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馬西亞的憂懼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沒有在紅獅院露面，至少可以說，儘管我們監視得十分嚴密，還是連他的影子也沒有見着。
聖誕節一過，又應當白天出門了，這樣，機會就更少了；只有星期天我們還有些希望，因而在這個本來是娛樂消遣的日子，我們也不得不留在家裏，不能出去散步。
我們在等待着。
馬西亞雖沒有把我們的憂慮向他的朋友博勃全盤托出，但還是把我們正在等候米利根先生這件事向他的朋友說了，問他是否有辦法了解到那個始終陪伴着她的殘廢兒子的米利根夫人的地址，或者能了解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也行。博勃回答說，應該先知道這個米利根夫人是誰，或者知道米利根先生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也可以；因為倫敦有很多人都姓米利根，在英國姓這個姓的人就更多了。
我們沒有想到過這一點。我們只知道有一個米利根夫人，她就是阿瑟的母親；有一個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那就是阿瑟的叔父。
馬西亞於是又開始跟我嘮叨，說我們應該回到法國去，我們的爭吵厲害起來了。
“你想放棄尋找米利根夫人了？”我問他。
“不，當然不放棄。但沒法證實米利根夫人還在英國。”
“但更沒有根據說她在法國。”
“我看有的。既然阿瑟有病，她母親就會把他帶到一個氣候對恢復他的健康有好處的國家去。”
“也不見得只有在法國才能找到這種有利健康的好氣候。”
“阿瑟在法國已經痊癒過一次，他母親就會再把他帶到法國去療養；再說，我希望看到你離開這裏。”
唉！尷尬就尷尬在這裏。我不敢追問他為什麼非要我離開這裏不可。因為我害怕他回答的正是我不敢聽到的。
“我害怕，”馬西亞接下去說，“你瞧着吧，我們將要遭到大禍。我們走吧！”
但是，儘管我的家庭對我的態度沒有改變。儘管我的祖父依然狠狠地衝著我啐唾沫，儘管我的父親對我開口就是命令，儘管我的母親從不正眼看一看我，儘管我的兄弟們無休止地搞些惡作劇來陰損我，儘管安妮只要有機會就向我表示她對我的憎惡，儘管卡特只是在我給她糖果的時候才對我顯出熱情，但我還是既下不了決心去聽從馬西亞的建議，也不敢相信他所斷言的，說我不是德里斯科爾老闆的兒子。懷疑嘛，我也懷疑的，但要我肯定自己是或不是德里斯科爾家的人，那我辦不到。
時間慢慢地在過去，過得很慢，但畢竟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了，我們舉家離開倫敦到英國各地去奔跑的日子到了。
兩輛車子都重新上過漆，它們都已經被裝下了可能裝得下的所有準備在銷售旺季里賣出去的百貨。
那麼多的東西，居然能夠全部裝在兩輛車子上，不能說不是奇迹：布匹、針織品、帽子、頭巾、手絹、襪子、襯褲、背心、鈕扣、線、棉花、零頭毛料、絨線、針、剪刀、刮鬍刀、耳環、戒指、肥皂、香脂、鞋油、烙鐵、給馬和狗治病的藥粉、去污粉、牙痛藥水、生髮水和染髮水等。
人們當著我們的面，把一捆捆並不是從商店直接來到紅獅院的包裹，從地窖里取出來，裝上了售貨車，而這些東西，通常都應該是從商店賣出來的。
車終於裝滿了，馬也買來了，但馬是從哪兒買來的，是怎樣買來的，我們完全不知道；我們只是看到馬被牽了過來，因而知道出發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了。
我們怎麼辦，他們會讓我們幹些什麼？是和祖父一起留在倫敦的紅獅院裏，還是象阿合和南德一樣去做送貨上門的生意，或者跟在這兩輛車子後面，於我們樂師的本行，在沿途的村莊和城鎮繼續演我們的節目？
我父親早就發現我們可以用小提琴和豎琴給他掙大錢，所以決定讓我們跟着車輛當樂師，但他直到出發的頭天晚上才向我們宣佈他的這個旨意。
“回法國去，”馬西亞對我說，“一有機會我們就逃走。”
“為什麼不在英國作一番旅行呢？”
“因為我已經對你說過，大禍就要落到我們的頭上來了。”
“但是在英國我們有機會找到米利根夫人。”
“我相信在法國也會有這個機會，而且可能性更多。”
“不過還是先在英國試試。下一步再說吧。”
“那你就要自作自受了，知道嗎？”
“不知道。”
“我是說，我要不管你了，我將一個人回法國去。”
“你是對的，我還要鼓勵你這樣做。我知道我沒有權利留住你；我也知道，你是非常樂意和我在一起的。但是，走吧。你看到麗絲的時候對她說……”
“我看到她的時候要對她說，你又傻又壞，居然認為在你不幸的時候我會離開你！因為你現在是不幸的，非常不幸。但我幹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了，竟使你有這種想法？你說吧，我對你犯了什麼過錯？什麼也沒有，對嗎？那麼好吧，我們跟着他們一起上路吧。”
我們於是又重新走上了大路。但是這一次，該去哪裏不該去哪裏，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都不能再由我來做主了。不過離開倫敦還是使我有一種脫離苦海般的感覺；我可以不再看見紅獅院，不再看見地窖的那塊翻板。這塊翻板，儘管我不願意看到它，我的目光卻總是不由自主地要去看看它。不知有多少次，我總是突然從半夜的熟睡中被驚醒，因為我在夢裏、在夢魘中看見一束紅色的亮光從我的小窗戶外面射進來。這當然是一種夢幻，但是，難道因為它是夢幻就不要緊了嗎？儘管這種亮光我只見到過一次，但已經夠了，我老是感到它在我眼前晃動，好象一團炙人的火焰。
我們跟在車輛後面走着。現在我們呼吸的已經不再是貝司納爾格林區的那股對健康有害的臭氣，而是沿途美麗田野的清新好聞的空氣了。這些田野，它們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許並不帶着“格林”這個字眼，但卻能讓你的眼睛看到綠色，讓你的耳朵聽到鳥兒的歌唱聲。
在我們出發的當天，我看到了父親是怎樣叫賣他的標價極賤的東西的。
我們來到一個很大的村子，先把車輛停放在大廣場上，然後放下車身後面的擋板，所有的貨物就很快擺開在好奇的顧客面前了。
“請來看看價錢，請來看看價錢！”我父親大喊大叫，“不管天南海北，反正不會再有比這更便宜的價錢啦！我進貨不付錢，賣貨就幾乎不要錢。這不是賣，是奉送！看看這價錢，看看這價錢！”
我聽見那些看了價錢的人一面走開一面說：
“這些貨該不是偷來的吧？”
“他自己也是這樣說的。”
倘若他們朝我這邊看一眼，我那個羞得通紅的臉就會讓他們明白，他們的估計是多麼有道理；假如他們沒有看到我這一臉害臊的神色，那麼馬西亞是看到的；因為當晚他就跟我談到這件事情，而通常他總是避免太直率地提到這個問題的。
“你能一直忍受這種恥辱嗎？”他問我。
“如果你不想讓這種恥辱更增加我的痛苦，那最好別跟我說了。”
“我可不願意你痛苦。我願意我們回到法國去。我一直跟你說，有災難要降臨；我還要對你說，我預感到這個災難很快就要降臨了。你應該知道，總有一天警察會想到該了解一下為什麼德里斯科爾老闆把他的東西賣得這樣便宜，到了那個時候。事情會怎樣呢？”
“馬西亞，我求你不要……”
“你自己不願意想這個問題，那我就來替你想：無論我還是你都沒有幹壞事。但遲早人家會把我們統統逮起來。到那時候，怎麼證明我們什麼也沒幹，我們將怎樣為自己辯護呢？我們吃的麵包不就是用這些賊贓換來的錢買的嗎？”
這種想法還從來沒有在我腦子裏出現過，我感到好象有人在我頭上重重地敲了一錘。
“麵包是我們自己掙的。”我儘力為自己辯解。馬西亞說這樣的話，當然並沒有惡意，但我反對這種說法。
“你說的是事實。”馬西亞回答說，“但我們已經參與了那些不幹活就有麵包吃的人的勾當了，這，同樣也是真實。警察會這樣來看待我們，而且也只能是這樣看待。我們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了，所以我們也將跟那些人一樣被判刑。一想到我將被當作一個小偷來判刑，我心裏是極痛苦的；但是，如果你也落了個這樣的下場，那我的痛苦就不知還要大多少倍。我嘛，我不過是個倒霉的窮小子，吃官司不吃官司，都永遠是一樣；可是你，你要是吃過官司了，將來你找到了你的家，你的真正的家，這對你的家將是一個多麼大的悲痛；對你自己也將是一個多麼大的恥辱。再說，我們被關了進去以後又怎麼再去尋找你的家、發現你的家呢？又怎樣再去通知米利根夫人說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要加害她的兒子小阿瑟呢？趁還來得及，我們趕快逃走吧！”
“你自己逃走吧！”
“你總是說這樣的蠢話。我們要麼一起逃走，要麼一起被抓走。很快就會有人來抓我們了。告訴你，你把我也拖進了監獄，你是有責任的；你馬上會看到，這個責任還是不輕的。如果你認為他們需要你，你對他們有用處，所以你堅持要留在他們身邊；那麼你這樣堅持是可以理解的，這也許還是一種美德。可是他們根本不需要你；沒有你，他們過去生活得不錯，將來也會生活得很好。我們還是儘快逃走吧！”
“這樣吧，讓我再考慮幾天。我想再看一看。”
“要抓緊一點。吃人妖魔已經聞到肉香了，我已經嗅到危險了。”
馬西亞的話，他講的道理和提出的懇求，從來沒有這樣深地打動過我的心；當我把他的話又從頭至尾細想一遍之後，我對自己說，我的遲疑不決是一種懦夫的表現，我自己應該知道，我該幹什麼，不該於什麼，我應當拿出一個主意來。
後來發生的事情，成全了我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
離開倫敦好幾個星期之後，我們來到一個市鎮，它的郊區將要舉行一次賽馬會。在英國，一個地方的賽馬會總是當地的一個盛大的民間節日。這種時候，作為賽馬場的荒野和沙丘，就不單是賽馬錶演的場地，而且總是在好幾天以前，就有許多江湖藝人、波希米亞人和流動商販趕到那裏去舉辦熱鬧的集市。所以我們也就急匆匆地趕去，要在這個集市上佔一塊地盤；到了那裏以後，我和馬西亞將是樂師，德里斯科爾一家將是商販。
但是，我父親並沒有去賽馬場，他卻在城裏安頓了下來；很可能他是想在城裏做點什麼更好的買賣。
我們到得很早，在陳列貨物的時候用不着我們幹什麼，我和馬西亞就決定出城去賽馬場看看。賽馬場離城只有一箭之地，那裏原來是一片長滿石榆樹的荒地，現在那上面已經支起了許多帳篷。從遠處就可以看到的那一條條裊裊向上的、細細的煙柱，正好向我們指出賽馬場的位置和界線。我們很快從一條低洼路來到了荒地，平常這裏想必是光禿禿什麼也沒有的，但現在卻出現了許多裏面開設着小酒店、甚至小旅店的木板棚和木屋商店；售貨帳篷和售貨車；還有東一塊、西一塊的燃着黃火的露營地；正是在這些露營地的周圍，擠滿了穿着五顏六色、衣衫襤褸的人群。
我們正好從上面吊著一隻鍋子的一堆篝火前經過，認出了我們的朋友博勃；他看到我們后顯得非常高興，他和他的兩個夥伴是來賽馬場表演力量和技巧體操的。但是答應同他們合作的那兩個樂師不守信用，沒有趕來；因此他們明天的進帳將不會象他們原先希望的那樣豐裕，甚至很可能會糟得叫人喪氣。博勃希望我們能幫他們一把，代替那兩個樂師；演出的收入將在我們五個人中間平分，甚至卡比也可以分到一份。
馬西亞向我看了一眼，我馬上明白我的同伴是極願意接受博勃的建議的。由於我們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帶回一筆可觀的收入，除此而外，我們幹什麼都行，因此我同意了博勃的建議。
事情就這樣約定了，我們第二天將來到博勃那裏聽他和他朋友的安排。
但是回城以後，當我把這一安排告訴我的父親時，卻碰到了難題。
“明天我需要卡比，”他說，“你們不能把它帶走。”
一聽這話，我的心一下子就抽緊了，感到非常着急，他是不是又要指使卡比去幹什麼不體面的勾當？但父親立即驅散了我的疑慮。
“卡比耳朵靈，”他說，“它什麼都聽得見，有看家的本領，給我們看守車輛很有用。這裏人多太亂，會有人來偷我們的東西的。你們自己跟着博勃去表演，卡比留下來。如果你們演得很晚，這是很可能的，你們就到大橡樹客店來找我們；我們將在那裏過夜，我想在明天天黑時離開這裏。”
我們昨天在那裏過夜的那個大橡樹客店，離賽馬場只有一里路，完全是在鄉下，在一個荒涼得使人感到陰森森的地方。客店的東家是一對夫婦，他們兩人的相貌都有一種叫人信不過的樣子。我們在賽馬場演完節目，要在夜裏找到這家客店倒是再也容易不過的，因為從賽馬場到它那裏，路是筆直的。這家客店對我們來說，除了因為勞累了一天，不免嫌它路遠了一點外，倒也沒有其他不合適的地方。
這種看法是不應該在我父親面前講出來的，他從來容不得別人的意見，他說什麼你就得聽什麼，不能商量也不能反駁。
第二天早上，帶卡比遛過步，給它吃飽喝足、相信它什麼也不缺之後，我親手把它掛在要它看守的車子的車軸上；然後，我就和馬西亞奔向賽馬場。
我們一到那裏就開始演奏，一刻不停地一直演奏到晚上。我的手指尖都疼得好象有千萬根針在往裏面扎一樣；馬西亞吹短號吹到後來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儘管如此，還得一直演奏下去。看到博勃和他的夥伴們的演出勁頭還很足，絲毫沒有鬆勁厭倦的樣子，我們也就只好和他們一樣豁出命去幹了。到了晚上，我以為總該歇息了；不，我們離開了我們的帳篷又來到了一個大木板棚的下面；技巧表演和音樂演奏又重新開始，而且表演得更激烈因而演奏得也只好更興奮。就這樣，一直延續到半夜才停止。如果說我當時還能用我的豎琴奏出一點聲音來的話，那我確實不知道自己演奏的是些什麼，而馬西亞也當然不比我好多少。博勃曾宣佈“這是最後一個節目”不下二十次，我們重新表演也不下二十次。
如果說我們是累了，那比我們付出了更多氣力的博勃他們就完全筋疲力竭了，因而他們在表演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當場失手的尷尬場面，其中最不幸的一次，是那根供他們表演用的大木杆在倒下的時候正好打在馬西亞的腳上，以致馬西亞當時疼得尖叫了起來；我以為他的腳骨一定被壓碎了，幸虧還好，傷得不算重，只是受了挫傷，皮肉綻開了，骨頭並沒有砸斷，不過馬西亞已經不能走動了。
於是決定把馬西亞留在博勃的車裏過夜，我一個人回大橡樹客店去。難道我不應該回去看一看德里斯科爾一家，了解一下他們第二天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嗎？
“你別去，”馬西亞一連對我說了好幾遍，“我們明天一起回去。”
“明天回去是不是太晚了呢？我們回去了一個人也找不到怎麼辦呢？”
“那更好，那樣我們就自由了。”
“我要是想離開德里斯科爾一家，也不該這樣離開；再說，你以為他們不會很快就重新找到我們嗎？憑你這兩條腿，你能跑到哪兒去呢？”
“那好吧，如果你要去，我們明天去！但今天晚上別去，我害怕。”
“怕什麼？”
“我不知道，我是為你擔心。”
“讓我走吧，我向你保證，我明天一定回來。”
“要是他們攔住你不放呢？”
“為了不讓他們攔住我，我把豎琴給你留下，我總該回來找我的豎琴吧。”
不管馬西亞害怕些什麼，我還是上路了，我一點兒也不怕。
我怕誰？怕什麼？別人能向我這樣一個窮鬼要什麼呢？
但是，如果說在我心中感覺不到哪怕是最輕微的恐懼的話。至少我是非常緊張的。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孤身一人走夜路，沒有了卡比，沒有了馬西亞，我感到了一種孤獨感。我感到這種孤獨感在向我逼近，使我一聽到那種只有夜間才有的神秘的、異樣的聲音，就感到慌張不安，甚至那注視着我的蒼白的月亮也使我深深地感到憂傷。
儘管累，我還是走得很快，終於到了大橡樹客店。我白白地尋找了一陣我們的車子，哪裏也沒有找到。我看到的只是兩三輛可憐的布篷手推車、一個大板棚和兩輛帶篷的四輪馬車。當我走近一輛馬車的時候，從裏面發出幾隻猛獸的叫聲。德里斯科爾家的顏色鋥亮的漂亮的車子卻無影無蹤。
我在客店周圍轉了一圈，看見窗戶上面的那幾塊楣窗玻璃上還有着亮光，我想店裏的人都還沒有睡，就敲了敲門。是我頭天看見的那個臉色陰沉的老闆自己給我開的門，他的手提燈照亮了我的臉部，我發覺他認出了我。可是，他不但不讓我進去，反而把燈放在背後；他朝周圍看了又看，聽了又聽，足足有幾秒鐘之久。
“你們的車子走了！”他說，“你父親囑咐你趕緊到‘路易斯’去找他，要走一整夜呢。祝你一路平安！”
他一句話也不肯多說，劈面把門關上了。
自從來到英國之後，我學了不少英語，我是能夠聽懂這一個短句的，但是有一個字，一個最重要的字的意思我沒聽真：“路易斯”。老闆說的這個地方是在哪兒呢？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其實這是因為我不知道“路易斯”是英語“劉易斯”的發音，而“劉易斯”是我早就在地圖上看見過的一個城市的名字。
再說，即使我知道劉易斯在哪裏，我也不能丟下馬西亞不管就立刻趕到那個地方去。哪怕再疲勞，也應該先回到賽馬場去。
我又開始往回走。一個半鐘頭以後，我已經爬進博勃的車子裏，躺在馬西亞身邊的一堆麥秸上了。我只用幾句話向馬西亞講述了剛才發生的事情，只一會兒工夫我就累得睡死過去了。
幾個小時的睡眠恢復了我的體力。早晨一醒來，我就準備去那個地方，但這還要看看馬西亞的腳能不能跟我一塊兒走才能決定。但馬西亞還睡得很香，沒有醒。
走出車子，我徑直朝我的朋友博勃走去，他比我起得還要早，正在那裏生火。他趴在地上，對着一口鍋底下的火種使勁吹着。我正看着他，忽然似乎認出了卡比，它被一個警察帶着正朝我們這邊走過來。
我十分驚奇，站在那裏發獃，心想達到底是怎麼回事。卡比認出了我，使勁掙脫了警察手裏的繩子，幾跳就跑到了我的身邊；再一跳就跳進了我的懷裏。
警察走了過來。
“這狗是您的，對嗎？”他問我．
“是的。”
“那好，您被逮捕了。”
他的手緊緊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警察說的話和警察的動作使博勃站了起來，他向前移動了幾步。
“您為什麼要抓這個孩子？”他問。
“您是他的哥哥嗎？”
“不，是他的朋友。”
“昨天夜裏，一個大人和一個孩子用梯子從一扇窗戶鑽進了聖佐治教堂，他們隨身帶了這條狗，讓它在萬一有人來的時候好給他們報信；事情也正是這樣發生了，它給他們報了信。他們慌慌張張跳窗逃跑的時候，來不及把這條報信狗帶着一起走。我們是在教堂里發現它的。我想，用這條狗肯定可以找到小偷；可不就透着了一個。現在那個父親在哪兒？”
我不知道這是問博勃還是問我，我沒有回答，我已經懵了。
可是，我很快就明白髮生的事情了，至少我已經猜着了。並不是為了看守什麼車輛，而是因為卡比聽覺靈敏，可以在他們行竊時候給他們放哨，所以才要我把它留給他們的。還有，他們也不光是為了好玩，才去大橡樹客店過夜的，他們是想讓車子連夜就出城；毫無疑問，這都是他們早已策劃好的。要說車子沒有在這家客店停留，那是因為行竊已被發覺，必須儘快逃走。
但我應該想到的，不是那些作案的人，而是我自己。看來他們是誰並沒有關係，因為我無需指控他們，也能為自己辯護。我能證明自己無辜，我只要講清我這段時間幹了些什麼就行了。
我的頭腦正在這樣那樣作出一些推理的時候，馬西亞聽到了警察的說話聲。或者是聽到了圍着警察看熱鬧的人的吵鬧聲，他走出車子，一瘸一拐地跑到我跟前。
“請您跟他解釋，我不是罪犯，”我對博勃說，“我和您一起待到凌晨一點，然後我就去大橡樹客店，在那裏我和老闆說過話，又馬上回到了這裏。”
博勃把我的話翻譯給警察聽，正相反，警察並沒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樣顯出相信的樣子。
“賊是在一點一刻的時候鑽進教堂的。”他說，“這孩子是一點或一點缺幾分的時候從這兒出發的，這是方才他自己說的。那他就有可能在一點一刻的時候和那些偷竊的人一起在教堂里。”
“從這裏到城裏需要比一刻鐘更多的時間。”博勃說。
“啊！可以跑着去嘛。”警察反駁說，“再說誰給我證明他是一點鐘出發的？”
“我證明！”博勃喊了起來。
“啊，您嗎？”警察說，“該看看您的證詞有多大價值。”
博勃發火了。
“請注意，我是英國公民。”博勃莊重地說。
警察只是聳了聳肩。
“您要是侮辱我，”博勃說，“我就向泰晤士報寫文章。”
“在等着讀您文章的時候，我先把這孩子帶走，讓他到法官面前去解釋吧。”
馬西亞撲向我的懷裏，我以為他要擁抱我，然而馬西亞在用感情來安慰我之前，先用實用的話來叮囑我。
“你要鼓起勇氣，”他對着我的耳朵說，“我們不會拋棄你的。”
於是，他緊緊地擁抱了我。
“你把卡比留下。”我用法語對馬西亞說。
警察聽得懂我的話。
“不，不！”他說，“這條狗我留下了。它為我找到了這一個；它還會幫我找到別的那幾個。”
這是我第二次被警察拘捕，但是這一次我蒙受的恥辱，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切的苦楚，是遠遠超過了以往那一次的。因為這一次的問題同那次由奶牛事件引起的愚蠢可笑的指控完全不同。就算我在這場官司中以清白無辜而被釋放，難道我能毫無痛苦地看着那幾個所謂是我的同謀犯的人被法庭判刑嗎？
我由警察押着，通過了那道圍着看熱鬧的人牆。這裏的人並沒有對着我吆喝或者做出威脅的樣子，也沒有誰尾隨我們，這同我在法國遇上的完全不一樣。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農民，幾乎全是些從戰爭年代生活過來的人；他們是些江湖藝人、小酒店老闆、波希米亞人和一些邋遢的、有時也向人乞討施捨的流浪漢。
關押我的監牢，一點也不象我以前見過的堆了洋蔥頭的可笑的牢房，而是一所真正的牢獄，它有一個用粗鐵條做柵欄的窗戶。這個窗戶，你只要看它一眼，就休想再萌越獄逃跑的念頭。牢房的全部陳設是一條板凳和一張吊床。
我倒在板凳上，感到疲憊不堪；我的精神和肉體都被摧垮了。我在板凳上呆了很長一段時間，雜亂無章地思索着自己的遭遇，但我的頭腦已經麻木遲鈍，不可能再把兩種思想連貫在一起、有條不紊地從這一種轉到另一種。
現實是何等可怕，未來又是多麼叫人寒心！
馬西亞對我說“你要鼓起勇氣，我們是不會拋棄你的”，但象馬西亞那樣一個孩子能幹得了什麼？如果博勃願意幫馬西亞，象他那樣的人又能做些什麼？
當你被投進了監獄，你的頭腦里就只有一種思想，一種固執地一刻也不肯離開你的思想，那就是想盡辦法要從監獄裏跑出來。
馬西亞和博勃將怎樣才能不拋棄我，怎樣才能儘力幫我的忙，怎樣才能把我從這間牢房裏救出去？
我朝窗戶走去，然後把窗子打開，試探性地摸了摸那些粗大的鐵條，它們是交叉着從外面把窗口堵死的；鐵條的下端被牢牢地砌在石頭裏面。我又審視了一下牆壁，這堵牆壁差不多有一米厚。地上是寬大的石板，門上包了一層鐵皮。
我又回到窗前，這窗戶開向一個狹長的小院子，盡頭有一堵至少四米高的大牆擋着。
即使有了可靠朋友的幫助，我也肯定不能從這座監牢裏逃出去。忠誠的友誼對着這樣嚴酷的現實又有什麼用呢？忠誠是鑽不透厚實的牆壁的。
對我來說，目前唯一的問題，是需要知道在出庭受審之前，我到底還要在這間牢房裏呆多久。
儘管在教堂里發現了卡比，我是否還有可能向法官表白自己是無辜的呢？
我是否有可能為自己辯護，而又不讓罪責落到我不願意也不應該指控的那些人的頭上去呢？
總之，對我來說，這就是關鍵；而且正是在這方面，也只能是在這方面，需要馬西亞和他的朋友博勃的幫助。他們的任務是去搜集能證明半夜一點一刻我不在聖佐治教堂里的證據。如果他們能夠證實這一點，我就得救了，儘管可憐的卡比這個不會說話的見證對我不利。這些證據，我似乎覺得是可以找到的。
唉，要是馬西亞的腳不受傷，他是會去找這些證據的，是會為了這些事情操心奔走的；可他現在成了這副樣子，能走出車子嗎？博勃願意代替他辦這些事情嗎？
雖然頭天晚上我已疲憊不堪，而且還一直沒吃過東西，但內心的焦慮加上我所碰上的種種苦頭，使我既不想睡覺，也不想吃獄卒給我送來的飯食。不過，不想吃並不等於不想喝。我口渴，渴得連嗓子都要冒煙了。整整一天，總是等不到片刻工夫，我就要急促地走向那隻盛水的陶罐，把它抱起來喝上幾口；即使那樣，也並不能解渴，也減輕不了我那滿嘴苦澀的味道。
一看見有個獄卒進來了，我心中似乎剎那間被希望的亮光照亮了一下，因為自從我被關進來以後，一直有一個我不斷自問但又總找不到答案的問題在折磨我，使我的頭腦象患熱病的人一樣發脹發疼。我對獄卒提出了這個問題。
“法官什麼時候才能審問我呢？我什麼時候才能為自己辯護呢？”
我過去聽人講過，說有的囚犯被抓進監獄以後，常常一押就是幾個月，既不提審，也不判決；而我才關了一天，那我還要等多久呢？其實這只是因為我當時還不知道英國的法律的緣故，在英國，一個人從他被拘留到公開受審，是不許超過一天、至多也不能超過兩天的。
我要等多久才能出庭受審？這是我自己解答不了的問題，也是我向這個看上去不象凶神惡煞的獄卒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他表示願意回答我，說我第二天准可以上法庭。
但我的提問也引起了他向我提問的興趣。既然他回答了我，我不也該回答他才公平嗎？
“那您是怎樣進教堂的？”他問我。
我的回答實際上是一種異常激烈的無辜者的抗議，他看看我，聳了聳肩。後來，因為我反覆地向他重複我壓根沒有進過教堂，他便向門口走去，又瞧瞧我，用壓低的聲音自言自語說：
“倫敦的這幫小子確實墮落了！”
他的話使我感到驚慌不安。雖然這個人不是審判我的法官，但是我很想讓他從我的聲明、從我的眼神中相信我是個無辜的人，他本該看出我不可能是個作案的人！
要是連他都說服不了，那我還能說服法官嗎？幸虧我有見證人，他們會替我說話。如果法官不聽我的，至少他得聽證人的話，相信能證明我無辜的證詞。
我必須有旁證，我能弄到這些旁證嗎？
在我知道的關於囚犯的故事中，有一個說到人們用各種辦法和被關押的人取得聯絡：他們把紙條藏在從外面帶進去的食物中。
馬西亞和博勃，他們可能會採用這種辦法。當這種想法在我頭腦里閃過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掰碎了我的麵包，可是裏面什麼也沒有。和麵包一起送進來的還有土豆。我也把土豆搗得稀爛，仍然連一點碎紙片也沒有見到。
顯然馬西亞和博勃並沒有什麼事要對我講，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們不能對我講什麼。
我只好等到第二天了。我儘可能地使自己不要太悲傷。不幸的是，我無法做到。哪怕我壽命再長，到了我頭髮、鬍子都雪白的時候我也決不會忘記我所度過的這一夜的可怕情景，它將如同剛發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樣。唉！我是多麼愚蠢，竟然不相信馬西亞的預感和擔憂！
第二天一早，獄卒進了我的牢房，送來了一罐水和一個臉盆。他說，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建議我梳洗一番。他告訴我，根據他的看法，出庭的時候，有一副體面的樣子，是被告替自己辯護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梳洗完畢，再也不能老待在原地不動了，我象被關在籠子裏的動物，在牢房裏轉來轉去。
我本該好好準備我的辯護詞和馬上要當庭口答的問題，然而我思緒太亂，我所想到的都不是我此時此刻所面臨的現實問題，而仍然是各式各樣的使我感到痛苦的、自己做下的愚蠢得可悲的事情，它們在我的頭腦里旋轉，象魔燈上的怪影一般。
獄卒又回來了，讓我跟他走。我走在他的旁邊。在穿過好幾條走廊之後，我們來到一扇小門的面前，他打開了門。
“進去。”他對我說。
一股熱浪撲面而來，我聽見了一片混雜的嗡嗡聲。進了門，我被帶進一個很小的講台裏面，我終於在法庭中間了。
儘管我被一種恍惚的、不知所措的神思所困擾；儘管我感覺到額角上的青筋在暴跳，好象就要崩裂似的；但我還是向四周掃視了一眼，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看見了我周圍的一切：審判廳和滿廳的人群。
這個廳很大，天花板很高，窗戶也很寬敞。大廳分成用本欄杆隔開的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法庭；另一部分是好奇的聽眾席，也就是旁聽席。
法官坐在最高的那隻檯子上。在他前面稍低一點的檯子上，坐着另外三個人，我後來才知道，他們中間一個是書記官；一個是處理罰金的財務官；另外一個也是法官，這種法官在法國叫做檢察官。在我站立着的小檯子前面，有一個穿長袍、戴假髮的人，那是我的律師。
我怎麼會有辯護律師的呢？他是從哪兒來的？誰給我請的？是馬西亞和博勃替我請的嗎？現在不是推敲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有了一個辯護律師，這就行了。
在另外一個檯子上，我看見了博勃和他的兩個夥伴，還有大橡樹客店的老闆和幾個我根本不認識的人。在這個檯子對面的一個檯子上，從好幾個人中間，我認出了逮捕我的那個警察。我明白了：這兩個檯子都是證人席；那麼，我站立的那個小檯子一定是被告席了。
被木欄杆隔開的旁聽席里已經坐滿了人，在這排木欄杆上面，我看見了馬西亞的面孔，我們兩人的目光對疊在一起、吻合在一起了，我立刻感到有了勇氣。會有人來替我辯護的，現在我不該自暴自棄，這是我為自己辯護的時候了。我再也不會被從四面射來的目光嚇倒了。
檢察官講話了。他的話極為簡短，神色非常匆忙。他陳述了事情的經過：在聖佐治教堂里發生了一起盜竊案，作案的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孩子。他們是打碎了一扇窗戶用梯子爬進教堂的。他們隨身帶了一條狗放哨，一有危險，狗就為他們報警。深夜一點一刻整，一個夜歸的行人看到教堂里有一團微弱的亮光；他吃驚地停下來聽了聽，聽到了一種敲打東西的聲音，他馬上城醒了教堂執事。好幾個人一齊都向出事的地方奔去，狗就大聲狂吠起來，小偷們驚嚇得從窗戶逃走了，狗不會爬窗戶，被他們扔下了。警察傑里把狗帶到了賽馬場，賽馬場那邊的人都對傑里的機警和熱忱稱讚不絕。就在賽馬場上，狗認出了他的主人；這主人不是別人，正是現在出庭的被告。至於第二個小偷，我們正在跟蹤追捕。
在列舉了幾條表明我有罪的看法后，檢察官不講話了。有一個尖利的嗓子對着旁聽席叫喊：“安靜！”
法官問我的姓名、年齡和職業，他的臉根本不對着我，看去象在一個人自言自語。
我先用英語回咎，說我叫弗朗西斯·德里斯科爾，住在倫敦貝司納爾格林區紅獅院我父母家裏，然後我請求允許用法語解釋，因為我是在法國長大的，來到英國只有幾個月。
“別以為能騙我，”法官嚴肅地說，“我懂法語。”
我於是用法語敘述，解釋我在一點鐘的時候不可能在教堂里，因為那時我還在賽馬場，二點半的時候我在大橡樹客店。
“一點一刻的時候您在哪裏？”法官問道。
“在路上。”
“這是需要證實的。您說您是在去大橡樹客店的路上，起訴書卻指控您是在教堂里。說您在一點差幾分的時候離開賽馬場，來到教堂的牆根底下與您的同謀碰頭，他拿着一張梯子在那裏等您．您是在行竊不成之後才去大橡樹客店的。”
我想竭力證明這個指控是不可能成立的，但我看得出來，法官並不相信我。
“您如何解釋您的狗在教堂這一事實？”法官問我。
“我解釋不了，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的狗沒有和我在一起。我是在早上把它拴在我們的一輛車子上的。”
我如果再要往下說，那就不合適了，因為我不願意給別人提供對我父親不利的材料。我看了看馬西亞，他示意我繼續說下去，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輪到傳證人到庭作證了。法官先要這個證人手按福音書起誓，說他將不偏不倚地講真話。
這是一個肥胖矮小的老頭，儘管他有一張紅面孔和一個發藍的鼻子，神情卻是令人驚異地莊嚴。在起誓之前，他向法官席彎下腰來鞠了一個躬，然後又昂首挺胸地站直了身子。他就是聖佐治教堂的執事。
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當時人們是如何突然把他叫醒的，又如何對他說教堂里發現了小偷，他又是如何的驚慌和憤怒；他的第一個想法是認為人們在拿他開玩笑，捉弄他。可是人們是不會跟他這樣的人開玩笑的，他明白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他於是匆忙地穿上衣服，以致背心上的扣子都綳掉了兩顆。他終於向教堂奔去，把教堂的門打開了。他到底發現了誰，或者看見了什麼？原來是一條狗。
對他的證詞，我沒有什麼可回答的，但是我的至今不吭一聲的律師卻站了起來，他晃了晃他的假髮，用手在肩上把長袍拉拉整齊，講話了。
“昨天晚上是誰關的教堂的門？”他問道。
“是我。”教堂執事回答，“這是我的職責。”
“您能肯定這點嗎？”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就能肯定是我做的。”
“如果您自己沒有做過呢？”
“我就能肯定我沒有做過。”
“很好。那麼您能起誓您沒有把這條狗關在教堂里嗎？”
“如果有狗在教堂里，我一定會看見的。”
“您的眼睛管用嗎？”
“我的眼睛和所有的人一樣。”
“六個月以前，您沒有撞進吊在肉店門口的一頭開了膛的牛肚子裏去嗎？”
“我看不出對一個象我這樣神志健全的人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重要性。”執事喊了起來，他的臉已經氣得發青。
“如果這問題真正是重要的，您是否願意費心來回答呢？”
“我確實在那裏撞過一頭寄生，但那是因為有人把它掛得礙手礙腳的緣故。”
“那您沒看見啰？”
“我當時心裏有事。”
“當你關教堂門的時候是剛吃過晚飯嗎？”
“當然啰。”
“那您撞在牛肚子上的時候，也是剛吃過晚飯嗎？”
“但是……”
“您是想說沒吃過啰？”
“吃過了。”
“您喝的是淡啤酒還是濃啤酒？”
“濃啤酒。”
“喝了幾品脫①？”
①品脫：英國容量單位，合O.568升。
“兩品脫。”
“從來不多喝嗎？”
“有時三品脫。”
“從來不喝四品脫、大品脫嗎？”
“很少。”
“您在晚飯後不喝點摻熱糖水的烈性酒嗎？”
“有時候喝。”
“您喜歡沖得濃點還是沖得淡點的呢？”
“不是很淡的。”
“您喝幾杯呢？”
“這得看情況。”
“您能不能起誓說，哪怕在偶然的情況下，你也決不會一次喝三杯，甚至喝四杯呢？”
已經氣得臉色發紫的教堂執事不回答了。律師於是坐了下來說：
“這一質詢，就足以證明狗可能是被證人自己關在教堂里的。他在吃過晚飯以後，還總是這樣牽腸掛肚地操心着他的工作，連掛在那裏的整隻的牛都看不見。這就是我要弄清楚的事實。”
如果我有膽量的話，我真要上去擁抱我的律師，我得救了。
為什麼卡比不會是被關在教堂里的呢？這是可能的。如果卡比是這樣被關進去的，那就證明不是我把它帶進去的了，我也就不是罪犯了，唯一對我不利的證據也就不存在了。
在教堂執事以後，又聽了所有跟隨他進教堂去的人的證詞。他們除了看見那扇開着的窗戶外，別的什麼也沒有看見，但他們聽說小偷是從這個窗口逃走的。
後來，法庭也聽了我這一方的證人的證詞，他們是：博勃、博勃的夥伴和客店老闆。他們全都證明了我那天晚上的作息時間。但只有一點還不清楚，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離開賽馬場的確切時間。
審問結束的時候，法官問我還有什麼要說的沒有。還預先告訴我，如果我認為沒有必要，也可以保持沉默。
我回答說我是無辜的，我相信法庭的公正。
法官於是把我剛才聽到的審訊記錄讀了一遍，然後宣佈我將被轉到郡監獄，以便在那裏等候大陪審團的裁決，看看是不是要讓我上重罪法庭。
重罪法庭！
我倒在被告席上。我為什麼不聽馬西亞的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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