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