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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85—486頁。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78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4頁。
這是恩格斯在一**○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說的話。
列寧說：“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③。斯大林指出，“社會思想、理論和政治設施，在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即社會存在的發展所提出的已經成熟的任務的基礎上一經產生，便反過來影響社會存在，影響社會物質生活，為徹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的已經成熟的任務，為社會物質生活能進一步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這段話具體闡明了意識創造客觀世界的學說，這種創造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必須在已經成熟的社會任務的基礎上進行①。
斯大林說，必須證明思想的偉大意義。“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生活本身所產生的，可是它一旦產生出來，就會獲得巨大的意義，它把人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並且在產生它的社會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歷史運動中有巨大的意義。”②斯大林指出，“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舊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衰頹的，為社會上衰頹的勢力服務的。他們的作用就是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也有新的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為社會上先進的勢力服務的。它們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地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需要，它們的意義就愈大。”③斯大林的這些論述，已經為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它是探索社會變革時期哲學思想的階級性的一盞明燈。
在社會變革時期，思潮的激蕩特彆強烈。在新舊絕續之際，方生未死之間，舊的、衰頹的要掙扎，不肯退出歷史舞台；新的、先進的要上升，要登上歷史舞台。這樣，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就很激烈，很尖銳。即使新的取得了勝利，也還有摧陷廓清的任務，敷陳新義的任務，不是很簡單的。斯大林說：“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基礎創立上層建築，就是要上層建築為它服務，要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和鞏固，要上層建築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積極鬥爭。”①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寫成於一九五○年，總結了十月革命時期以及蘇聯建國時期前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鬥爭和理論鬥爭的經驗，對上層建築思想意識的反作用問題作了極精闢、極深刻的論述，是我們應該認真學習的。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是無產階級解放自己、解放全人類的武器。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又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②當無產階③《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28頁。
①《斯大林選集》卷下，第438—439頁。
②《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106頁。
③《斯大林選集》卷下，第438頁。
①《斯大林選集》卷下，第502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5頁及9頁。
級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革命的理論，就是掌握了戰鬥的武器，就能夠確定方向，認清前途，對工作充滿信心，相信我們的事業必定勝利，從而進行實際的革命鬥爭，使革命事業一步步地取得勝利。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主義政黨。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被壓迫階級，即歷史上最革命的階級的世界上最偉大的解放運動。革命理論並不是誰臆想出來的東西，它是從世界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思想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問題，去考察**的未來發展問題。無產階級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不只是掌握了偉大的認識工具，而是運用它來發揮偉大的組織作用、動員作用和政治作用，戰勝敵人，建立自己的統治，並進行通向**的偉大建設。
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以來，已經將近一個半世紀。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經過了極其艱辛的歷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迄今為止，已有十多億人口擺脫了被奴役、被剝削的處境，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勝利前進。但是距離**事業的全部勝利，路途還遙遠，還要付出艱巨的勞動和巨大的犧牲，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那無產階級以及全人類所嚮往的光輝的頂點。
社會意識形態的各種表現形式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為宗教，為哲學（包括政治法律觀點和道德），為文學，為藝術。
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
恐懼創造神。現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對資本盲目勢力的恐懼。這種勢力確實是盲目的，因為人民群眾不能預見到它。因為它使無產者和小業主在生活中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產和毀滅，使他們變成乞丐，變成窮光蛋，變成娼妓，甚至活活餓死。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壓抑、災難、殘酷的折磨，是現代宗教的社會根源。馬克思指出：“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係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係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①宗教決不會自行消亡。宗教的消亡需要唯物主義無神論的長期戰鬥。
中世紀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中世紀把意識形態中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併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採取神學的形式。對於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的感情來說，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漢末的黃巾起義、北宋的方臘起義、元朝的紅巾軍起義、清朝的白蓮教起義，都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德國的農民戰爭也是如此。
哲學這門學問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不斷變化。舊哲學被稱為科學的科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96—97頁。
學，它包羅着關於世界的知識，並以自己代替一切科學。各種具體科學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結束了舊哲學的時代。
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以前的舊哲學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於物質第一性和意識第二性的學說，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思維的最一般的發展規律的學說，是科學認識和革命改造的武器。政治、法律觀點和道德學說也是哲學的內容。
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答覆不同，哲學陣營就分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派別。凡是主張存在是第一性、思維是第二性的為唯物主義哲學。與此相反的，則為唯心主義哲學。
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有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才由空想變成了科學。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跟唯心主義哲學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列寧指出，“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①在階級社會裏，超階級的哲學是不可能有的。宣傳哲學的“無黨性”和“全人類性”只能是欺騙。
文學和藝術也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文學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劇本。藝術包括音樂、書畫、雕塑、戲劇、電影。文學和藝術一般是訴諸感情的形象思維的形式。
文學和藝術具有傾向性。馬克思說：“請回憶一下織工的那支歌吧？這是一個勇敢的戰鬥的呼聲無產階級在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銳地、直截了當地、威風凜凜地厲聲宣佈，它反對私有制社會。”②恩格斯指出，“我決不反對傾向詩本身。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強烈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萬提斯也不遜色；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是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現代的那些寫出優秀小說的俄國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傾向的作家。”①在中國，詩經里的《伐檀》、《碩鼠》，有強烈的傾向性。歷代著名的文學家屈原、賈誼、杜甫、白居易、蘇軾、王安石、陸遊、辛棄疾、關漢卿、施耐庵、王實甫、吳承恩、曹雪芹都是有政治傾向性的作家。文學和藝術的生命和價值全在它具有為人民的政治傾向性。
為人民的文學和藝術，就是站在人民一邊，與人民同患難、共呼吸，為人民的利益服務。這樣的文學和藝術就是優秀的文學和藝術，它大量地記錄在文學史和藝術史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的傳統。
在今日，文學和藝術就要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宣傳進步思想，宣傳**思想，鼓舞、讚美人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高尚志趣和情操。但是也要注意，做到象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傾嚮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不要把“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
中國的文學和藝術，是在不斷吸取民間文學和藝術的營養中發展、長大的。詩、詞、小說，都是如此。戲劇更是來自民間。中國的文學和藝術，熔鑄着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精魂，這是不容忽視的。
①《列寧全集》第一卷，第379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3頁。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54頁。
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不斷地接受外來文學和藝術的影響。例如佛教藝術和講唱文學就是如此。近代、現代文學和藝術的外來影響更為顯著。
第二節中國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的歷史發展上古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上古哲學思想，指奴隸社會的哲學思想。中國奴隸社會的哲學思想，從殷代後期起，經歷了殷及西周、春秋、戰國三個階段。殷周之際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時期；西周則學在官府；周室東遷前後，官學崩潰，這是古代哲學思想的第一階段。周王東遷以後的思想，以至春秋鄒魯縉紳先生的《詩》《書》傳授之學，是古代哲學思想的第二階段。孔墨顯學，戰國百家並鳴之學，周秦之際的思想，是古代哲學思想的第三階段。對古代哲學思想的這三個階段，《莊子·天下篇》曾有所論述。
商代後期，以干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明確無誤地刻在甲骨上。以六旬為循環的紀日法，是中國曆法的基礎。曆法反映關於人類對天體運行和時間的較精確的計算，它起源甚早。殷代先公上甲微就以十乾的日命名，以後■、■、■，都沿襲這種稱謂方式。他們是成湯以前的先公。生活在夏朝的商之先公以十干命名，則干支紀日的曆法當起源甚早。曆法與天體運動的神話相伴隨，紀實觀念又與禋祀祖先相聯結，從中形成了禮。殷代後期，禮器的大量出土，表明當時確實存在着《論語》所提到的殷禮。禮器的多端，以及紋飾的精緻，既說明青銅冶鑄技術的進步，也說明殷禮已相當繁縟。
殷虛文字，是單字象形。單字，證明其無複雜語言；象形，反映其對周圍事物觀察的樸素。這種文字，指示出感性的攝取與勞動的接觸是特別重要的。卜辭所涉及的社會生活的廣泛、複雜，表明殷人以人事訴諸鬼神的宗教意識的濃厚。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對此都作過仔細的歸類和分析。王國維根據卜辭而作出的商史研究具有開創性的價值。
西周學在官府。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職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辭，必須掌握關於神的歷史知識。宗管理宗廟祭禮，必須掌握關於氏族宗法的歷史知識。卜掌管觀兆的宗教事件，必須掌握關於占卜吉凶禍福的知識。史掌管文書，觀察天象，必須有關於自然現象及政治歷史的知識。所謂“學在官府”的學，就是這班文化官吏所專有的知識，歸根結底都與宗教有關。在主要的諸侯國，如宋和魯以及後來的楚，也有這種掌握文化的官吏。
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天命論，至上神是上帝，亦稱皇天，有福可懷，有威可畏。人受生於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統治天下，曰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故須敬畏天威，尊法先王，以祖先神與上帝相配合。
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與孝為中心，德以對王，孝以對祖。西周的金文及詩書，多涉及孝與德的道德思想。如雲“監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頌》），“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書·康誥》），“乃單文祖德”（《書·洛誥》），如云：“顯孝於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鐘》），“綏予孝子”（《周頌·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養厥父母”（《書·酒誥》），“惟爾令德孝恭”（《書·君陳》），可見“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綱領。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過頌與誥以宣揚。頌是后王歌頌先王的樂詩。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頌”。周頌用於禋祀先王，多講武功與農事，稱頌先王在政治經濟上的成功。誥謂教訓，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諭戒叫做“誥”。《書》之諸誥，如《大誥》、《洛誥》、《召誥》，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陳明天命、敬德、治民、營國的道理，訓戒子孫與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統治表率。頌與誥，是用來對下屬進行崇拜與服從教育的文字，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說“學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漸微弱，社會矛盾加劇，平王乃被迫東遷。當時有大量詩歌，暴露現實黑暗，詛咒上天與祖宗，責備上層貴族，這是對統治思想的背叛，具有進步性、人民性。這些詩歌被收集在《詩經》中，是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產。
春秋時期，王室衰微，政權下移，王官失守，學術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學術“皆原於一，不離於宗”，向春秋“道術將為天下裂”轉化（語見《莊子·天下篇》）。於是，就出現了孔子開創私學，聚徒講學的新局面。
西周的學術，到了春秋時期，還保留了它的舊形式。殘存的官府文化官吏，還抱着西周的學術傳統苟延殘喘。然而這僅如秋風中的殘葉，即將飄散。《莊子·天下篇》說：西周學術，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但是畢竟王官失守了，他們所有、所能明的只是僅存軀殼的形式了。春秋時期的詩書禮樂，只是單純的儀式，而沒有內容。西周文化成為死規矩。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學術，就是專門背誦古訓的儒者的職業。《說文》：“儒為術士之稱”。術士，猶藝士，嫻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習禮樂，所以為相；習射御，所以為將；習書數，所以為宰。此為當時貴族之學，亦懦所以進身於貴族之學。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就是傳習詩書的儒者，他們的時代早於孔子。
春秋時期的唯物主義思想，散見於《左傳》。如雲“五行”，或亦曰“五材”，如雲“六氣”，都是指宇宙間的基本物質。又論及民與神的關係，指出應先成民事而後致力於神。或指出，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遠，人道邇。這些，都表明人們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遙遠的天道，閃耀着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戰國初年，孔子墨子開創了私學，從此開始了諸子百家並鳴的局面。
孔子生長在文化典籍豐富的魯國，接受了鄒魯縉紳先生的詩書傳授之學。那時候王官失守，學術下移，孔子處身這種文化變革的時代，首先開了私學。私學是相對於官學而言的。惟官學失守，乃有私學。孔門弟子三千，賢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勢力的學派。孔子的學術以“仁”和“禮”為中心，仁就是承認人的地位，禮就是講究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言仁，是革新的。講禮，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學術反映了新舊交替的矛盾。孔子周遊列國，當時的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書，編定六經。據說《春秋》是經過他筆削的，《春秋》筆法成為後代史學家的準繩。孔子編定的經書，經過漢朝提倡，成為學術的正統，對後世影響很大。孔子的教育學說很有價值，有些原則如因材施教、循序漸進，今天還在遵循。孔子死後，弟子散處四方，或者為諸侯師，或者友教士大夫，影響十分巨大。
墨子稍後於孔子，當戰國初期。他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后乃背棄，而著《非儒》。其書多及生產勞動，多言百工、商賈、賓萌、役夫，反映其為身份微賤的生產者。墨子的主要主張為兼愛、非攻、節葬、非樂，上同、尚賢，天志、明鬼；反對奴隸主貴族依靠骨肉之親，無功富貴。書中《備城門》以下，是兵書，詳言戰爭防禦方術，可見墨家非攻而不反戰。墨家也是徒屬弟子充滿天下的學派，其後學有墨辯，有墨俠。終戰國之世，墨家學派傳播甚廣，其巨子且遠至西方的秦國。墨家學派直到漢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韓非子稱為“顯學”。孫詒讓謂：墨學之昌，幾埒洙泗。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這裏所說墨學的歷史興衰，符合實際。
孔子開創私學，墨家踵興。從此而後，道、法、名、陰陽各家並興。與儒、墨合稱六家，各以其學術相詰辯，形成戰國百家並鳴的局面。奴隸社會崩潰階段的學術繁榮，在學術思想史上放一異彩。
漢初司馬談以黃老學派立場，論六家要旨。其言雖有所見，要不免偏頗。大抵自孔子而後，戰國大儒，言仁義，崇禮樂，前有孟子，後有荀子。孟子道性善，議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緒餘，流於主觀唯心主義。荀子言性惡，重視後天的學習，論天行，重視人事的修治；博綜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為戰國末年唯物主義思想的巨擘。
道家稱老莊。老子其人，《史記》不能論定其時代。而《道德經》則顯系孔墨而後戰國時期的思想，非議仁義，批判禮制，要回復到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淳樸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萬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狀，沒有物質基礎。《道德經》反映着一個以“道”為核心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體系。莊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處昏上亂相之間”，生活貧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貸粟於監河侯。他既不能隨時代而前進，又不能把握當前的現實，只能逃離人世，處身於材與不材之間，在矛盾中求得內心的寧謐。所以他齊死生、得喪、小大、多少、貴賤、是非，乘道德而浮遊，泯然無累。莊子提出了超越時間、空間的“道”，“道”是不可認識的。這個“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從“道”出發，莊子要求“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不要以人為改變天然。無用是最好的用，越無用就越合於天道。處世的方法是“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這是在命運面前聽憑擺佈的敗北主義。莊子的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對後世影響很大。
名辯思想包括名家與墨辯。名家惠施、公孫龍都逞詭辯。惠施合同異，如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這種詭辯，抹殺事物的質的差別，把相異的事物視為同一。公孫龍離堅白，謂“白馬非馬”，謂“堅白石”，離。“視不得見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白馬論的邏輯特徵，在於把普遍的概念（馬）與個別的事物（白馬），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把本質（馬）與屬性（白），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這是他所以陷於謬誤、成為詭辯的原因。堅白論則認為色（白）性（堅）質（石），互不相關，人物感覺（視覺與觸覺），各各分離，互不聯繫。現象不可知，感性認識不可靠，把詭辯推向極端。
墨家後學墨辯，有文字六篇：《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講墨學的認識論、邏輯思想、科學思想，在《墨子》書中，自成一組。文字體例，殆如《爾雅》，文辭簡約，訛奪過多，至為難讀。今舉其批駁名家公孫龍詭辯的論題如次。“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小取）。“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經說下》）。一則批駁白馬非馬，一則批駁堅白石，離。由此可知，墨辯的成書時代，乃有晚於公孫龍者。
法家稱管、商、申、韓。《管子》駁雜，非一家之言。《商子》大體出於商鞅的言論，亦有後人依託。《申子》或近於道家。《韓非子》則集法家大成，兼言法、術、勢三者。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與《道德經》的關係。韓非時代，及於秦王嬴政，已是秦統一的前夜，其思想，為君主**政治鼓吹。
陰陽家鄒衍、鄒姡魑藪！豆蘢印肥櫓校蠐釁湫髀郟辟箍級ā！堵朗洗呵鎩びν繁４嫫湮宓輪帳賈邸！妒芳恰匪卮缶胖葜擔躚艏宜枷氳囊歡耍歡瞧淥枷脛鈧匾摺?
這裏要提出來的，是戰國時期諸子書中關於思想統一要求的屢見。《管子》書中已見統一思想的端倪。《商君書》，要求“燔詩書而明法令”，禁絕遊學。《荀子·非十二子》，要務息十二子之說，除天下之害，把百家爭鳴看成擾亂天下的邪說、奸言。《韓非子》則禁二心私學。所有這些，成為秦統一天下以後“燔詩書百家語”以及“偶語《詩》《書》者棄市”政策的張本。
中古時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從秦漢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中古時期，即封建社會時期。中國的中古時期歷時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鴉片戰爭才進入近代。
中古時期的正宗哲學，是以儒家哲學為代表的。但是各個發展不同的階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點。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各以其不同的性格與風貌，標誌着正宗哲學的歷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學的神學化性質是始終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學從董仲舒開始，正宗哲學的神學化也從董仲舒開始。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六藝之科”的書籍成為經典。漢初的子學餘緒，由式微而歸於斬絕，經學的統治開始。西漢占統治地位的是今文經學。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獨成為今文經學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學神學化的標本。陰陽災異之說，天人感應之論，人副天數之言，土龍祈雨之術，何莫而非神學。正是這個董仲舒，被稱為西漢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緒，其思想學說成為中古哲學的正宗。
西漢今文經學，《詩》、《書》、《禮》、《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傳習，嚴守師說。而一經有數家之傳，是以互異。東漢白虎觀會議，旨在統一經說，泯今文經學內部的紛歧。班固以古文學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論》，綜合今文諸儒經說，註釋名詞術語，以神學為指歸，遂勒成一代今文經學的神學詞典。漢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至此乃臻體系嚴密，理論周至。這是經學史上的大事。爾後古文經學興盛，服、賈、馬、鄭，多以古文經學為儒林大師。而鄭玄尤以綜羅今古學見稱，風尚為之一變。於是古文經學不能不說是哲學的正宗，但是它有異於今文經學者在於不言災異，不為讖記，所以其唯物主義思想透過實事求是的學風而顯露。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晉玄學以《易》與《老》、《庄》為三玄。以孔子與老子為“將無同”，以“名教”為出於“自然”，其消融儒言於道家的特點非常明顯。何晏注《論語》，王弼注《易》與《老子》，未嘗不揭仁義之言加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術而內神仙，要亦時代風會使然，則玄學作為正字哲學的神學性質固甚分明。
魏晉玄學的統治，時間並不止於魏晉。可以說，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都是玄學統治。在玄學統治期間，經學仍在發展，特別在北方，經學未嘗中絕。江左也有經學，戰亂頻繁，人民流散，書籍不易保存，好象經學銷歇似的，實際情況並不如此。
隋唐是佛學各宗派創立、發展的時期。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禪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華嚴宗與禪宗影響為大。它們無疑地具有正宗哲學的性質，而不是傳統所說的“異端”。隋唐經學應數《五經正義》，它綜合了南北朝經學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經學的箋注成果。在經學統治下，培養出許多“學究”。
宋明七百年間（包括清初）是理學統治時期。理學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現，骨子裏滲透了佛教與道教思想。北宋理學，以周敦頤為開山。《太極圖·易說》、《易通》，是理學家不刊的經典，而《太極圖》則傳自華山道士陳摶，其道教的淵源很明顯。二程、張載、邵雍，是北宋理學大家。程頤、張載、邵雍，都深於易學，邵雍獨以象數著。明道《識仁》、伊川《易傳》、子厚《西銘》，都是理學的經典。司馬光雖見許於朱熹，列於六先生，與上述五子並，而後世不以其為理學家。
南宋理學，朱陸為兩大派。朱熹傳程頤理學之緒，更衍周、張、邵學統，故稱理學集大成者。朱學受華嚴宗影響，也受道教影響。《四書》經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經書的地位。朱熹門庭，盛極一時。陸九淵開創心學學派，近於禪。其後學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稱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張大其師說。張栻湖湘之學，呂祖謙婺學，與朱學鼎峙，但影響遠不如朱學。慶元學禁解除以後，真德秀、魏了翁為南宋朱學殿軍，對樹立朱學的統治地位有所貢獻。
元朝統一南北，有利於理學向全國傳播。其時朱學稱盛，也有和會朱陸的學者。
明初朱學統治，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學著作。明中期而後，王陽明心學崛起，挾其功業地位，王學傳播幾遍寰中。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為世詬病。明末清初，乃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學。顏元、李塨以實學批判理學。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對宋明理學作了總結。清初統治者提倡理學，御纂《性理精義》，重用理學大臣，但理學頹波不返，終為乾嘉漢學所代。
理學自以為傳孔孟道統，明斥二氏，但陰受二氏影響。七百年的正宗哲學，講義理心性，陰陽動靜，牛毛繭絲，辨析毫芒，在思維發展史上自有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學本質始終存在。
近代西方學說的東來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傳播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先進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真理，並把它介紹給中國人民。於是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大量翻譯過來。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所反映的哲學思想因而也得到傳播。
在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之中，時代比較早的是李善蘭。李善蘭譯述了歐幾里德（Euclid，約前330—前275）《幾何原本》后九卷，與明末徐光啟譯的前六卷，湊成全書，完整地介紹了演繹推理的思維方法。他又譯了羅密士（EliasLoomis，1810—1899）的《代微積拾》、侯色勒的《談天》、胡威立（Whewell）的《重學》和牛頓（IsaacNewton，42—1727）的《數理》。他對通過數學形式而表現的辯證法思想作了闡發。他說：西國萊布尼茲（Gottf-riedWilhelmLeibnitz，46—17）、牛頓二氏，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積分逐層分之為無數微分，含無數微分乃為積分。”關於無限性的辯證思維，於是獲得了明確的表述。李善蘭關於天文學和力學方面的譯述，其所涵哲理，衝破了中古神學的迷信。他說，“為學之要，必盡祛其習聞之虛說，而勤求其新得之實事，萬事萬物以格致真理解之。”這句話充滿了不為成說所囿而勇於探求科學真理的精神。這種思想是唯物主義的。
譯述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的巨子是嚴復（1853—1921）。嚴復所譯的書，有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天演論》、亞丹·斯密（AdamSmith）的《原富》、約翰·穆勒（JamesMill，1773—1836）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斯賓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的《群學肄言》、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內容涉及生物學、邏輯、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許多部門。其中《天演論》一書的影響特別巨大。魯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學時閱讀《天演論》的情況，謂幾至廢寢忘食的程度，可見此書當時對讀者產生的魅力，在文化學術方面影響之深廣。嚴復譯此書，每篇之後，附識自己的議論，字數與原文相等，或且過之。這種譯述，非僅字比句次，求無失墜，而乃為一種學說的創造。嚴復文字雅潔，力追周秦諸子，此尤足以滿足學術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學者的讒口。
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學說，乃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精髓。嚴復踵斯賓塞、赫胥黎之後，以自然法則，應用於人類社會，其理論是謬誤的，但在當時帝國主義競相瓜分中國，我國處於危亡之際，這個學說對思想界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這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嚴復在譯述邏輯的時候，介紹了歸納法和演繹法。他說，歸納法的要點是“察其曲而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通”，即積累大量的局部的材料而抽出其中普遍的規律。演繹法的要點是“據公理以斷眾事”，“設定數以逆未然”，即根據普遍規律以推斷特殊事例，根據既定法則以預測未來的發展。這種科學的方法論是他所譯的穆勒《名學》和那芳斯《名學淺說》兩部名著所論證的。介紹這兩種方法，對我國人掌握形式邏輯以研究事物有很大幫助。嚴復譯述西方近代的社會政治學說，重在介紹天賦人權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這些思想被當時的頑固派視為洪水猛獸，但是深得青年知識分子的歡迎。這對當時學術界起了蔑視君權、崇張民權的十分有益的啟蒙作用。比嚴復略早，早期的改良主義者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陳熾、馬建忠、鄭觀應等，都介紹了或讚揚了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主張啟民智，開議院，興商務，廢科舉，辦學堂，譯西書。但是他們的影響遠不如嚴復的深遠。
甲午之戰以後，康有為、梁啟超等倡變法圖強，於是有戊戌變法運動。
康梁的變法理論來源於西學，所舉以為中國變法楷模的是俄國的大彼得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庚子義和團運動，為八國聯軍所鎮壓，清朝政府投降帝國主義國家，締結了可恥的辛丑和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在這方針指引下，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者忠實的奴僕。變法云云，已不足取信於國人。於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孫中山、章炳麟的學說成為國人政治理論指導的圭臬。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固取資於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民治、民有、民享”，而益之以民族主義與近代經濟學說。特別以排滿、興中相號召，富於鼓動力量。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民主革命派立場，同改良派尖銳鬥爭，成為中國民主革命派的旗幟。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民主革命派多次領導武裝起義，終於推翻數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國。從此，民主共和國觀念深入人心。這是它的豐功偉績。此後，孫中山又反對袁世凱竊國、張勳復辟、軍閥混戰，進行了不倦的鬥爭。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建立。孫中山在中國**幫助下，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是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對中國革命有巨大影響。五四運動前，他在反對改良派和封建復辟勢力的鬥爭中，宣傳進化論，宣傳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知行觀，宣傳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雖然在局部問題上陷入唯心主義，而革命的、進步的傾向是非常鮮明的。五四運動以後，他提出了民生史觀，他的哲學體系又轉向二元論或唯心主義。**同志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①章炳麟深於國故，並治佛學與西學，以其如椽巨筆，發為政論，宣傳民主革命，撻伐保皇派的逆潮流的反動謬論，宜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斥責光緒帝為“載湉小丑”，說“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各國立憲，都經“血戰”，然後可以得“自由議政之權”。他歌頌革命，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章炳麟認為，只有武裝鬥爭，推翻清朝，中國才能實現民主政治。（《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炳麟宣傳均配土地。他說，“不親耕者”不得擁有土地，反對封建剝削，“露田無得傭人”（《定版籍》）。“均配土地，使耕者不為佃奴”，才能實現民主（《五無論》）。章炳麟批判孔教，從歷史事實出發，認為孔子只是一個歷史學家和教育家。駁斥康有為的《建立孔教論》。章炳麟鼓吹無神論，認為既沒有“天”，又沒有“帝”和“鬼神”，否定天命論。但是他提出要建立“無神教”，說佛教就是無神的宗教，這是他的思想的不徹底處。章炳麟晚年，脫離革命，思想漸入保守。魯迅評論他說：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晚年“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了。②①**：《紀念孫中山先生》。
②《魯迅全集》第六卷，第547頁。
當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章太炎，鼓倡革命，黃興、鄒容、陳天華等發表文章或演說，與之相后先，形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洪流，取得了思想界、學術界的領導地位。而他們的思想理論實質上取資於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這一點是十分明白的。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重大意義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思潮是一次廣泛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鮮明地揭櫫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批判與它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與舊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與新文化。五四時期新思潮的特點，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對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開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在這場運動中，其代表人物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吳虞等，他們的思想言論的主要陣地是《新青年》雜誌。
五四運動不僅反對封建思想文化，還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闢了道路。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大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熱烈地歡迎俄國代表，歡迎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九一八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了著名論文《庶民的勝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釗主編《新青年》時，出版了《馬克思研究》專號，介紹馬克思的生平和學說，掀起了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的中譯本開始出版。一部分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具有初步**世界觀，李大釗、**、周恩來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俄羅斯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相繼出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日益增多，許多地方還創辦了工人夜校，建立工會。許多地方相繼成立**小組。隨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逐漸具備。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事件。中國人民，在中國**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偉大鬥爭，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大敵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一九二一年中國**的成立，則為這場革命指明了航向。歷史證明，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中國**的領導，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偉大的勝利。
第三節中國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的特色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中國哲學有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從先秦時期起，唯物主義思想家代不乏人。戰國末年，偉大的唯物主義者荀況，在宇宙論、認識論方面，堅持了唯物主義路線。比荀況略早，則有後期墨家的唯物主義思想和自然科學、數學思想。東漢時期，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讖緯神學及世俗的虛妄。南北朝時期，有范縝的《神滅論》，批判唯心主義的神不滅論；有何承天從天文學、數學引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唐朝的柳宗元、劉禹錫寫了闡發唯物主義思想的《天論》、《天說》等光輝論文。北宋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安石、張載。王安石的《洪範傳》、《老子解》、《詩義》、《熙寧字說》等著作，宣傳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張載則宣傳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南宋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陳亮和葉適。明朝的偉大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對唯心主義理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明末請初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顏元，王夫之的學術成就達到了舊唯物主義的高峰。清朝前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當數戴震，他以疏證《孟子》字義的形式宣傳了唯物主義。近代的思想家則往往通過介紹西學而宣傳唯物主義。
中國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表現在它確認世界的物質性，確認存在的客觀性，確認規律的可知性。從先秦到近代，唯物主義思想家對這些命題，作了可貴的探索與論證，從而大大地豐富了人類思維史的寶庫。無論古代、中世紀、近代，與同時代的歐洲哲學相比，都毫無遜色，在古代和中世紀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我國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國的哲學唯物主義往往與政治上的進步傾向相聯繫。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綜合，從思想意識領域的統一，反映了建立統一國家的政治傾向。范縝的《神滅論》，反映了世俗地主對中世紀宗教濫費的譴責。柳宗元、劉禹錫則直接參加了永貞革新而遭到貶斥。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論上建立以三經義為中心的新學。王夫之參加抗清鬥爭，遂有“六經責我開生面”的理論創造。
隨着生產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的前進，哲學唯物主義也有相應的發展，這種情況體現了哲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科學的聯盟。這是因為唯物主義往往是生產鬥爭與自然科學的哲學總結。先秦生產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孕育了後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兩漢生產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產生了王充與張衡的唯物主義思想。唐朝天文學的進步，產生了柳宗元、劉禹錫關於天的唯物主義思想。宋朝自然科學的進步，產生了王安石與沈括的唯物主義思想。明朝生產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宋應星《談天》、《論氣》等唯物主義思想。這種情況，在歷史上顯示得比較清楚。
中國的唯物主義是在與唯心主義的鬥爭中發展的。墨辯的唯物主義，在同公孫龍的離堅白唯心主義詭辯論鬥爭中益顯其光輝。荀子的《天論》是在同不可知論的鬥爭中發展的；范縝的《神滅論》是在同蕭子良、蕭衍等七十多人的辯論中論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守舊派的鬥爭中發展的；陳亮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朱熹展開王霸義利之辯中前進的；王廷相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批判理學的鬥爭中發展的；顏元的唯物主義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學的鬥爭中發展的；戴震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樣是在批判理學的鬥爭中發展的。近代、現代的唯物主義思想則是在批判唯心主義的鬥爭中前進的。唯物主義在與唯心主義的鬥爭中顯出了理論戰鬥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唯物主義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義思想在同唯心主義鬥爭中益加深化，逐步發展。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往往與辯證法的發展互相聯繫。
社會政治思想的革新進取精神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具有革新進取精神。從孔子開始就十分注意社會政治問題。“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雖是針對季孫而發的議論，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禮運》出於后儒之手，而托之於孔子對大同與小康的具體論述，當也可看作儒家設計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說，談及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農村圖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農村公社的遺影。孔孟的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述是很豐富的，其中有若干有價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於虎”的說法，孟子率獸食人的譬喻，都是對奴隸社會暴政的抨擊，具有光輝的民主性。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說明三者在國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並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權論，但是這種排列也是很有意義的。
墨子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一種“役夫之道”。兼愛、非攻、非命、非樂，反對王公大人以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這種思想是奴隸社會的造反理論，必然為奴隸主貴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屬子弟，充滿天下，可見信從者之眾。墨子弟子為實行其理想，能夠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則其信從的堅決，尤其可貴。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論，如《天志》、《明鬼》，應視為糟粕。
道家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奴隸社會向原始社會的逆轉。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對原始社會的嚮往。與鳥獸同居，與鹿豕並，則是要退回到草昧未開的洪荒之世。
法家闡述君主**理論，既反對奴隸制國家重臣專斷，削弱君主集權，又禁二心私學，要求學術思想定於一尊。這實已導秦代**政治的先路。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軍。他的《禮論》、《王制》諸篇，為封建社會的政教風俗製造理論，又為封建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了設計。
西漢初年賈誼、晁錯的政論，東漢末年仲長統的《昌言》、王符的《潛夫論》，都有針砭社會的實際意義。
三國兩晉時期，鮑敬言的無君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表達了反對封建羈絆，尋求自由樂土的美好願望。
明清之際，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甄的《潛書》，對封建社會的君主**政治進行猛烈抨擊。《潛書》的議論尤其尖銳。
近代的社會政治思想，往往帶有西學的色彩。康有為的《大同書》，以西方空想社會主義比附公羊三世之說，結合《禮運》大同思想，為未來社會設計藍圖。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時間比《大同書》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
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以經學箋注的形式闡述自己的思想理論。這就是說，中國的哲學往往以經籍為源泉。所以中國的哲學思想往往與經籍內容密切聯繫。這種情況應該注意。
中國的哲人留下了豐富的社會政治思想，其中貫注了珍貴的革新進取精神。人們拍打去其間凝聚着的灰塵，就會露出燦然的金光。對舊制度、舊思想的批評、抨擊，對新事物、新世界的嚮往、尋求，這是中國古代哲人的精魂。要從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舊而新是謀”。這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要排除主觀臆斷，又需要剝膚見骨的辯證觀點，擺脫形而上學的束縛。中國社會政治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寶山在望，唯不辭辛苦地探檢者能夠不至空手而歸。
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豐富遺產古代哲人重視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探討。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談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無善惡，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荀子則主性惡，“其善者偽也，”用後天的教化來“化性起偽”。漢代揚雄言性善惡混。唐韓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頤言性有剛、柔、善、惡、中。張載則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為程頤、朱熹所承襲，並進一步發揮。論性而及情，則又有性善情惡之說，又涉及人慾問題，議論十分深廣。幾千年的人性論，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說。
與人性論相聯繫，則有極其豐富的道德學說。儒家重視仁與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論知、仁、勇，發揮孔子的思想。《大學》則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孟子言五倫，論四端，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荀子則隆禮，親師，重視後天修養。漢人明三綱、六紀之說，明道正誼而不計功利，表揚孝弟力田，注重風教。魏晉則以為名教出於自然，放誕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禮教。隋唐時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虛，二氏之說，與儒學並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學說與心性之說相互滲透，而皆言滅人慾。明末則有“育欲”之說，頗與“寡慾”、“滅欲”之說不同。宋明儒者言“誠”，言“幾”，言“慎獨”，言“已發”“未發”，言“中和”，皆根據古訓而益發新意，道德問題的討論與道德規範的踐履，更為深細。但是末流則為虛偽，為明識之士所呵斥。
與人性論、道德學說相聯繫，則有人生觀的論述。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關心人生問題。因此，人生哲學十分豐富。莊子以大量文字討論人生觀問題，欲和光同塵，自處於材與不材之間。老子則以卑弱自牧，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墨子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楊氏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韓非子為了“利民萌，便眾庶”，不避乎“滅亡之害”。這些，是先秦哲人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人生哲學。孔孟的人生哲學是入世的，從理論思維的高度加以闡發卻很不夠。例如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孟子“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勇敢擔當大任的態度是高尚的。屈原“雖九死而猶未悔”，捨身精神多麼堅決。荀子“鍥而不捨”、“駑馬十駕”的堅韌態度，樹立了不倦地學習的良好楷模。這種對人生持積極態度的論述，是十分寶貴的。中世紀有《列子·楊朱篇》的思想，以為人生的目的在乎聲色美厚。佛教東來以後，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觀。而道教的求長生的思想亦為地主階級中特權者所喜愛。然而真正的勇士，誠如魯迅所說，敢於面對慘澹的人生，歷史上與黑暗勢力搏擊，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執持《春秋》之義，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軀以報宗國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們彪炳史冊，流芳百世。這應是中世紀的最寶貴的精魂，為後人所繼承。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廣博心懷，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氣度，宏偉闊大，令人欽仰。
人生哲學與人性論相聯繫，又與道德學說相聯繫，這是中國古代人性論與道德學說的特點。
第七章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第一節歷史理論的探索歷史的客觀性和可知性歷史理論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構成部分，它提出了兩個關於歷史的重要問題。一個問題是，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是有自身發展規律的，還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偉大人物所創造的？這就是歷史的客觀性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歷史本身有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是否可以認識？這是歷史的可知性問題。關於歷史理論，雖然還可以提出很多的問題，但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都要取決於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好象已成為常識，是不待解說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實並不這樣簡單。神意識觀、英雄史觀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曾在西方各國長期流行，中國在這方面也並無二致。甚至在近、現代，在廣大的群眾中間，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仍有市場。分析這些論點的錯誤，還須作細緻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些史學工作者對歷史客觀性重視得不夠，往往把歷史研究工作跟歷史記錄的研究工作等同起來。歷史研究工作，是對客觀歷史的研究，其目的在於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記錄研究工作，是對於歷史文獻的研究，這種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觀歷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於整理歷史資料，而不在於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這兩種工作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不重視這種區別，對於史學發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釗說：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活的歷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紙堆里去尋。
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歷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鑒》咧，乃至其他種種歷史的記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只能說是歷史的記錄，是研究歷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歷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歷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這活的歷史，固屹然存在於這些故紙陳編的堆積以外，而有他的永續的生命。譬如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或是日本，固然要盡量搜集許多關於中國或日本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現代中國，說這就是中國；指某人所作的現代日本，說這就是日本。我們要想研究列寧，或是羅素，固然要盡量搜集許多關於列寧或羅素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資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寧傳，說這就是列寧；某人所作的羅素傳，說這就是羅素。那記載中國或日本的事物的編冊外，儼然有個活的中國，活的日本；在那列寧或是羅素的傳說以外，儼然有個活的列寧，活的羅素在。准此以推，許多死的記錄，典籍、表冊，檔案以外，亦儼然有個活的歷史在。從前許多人為歷史下定義，都是為歷史的記錄下定義，不是為歷史下定義；這種定義，只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構成歷史的記錄，歷史的典籍；不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是歷史。我們當於此類紀錄以外，另找真實的歷史，活的歷史。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釗把客觀歷史跟歷史記錄的區別說得很清楚。他這段話發表於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段話仍然不失實效。我們重視這種區別，是尊重歷史的客觀性，也是史學工作中應有的嚴肅性。
人類歷史現象跟自然現象一樣，雖然千頭萬緒，但都有規律可循。不過，在一定意義上，歷史現象更複雜，變化得更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諸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有階級鬥爭存在於整個階級社會以及辯證法則貫穿於各類社會矛盾之中，這都是對歷史規律的揭示。
胡適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把自然科學上的論斷說成是人造的假設。
他舉例說：“譬如行星的運行，古人天天看見日出於東，落於西，並不覺得什麼可怪。後來有人問日落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有人說日並不落下，日掛在天上，跟着天旋轉，轉到西方又轉向北方，離開遠了，我們看不見他，便說日落了，其實不曾落。這是第一種假設的解釋。後來有人說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從地下繞出；更進一步，說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繞地行動；再進一步，說日月繞地成圓圈的軌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圓圈運行。這是第二種假設的解釋，在當時都推為科學的律例。後來天文學格外進步了，於是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出來說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別種行星都繞日而行，並不是日月星辰繞地而行。這是第三個假設的解釋。後來的科學家，如愷柏勒（JohannesKeppler，1571—30）、如牛頓（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設說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後，人都覺得這種假設把行星的運行說的最圓滿，沒有別種假設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學的律例了。即此一條律例看來，便可見這種律例原不過是人造的假設用來解釋事物現象的，解釋的滿意，就是真的；解釋的不滿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該尋別種假設來代他了。”①胡適這段話是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同時也否認了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本質上說，這還是一種不可知論的說法，胡適把這種觀點帶到史學工作中，造成很壞影響。
有一種比喻說我們忠實於歷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機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對象準確無誤地反映出來。由於角度、光線、範圍的大小不同，同是一個對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樣。研究歷史要盡量如實反映歷史的真相，這裏存在着一個主觀、客觀間的問題。就歷史本身講，是客觀的存在，但我們對歷史進行的研究、表述，還是主觀的東西，是我們歷史工作者通過研究工作對於客觀歷史的理解，是主觀同客觀的結合。無論多麼高明的歷史家也很難說能把歷史真相完全表述出來，我們只能努力使主觀認識盡量符合於客觀實際，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實性就越大。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我們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有人認為歷史本身是過去的事情，這種看法不一定對。歷史上某個事件是過去的事情，但過去的事情對於歷史的影響隨着時代的不同，會改變它的歷史意義。過去的事情對於不同歷史時代有不同的歷史意義。秦始皇滅六國在當時是一種意義，在漢初人看是一個意義，今天看又是一個意義。第一次我們對某一問題如何看，第二次我們發現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東西，並根據這些修正和補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補充了第二次的看法，這不是說，以前的研究看法沒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進步。①以上見《胡適文存》卷二，頁77～78。
我們的認識越前進一步，就越接近事實的真相，就是我們的進步。這就是客觀性同主觀性的關係，絕對真理同相對真理的關係。這跟不可知論是有區別的，跟機械論是有區別的，是辯證的。
應當強調，歷史研究作為一種科學，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實，但最重要的是在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規律不同於一切的個別歷史現象，它貫徹於紛繁的歷史現象之中。能否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跟資產階級史學的根本分歧。列寧說：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更確切地說，徹底發揮唯物主義，即把唯物主義運用於社會現象，就消除了以往的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係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是積累了片斷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述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徑，因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和，並把這些趨向歸結為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排除了人們選擇某一‘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抱的主觀主義和武斷態度，揭示了物質生產力的狀況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的根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們即人民群眾的動機由什麼決定，各種矛盾思想或意向間的衝突由什麼引起，一切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的總和究竟怎樣，造成人們全部歷史活動基礎的客觀物質生活生產條件究竟怎樣，這些條件的發展規律又是怎樣，——馬克思對這一切都注意到了，並指出以科學態度研究歷史的途徑，即把歷史當做一個十分複雜並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途徑。①99900041_0284_0列寧的話闡明了規律的研究在歷史科學上的重大意義，並指出了物質生產和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給我們指出了探索歷史理論的正確道路。
歷史理論的探索歷史理論有許多問題要探索，也有許多領域要開拓。做這種探索和開拓的工作，首先必須是從學習馬克思主義開始，並且定為日常的課程，堅持下去，久而彌篤。
“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對中國思想界、學術界起了發矇振聵的作用，推動了史學的革新。有的學者，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闡明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過程，預測中國的未來。有的學者，研究遠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辭、鐘鼎銘文站出來為古史作證。在文獻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氣概。通史的編撰，社會史、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等，都有了豐碩的果實。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有公開反對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破壞的人。這一切都可以說勢所難免，卻也並不能阻礙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前進。
新中國建立后，學習馬克思主義成為全國人民普遍的要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編寫的教材，專著論文大量的出現，史學領域裏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論問題。考古學、民族學的發展比較顯著，但由於左傾路線的不斷干擾，百家爭鳴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實，這就妨礙了學術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教條主義，也確實有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作為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工具。但馬克思主義和教條主義並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的認識總是不斷發展的，真理的發掘是永無止境的，並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教條的存在。
**同志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這個實際，包含了歷史的實際，當前的實際，也可以說，還有未來的實際。一九三八年，他發表了《論持久戰》，研究了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分析了當時敵我雙方和有關方面的歷史條件，提出了抗日必勝的理論，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志。後來局勢的發展也證明了他這篇著作中的科學預見。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國革命和中國**》，特別分析了中國百年來革命運動的歷史，闡明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中國**的領導地位及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即：“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是對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革命歷史的理論分析，也是對中國革命的戰略方針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分析了中國近代歷史不同於西方歷史特點，申論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同志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制定革命總任務的理論，引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志的這類著作是我們學習馬列主義的光輝典範。我們探索歷史理論，也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分析複雜的歷史現象，並在必要時觀察有關的現狀和未來，把理論推向前進。
對歷史理論的探索來說，中國歷史是一個豐富的寶庫。但這種寶庫的門有很多還沒有打開，有的雖然打開了，還基本上是一些寬狹不等的門縫。從五十年代就開始爭論的古代史分期問題、土地制度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和近代史分期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有些理論問題，本來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得到解決的，也不必急於求解決。但問題是我們的研究和討論還不能步步深入，雖然也有些進展，似乎進展得也不算大。對於這些問題，有興趣的學者當然可以繼續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覺地檢查自己在取材和觀點上的不足，聽取對方不同的意見，把問題放在更多方面去考慮，也許可以解決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這些問題以外，有很多的理論問題等待我們去探索，我們應該到新的學術領域裏去，研究各種各樣問題。
我們經常說，“中國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古國”“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這些話，聽慣了並不在意，如果認真地想一想，這些話都是富有理論性質的。第一，關於封建制的問題。如：中國的封建制是簡單地從奴隸制轉化而來，還是另有來源？中國封建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點？階級、等級結構在發展中有什麼變化？交換經濟在社會經濟中處於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類型及其特點等等。第二，關於統一問題。如：統一和割據的各種形態，統一的經濟基礎，統一和封建**政體的關係，統一和割據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關於民族問題。如民族發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權，漢族在民族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關於文化問題。這裏所說的文化是指政治經濟以外的一切社會現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們的發展規律。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是如何批判、繼承和創新的問題。對於以上四個方面的歷史問題，都有許多理論工作可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探索這些問題，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絕不可割斷歷史來看問題。本卷對上述的一些問題，也略有論列，但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索。
我國舊史曾在一些部門比較集中地提供了歷史理論的資料，有的已為人所利用，有的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史記》的八書和《漢書》的十志，基本上講的是國家的職能，但我們很少這樣看。八書的《禮書》、《樂書》，是講教化。《律》今亡。據《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則《律書》即兵書。《禮》、《樂》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國的兩種手段。《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有科學知識的內容，但多關於宗教性的記載，跟皇權神化有密切的聯繫。《河渠書》講興修水利，防治水害。《平準書》是講商品交換和政府在這方面的控制。這八書對於封建國家的主要職能可以說都講到了。《漢書》的十志，於續補《史記》八書外，特詳於《刑法》、《地理》和《藝文》，這也都不出於國家職能的範圍。《續漢書》有《百官志》，是記載封建官署，離國家職能的範圍略遠。杜佑著《通典》，自序稱：“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部二百卷的巨著，記載了大量關於國家職能的資料、史事，兼及歷代議論，有助於理論的探索。後世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雖系彙集史文，便於掇拾之作，然善於採擇，也頗有用處。
從中國歷史來看，有兩個應該在已有的成果上繼續探索的重要理論問題。一個是關於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問題，一個是關於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問題。
中國的歷史有自己的特點。首先是因全國地域遼闊，各民族各地區間在經濟、文化上發展得不平衡。這不只是在漢族跟各兄弟民族間發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漢族內部，在某些少數民族內部也不平衡。從更高的高度把這些不平衡的歷史現象概括起來，既要看到各種社會現象中的差異，又要從差異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這是一件複雜的工作。
第二，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傳習力量的頑固性，社會變革往往不徹底。血緣組織本來是氏族社會的特點，但氏族社會為奴隸社會取代后，血緣組織又在新的歷史形式下繼續發揮作用。奴隸制在奴隸社會結束后的兩千多年仍有殘餘存在。象這一類的歷史的傳習現象，往往混淆人們對社會發展的視線。第三，社會現象在歷史上往往出現某些重複，如治亂興衰的不斷代替，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不斷以類似形式出現等等，都容易造成歷史循環的假象，遮蓋歷史發展的真實面目，對這一類的歷史特點，都須透過現象發現本質。
歷史理論的探索畢竟離不開歷史本身，對客觀歷史的了解畢竟離不開歷史資料。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有的歷史工作者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對歷史資料掌握得不夠豐富；另外一些人熟悉歷史資料，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掌握得不夠，這就妨礙了對理論探索的順利進行。這種缺點是應當不斷克服的。
歷史理論的探索，必須在廣大的史學領域內進行，具體的事物考訂和斷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學術價值，但對通史的興趣應是必不可少的。對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對有關兄弟學科的一定修養，也都是必要的。
歷史理論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規律，也要探索這種規律跟現實的聯繫性，用以說明現在，觀察未來。
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進行探索，已經歷了半個世紀，成績是可觀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們去深入研究。
關於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當前須着重探索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史學的發展的社會條件，一個是史學的效果。
中國史學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在社會動亂比較激烈的時候，或是在大動亂的前後，我國總有史學的傑作出現。在經過春秋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到了漢武帝時，統一的局面才鞏固下來，就在這個時候，司馬遷寫出了他的《史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變亂、分裂，通過了隋唐時期的穩定，到了唐中葉以後，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比較突出，就在這個時期，杜佑寫出了《通典》。兩宋，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交織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鑒》，鄭樵寫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會的險象環生，正所謂“天崩地裂”的時代，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顧炎武的《日知錄》、唐甄的《潛書》，雖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時代的脈搏，鞭撻了封建統治的腐朽。象這樣的著作，都有豐富的歷史觀點，都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舊的史學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學理論上比較豐富的書。以上這些著作的產生，各有其歷史原因，把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學發展規律的一項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學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歷史知識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但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傳統。《詩經》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就是說，要從夏殷衰亡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我們所謂借鑒，就是從這句話來的。《易》：“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這說的都是對歷史知識的運用。商鞅變法的時候，當時有兩派，一派主張變法，一派反對變法，兩派的說法，都有歷史的根據。當然，其中總有一派根據是不正確的。秦漢之際，是朝代變換最迅速的時期，漢初時有些人注意到一個問題：秦經營了那麼長的時期，很不容易，為什麼亡得那樣快？漢從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過五年，這是為什麼？這好象只是一個歷史問題，實際上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要求對現實的解答，對漢朝歷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暫短的統一之後，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視從隋朝的興亡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到了宋代，司馬光寫了那麼一大部書，書名索性就叫作《資治通鑒》。學歷史有什麼用，這是我們歷史學者經常碰到的問題。有時，我們回答了，有時，我們回答不上來；有時我們雖然回答了，但從心裏缺乏自信。其實，在中國史學史上，這是個老問題，不少古人曾經用言論或實踐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在我們研究史學史時，很少注意這個問題，甚至有時還覺得這是一個狹隘的、實用的問題，不願理睬。我們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給它以應有的地位。
第二節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歷史文獻的特點在史學工作中，理論的指導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歷史文獻的掌握和運用也是很必要的。歷史理論是對歷史現象的概括，歷史文獻是對歷史現象的文字記錄。客觀的歷史跟記錄的歷史是有區別的，這在上文已有所論述。現在我們就歷史和歷史文獻的相互關係加以補充論述。
歷史，指的是客觀的歷史，即歷史發展過程的本身。歷史文獻，是指關於歷史的記錄或歷史現象在文字上的反映。這種區別本來很明白易懂。但歷史本身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主要是依靠歷史文獻，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來，甚至不少有學問的人也認為研究歷史文獻就是研究歷史。我們說，把文獻作為歷史資料去研究，目的在於通過資料去了解歷史，這才是研究歷史。如果把研究興趣只限於歷史文獻的考訂，那隻能說是研究歷史文獻，而不能說是研究歷史。當然，研究歷史文獻對於研究歷史是有所幫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來。把二者等同起來，既不利於歷史研究，也會把歷史文獻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這一點，是很必要的。
歷史文獻跟歷史有區別，但歷史的研究又離不開歷史文獻。從學科關係上說，歷史學包含的內容比較多，這首先是歷史觀點。無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一定的史學工作總是以一定的觀點作指導的。在一定的觀點的指導下，通過對材料的分析和綜合，可以充實原有的觀點或改變原有的觀點，而得出新的結論。這是史學工作經常經歷的過程。史學的著作總要有一定的表現形式。這種形式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著作的結構，一個是文字的表述。關於歷史觀點、歷史資料、史書的結構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屬於史學的範圍。而歷史文獻只是屬於歷史資料的範圍。歷史文獻的研究是史學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學的一部分。
歷史資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這裏有古代文化遺存，其中有遠古文化遺址、墓葬和文物，這在沒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歷史資料，在有文字以後，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歷史文獻，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說，這是歷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會風俗、口頭文學，也都有史料的價值。跟人類社會有直接聯繫的社會現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礦藏等等的狀況，也至少可以做為輔助資料來看。
歷史文獻的含義，現在還沒有一致公認的說法。我們認為，凡是有歷史性的文字記載，都可以說是歷史文獻。在具體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質規定歷史文獻的範圍。我們一般的習慣，常說政治文獻、經濟文獻，而沒有聽說思想文獻。但是我們又常說馬克思主義文獻，其中一大部分是屬於思想文獻，或者說思想史的文獻。象歷代的詩詞、散文，我們不習慣說它是文獻，但對文學史工作來說，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說是文獻。我們古代的農書，象《齊民要術》，科技書象《天工開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來，不能算是什麼文獻，但對於科學史工作者來說，卻是重要的文獻。又如《顏氏家訓》、《世說新語》等書，還沒有聽說它們是歷史文獻，但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也應該說是文獻。所以，歷史文獻的內容，不能說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歷史文獻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簡單的歷史資料，我們不這樣看。我們認為，相當數量的歷史文獻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這種提法，可能不確切，我們姑且這樣說。所謂多重性，第一，是說一種歷史文獻總是反映一定的歷史現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獻聯繫起來，觀察規律性的東西。這就超出了一個一個的具體歷史記載的範圍以外了。這種性能不一定是文獻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學工作者所賦予的。第三，文獻不一定是死的東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現在還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歷史文獻可以包含兩點，歷史文獻的內容和形式，有不少東西對於我們今天的史學工作還產生着影響，這是一點。歷史文獻中的具體記載在一般的政治資料以外，還有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科技資料等等。在這些資料中，有一些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這是第二點。
歷史文獻作為歷史資料，還有它的局限性。第一，歷史文獻資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學的資料和民間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佔有相當的地位。解放以來，古文化遺址和歷代文物有大量的新發現，其中有很多東西可以補文獻的不足。民族地區的歷史、社會和民間文學的調查，以及其他各種社會調查，都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研究歷史，單靠文獻資料有時是不夠的，要把文獻資料、考古學資料和社會調查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可以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反過來說，離開了文獻資料，單憑考古學資料，對於有文字記載時期的歷史來說，也是不夠的。我們應該知道歷史文獻的不足，同時也要善於利用歷史文獻。第二，文獻資料有不少失實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於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於記錄人的認識不足，有的由於傳聞的失誤。還有由於多年的傳抄、刊刻，文字上的偽誤脫衍倒錯的也不少。象這樣的材料都有待於考訂以後，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獻資料是脫了線的。儘管資料內容很多，但時間和地點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獻資料中有一個傳統的毛病，就是記載籠統，有時還多過於誇大。比方說，記載中形容社會凋零景象，愛說“十室九空”，這顯然是誇張之詞，是不應該輕易置信的。所有這些局限，都需要用歷史文獻學的工作去解決的。
歷史文獻學的建立為了促進歷史文獻研究工作的發展，使其有助於史學工作的發展，現在有必要、也有條件把歷史文獻學做為一門新的學科建立起來。我們初步的意見認為，歷史文獻學，或者更正確地說，中國歷史文獻學，可以包含四個部分，一、理論的部分、二、歷史的部分，三、分類學的部分，四、應用的部分。這樣的分法，未必合適。現在這樣分，也只是便於說明問題。
關於歷史文獻學的理論部分，除上一節已有所論述的幾個問題之外，還有歷史文獻和其他學科的關係問題。歷史文獻本身有各種不同的門類，也就需要分別地同相應的學科發生聯繫。比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的整理，需要有豐富的農學知識。《算經十書》的整理，需要有豐富的數學知識。其他如《夢溪筆談》、《天工開物》等書的整理，更需要豐富的科學知識和工藝知識。歷史文獻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種學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較多的學科。
古漢語、古民族語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是歷史文獻研究所要聯繫的學科，但不屬於歷史文獻學的範圍。究竟哪些學科跟歷史文獻研究的關係最密切，這要看具體情況。一般地說，年代學和歷史地理學跟歷史文獻研究的關係最密切，它們一個是講時間，一個是講空間。研究中原文獻要精通古漢語、近代漢語，研究兄弟民族歷史文獻，要學習有關的民族語文。
關於歷史文獻學的歷史部分，主要是講歷史文獻的發展狀況。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發展史一樣，歷史文獻也有自己的發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歷史文獻都是很死板的東西，只有這一文獻跟那一文獻的不同、這一時期的文獻跟那一時期的文獻不同，而談不到有什麼發展史。這種看法只是看到文獻是一個一個的存在，而沒有注意到歷史文獻自出世以後所經歷的長時期的變化。每一歷史文獻不能脫離它的時代，不能不帶有時代的烙印，每一時期的歷史文獻不能不受前一時期的影響，也不能不影響后一時期的歷史文獻。聯繫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看，它們也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而每一歷史文獻都是變化發展過程中的個體。對歷史文獻必須歷史地看，要從各方面的聯繫中看歷史文獻，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歷史文獻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從有歷史文獻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記載的只是統治者的具體活動和思想意識。此後，官府的載籍一直是歷史文獻的主體。《尚書》、《雅》、《頌》、《易經》等都是官書。《春秋》可說是私人著作的創始。而《春秋》和《左傳》也是根據官方材料寫成書的。戰國時期，私人著述的風氣漸盛。這些著作，就一個學派內部說，往往是帶有經典性的文獻，在我們今天來看，也頂多不過是學術性的文獻。如從數量上說，戰國時期傳留下來一些私人著作，較之當時的官府載籍恐怕是少得可憐。經秦火和項羽燒秦宮室之後，各國載籍多蕩然無存，在《史記》裏只是略存其蹤跡。兩漢時期，官家文書記載和檔案制度逐漸具備，私人著述的史文辭賦和各種技藝書也多起來。此後，社會生產力有了進步，政權組織擴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紙術發展了，印刷術發明了，公私載籍越來越多了。大體說來，私家載籍在任何時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紙術和印刷術后，能流傳下來的，顯然是越來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計現存我國古籍有若干萬種，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書。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檔案來說，那數量就不知比現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記載經驗本身的長期積累，也可以促進公私文獻的發展，但陳舊的積習也會頑固地阻礙文獻工作的進步。研究歷史文獻本身的發展史，研究它們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關係，研究官私文獻之不同的特點及其在發展進程中經歷的異同，這有助於對它們的認識，並可以從而考慮如何改善對它們的管理和傳播，如何進一步發揮它們的作用，使之為各種有關的建設事業服務。
章學誠曾提出“記注”和“撰述”的區別，他是就史書體裁講的，但我們也可以借用這個提法來說明歷史文獻方面的問題。關於歷史的記注，這是歷史文獻的一大類。大量的官書和一些私人的歷史記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類的文獻，無論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於反映社會情況。那些有意於作偽的人，也不過是要反映偽造的社會情況。記注如現存的歷史檔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貴的原始的資料，但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東西。這類文獻，總的說來，是沒有加過工的資料，其可貴的地方在此，價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識，對於史料的運用，不強調完備，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於作者的思想和表述，這是對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後的成果。這一類的文獻，其中有時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說，對於讀者可能有更多的幫助。它們雖非原始的東西，但往往可能比較集中表述了歷史的真象。從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以及其它學術方面的資料方面來看，這類文獻提供的比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認為，只有原始資料才是更寶貴的，在發現一件不經常見的文獻，往往表現得相當激動，而對於歷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計不足。這是帶有片面性的。我們研究歷史文獻，也要把這兩類文獻加以區別，分別觀察它們的發展史、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史。當然，這兩種分類也不是絕對的，要看以哪一類的性質為主。班固的《漢書》是撰述，但帶有很濃厚的記注性質。歷代官修的史書，多屬於記注性質，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這是要具體分析的。
歷史文獻的發展史，還可以從好幾方面來說。這裏有歷史記錄條件在完備程度上的發展，有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還有歷史文獻研究本身也有它的發展史。
歷史記錄條件完備程度，指的是：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記載是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的。在時間的記載上，有的只記了日，而沒有記年月。有的記了年、月、日，是在記載的開頭記日，在末尾記月，緊接着再記年。例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三有這樣的寫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開端寫：“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開端寫“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五祀”。這是先寫月，寫日，最後寫年。還有一種寫法是一開頭就寫出年月日來。如《頌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最後這種寫法逐漸成了歷史文獻中一個固定通用的形式。後來皇帝有了年號，又要用年號去記時間。近代中外關係頻繁以後，既要用中國的曆法，又要寫上西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曆就成了我們記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獻上有標題，在某些文書上有事由的摘要，這也屬於記載條件的範圍。記載條件具備的程度，也反映了歷史文獻的發展水平。
書寫工具，最初是用金屬工具刻在獸骨、龜甲上，後來雕鏤在金石上，再后是寫在竹木簡上，寫在帛上。有了紙，書寫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獻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後來有了私人的收藏，經過進一步發展，有了私人藏書家的出現。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數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學校的圖書館、地方的圖書館以及社會集團的圖書館。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經長期積累產生了許多經驗。文獻的傳播，最初只是極少量的傳抄，還有靠口頭流傳的。造紙術發明了，傳抄有了便利。印刷術出現了，傳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機、影印術的出現，為傳播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方便。文獻的著錄是關於文獻的登記和說明，為使用文獻的人提供檢索的方便。文獻的考訂是對某種文獻進行版本上和一定內容上的考證。我們平常所說的考據學，實際上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附屬於各個學科之內的。對文獻的考訂，就是歷史文獻學內的考據學。以上這些問題都可進行研究，都有它們的歷史內容。至於歷史文獻研究本身，過去的前輩們做了不少實際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貢獻。但有意識地把它樹立起來，成立一門學科，這還是我們今天應該承擔的任務我們應該總結前人在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關於歷史文獻學的分類學部分，也應該是歷史文獻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類學應該以目錄學為基礎而又不同於目錄學。目錄學也講分類，但目是書目，錄是解題，一般是就書論書；提高到有系統有理論的“學”的程度的，似沒有多少。分類學有統觀全局的要求，這跟一般對目錄學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學誠所說“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都可以說是屬於分類學的範圍，但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關於分類學這個問題，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歷史文獻學的應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和辨偽學等。關於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國歷史上也開始得較早，自宋以後逐漸發展，到了清乾嘉時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現在，很少有系統性的總結。從目前史學發展和古籍整理的狀況來說，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們這部通史，篇幅較大，處處離不開歷史理論，處處離不開歷史文獻。我們要從理論的探索上，從文獻的應用上不斷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書體裁和歷史文學第一節史書體裁的綜合運用史書體裁綜合運用的傳統中國史書，體裁繁富。《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有《尚書》和《春秋》兩類，都屬於不同體裁的史書。《禮》類記典制，《詩》包含了不少的史詩，也都具有史書性質。《隋書·經籍志》除《書》、《春秋》等列於經部外，專有史部書的著錄，共十三類。這十三類史書，各有其在體裁上的特點。劉知幾的《史通》，以編年、紀傳二體為正史，把偏紀、小錄等十類史書列為“雜述”，共十二類，即十二種體裁。清修《四庫全書》，定史部為十五類，比《隋書·經籍志》的類別更多一些。這些分類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當，但反映了中國史書體裁之多。當然，這些分類都與內容有關，但也結合著體裁上的特點。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是史書體裁中最主要的三種形式。具體到一部史書，往往是以某種體裁為主，同時也採用別種體裁作為補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樣單純的編年體，是很少見的。這種在史書體裁上的綜合運用，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長期的傳統，不過作者不一定意識到這一點。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史書都屬於一種單純的體裁，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一般認為是一部記言的書。從書的基本內容說，是這樣的。但從全書內容來看，《尚書》就已經是一部多體裁的書。書中，如《金滕》、《顧命》，都是紀事本末體，《禹貢》是地誌，《堯典》則近於本紀。《國語》的情形也是這樣，既記言，又記事，還記一事的始末及歷史發展的趨勢。《尚書》、《國語》都是後人編集而成，把多種體裁的記載彙集在一起，就出現了多體裁的形式，但這並不是編集者要運用什麼體裁，還說不上是多體裁的綜合運用。
編年體史書，《春秋》只記年月日和事目，記載很簡單。後來，《左傳》出來了，記事又記言，有時還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態發展的結果。這是編年體史籍本身發展出現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別種體裁的結果。編年體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無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無法寫在書內。《左傳》使用了紀事本末的辦法，對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漢紀》、《後漢紀》用類舉記事的辦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傳記都寫了進去。《資治通鑒》又在前人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形式，記載的內容大為恢廓。
紀傳體的本身，就是一種綜合體。司馬遷寫《史記》，就是這樣作的。
《漢書·司馬遷傳·贊》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史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這裏說的是《史記》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內容，實際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各種體裁，而形成本紀、列傳、世家、書、表綜合的形式。本紀，基本上是編年體，也有關於帝王本人的事迹。列傳，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世家，是諸侯和貴族的歷史。書是關於典章制度和有關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歷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達錯綜複雜的歷史情況的史表。《史記》把多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互相配合的整體，能從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構成一個時代的全史，並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縮性。這是紀傳體在二千年中被長期沿用的一個重要原因。歷代史家讚揚《史記》的體裁，評論有詳有略，側重或有不同，中心實在於此。范曄、劉知幾、章學誠都強調它能夠包括豐富內容，囊括歷代史事。如劉知幾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綱，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①趙翼則認為由於《史記》的體例堪稱“全史”，因而成為史家的極則。他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②梁啟超則認為《史記》各體互相補充，包羅豐富，很有伸縮性。他說：“《史記》在體裁上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充而各盡其用。”③又說：“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表以收複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紀大事，列傳以傳人物，伸縮自如，實在可供人們研究。”①他們所共同強調的《史記》具有綜合眾體、容量廣闊的突出優點，在今天仍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鑒。這個問題在文學界也有人提出來。茅盾同志的《夢回瑣記》，說：“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按正史的體裁編一部中國文學史本紀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綱而已，讀者要知其詳，要讀列傳和書志。”“文學史如此，美術史、音樂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樣的辦法”②。茅盾提出要從《史記》的綜合體裁中吸取營養，撰寫新的紀傳體文學史的設想很有見地。
新綜合體裁的探索《史記》在編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優點，對於史學的演進影響極大，不僅後世修史竟相仿效，綿延不絕，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識史家在它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嘗試。十七世紀以後，出現了一種探索新綜合體的趨勢。先有清初馬驌撰《繹史》，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至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深入地辨析體例，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並在修撰方誌上作出嘗試。本世紀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學家章炳麟、梁啟超分別提出了編撰《中國通史》的設想。馬、章、章、梁具體做法雖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們都試圖突破原有體裁的限制，創造出一種更能顯示出歷史演進大勢，更能廣泛反映社會史豐富內容的新體裁。他們不斷探索的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史學發展的要求。
清初的馬驌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綜合體的第一人。他的史學成就在當時就受到重視。顧炎武對他尤為推服①。他在青年時期，曾將《左傳》改編為紀事①《史通·二體》。
②《廾二史札記·各史例目異同》。
③《中國歷史研究法》。
①《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②《夢回瑣記》，《文藝報》1981年第1期。
①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獻五》。
本末體，成《左傳事緯》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者所重視。此書除正文外，還有附錄八卷，內容包括“圖表”、“覽左隨筆”、“名氏譜”等，補充正文敘事的不足。這種做法，已經包含着吸取多種體裁的優點以補充單一體裁所不足的意圖。
《繹史》一書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此書是馬驌一生精力所萃，共計一百六十卷，分為五部：一為“太古部”，二為“三代部”，三為“春秋部”，四為“戰國部”，計一百五十卷，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禪”、“商湯滅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學說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類記”等。最後是“外錄”，十卷，補充前面四部記載的不足。冠於全書之首的還有世系圖、地圖和年表，用來與正文互相配合。總之，馬驌是將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典制體等，熔煉成為綜合的體裁。馬驌自述其著述主旨說：“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②他為自己確定的要求，是既重記事，又重記人。顯然，倘若只是簡單地採用傳統史學三種主要體裁中的哪一種，都是無法容納這樣廣泛的內容的。《繹史》的出現可說是體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學人李清為《繹史》作序，盛讚它具有“體制之別創”、“譜牒之咸具”等特點，又說“自讀《繹史》，然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之全”。話說得有些過頭，但他特別推崇《繹史》體制別創和內容豐富，則是頗有見地的。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以發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書體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本是三代以後之良法，司馬遷發凡起例，具有遠見卓識，紀表書傳互相配合，是以“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馬遷對體例的運用能夠靈活變通，“體圓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範。《漢書》、《三國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學”的上乘之作。降而《晉書》、《隋書》、《新唐書》等，“雖不出於一手，人並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價值的史書。後來的修史者墨守成規，不知根據需要變通，結果史才、史識、史學都反過來成為史例的奴隸，“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紀傳體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這些論述分別見於《史學別錄例議》和《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二文中，相當中肯地總結了中國一千多年歷史編撰的一些重要經驗教訓，貫串着歷史分析的眼光，強調史家的才識，強調靈活運用。他還認為，紀傳體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難以反映史事演進的大勢。“夫史以記事者也；紀傳、編年，區分類例，皆期於事有當而已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實，而於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又說：“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①這都是講紀傳體不利於反映歷史發展主線的缺點。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的這一缺陷，正好從紀事本末得到彌補。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漏。”“夫史為記事之文，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或溢②《繹史·征言》。
①《文史通義·史學別錄例議》。
也”②。這裏強調史實本身千變萬化，史書要與之適應，就必須採用紀事本末體的辦法，“按事立篇”，“不為常格”，“起訖自如”。
根據上述對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利弊的分析，章學誠明確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作為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他說：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為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之神聖製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仆衷，為從此千百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③99900041_0307_1章學誠主張的實際內容，就是吸取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二者之所長，形成一種新的綜合體裁。他認為這是為史書的編撰解決了大難題，開闢了新途徑。如何實現“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原則，他有過兩種設想。一種辦法是採用“紀”、“傳”、“圖”、“表”四體配合。即保留紀傳體原有的“紀”、“表”；去掉“書志”名稱，設立包含多種類型內容的“傳”，並增加“圖”。另一辦法是設置“別錄”，在全書前面標列出一個時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將書中有關的篇名註明，以此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總的意圖，則都是要保留紀傳體各體配合的特點，補充紀事本末體更能顯示歷史大勢的長處。這與《繹史》的編撰意圖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啟超二人生活的時代距我們更近，他們的史學思想有近代色彩，並且兩人還曾通信討論修撰《中國通史》的體例，他們探索新綜合體的嘗試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於一九○○年寫作《中國通史略例》①，明確地採用章學誠的主張，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寫信給梁啟超、吳君遂等，重申其見解。這說明：《略例》中提出的設想，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他長時間探索后形成的相當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國通史目錄，有表、典、記、考紀、別錄五種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歷史觀比封建時代的史家進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國通史》的目的，一是為了“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一是為了“振厲士氣，令人觀感”②。這反映出他當時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立場，同時，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資產階級進化史觀的影響。他所設想的體制，是吸收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目錄中的“典”是用以記典章制度，來源於“書志”。“考紀”和“別錄”都是記人，來源於“本紀”和“列傳”。“表”用以列舉次要的人物和紛繁的材料，其來源於紀傳體甚明。十篇“記”，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設立的。儘管五種體裁中以何為綱沒有解決，但總的來說，章炳麟的設想較章學誠前進了一步。
梁啟超於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醞釀寫《中國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陳叔通信中概述他訂定的《中國通史》體例，要設立“載記”、“年表”、“志略”、“傳志”（又稱“列傳”）四項。現見於《飲冰室文集》中有關《中國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寫於1920年，計有《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春秋年表》和《戰國年表》、《志語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②《文史通義·書教下》。
①《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於《訄書》手校本。②《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於《訄書》手校本。禮學》，正與此信件中所說四項體例相符。他還有一篇《原擬中國通史目錄》，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個篇名，但包括不了“載記”、“年表”、“志”的體例，可見這份“目錄”是他更早時候所擬而後來放棄了的。梁啟超的“載記”、“年表”、“志”、“列傳”四體與章炳麟的五種表述形式有許多相通之處。“載記”的作用是敘述一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歷史大勢。從《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可見，這是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並加以發展。“載記”是作為大綱，再用“年表”、“志略”和“列傳”相輔而行。梁啟超認為紀傳體史書是帝王家譜，又說“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蕪累亦愈甚也。”①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對紀傳體的長處也有中肯的評論，如說：“紀傳體的長處，在內容豐富，社會各部分情狀，皆可納入。”②他設想的《中國通史》體例，其核心內容，就是既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又發揮紀傳體各體配合、包羅豐富、伸縮自如的長處，而形成新的綜合體裁。儘管梁啟超遠未實現自己的設想，但他的做法和認識卻對後人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第二節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歷史以序說開宗明義回顧我國史書體裁發展的悠久的過程，深感到一種單一的體裁，決不足以反映我國歷史的豐富內容。我們應該發展綜合運用的優良傳統，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歷史。本書擬就此有所嘗試。首先，我們以“序說”置於全卷之首，開宗明義。
書之有序，在我國起源甚早。《莊子·天下篇》縱論古代學術的發展及莊子在學術思想上的地位。《呂氏春秋·序意》記文信侯關於十二紀的問答。這已是書序的雛形，但還沒有達到書序的完整形式。漢儒序《詩》、《書》，解說每篇寫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書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淮南子·要略》，首說全書由起，次說二十篇的旨趣，末說全書的重要意義，這已是一篇全整的書序了。許慎《說文解字·序》說文字創製的由來及本書所論列的五百四十部首，也是一篇很好的書序。劉向校書，每校完一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寫成別錄。劉向所作，為後來書目解題之始，實際上也是校書人為所校書作的序。漢人如高誘等註釋古書，也各有序。
司馬遷寫《太史公自序》，是我國史書中最早出現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序中首先說他的家學，說到他的父親對戰國以來各學派的評論、對史職的神聖責任感。其次，說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義。再次，他扼要說明了全書一百三十篇的寫作旨趣，而最後指出：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虞唐，至於周，復典之，故①《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②《中國歷史研究法》。
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於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這篇序，說出了作者的史學淵源、史學思想、本書的取材和體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記》有些篇章在開卷也有關於撰寫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曆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睢》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歷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歷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大史公曰：儒者斷其義，弛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十二諸侯年表》記的是春秋時期的歷史。司馬遷的這篇小序說出了春秋時期出現社會大變動的由來和情況，使讀者對這一時期歷史先有一總的印象。其次，列舉了孔子作《春秋》以來以至漢初關於春秋歷史的撰述並加以評論，其中包含史事、史論和歷譜。最後他說明本表的寫作要求和意圖。這對於一篇序應該說到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差不多都涉及到了。這篇序在《史記》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漢書》中寫序傳上下卷，上卷記他的顯赫家史，他父親的《王命論》和他的辭賦。下卷記他寫《漢書》的緣起和《漢書》百篇的旨趣。最後，是對《漢書》的自我評價。這篇序傳不象《太史公自序》寫得那樣集中，內容比較貧乏，但畢竟還是遵循司馬遷創始的規模而寫出來的。
宋元時，有兩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鄭樵《通志總序》，又一篇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總序》。鄭樵《總序》中論通史體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強調客觀地記述歷史。他認為，只要記載真實，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貶。他還說明了《通志》全書的規模，說明哪些部分是因襲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創新。馬端臨論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資治通鑒》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錯誤。接着他論述了編撰《通考》的意圖，說明他的取材、編撰方法和對於《通典》的續補，也說到了家學的影響。於書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詳以“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鄭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學見解。馬端臨的序分出好幾層次，一層一層地說出編撰通考的思想。這兩篇序，都緊緊圍繞主題、旗幟鮮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體會，沒有廢話，各有特色。
書序往往包含有編撰體例的內容，但往往不能詳備。為了詳備，就出現了單獨成篇的例，這一般是編撰體例的條文化，實際上是承擔了書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務。《史通·敘例》說：“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劉知幾在這裏敘述了例的歷史發展，並加以評論。他說的這些例，差不多都見不到了。自唐以後，書之有例者漸多。清人治學趨向縝密，所作的例有盛於前。崔述的《考信錄釋例》和阮元的《經籍纂詁凡例》是其中頗有特色的兩篇。《經籍纂詁凡例》共二十三條。其中，關於收錄之例四條，關於歸韻之例三條，關於編次之例五條，關於引用書名之例七條，其他雜例四條。《經籍纂詁》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訓詁書，就是靠這二十三條規定，井然有序地編排起來。這充分表現了凡例的現實性和計劃性。《經籍纂詁》雖不是一部史書，但這二十三條凡例同樣可供史例編寫的參考。凡例之後，還附有修書人的姓名，標明了每一個人的任務和負責的部分，這也是一個集體編書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錄釋例》是《考信錄提要》的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論證考信對治學的重要，古史傳說、諸子語言、經世訓詁的偽誤和後人依託的偽書，這不是一般的例，是對於古代史料學的具體擅述。
從序的歷史看，它對於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卷書或一部書說，都是有開宗明義的作用的。它向讀者說明一些問題，為讀者提供理解上的條件。它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有這樣的幾項：（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學經歷和其他活動的經歷。（3）基本資料。（4）對前人撰述的評價。（5）作者自己的觀點。（6）作者的撰寫意圖。（7）編寫上的技術問題。這對於我們目前寫序，有很必要的參考價值，我們應加以取捨和發展，使之更能符合我們當前的需要。
對於作者的身世和經歷，有些讀者是感興趣的。但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關係，可以寫，也可以不寫，不是序文所必須具備的內容。
對基本資料，序中是需要說明的。資料，可包括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可包括民俗學方面的資料。有些文獻資料，情況比較複雜，須進行關於著作時期的辨析。過去認為，某些篇章是偽書，某些史事記載不可信，這不一定完全正確，須重加考慮。時代越靠後，資料越多，就越須甄別。在大量的資料中要能挑選出來重要的部分來論述，這對於引導讀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義。
論述前人和同時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適當的總結，在序文中應當是相當重要的部分。序中應說到，在我們的研究領域裏，究竟有哪些問題已經解決，哪些問題正在解決，哪些問題應該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研究中國史，首先應當論述我國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當前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史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學術交流的工作還有待於開展，我們暫時很難論述得全面，也只能儘力而為。在可能的時候，也可考慮同外國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編撰上的意圖和編撰上的具體問題，應該在序中向讀者說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這三項如能作到，可以說，已完成了序文應盡的職責。
宋元人注經，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說”。序說的內容與我們現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們覺得，“序說”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豐富些，讀起來較順，本書就採用了“序說”一詞。本書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說。
綜述，歷史發展的總向一部大型的史書，最好有一個主幹部分。本書的主幹部分是綜述。在這一部分，要寫出歷史發展的總象。綜述吸取了本紀、編年和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各種體裁之長而加以發展。
本紀和編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順序記述歷史進程的。《史記》、《漢書》的本紀，記載了皇帝的生活、詔令和軍國大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幾乎都是大事編年，很少別的東西了。編年體發展到了《資治通鑒》，它比任何一部紀傳體的本紀都詳審得多，能容納下特別多的材料，但本紀是紀傳體史書多種體裁之一，它是全書的綱，而《資治通鑒》只是一種單一的編年體，無論事之大小，都簡單地按年月編排，就說不上綱的問題了。我們認為，撰寫史書是應該基本上按着時間順序，但不必拘泥於年月日的順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寫，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寫在一起。應該象《資治通鑒》那樣寫得詳細一點，但不要象《資治通鑒》寫得那樣分散。要把歷史寫得脈絡分明、階段分明，要發揮綱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寫得那樣簡單。
紀事本末體，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屬，並且具備首尾。
這種體裁被稱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但這種體裁，多只能對史事作點的排列，而不能顯示歷史長河的綿延和**、細浪的區別。我們認為，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在歷史的重點表述中，酌量採取集中記述具備紀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體裁，我們可稱之為章節體，大概開始於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這書寫於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國歷史劃分成三個大的時代，其中包含七個小時代，即：上古之世。包含：傳疑時代，從太古至周初。化成時代，周中葉至戰國。中古之世。包含：極盛期，秦至三國。中衰期，晉至隋。復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個大的時代定為一篇，每一個小的時代定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為節，這就把歷史的階段性發展和歷史現象的主次表達出來。這在史書體裁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這種體裁便於闡述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史學家中的進化論者樂於使用這種體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沿用這種體裁。我們認為，這種體裁一直到現在還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這種體裁作為一部大型史書中的唯一體裁，就有很大的局限。在這種體裁中，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論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開。
在研究了本紀、編年、紀事本末、章節等體裁之後，我們考慮到綜述的任務，可作這樣的設想：第一，要緊緊抓住每一歷史時期的綱，只寫對歷史全局有影響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係等方面，着重寫的是歷史發展的動向。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變動得也比較顯著。在這方面，可以着重寫一寫，但要注意到它與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民族關係是我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要作出正確的處理。
第二，時間的觀念要鮮明，首先要注意到歷史時期的劃分，一個時代內部大小階段的劃分，使其能盡量顯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關於歷史時期的劃分，尚存在着一些難於解決的問題。能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不能解決的，不要強作解釋。其次，每一個皇朝的具體年代，割據時期有關各國的具體年代，都要寫清楚。
第三，對歷代的疆域，要寫出大致輪廓。對皇朝版圖外的兄弟民族分佈的地區，也要寫出來。有些民族地區說不清，可說出一個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要寫。只寫帶有歷史性的重要活動，不是寫他的傳記，他的傳記放在傳記部分去寫。
第五，關於田制、稅制、官制、軍制等等，只要重點地說到為止，具體的細節放到典志部分去寫。
綜述，作為本書的一種體裁，與其它體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專職，在撰寫上要比各種舊體裁方便得多，我們可以稱它為“綜述體”。
典志，歷史現象的剖視典志，是對歷史現象進行剖視，它具有可以論述的豐富的內容。本書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於綜述之後，傳記之前。
典志體的起源很早。《尚書》的《禹貢》和《洪範》，從內容和形式來看，都可說屬於典志體。《堯典》的部分內容，也可說有典志體性質。《周禮》、《儀禮》、《禮記》，一向被認為是典志體的開山，但它們和《禹貢》等篇著作時期的先後，尚待考訂，而且內容也只限禮的方面。典志作為史書的一部分，以相當大的規模出現，是開始於《史記》。《史記》有八書。《漢書》繼《史記》之後有十志，規模就漸趨完備。
自《史記》以後，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按各史志性質來說，共有十五個門類，即：天文（天官、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