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田土之爭和土官

在稍微清楚村子裏的人員成分之後鄧時鋒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再深挖下去，家家都有難念的經，他們每家人都會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作用，對於這一點，想要在一見面就弄清楚是絕對不現實的，不過如果鄧時鋒決定要利用起這批人的話……他相信自己有這個時間去慢慢完成這些事情。

結束關於成分上的問題，鄧時鋒很快的便拋出了下一個他很關心的問題——今天襲擊村子的那些人是誰？！

說起這些人，覃二和在座的其它人臉sè一下子就變得相當憤怒，即便還沒開始敘說這些人的來歷，仇恨值便已經迅速的爆表。很快，在這些人你一句我一言的聲討，還有鄧時鋒腦中歷史記憶的補充之下，鄧時鋒明白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和特殊的環境背景。

首先要提及的是那些襲擊者的行為並不是啥私人恩怨，而是明朝時期，廣西特殊的社會環境下，明朝zhèngfǔ公開甚至是極力支持的武裝奪田行為。

明代廣西的農民起義，往往與田土問題密切相關。《懷遠縣誌》史載:“凡大盜，起於官差之擾、田土之爭。”一句話便清晰的表述了明朝封建社會後期，廣西社會環境農民起義的特點。特別是由於廣西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這種“田土之爭”又與民族鬥爭相聯繫，具有不同於其他省份的若干特點。

所謂“田土之爭”，就是地主與農民之間兼并與反兼并的鬥爭。明代廣西土地並過程的突出表現之一，是封建官府實行大規模的武裝占田。明初在廣西駐有重兵，用以防範與鎮壓少數民族起義。朱元璋認為:“(廣西)溪峒瑤獠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因此，從洪武六年起，明王朝廷便開始在廣西設置一系列的軍事鎮壓機關。除了十個衛所之外還在衛所下面設置超過三十個檢巡司。從此以後，一個個軍事據點，星羅棋佈地分佈在廣西各地，各重要據點都派軍隊駐守。據載，洪武、永樂年間，廣西官軍至十二萬”之多。如此眾多的官軍駐守廣西，每年需要大量軍炯，而明初在廣西由於實行軍屯制度，軍晌尚可勉強得到解決。到明中葉，據《弘治實錄》卷六六記載：軍屯破壞，“所領屯田，典賣都盡，”軍隊“一有調遣，相率逃亡。”到弘治年間，廣西官軍只剩下一萬八千，“且官多庸懦，士多老弱，軍政不修，兵威不振。”

明中葉廣西同全國各地一樣，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震動了明朝廷。規模較大者有大藤峽起義、府江府江起義、八寨起義、古田起義等。明統治者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為著鎮壓農民起義，便大量招募士兵，作為鎮壓農民起義的馬前卒。這種招募來的士兵，又稱為耕兵或田兵，由zhèngfǔ分與土地、耕牛、農具和種子，實行且耕且守。而這些耕兵的土地，絕大多數都是明朝統治者採用武裝占田的手段從農民那裏強奪來的。

明統治者首先把起義地區的土地稱為“賊田”，實行武裝佔領，而後分給士兵耕種，使之成為鎮壓農民起義和掠奪農民上地的有力工具。明統治者的這種武裝占田之法，就是採用所謂“以夷攻夷”的手法，把廣西農民起義鎮壓下去。正如《嘉靖實錄》卷三一二中記載：嘉靖二十五年六月明朝廷的巡按御史馮彬在總結鎮壓廣西農民起義經驗時所指出的：“廣西兵不滿萬而賊數萬，每歲必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剿賊，……據其巢，耕共土”；又說“蓋賊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願得之者，因其願而令之，蔑不勝矣。”

在侵佔的過程中，統治者不僅強佔少數民族耕作的田地，對一些底層漢族人口的土地也沒放過，因此加劇了廣西民間的矛盾，明統治者在廣西流官地區實行的武裝占田，應該說是造成明代廣西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多發生的根原因。

明王朝的統治着都已經公開讚許這種武裝占田的方法來統治廣西，有了高層的授意和撐腰，那麼下面的人在武裝奪田上更是有恃無恐幹得極為賣力。而在執行過程中，官府是牽頭者，執行上，則是由各地方的地主、大戶人家以及土官為主要執行者，這些人由於身份特殊，和官府利益勾結較為深入，在執行中往往可以獲得到利益的大頭，因此在武裝奪田的過程中均能找到他們的身影，而這其中，土官更是極力沖在前面的先鋒隊。

土官是從宋朝形成的，而明代於西北、西南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置土司（土官），由該族上層分子擔任，按等級分宣慰使、宣撫使、按撫使等武職及土知府、土知縣等職，由子孫世襲。統治王朝承認土官在當地的實際統治權，並承認其具有私兵的權利，但國家一旦需要平叛、對外征戰時土官必須要為統治王朝效力。這種羈縻制度自從宋朝形成並且完善後，明朝將羈縻制度發揮的更加充分，不僅在統治廣西土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讓廣西土官和手下的私兵也逐漸走出原有的大山深處，東進進入到整個廣西甚至出到外省更大更廣闊的中國舞台上。在廣西內，土官屢屢出現在鎮壓各種民變的場合中；在外省，也有瓦氏夫人帶着狼兵北上抗擊倭寇這樣的故事發生，狼兵一詞也從此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史書記載中。

雖說狼兵的戰鬥力到底是高是低還有很多爭論，對倭寇作戰是屢敗屢戰還是大獲全勝都有不同的見解和看法，關於這個我們後面再細說暫且不提，這裏不得不說的是：土官在明朝時代的東進走出原居地，的確是對廣西整個社會環境和人口構成變遷起到了真正的促進作用，它的出現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都刺激了各民族人口的相互接觸和融合，也逐漸讓原人口漢、壯、瑤、苗、侗構成涇渭分明各自發展的廣西東南西北四個地方，真正開始了後世廣西人口民族大融合、化交流深入括展的大時代。到清末之時，整個廣西已經基全盤接受漢族化主體和認同了大統一思想。

拿最為具有代表化書院、科考做例子，雖說廣西秦朝時便已納入中國版圖，可到了宋代時，廣西依舊極為貧苦，當中原一帶處於欣欣向榮的封建社會時，桂西大部份的壯、瑤地區仍長朝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經濟形態。相比中原，有記載：“廣西地帶蠻夷，山川曠遠，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當浙郡一縣。”經濟如此，教育可想而知。在桂西不僅無進士，而且縣學也不存在。廣西有史可查30個州100多個縣僅有11所官學。據統計，宋代廣西中式科進士共有279名(含特奏名7人)，北宋83名，南宋196名，此數與宋代全國進士總數約41597名相比，佔全國總數的067%！看看，連百分之一都沒達到，可見之前廣西的閉塞和落後。而經過明代人口、化大交流大融合后，進入到清代，廣西即便由於戰亂影響了開科，不過也達到科中士舉人計5075人，中士進士共585人，進士人數佔全國26845人的218%，超過了之前任何一個朝代。其中狀元4名，排在全國狀元省人數江蘇(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東(6名)之後，居第五位，可見明朝時期化統一中起到的作用（註：此段科考人數資料來自《廣西科舉淺探》作者陳小錦）。而最後要提及幾個人物就是清末在廣西百sè西林縣那勞鄉出的一門三總督，雲貴總督岑毓英、岑毓寶、兩廣總督岑chūn煊，這三個人都是出自岑氏一家，岑氏家族在此之前可就是桂西地的土官，讓一個土官世家接受中原漢族化並且在家族中開設南陽書院形成系統的漢學化教育，由此可見明代對廣西整個民族化融合的歷史過程中有多重要。

說完土官東進走出的背景和未來的作用回到現在的當下，土官東進最初的動機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土官們在逐漸的意識到自己所在的天地只是天下一小隅之後，對土地和財富的渴望讓他們帶着自己的手下走出了大山開始更多的和外界接觸，在這個過程中，從就近原則與少數民族社會化的相同xìng，土官對廣西省土地的侵吞自然成為了首選，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土官們總是出現在歷次武裝奪田充當先鋒的角sè。

而這一次發生在村子裏的這場戰鬥，其實就是一次典型的武裝奪田。村子裏的人在明zhèngfǔ里沒有戶籍，也沒有編役，不僅絕對符合“賊田”的標準，而且在經過多年的開墾和培肥之後，這些田地已經逐漸的成為熟田產量rì漸豐富，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覬覦和垂涎，奪田之戰的發生，也就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