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為一個播音員（1）

電台那部Studer盤帶機終於要退休了。也就是說，我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學會的那些本領，終於再也派不上用場了。

這一天遲早要來的，事實上，這一天來得比我想像中晚了許多。早在二〇〇七年，就聽說磁帶大廠Quantegy不再生產盤帶，電台輾轉買來了最後一批存貨，囤起來慢慢用──每卷可錄一小時的四分之一英寸大盤帶，品質極佳，“類比（analog）時代”的唱片業，便是用這種磁帶做專輯母帶。但電台盤帶是耗材，使用量極大，必須一再消磁，重複使用。每次消磁，音質總有損耗，最終只能報廢。

工程部買進的那批盤帶，過了這幾年倒還堪用，但盤帶機的替換零件愈來愈難找，維修成本愈來愈高，簡直跟保養古董車沒有兩樣。這家電台，大概是台灣碩果僅存還留着盤帶機服役的廣播公司，但也老早引入電腦錄音系統，盤帶退居“備份”地位。它們終將步上匣式、卡式錄音座與LP唱盤的後塵，“類比時代”的種種輝煌，像沒落的貴族，只能是夕照中蒼涼的背影。

我的依依不捨，不僅因為一九九〇年在“中廣青春網”學會的盤帶剪接手藝以後再也用不着，也因為記憶中那幅題為“播音室”的風景畫，從此不再完整──一按開關便吱吱震動的消磁機，按下“rewind”便會迅疾退帶到底的盤帶機（同時音樂和口白都以壓縮數十倍的速度倒放出來，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紙匣子裏的四分之一英寸盤帶，一盞盞明滅的“播音中”紅燈，一扇扇極之厚重的裝着兩層玻璃的隔音門，一排排飾以各色燈號的音量推鈕，一隻只懸臂吊著或者立座夾着的麥克風，一副副接着蜿蜒訊號線的大耳機……它們從我懂事以來，就是兒時記憶的一部分。

我是播音員的孩子，很早就從父母那兒學會一口標準的“播音員國語”。母親從小就常帶我去電台，偶爾工作忙不過來，還會讓我自己招計程車過去找她。我上了車，熟極而流地說：“麻煩到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中廣公司。”便常有開車的外省伯伯用家鄉腔驚奇地問：“小弟弟，你是哪裏人哪？國語怎麼說得這麼標準哪？”

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那地方現在已經蓋起了高聳入雲的豪宅，然而只要閉上眼，我仍能細細憶起那幢被剷平之前的、現在想起來其實並不太大的“中廣大樓”──院子入口是警衛室，戒嚴時代，電台和軍營陣地、政府機構一樣是“保防重地”，但警衛阿伯都認得我，所以揮揮手就放行了。穿過院子，左邊還有一幢樓房，高懸着“中廣”的標幟和遒勁的“自由中國之聲”六個大字。走進門廳，地板鋪着溝紋密密的深紅塑膠毯，若是下雨天，鞋底總會在那上面踩出嘰嘰的聲音。來客得在門廳的接待處填表登記，但裏面的叔叔也認得我，就讓我進去了。左轉是著名的“中廣”音樂廳（我曾參加的“中廣兒童合唱團”每周在那兒集合練唱，八〇年代末薛岳主持的“周日新鮮派”在那兒辦過許多搖滾演出，包括肝癌消息曝光后他主持的最後一集節目，他唱《失去聯絡》，所有人哭成一團），右轉有一間極大的錄音室，是錄廣播劇的場地，擺着許多製造聲效的道具，包括一座可以推着走的木頭樓梯。我小時候曾在那兒客串過一出廣播劇的孩童角色，台詞不超過三句，內容全忘了，只記得冷氣開得極強，人都凍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