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八旗與南明永曆軍隊作戰時的傷亡及後果

自從**哈赤於萬曆四十六年對明開戰至順治十一年（南明永曆九年）止，已經過了三十六年時間，滿洲八旗長時間四處征戰，除戰死的之外，長年累月積下來的傷殘士兵必然為數甚巨，為什麼滿洲八旗會積累那麼多傷殘士兵呢？這是因為滿洲人丁太少，不可以從外界源源不斷的獲本民族人員來頂替傷殘士兵。這一點與漢兵可以隨時從眾多的後備人員中獲得補充的情況相反，因此，漢軍八旗在與南明永曆帝的軍隊作戰時雖然亦傷亡慘重，但由於可以從外界源源不斷的獲本民族人員的補充，其戰鬥力衰退的問題顯然沒有滿洲八旗那樣嚴重。就以冷兵器戰爭中最常見的刀砍所致四肢肌腱斷裂外傷為例，以明未清初時的醫學水平是根治不了的，傷者要想完全康復是不可能的。軍人受傷愈后**，從此受傷的肢體輕則存在不同程度的伸屈功能障礙、中等程度的則幹不了重活，相當於半個殘疾人——這種士兵不過虛有其表而已，情況嚴重的則成了拐腳曲手的殘疾人。以順治十一年（南明永曆九年）滿洲八旗男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人計，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歷史遺留下的”傷殘士兵，這可能是滿洲八旗戰鬥力越來越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顧誠先生在《南明史》第二十四章第一節指出：“滿洲八旗兵實力下降，難以繼續擔任征服全國的主力是出於以下因素，第一......就是兵員少了，士氣低了。第二，清朝入關初期吒叱風雲的領兵大將由於染上天花，迷戀女色和內部傾軋，凋謝殆盡......滿洲將領已經普遍沉浸於溫柔鄉中，雄心的逐漸消磨自然還要早一些。這種嚴酷的事實，清廷統治集團內非常清楚，儘管他們諱莫如深，閉口不言，但從對南明各派抗清勢力的戰略部署和戰術安排上都明顯地看出他們越來越多地採取以漢制漢的方針。戰略上表現在更多地依賴漢族擁清派進行招撫；戰術上不到關鍵時間不動用滿洲兵，即使在關鍵戰役中也大抵是讓綠營兵和漢軍打前陣，滿洲兵將處於二線，這樣既可減少傷亡，又可起到監視漢軍和在最後關頭奪取勝利首功的作用。”是中肯的——而滿洲八旗戰鬥力越來越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制於大量“歷史遺留下的”傷殘士兵的觀點則是對顧誠先生觀點的補充。由此，就知道清廷在順治十年（南明永曆七年）委任降清漢臣洪承疇為五省經略實屬無奈之舉，因為連年征戰的滿洲八旗狀態已經越來不越如前了，但這樣做的好處是阻止了滿洲八旗入關後人丁不但停止增長，反而逐年減少的可怕趨勢，據順治十四年八旗編審男丁冊載，滿洲八旗有男丁四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丁，比三年前（順治十一年）的統計增加了三十五丁，對清廷而言，這個有意義的轉折與重用降清漢臣的政策是分不開的。這樣做的**後果是三藩坐大，為以後的三藩之亂埋下了伏筆。假如南明永曆軍隊作戰不是失敗於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年），而是再堅持十年，即使仍然失敗，也會大大削弱滿清的民族壓迫式的統治，因為那時很可能不止是三藩坐大，還可能會提前二百年出現曾、左、李，半壁半山的軍權將掌握在漢人軍閥手中，屆時，歷史可能是另外一種寫法了。再補充一點：據《歷史檔案》1988年第4期安雙成先生譯的《清初編審八旗男丁滿文檔案選譯》記載，入關前夕滿洲八旗三百一十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當有六萬二千丁。而順治五年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載，滿洲八旗有男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丁，減少了六千六七十丁，即減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時間又過了五六年之後，據順治十一年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載稱，滿洲八旗只有男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丁，與順治五年相比較，減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也減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根據上述數據，滿洲八旗的男丁大約每五、六年就會減少百分之十左右，顯然，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是人為操縱的結果。為什麼說是人為操縱的結果呢？這是因為滿洲八旗的人丁是有限的，由於滿洲八旗每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通常都是在遠離本民族聚居點的地方進行，而在異族的區域作戰時，滿洲八旗的傷亡當然不可能用異族人來補充（相對而言，漢軍是在本民族區域作戰，就可以從外界源源不斷的獲本民族人員的補充），故當其傷亡率達到一定的比例時，就不得不停止軍事行動——班師回朝，重回本民族聚居點補充人員（通常是北京），待恢復元氣后，再繼續下一步的軍事行動。但滿洲八旗人丁的補充不是無限制的，大多數情況里一年只能補充一次（原因是每一年都會有一批新的八旗子弟“成丁”，滿洲八旗“成丁”的標準是變化的，有時以身滿五尺為合格，有時以一定的年齡為尺度，如十五歲、十六歲、十八歲等），因此在任何一年中，當滿洲八旗作戰時的傷亡達到一定的比例時，就會迫使滿洲八旗將領在這一年剩餘的時間裏，減少甚至停止滿洲八旗的軍事行動，直到補充了新的人丁為止，這種人為的嚴格限制便造成了滿洲八旗大約每五年就會減少百分之十的規律性的結果。那麼，當滿洲八旗作戰時的傷亡到底要達到什麼程度時，才會班師回朝呢？可以用蒙古八旗的統計做參考,蒙古八旗入關時共有一百一十八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當有二萬三千六百丁。過了五年，順治五年時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蒙古八旗有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增加了五千一百八十五人丁，即人丁增長了百分之二十。這表明蒙古八旗在入關初到順治五年並沒有作為清廷的主力參戰，故其人丁能保持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長率。時間又過了五六年後，據順治十一年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蒙古八旗只有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丁，與順治五年相比，不但沒有增加丁數，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這表明順治五年之後，蒙古八旗已經被清廷當作主力投入戰場使用了（這時候的滿洲八旗由於連年征戰，人丁消耗不少，不得不把蒙古八旗拖下水），蒙古八旗與滿洲八旗一樣，竟然同時在五、六年間減丁百分之十左右（平均每年減丁百分之二左右），再次證明了這種規律性的現象不是偶然的。是人為操縱的結果。參考蒙古八旗在入關前到順治五年間每年百分之四的人丁增長率，可以判斷出滿洲八旗和平時期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亦應該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左右。根據上述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的入關前夕至順治十一年間，滿洲八旗人丁平均每年減少的數字（平均每年減少百分之二），與滿洲八旗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的數字相加（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應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則滿洲八旗入關后平均每年實際減丁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如果死亡與戰傷的比例按照為一比三計算，那麼滿洲八旗入關后平均每年的傷亡率就達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可以認為滿洲八旗在入關后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中，一旦傷亡率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會停止軍事行動，班師回朝。請看清廷入關后一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十月，清廷命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領兵追擊李自成，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移師南下（順治二年年六月，阿濟格班師、九月，多鐸領兵回京）。順治三年（隆武二年）正月，清廷命豪格為靖遠大將軍，領兵由陝西入四川追擊張獻忠（順治五年二月豪格師還）。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二月，清廷命譚泰為征南大將軍，同何洛會領兵征金聲桓（順治六年三月班師）。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九月，清廷命濟爾哈朗為定遠大將軍，攻李錦；順治六年（永曆七年）正月，濟爾哈朗入湖南（順治六年三月班師）。順治九年（永曆六年）七月，清廷命尼堪為定遠大將軍，出征湖南（順治六年五月，命孔有德征廣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廣東，其後，南明李定國反攻廣西、湖南，孔有德敗死，故清廷命尼堪倉促出征，尼堪其後又敗死，順治十年，清廷命屯齊繼任定遠大將軍，統兵征湖南，順治十一年三月，屯齊班師）。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十二月，清廷命濟度為定遠大將軍，由北京赴福建攻鄭成功（順治十四年三月，濟度師還）。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命經略洪承疇同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平西大將軍吳三桂等分別由四川、廣西、湖南進攻貴州（順治十六年二月，羅托班師）。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正月，清廷命多尼為安遠靖寇大將軍，進攻雲南（順治十七年五月，多尼班師）。滿洲八旗入關後幾乎每次出征的時間都是選擇在冬春之交（多數在當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間，少有的例外是順治九年，南明李定國反攻，清廷命尼堪倉促於七月出征），值得注意的是，入關前的滿洲八旗是沒有這種“冬春出征”的作戰規律的，但入關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冬春出征”的作戰規律呢？前面已經說過——滿洲八旗人丁的補充不是無限制的，大多數的情況里一年只能補充一次——而每年的冬春之交，必然會有一批新的八旗子弟“成丁”，這也就是傷亡累累的滿洲八旗補充新兵再度出征的時候。綜觀滿清入關后的作戰，滿洲八旗的進攻與休整幾乎一直在有節奏的交替進行着，南明政權卻文恬武嬉，象李定國那樣顧全大局、主動發起進攻，打亂滿清戰略佈置，令滿洲八旗倉促出師應付的例子實在太少了。從滿洲八旗歷年頻繁班師的次數就可以看出其色厲內茬的本質，清廷之所以能夠戰勝南明的永曆政權，除了南明政權缺乏凝聚力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不用頻繁班師的漢兵，這已經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了。——參考：吉林文史出版社周遠廉著的《順治帝》及誠著的《南明史》滿清順治十年（南明永曆七年）五月，順治帝下詔委任降清漢臣洪承疇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兼理糧餉。這五省的征戰撫綏，全由經略決定，清廷不予干涉，只需事後報聞即行。以降清漢臣為主要戰場之大軍統帥，且其士卒亦以漢兵（綠旗兵）為主，在此之前還未曾有過。那麼，清廷為何做出如此重大轉變的決定呢？有其客觀原因，就是滿清八旗軍軍威已經今非昔比了。時間上溯到順治五年（南明永曆二年），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及廣東提督李成棟先後叛清歸附南明，南明永曆帝亦招攬張獻忠余部孫可望為景國公，此時，南明有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七省之地，一時有復興之象。清軍對南明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撲，與南明軍隊在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川等地展開了拉據戰，其中尤以順治九年（南明永曆六年）南明李定國部先在桂林擊斃滿清定南王孔有德、后在衡陽擊斃滿清敬謹親王尼堪影響最為巨大，“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在這一系列的征戰中，滿清八旗兵遭到了慘重的傷亡。那麼滿清八旗具體的傷亡數字是多少呢？由於滿清刻意隱瞞真相及篡改史料，今天似乎已經難以孝究，但其大概的傷亡數字還是有跡可尋的。據《歷史檔案》1988年第4期安雙成先生譯的《清初編審八旗男丁滿文檔案選譯》記載，入關前夕滿洲八旗三百一十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當有六萬二千丁。到了順治五年，八旗編審男丁冊載，滿洲八旗有男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丁，減少了六千六七十丁，假如考慮到正常人口年增長率的因素（每年通常按百分之三、四遞增），則滿洲八旗減少的丁數遠遠不止這個數（《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趙開心傳》記：“滿洲兵初入關，畏痘，有染輒死。”順治五年八旗男丁的統計數字顯然不包括滿清八旗平時已經病死的人數及進行滅大順、弘光、隆武、紹武等政權的軍事行動時戰死的人數）。時間又過了五六年之後，據順治十一年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載稱，滿洲八旗只有男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丁，與順治五年相比較，減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即減少了百分之十還多。蒙古八旗丁數亦與此類似，順治五年有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順治十一年只有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丁，不但沒有增加丁數，也減少了百分之十。根據上述數據，滿洲八旗入關後人丁呈現逐年減少的可怕趨勢。滿蒙八旗在順治五年至順治十一年間共減員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在暫不考慮人口增長率的情況下）。假設這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全部是戰死的，那麼滿蒙八旗在順治五年至順治十一年間共傷亡多少呢？現代戰爭中戰死與戰傷的比例通常為一比三，雖然現代戰爭的兵器比冷兵器更容易令對手死亡，但在古代戰爭中，由於醫學不發達的原因，戰場上受傷后醫治不成功而死亡的人數必然比現代戰爭高，所以，在這裏將古代戰爭中戰死與戰傷的比例仍然按一比三計算，則滿蒙八旗在順治五年至順治十一年間的傷亡總數為三萬餘人次，再考慮到正常人口增長率，那麼這個數字也許還要再加一倍以上。另外，因為有大量漢軍八旗於順治五年至順治十一年間在南方作戰的緣故，所以其傷亡總數比起滿蒙八旗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