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七十四章: 歷史的拐點 (結局篇)

這次的淮西之戰總算是落下了帷幕。

曲終人散，本來應該是鬆一口氣，坐下來喝杯茶吃塊餅乾的時候。

沒有人想到，淮西之戰才剛剛過了兩個月，南宋朝廷就發生了一件大事。

紹興十一年的四月十二日，高宗皇帝發出詔書，下令張俊、韓世忠和岳飛這三路宣撫使從速來朝議事。

這個命令讓人有點摸不着頭腦。

雖然宋金雙方在淮西戰場上的大戰暫趨平息，但局部的戰爭還在持續不停。尤其是在西北的戰場上，由吳磷完和顏撒離喝所聯手主演的大戲還在**當中，宋金兩軍打得難解難分，好不熱鬧。

這種情況下，下一**規模的戰爭隨時都有可能爆發，高宗皇帝怎麼會如此不顧大局，在這個關頭把三位軍區司令官召回行宮？

原因只有一個，此時秦檜已經與完顏兀朮重新建立了關係，並得到他老人家的承諾---這回和議必成。

既然安全得到了保證，高宗皇帝自然要執行老趙家皇帝的傳統規矩。

“杯酒釋兵權”。

......

公平地說，南宋朝廷這次“釋兵權”是全面性的，範圍包括所有的高級軍官，並沒有針對特定的某人。

下至劉錡，上到張俊、韓世忠和岳飛，凡是擁有自己獨立一支部隊的，全部都是“釋兵權”的打擊對象。

因此，當自以為是的張俊主動配合秦檜，暗中謀害劉錡、韓世忠和岳飛等人。滿以為秦檜會實現他的諾言：“盡罷諸大將。悉以兵權歸汝。”

到頭來。秦檜讓御史台輕輕一份奏章彈劾，便讓他張俊打回原型。

可笑乎，可嘆乎。

......

單單“釋兵權”肯定是不夠的。不管被罷免兵權的高級軍官們心裏服不服，朝廷還需要抓一個人出來“祭旗”，以示“殺雞儆猴”。

朝廷最初的目標是劉錡，後來變成了韓世忠，而到了最後，朝廷針對的對象卻變成了岳飛。

我們耿直的岳少保。他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先救劉錡，再救韓世忠；但輪到他自己的時候，悲劇就此發生了！

風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

實際上，恢復北宋皇朝時期的那種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文人士大夫們的願望；幾任的首相大人也擔心戰功日著的武將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繼夜地謀划著怎樣解除武將的兵權。

從太祖皇帝趙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開始，打壓武將、不讓武將掌有實權、不讓武將有機會造反、就已經成為朝廷的共識。

這也難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國的歷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訓。

只不過。真的需要把武將們壓製得那麼死嗎？

算起來，在南宋高宗時代。解除武將兵權的呼聲並不僅僅出自於劉、張、韓、吳、岳這五大司令官相互輝映的時代。

建炎初年，戶部侍郎柳約就直言不諱地進言道：“諸大將提兵入覲，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軍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上疏斥責諸大將：

“現在有的大將官兼兩鎮之重，躋身於執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出入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禍患甚於金虜，可謂上負國家，下負百姓，罪惡如此，用古法皆當誅。”

當時有“兩鎮之重”節度使銜頭的只有劉光世和張俊兩人。

到了紹興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談“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獻上“馭將三策”，建議趙構要“漸銷諸將之權”。

而當時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權遲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左宣議郎王之道更是不顧金人在側，虎視眈眈，上書高宗，強烈要求收繳諸將兵權，恢復以文臣統軍的傳統，他呼籲說：“臣願陛下深思熟慮，選擇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鉞，俾統六師。”

到了紹興八年，監察御史張戒也進言說：“諸將權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減諸將的兵權。

高宗對此大為讚賞，當即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

從高宗皇帝對大臣們的回復看，在紹興十一年中所發生的“釋兵權”事件，很早就已經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時間表內。

皇帝既然有這個心愿，當首相的當然要積極貫徹落實，

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製為由，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但也因此引發了淮西兵變，他本人坐謫引退，第一次收兵奪權的行動只能草草結束。

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

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

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從這個角度看，罷免張俊、韓世中和岳飛等三人的兵權，其實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情。

問題在於，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麼合適嗎？

......

毫無疑問，宋朝是中國在古時的一個巔峰的時代。

整個社會的科學發展水平，國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要說之前的漢唐盛世比不上。後來的明清兩朝更是大大不如。

誠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興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來對世界的開放和包容的延續和結果；但是，宋朝孱弱的軍事力量與她那超高的國民生產總值，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無論是國家的稅賦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又或者是國民生產總值，宋朝與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的比較，其差距相當於如今的美國與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數據來說明宋朝軍隊的強大，比如在西夏戰場的勝利。等等；只不過，身形龐大的美國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處處挨打受氣，無論怎樣解釋，都擺脫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這個可惡的“以文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歸咎於缺馬。

缺馬當然是一個劣勢，但是，這絕對不會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時代，沒有任何一種武器或者裝備能夠決定勝利，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人。

天朝毛太祖語錄中也有這麼一句：“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

那麼，“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這個制度。又如何導致宋軍軍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軍事體質大致可以分為上下兩層。

上層的安排，根據《宋史?職官二》中的描述：“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這樣，整個軍隊的指揮體系一分為三，相互制衡，也相互扯皮。

下層的安排，根據“更戊法”的規定：畿輔與諸州禁軍定期更換駐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識將，將無專兵。

這種安排的結果，讓整個軍隊的掌控權歸於朝廷，而不會從屬於某人。

只不過，朝廷是虛的，皇帝才沒那麼多功夫天天管着管那。

誰也管不了的結果，就變成了誰也不管了。

這種制度，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稱之為“官有制”。與天朝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鍋飯”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鍋飯”的結果，必然帶來機構的臃腫、人員的**、效率的低下，等等。

當宋朝在軍事上的高投入並沒有高產出，反而處處挨打、受制於人的時候，保守和退縮自然成了必然的選擇。

所以，宋朝的軍力與他的經濟實力是完全不相稱的。

......

從建康元年到紹興十一年，時間長達整整十五年時。這在兩宋時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里，皇室的力量幾近於零，只能依靠社會習俗和道德的感召力來勉強維持統治。

於是乎，南宋朝廷對於各個武將們的發展只能聽之任之，只要你能夠堅持與金兵作戰，只要你願意打我宋朝的旗幟就行了。

這种放任武將軍官們各自發展的結果，其實就是改革開放以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才會去用心下功夫。

從建炎元年的一窮二白，建炎四年的“巡山搜海”，到紹興十年的“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只用了區區十五年時間，南宋朝廷對於女真金國的軍事形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承包制”。

在這個過程里，在南宋朝廷的各大軍區之中，並不單單是岳家軍一枝獨秀，而是呈現出了一種百花齊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西北的吳玠吳磷兩兄弟、湖北的岳飛、長江口的韓世忠、淮西的張俊，都先後對金兵造成重創。

可惜的是，當形勢稍稍穩定，南宋朝廷的皇帝和文官們就蠢蠢欲動，一心要恢復那個“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

“承包制”只實行了十五年，就被朝廷“撥亂反正”了。

而“撥亂反正”的結果，自然也就恢復了被動挨打的局面。

皇帝要壓制武將可以理解，眾多的文人雅士來湊什麼熱鬧？

一句話，屁股決定腦袋。

這就跟印度的種姓制度一般。

剎帝利雖然不滿婆羅門的壓制，卻也不能讓吠舍和首陀羅有機會逾越自己。

......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宋朝過後，中國明顯走下坡路。

拋開短命的元朝不說，明、清、民國等等，明顯的一代不如一代。

一說到這裏，肯定會有人跳出來說什麼“康乾盛世”。

別扯了，那隻不過是中國問話最後的一點迴光返照而已。

......

宋朝“尊文抑武”的影響之深、範圍之廣，其實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像。

當手中捏着一大把資源，卻又不能夠對外開疆拓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躲在家中胡亂揮霍、醉生夢死。

但長此以往也不是辦法，於是宋朝的理學家們就開出了一個藥方。

---存天理，滅人慾。

從某個角度看，**是改革創新和社會進步的源動力。**沒了，社會也就自然開始逐漸沒落下來。

要記住，在此時的中國社會上，“尊文抑武”不單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社會上的“共識”，一種風俗。

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對的，是理所當然的。

結果是，“滅人慾”的理論繼續發展，在明朝與當時的社會實際相結合，產生了具有明朝社會特點的新政策---嚴禁一切奇技淫巧。

而到了清朝，滅人慾的理論又有了更進一步的版本：在嚴禁奇技淫巧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文字獄。

當最早的機關槍（連火銃）的發明者戴梓被康熙大帝流放在外，當“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作者被誅九族的時候，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所遭受的種種屈辱和不公，已經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

從整個世界歷史來看，兩宋的年代正好是歐洲最黑暗的中世紀時期。

但是與中國剛好相反，從中世紀後期到中世紀以後，歐洲的發展是一日千里，蓬勃向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人性的解放。

文藝復興的功勞，並不在於幾篇文學作品或一些科學成就，而是在於對個人人格的尊重和對人身自由束縛的解除。

天朝毛太祖教導我們，人才是第一生產力。

徹底解放了生產力的歐洲，在近代和現代的領導地位就變得再合理不過了。

而這種此消彼長的變化，是否就源自於宋朝？

（全書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