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國小說史上，《孽海花》是一部當之無愧的文學名著。它的出版，曾於２０世紀初期的文壇引起轟動，在不長的時間裏，先後再版１０餘次，“行銷１０萬部左右，獨創記錄”（范煙橋《側記》）。專家的評論亦頗為熱烈，著名小說研究專家蔣瑞藻在《小說枝談》中，轉引《負暄瑣語》的評論說：“近年新撰小說風起雲湧，無慮千百種，固自不乏佳構。而才情縱逸，寓意深遠者，以《孽海花》為巨擘。”一代古文大師、著名外國文學翻譯家林琴南，對之推崇備至，“嘆為奇絕”。魯迅對此書亦多有褒揚。然而，不同的聲音亦復有所聞：胡適以為：“《孽海花》一書……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說不僅引起一般讀者的廣泛興趣，以至一版再版，並且招來諸多文化名人評頭品足，這確乎是一件極有趣的現象。我們今天的讀者，盡可以放開自己的眼光去鑒賞，去評判。為了有助於朋友們閱讀，不妨對作者的經歷，成書的過程，以及小說諸般特徵略作評介如下：

作者曾樸，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筆名東亞病夫，病夫國之病夫等。江蘇常熟人。生於１８７２年，卒於１９３５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國社會充滿了動蕩與變革的時代。而曾樸又是一個生性敏感、熱心國事之人，因此而隨時代大潮的激蕩而沉浮。他１９歲即考中秀才，次年中舉，可謂少年得志，名震鄉里。轉年即赴京應試，卻因試卷墨污而名落孫山。隨即捐官內閣中書，留京供職。越２年，爆發了甲午海戰，中國一敗塗地，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國人震驚。曾樸懷抱憂國憂民之志，難耐內閣中書的閑散空曠，立志進入外交界，以實現“為國宣勞”的人生理想。為此，而入同文館學習法文。至１８９６年，負責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招考章京，曾樸雖以“異才”而聞名京師，卻因不為內閣衙門保舉而不得應試資格。其壯志難酬，悲憤至極，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創辦實業，適逢譚嗣同、林旭等維新志士聚集滬上，謀划變法革新。曾樸為之所動，與譚、林諸君朝夕相聚，籌謀新政。１８０８年，應康有為、梁啟超相召，譚、林等北上京師。曾樸則因父親喪葬瑣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滯留滬上。不久，變法失敗，譚、林諸君殉難。曾樸聞訊不勝驚恐，迅即由瀘返鄉。鄉居期間，與開明士紳丁祖蔭、徐念慈、張鴻等人，倡導新式教育，雖遭頑固勢力百般阻撓，但最終還是衝決各種阻力，創辦了常熟第一所小學。又自辦日文講習班，聘日籍教師任課。１９０３年再赴上海，經營繭絲業，因受外絲傾銷的衝擊，折本而罷。次年，轉入出版業，創辦“小說林社”，出版中外小說。１９０７年又創辦《小說林》月刊。１９０８年因資金周轉不靈，出版社被迫關閉。即在曾樸從事出版業的同時，亦未曾中斷政治活動，他曾參加張謇、孟昭常等人為中心的預備立憲公會，積極倡導君主立憲制。到１９０９年，清政府已處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樸卻應大官僚端方之聘，進入兩江總督衙門，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薦，以候補知府身份，先後在杭州、寧波任職。辛亥革命后，被選為江蘇省議員，又歷任官產處處長、財政廳廳長、政務廳廳長等職。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江蘇，才終止了官場生涯。１９２７年重操舊業，創辦“真善美”書店，並出版發行《真善美》雜誌。至１９３１年，復以資金不能流轉而歇業。隨即由瀘返鄉，４年後結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這裏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終其一生，始終熱衷於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著述達數１０種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聲中外，藝術魅力歷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書過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歷程那樣，複雜而又曲折。第一、二回發表於１９０４年留日青年在東京創辦的《江蘇》雜誌第８期，而作者並不是曾樸而是金松岑。金氏以愛自由者為筆名刊發兩回之後，又寫成４回，遂以６回書稿寄送好友曾樸商酌。曾樸以為題材尚好，只是格局過於狹隘，建議作大的修改，使之“盡量容納３０年來的歷史”。金氏以為寫小說非己所長，則順水推舟，任由曾樸去修改、續寫。曾樸遂埋首案頭３月余，得２０回（含對金氏６回徹底改寫）。１９０５年由日本翔鸞社分兩集出版發行。至１９３０年，續寫至３５回，其中前２０回於１９２８年由真善美書店再版，依然分作兩集。后１５回則由《真善美》雜誌陸續刊發。１９３１年將此１５回的前１０回結集，由真善美書店出版，是為第３集。繼而，又將３集合為一冊出版。簡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為３０回，后５回並未放入其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１９５５年出版的寶文堂本，１９５６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１９５９年上海中華書局本，都是３０回本。直到１９６２年，中華書局才將后５回作為附錄增入出版，是為增訂本。

《孽海花》內容繁富，時間跨度大，如何從總體上把握它的本質特徵？作者對其創作意圖的剖白，對我們頗有啟發。《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曾云：“這書主幹的意義，只為我看着這３０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節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觀之，作者試圖在這部小說里容納３０年歷史的本質內容，並表現出它的發展趨勢。質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寫成一部歷史小說。而所謂歷史小說，已經不同於我國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演義小說”，歷史演義小說，即歷史的通俗化；而這裏所說的歷史小說，是具有近代意義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徵是：“把奇妙和真實”結合在一起，塑造“個人與社會歷史命運更緊密結合的人物”，表現歷史的本質和趨向，最終“把小說提高到歷史哲學的地位”（引號為盧卡契言論）。應該說，《孽海花》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堪稱具有近代意義的歷史小說。這自然與作者對法國文學特別是對大仲馬、雨果的歷史小說具有頗為精到的研究不無關係。

《孽海花》所表現的３０年歷史內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緒後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和文化的變遷史。

就政治演變而言，小說以同治中後期為背景，或隱或現地表現了光緒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展歷程：從中法戰爭到中俄領土爭端；從甲午海戰到台灣軍民的反抗侵略；從洋務運動到維新派興起，以至資產階級革命領導的廣州起義的失敗。同時，作者更注重表現諸多政治事件的內在聯繫及其發展趨勢。誠如作者自云：“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小說中的光緒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挾制，即使冊立皇后，亦沒有絲毫的決定權。慈禧將自己的外甥女塞給光緒立為皇后，以為耳目，而光緒所寵愛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從此東、西宮爭寵的鬧劇愈演愈烈。東、西宮爭寵，實質是光緒與慈禧爭權的表現形式。後來，外間傳言，魚陽伯行賄皇妃，謀上海道肥缺。慈禧就藉機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並降之為貴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後的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直至清王朝覆亡，都與帝后失和相關聯。不過，戊戌政變及以後的事件都在擬寫計劃之內，而並未付諸實施。

小說是如何表現３０年來思想文化的變遷呢？作者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對此亦有明確的揭示：“寫雅敘（聚）園、含英社、讀瀛會、卧雲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的足跡。”從雅聚園的描寫中，可表現出同治時期一般讀書士子的精神風貌，國家已處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們對此卻麻木不仁，對世界大勢幾乎是一無所知，唯一感興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訣，陸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時代風雲的激蕩畢竟促使讀書士子階層發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銳的通達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除舉子業之外，亦注重經史百家的學問，而且對西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就在第２回有關雅聚園的描寫之後，敘及金雯青中狀元衣錦還鄉、乘輪船途經上海小住。有洋務派著名人物馮桂芬來訪，見面一番寒暄之後，即以長者口吻勉勵雯青說：“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的……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才算得個經濟……”一番話足以振聾發聵，直令狀元郎茅塞頓開。隨後，金雯青又應邀赴一品香會客，席間聽薛淑雲（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黃遵憲）等人“議論風生，都是說著西國政治學藝”，不由暗自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哪曉得到了此地，聽着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才能夠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長的心理剖白，可見在上海這等開放的城市，學西法、識洋務在知識界已成為時尚。時代畢竟前進了，傳統的詞章考據之學，已遠遠不足以敷用，洋務思想應運而生，盛行於世，思想文化演變之跡甚明。然而，洋務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及科技的進步，而無視其政治體制較之封建專制亦同樣具有的進步性和優越性。這種輕本而重末的致命弱點，隨着時代的推移而愈益為人們所認識。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政治體制變革為實質內容的維新變法的思潮。到１８回有關“談瀛會”的描敘，就十分清晰地表現了這一思想文化變遷的足跡。從第２回寫金雯青衣錦還鄉、途經上海聆聽薛淑雲、王子度的洋務高論，到１８回敘及金雯青由俄返國途經上海參加“談瀛會”，其間經歷了２０餘年的時間，這期間思想文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開始在社會傳播，同時，從洋務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變法思想的改良派。“談瀛會”上，依然是薛淑雲、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見解較２０年前大有進步。“談瀛會”的中心話題是：“吾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為先？”圍繞此論題，各抒高見。或以為力爭外交權為急務；或以為當以練兵為首要；或以為發展經濟為基礎；而最具說服力的論辯，則是以為必以政體變革為第一。而此論實際上最終成為諸名士的共識。毫無疑問，它屬於改良主義的新思潮。

小說寫到第２９回，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已是１９世紀末期甲午海戰之後的情狀。北洋海軍乃洋務運動的產物，海上一場惡戰，竟不抵島國日本，幾至全軍覆沒。這沉痛的教訓給思想文化界以極大的震動，通達之士為之猛醒，他們清醒地意識到：政體不變革，單是辦辦洋務，終究是難以拯救衰敝的祖國。這種以變革政體為核心內容的維新思想，在甲午海戰之後頗為盛行一時。

與此同時，更有一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以為清朝政府已經腐敗透頂，頑固派勢力在朝廷占居絕對優勢，以和平的方式去變革政體，只不過是浪漫的幻想，最終難以付諸實踐。那麼，他們的政治主張又當如何呢？第２９回敘及革命派領袖人物楊雲衢（影射楊鴻飛）的演講辭，從而明確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張的本質內容：“現在的中國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很顯然，這種以“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為核心的政治主張，比之於維新思想來得更為激烈，亦更為切實！但是，在小說所描寫的那個特定時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風靡社會。第２９回敘及革命中堅人物陳千秋隻身赴滬，試圖聯絡同志，發展革命力量，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偌大一個上海，竟難覓知音。且不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浪子以及惟知買進賣出、膽小怕死的商販，即使“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扶牆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陳千秋的憂憤，既表達了對維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時代特徵。革命派思潮風行於世，那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的事情，然而，《孽海花》並未及此便匆忙收場。

總之，循着作者的筆觸，不難尋繹出３０年間政治、文化的演變史，從而，使小說具有了“歷史哲學”的意味和境界。雖然，小說中不乏對清延腐敗的揭露和譴責，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變遷史過程中的附帶而已。因此，《孽海花》終究是一部“歷史小說”。只有把握了它的這一本質特徵，對這部小說的理解就會深入一層。

當然，歷史小說並非歷史教科書，即使它取材真實，人物亦歷歷可考（據考證，小說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達２７０餘人），但是，絕不可把它與歷史生活本身等量齊觀。它畢竟是一部精心結撰的“奇妙與真實”結合的文學作品，作者以狀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鈞）與名妓傅彩雲（影射趙彩雲）的婚姻生活故事為情節主線，將３０年間重要歷史事件的側影及其相關的趣聞佚事，加以剪裁提煉，熔鑄成篇。

《孽海花》的結構頗具獨創性。作者曾對此作過極為形象而確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迴旋着穿的，時收時放，東西交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為止。我是傘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地）推展出各種形象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孽海花》作為歷史小說，刻劃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國古代“良史”的實錄精神。同時，又借鑒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的諷刺手法，以寫實筆法評說事件、權衡人物。即使對威毅伯（影射李鴻章）這樣的人物，亦絕非一概罵倒，既寫他在甲午海戰中負有“因循坐誤”的歷史責任，又不是把失敗的全部責任統統歸咎於他，西太后挪用“一國命脈所系”的海軍經費，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寫他害怕開戰的膽怯心理，又寫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寫他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因而遭到國人唾罵，又從深層次寫出簽約的根源在於國家的貧弱。總之，在作者筆下，威毅伯不是一個被簡單化、臉譜化了的人物，而是一個具有歷史真實感的藝術形象。

《孽海花》在藝術方面，亦多有不足之處。其結構雖雲工巧，獨創性亦顯而易見，但是，把３０年間歷史重大事件連結於金、傅婚姻生活故事這條主線，終難免有牽強之處。然而，所有這些終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