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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戰爭的發展大出陳獨秀所料，一路凱旋，9月即飲馬長江，攻克漢口，10月攻佔武昌，隨後揮師東南。北洋軍閥東南五省聯防總司令孫傳芳，調主力應付，上海一時防務空虛，**在10月和翌年2月，兩次發動武裝暴動，結果因沒有經驗和資產階級動搖等原因，沒有成功。接着，陳獨秀親自出馬，與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等八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於3月21日北伐軍兵臨城下時發動第三次暴動，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終於取得勝利。從北伐軍打下南昌開始，蔣介石即與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為中心的大資產階級勾結，準備叛變革命。他製造一系列慘案，摧殘**領導的工農運動，一路殺到上海。陳獨秀估計到蔣介石也要向上海的**特別是工人糾察隊開刀，一面請示國際，一面準備武裝反抗。但是，國際來電，不準軍事反蔣，可在群眾中開展一次反右派的運動，反對正在策劃中的政變；“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時須隱藏起來”。中山艦事件時被蔣介石排擠出國、現在被共產國際弄回國抑制蔣介石的汪精衛，這時到達上海，右派和**都來爭取他。當時，右派為了製造**借口，散佈了許多謠言，說**要“打倒國民黨”，並指使工人衝擊租界。陳獨秀為了粉碎這種謠言，於4月5日與汪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宣稱**不想打倒國民黨，而國民黨也“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陳獨秀以為一紙宣言可以緩和上海的局勢，即朔江而上，把**中央遷到武漢。不料在12日，蔣就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殘殺**人和工人群眾。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也在政變后被派到上海工作時，被捕犧牲。
上海政變后，廣州、四川等地國民黨也先後轉向反革命，武漢地區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圍的困境。陳獨秀一面受到廣大農民群眾和**等農運幹部要求深入進行土地革命，而國民黨則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強大壓力；一面又受了共產國際的嚴令，不準退出國民黨，不準破裂聯合戰線，找不到出路，終日惶惶不安。這時共產國際又派來羅易，主張深入土地革命，以鞏固武漢革命根據地。鮑羅廷則認為東南地區反革命勢力太強，革命應向西北發展。陳獨秀贊同鮑的意見，主張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說。在這種情況下，4月底召開的**五大，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共產國際原想撤換陳獨秀，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替代人，仍選他當總書記。到7月12日，共產國際來電改組黨中央，成立沒有陳獨秀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15日，汪精衛集團實行“分共”，大革命終於失敗。
**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企圖挽救革命的失敗，並在新派來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指導下，召開了八七會議，不指名批判了違背國際路線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9月，陳獨秀和黨中央先後遷到上海，過起漫長的地下鬥爭生活。陳獨秀幾次寫信給中央，認為革命在往下落，應該全面退卻，不應有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遭到認為革命形勢在不斷高漲的中央的批駁。有的中央委員還把陳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在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二兒子陳喬年的勸說下，陳獨秀不再寫信，而埋頭於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的研究。不久，喬年也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被捕犧牲。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多次邀請陳獨秀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並參加**六大，他拒絕，聲言“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來領導”。中國大革命失敗后，從1923年起就以蘇共黨內反對派領袖身份進行活動的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實權派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攻擊其在中國推行機會主義路線，應對失敗負責；並認為當前中國沒有革命形勢，民主革命已經過去，**應在城市中開展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運動，以過渡到將來武裝暴動一舉奪取全國政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反對農村武裝鬥爭和**六大規定的當前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受到影響，也進行反斯大林活動。他們被遣送回國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托派組織，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翌年春天，陳獨秀等一批下台的黨內中上層幹部，在閱讀了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批判斯大林的文件后，自認為茅塞頓開：大革命失敗的根源是共產國際令**加入國民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於是，他們也結合起來，在黨內進行派別活動。8月5日，陳獨秀給中央一封長信，要求以托派路線代替中央路線。同時，他還反對中央在當時“中東路事件”中提出的“保衛蘇聯”的口號，建議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這個意見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產國際代表和黨中央把所有這些都視為“反黨、反蘇、**產國際”的行為。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
托陳派曾要求加入留學生托派組織，但對方怕失去正統地位而拒絕。於是他們自己組織起來，12月開了一次會，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出機關報《無產者》。與此同時，又出現兩個留學生托派組織，在托洛茨基多次來信調解和催促下，1931年5月初，四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正式成立中國托派組織，沿用托陳派的“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陳獨秀被推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當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準備為國民會議而開展廣泛鬥爭的時候，九一八事件爆發，全國掀起抗日民主運動**。陳獨秀創辦《熱潮》周刊，以個人或托派組織名義，發表大量文章、宣言和決議，聲討日本侵略，譴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支持並指導學生運動，做了大量工作，並在1932年2月10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義起草發表了《政治決議案——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提出與**合作，與左傾的資產階級黨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政府的策略。結果遭到剛剛上台的王明左傾集團的拒絕。托派內部堅決反對“投降”**，他們空談“工人無祖國”，“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國家”，反對使用“抗日救國”和“愛國運動”的口號。
10月15日，托派中央被國民黨當局破獲，陳獨秀等全體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陳獨秀大義凜然，慷慨陳詞，批駁檢察官強加給他的“借抗日反國民黨”就是“叛國”的罪名。1933年6月，他被判八年徒刑。1937年，抗戰爆發，國民黨被迫釋放政治犯。8月23日，陳獲釋。面對民族危亡的局勢，他一改托派的傳統立場，接連發表演講和文章，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戰，擁護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拒絕東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漢，繼又入川。這時，上海以彭述之為首的托派臨時委員會執行托洛茨基第四國際指導的路線：繼續貫徹階級鬥爭的方針，反對國民黨領導抗日，特別攻擊**讓步的國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階級；主張利用戰爭造成的形勢，發動革命，推翻國民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們多次通過決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則認為在這次大戰中不可能爆發革命，並且以當時斯大林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清除異己大量殘殺無辜的三次“莫斯科審判”，以及蘇聯為粉碎“慕尼黑陰謀”與德、日分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例，攻擊蘇聯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是與納粹一樣的獨裁製。為此，他宣佈“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否定從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論，自詡為“終身反對派”。雙方通過書信、文章進行了一場論戰。
陳獨秀出獄后，仍受國民黨政府的監視，他的反蘇言論有礙當時政府的“聯蘇制日”政策，不准他發表。陳獨秀出獄時，曾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向葉劍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為首的黨中央曾積極響應，但雙方正在聯絡之際，**駐莫斯科的正、副代錶王明、康生回國，誣陷陳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津貼的“日寇漢奸”。從此他與**的關係徹底破裂。國民黨曾要提供資金拉攏陳獨秀成立“新共黨”，反對延安，但他予以拒絕。晚年的陳獨秀貧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裡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王明王明，原名陳紹■，后改為陳紹禹，字露清，筆名韶玉、慕石、兆雨、詔玉、紹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風康、石紹禹、紹虞等，俄譯化名有馬馬維奇、**維奇、克勞白夫等。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今屬金寨縣）的一個小商人家庭。其父陳嘉渭早年自做醬醋出售，后與人合資開辦行店，經營竹木。其母喻淑連曾任女子學校校長。
王明幼時在家鄉讀私塾，天資聰敏，能文能詩。1920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1924年8月，進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曾發起組織豫皖青年學會，被推為事務部主任，並擔任安徽同學會會刊《皖光》的編輯，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在1925年五卅運動中，曾參加武漢學生的罷課和示威遊行。後任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和湖北省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同年9月加入中國**青年團。10月由許凌青介紹參加中國**。不久被選送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很快受到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賞識。1926年9月，王明當選為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1927年3月，作為譯員，隨米夫率領的聯共（布）宣傳工作者代表團訪華，先後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活動，並列席了中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后經米夫推薦，王明在**中央宣傳部當幹事兼做黨刊編輯。8月，隨米夫再到蘇聯，在中山大學任聯共黨史課教員和翻譯。不久，擔任該校聯共（布）支部局宣傳幹事。王明依靠米夫的支持，形成一個以他為首的教條主義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務派”和反托派鬥爭進行宗派活動。他捏造事實，羅織罪名，製造了所謂“江浙同鄉會”等事件，打擊與他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之後，他又把鬥爭矛頭指向以瞿秋白為首的**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28年，王明根據米夫（時任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安排，作為翻譯人員，參與了中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編譯供六大代表閱讀的《武裝暴動》小冊子，並為小冊子寫了序言。它強調城市暴動是武裝起義的中心，提出“中國**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這是王明早期的教條主義的一篇代表作。
1929年春，王明從蘇聯回到上海。先後任**滬東區委宣傳幹事、**中央宣傳部主編的《紅旗》報編輯。1930年1月被捕，出獄後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參加《勞動》報的編輯工作。後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在這期間，他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許多文章，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作了闡述。他誇大中國民主革命中的社會主義成分，認為“現階段中國革命任務的完成，只有在同時徹底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條件下，才能做到”。中國革命在新高漲到來之時，“有很快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他主張加緊“準備和佈置全中國的武裝暴動”，首先在主要數省或一省奪取政權。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后，王明對李立三的某些觀點提出過一些不同意見，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壓制，被撤銷了中央宣傳部秘書等一切工作。9月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王明曾表示擁護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但當他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央先獲知共產國際10月《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的內容后，卻一反前態，乘機進行反對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的活動。共產國際來信提出“立三路線”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批評**中央對李立三的錯誤採取了“調和主義”的態度。11月13日，王明等給**中央政治局寫信，指責**六屆三中全會沒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線”的“機會主義的實質”，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錯誤”，這些錯誤是“立三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11月17日，王明等再次給**中央政治局寫信，要求中央“正式公開宣佈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宣佈他們與李立三“爭論的真相”等。**中央於11月日收到共產國際的10月來信，並在黨內公佈了信的內容。王明便公開打出“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這時，王明拋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后經增訂，改名為《為**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12月10日左右，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國**的內部事務。王明加緊進行宗派活動。12月25日，王明被任命為**江南省委（習慣上仍稱江蘇省委）書記。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王明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並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實際上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達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九一八事變后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把中間勢力當成“最危險”的敵人；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主張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進而形成全國的勝利。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的錯誤主張的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和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
1931年11月，王明去蘇聯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憲）負總的責任，繼續推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1932年8、9月間，共產國際召開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王明在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會後，被選為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在1933年11、12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在這期間，王明參與共產國際制定中國革命的方針，並對國內**臨時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導作用。1934年1月，**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頂點。在這次會上，王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8月1日，**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於10月1日正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個宣言，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第二十三次會議上作了《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的策略》的長篇發言，后整理成小冊子，改名為《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在法國巴黎和國內出版。它指出建立、擴大和鞏固反帝統一戰線，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產黨的最重要的任務，強調在中國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王明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會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會討論在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王明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的當前任務》的報告，指出黨的任務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暫時的動搖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並調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11月，王明寫了《中國**的新任務》和《中國**新政策的基礎》兩篇文章，於1936年1月合編為《新形勢與新政策》的小冊子出版。這個小冊子闡述了“聯蔣抗日”的思想，強調了建立抗日救國的人民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為適應建立廣泛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中國**在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勞動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應該實行轉變。1936年7月以後，王明先後發表《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又名《新中國論》）、《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華民族之出路》、《團結救國論》、《救中國人民的關鍵》）等文章，繼續宣傳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們**員應當把國民黨和蔣介石不與日寇一樣看待，因為中國人民的基本敵人是日寇。在現在階段上一切應當服從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個國民黨及其部隊，看成是日帝國主義的同盟軍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為了真正的和嚴重的武裝抵抗日寇，必須要國民黨軍隊或其有決定意義的大多數部隊來參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地應當表現在**與國民黨及其他組織在共同的抗日鬥爭綱領的基礎上訂立政治的協定，同時，保存各黨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這些文章對於國內外人士了解中國**的團結抗日的政策，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1936年下半年開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經包含了右傾投降主義思想的萌芽。在這期間，王明還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等接觸，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並於1936年1月23日致函**、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到蘇區直接與**中央協商抗日救國的具體辦法。之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派潘漢年、王炳南等回國，幫助**中央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1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的報告在堅持抗戰和國共合作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但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批評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和實行民主、改善民生問題，提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抹煞**的全面抗戰路線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否認**是抗戰的領導者，主張“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軍隊要“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強調正規戰，貶低**領導的游擊戰爭和人民軍隊以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國民黨軍隊抗日求得速勝。由於王明打着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使不少與會者一時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18日，王明抵武漢，參與同蔣介石的談判。不久，**中央代表團和**長江中央局合併，對外為**代表團，對內為長江中央局，暫以王明為書記。王明還兼任黨報委員會主席。
王明在與國民黨代表談判合作抗日、宣傳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國內各界人士及國際友好人士開展統戰工作、恢復和發展南方各省的**組織、指導新四軍及華中抗戰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與此同時，又在實際工作中推行他的錯誤主張。他在《挽救時局的關鍵》、《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等文章和演講中，宣揚國民黨和**一樣也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蔣介石等是“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這是中國**領導的第一個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王明等致電**中央，指責這“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作《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他指望通過外援建立幾十師新的有新式武裝的部隊作為全**隊的骨幹，進一步提出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附和國民黨“只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主張，要**領導的人民軍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編製，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會後，王明回到武漢，又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發表題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一文，繼續堅持並發展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不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在長江流域及華中敵後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指示，仍然把華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華中敵後更廣泛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
從1938年6月起，王明擔任**委派的國民党參政會參政員。在7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會議上，他與董必武、鄧穎超等**參政員提出《擁護國民政府實施建國綱領案》，同汪精衛投降派進行了鬥爭。從這時起到1944年，王明是第一至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38年9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會上作《**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並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發言。他仍堅持“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要與國民黨“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會議決定撤銷**中央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會後，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從1939年起，王明任**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7月，兼任中國女子大學校長。1940年春，先後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執行委員、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理事、蒙古文化促進會理事。在婦女工作、促進憲政運動、文化統一戰線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隨着形勢的變化，王明改變了以前一些錯誤觀點，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特點，以及國共合作、反磨擦鬥爭等問題作了闡述，但仍認為“一切為了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最標本的執行政策的辦法”。
1941年9、10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確認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王明等領導的**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王明拒不承認錯誤，對**等的批評逐條進行反駁和辯解。之後，王明借口有病，不參加中央的會議和整風運動。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央連續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戰初期“左”的和右的錯誤。**中央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王明進行了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並系統地指出他應該反省的問題，希望他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同年12月，王明給**並**中央政治局寫信，表示願意接受批評，檢討自己的錯誤。1944年5月，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在延安舉行。**把全會準備討論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送給王明看，並先後派**、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同他談話。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着重批評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錯誤。當天，王明寫信表示贊同這一決議，並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但隨後他以生病為由不出席**七大會議，也不向會議檢查自己的問題。經**做工作，**七大仍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
從1946年起，**中央根據王明的要求，安排他從事法律研究工作。6月，王明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不久又兼任憲法組組長，參與起草全國憲法草案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工作。1947年冬，在晉綏解放區臨縣后甘泉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12月，出席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會議併發言。1948年春，王明隨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移駐河北建屏（今平山）西柏坡。12月，該委員會改為中央法律委員會，為協助**中央研究與處理全國有關立法和司法問題的工作機關。1949年初，王明為**中央起草了《對國民黨司法人員之處理》、《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等指示，並負責組織編寫訓練司法幹部的教學提綱。在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經與會同志的批評幫助，王明表示“擁護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檢查。會議決定，王明應對其在十年內戰時期和抗日時期所犯的政治路線錯誤寫一個聲明書，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王明口頭表示接受這一決定。3月下旬，王明隨**中央機關進駐北平。6月，任中國新政治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主任。9月，作為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的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當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明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併當選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會理事，參與和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刑法大綱、各級人民法院組織法暫行大綱等法律的起草工作，還主持召開監獄法律問題座談會，指出以軍事管理、民主生活、勞動教育、改造自新作為“監獄工作的方向”。1950年7月，他在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上作《關於目前司法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對法律本質、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刑民法政策等問題作了闡述。
王明對七屆二中全會要他寫一份檢查自己錯誤的聲明書的決定，拖延不執行。因此1950年6月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指出王明的這種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重申王明仍應執行二中全會的決定，對他過去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聲明書寫好后，應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並在必要時，由政治局提交以後的中央全會討論。但拖至9月上旬，王明提出要到蘇聯治病。10月，他動身去蘇聯。1953年12月，從蘇聯回到北京，繼續治療休息。1956年1月，再次去蘇聯治病。8月上旬，**中央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狀況允許的條件下回國參加中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明以“身體病況仍不許可”為借口，拒絕參加大會。經**中央反覆做工作，**八大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王明在蘇聯期間，化名馬馬維奇、**維奇，發表文章，歪曲中國**的歷史，誣衊與攻擊黨和**，否定**思想，並為他過去所犯的錯誤狡辯。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1975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十年》一書，這是王明在1971年至1974年間所寫的幾篇文章拼湊編成的。1979年，蘇聯莫斯科進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
第十二章蔣介石蔣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生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父蔣肇聰，母王采玉。蔣8歲父亡。幼讀私塾，稍長入新式學堂，1906年赴日本留學，1908年入東京振武學校學軍事，同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中率敢死隊參加光復浙江之役，1913年夏追隨孫中山進行二次革命，10月加入中華革命黨。1922年陳炯明叛變，蔣接訊自上海赴廣州，登永豐艦與孫中山共患難，深獲信任與器重。但由於蔣資歷尚淺，因此迄至國民革命初期，未能進入國民黨的權力中樞。
下面，我們分國民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台灣五個階段來介紹蔣介石。
1924年5月3日，蔣介石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仿蘇俄模式，着手建立國民黨黨軍。蔣把此視為培植嫡系勢力的良機，因之竭盡全力，從軍服軍帽設計、校舍衛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學內容的制定，都親自參與決定，並與學生保持密切的接觸。在培養軍官的同時，蔣還在黃埔軍校組建教導團，募兵練兵，這樣，到1924年冬季，黃埔建軍已具雛形。由於這支軍隊經過嚴格的選拔與訓練，受過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軍連坐法”，因此戰鬥力很強。
1924年10月，蔣介石領導黃埔軍校師生鎮壓了廣州商團的叛亂，1925年2月，率師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隊30000餘人。6月，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1925年7月，以汪精衛為主席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8月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10月，蔣介石率軍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了陳炯明叛軍。翌年二月，統一了廣東全境。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開始進入黨的權力中樞。
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蔣藉機製造了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18日，**員、代理海軍局局長李之龍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艦赴黃埔候用，被人誣陷為企圖綁架蔣介石。蔣乘機擴大事態，宣佈廣州戒嚴，逮捕李之龍和各軍黨代表，監視蘇聯顧問和汪精衛，這就是中山艦事件。中山艦事件的內幕現在仍不能徹底澄清，但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的冒險獲得成功，打擊了**，排擠了汪精衛，擴大了自己的權力。
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員被排擠出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崗位。蔣介石則被任命為組織部長、軍人部長，不久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委員會常務會議主席。
1926年7月，國民政府開始北伐。北伐軍先後打垮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佔領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區。
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極力擴大勢力，着意奪取中央大權。1926年12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定都武漢，蔣介石則堅持遷都南昌。1927年3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限制個人專權的決議，撤銷了蔣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蔣則開始了蓄謀已久的全面奪權行動，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並在統治區域“清黨”，殘酷屠殺**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分子。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集合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建立了一個新的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
南京國民政府是政治鬥爭的產物，其成立是倉促的。它一開始就處在內外交困之中，外臨列強的觀望懷疑，內遭桂系及被其拉攏的一部分黃埔系軍人如何應欽等的反對，武漢方面以蔣下台為寧漢合流的必要條件，軍事上克複徐州之役又以失敗告終。在反對力量壓迫之下，蔣遂於8月下野。但他仍關注時局，並盡最大可能施加影響，尋找再上台的良機。9月，蔣介石訪日，以尋求日本的支持，11月5日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田中贊成其**但反對北伐。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這次婚姻使南京軍隊過去最強有力的領導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國民黨創始人已故孫中山博士的家庭聯結成一體”①，與美國的聯繫亦因之密切起來。
1928年1月，寧漢合流后的國民政府內部矛盾重重，無力應付時局，迎蔣還政之聲高漲，蔣乘機復職，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全會根本改變了國民黨一大以來的政策。蔣介石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常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會後不久，又任組織部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1928年4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組成了四個集團軍，合力進行“二次北伐”，戰勝了奉系軍閥張作霖。6月3日，張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北京被閻錫山佔領。北伐至此完成。北洋軍閥長達年的統治被推翻。
北伐完成伊始，蔣介石就宣佈“軍政時期”結束，開始實施“以黨治國”的“訓政”①。10月，國民黨中央通過了《國民政府組織法》和《訓政綱領》。同月，國民政府重新改組，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在蔣介石的積極爭取下，張學良排除日本的干擾，在東北通電全國，“於即日起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②，蔣介石在名義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
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真正實現中央集權，蔣想方設法在軍事上削除馮玉祥、閻錫山和桂系的軍隊，並奪取其地盤；在政治上瓦解汪精衛、西山會議派等派系的有組織的對抗。
1929年1月，全**隊編遣會議在南京舉行，由於各派意見無法統一，會議無結果而終。蔣介石見和平手段達不到目的，就準備武力解決，馮、閻、桂系也積極備戰。這樣，1929到1930年間，蔣先後與桂、馮、閻或其聯軍展開了一系列的混戰，嚴重削弱了國力，予日本武力侵華以可乘之機。
1930年5月，形成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個軍事集團和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兩個政治集團的反蔣大聯合。5月11日，蔣介石向馮閻軍下達了總攻擊令，中原大戰爆發。雙方百萬大軍，主要圍繞隴海、津浦兩個主戰場展開廝殺。蔣有中央的名義，有雄厚的財力，又善於通過各種手段分化瓦解對手，終於在贏得張學良東北軍“擁護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於10月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原大戰是蔣介石與國民黨內反蔣派之間的一次軍事政治大決戰。雙方參戰兵力達140萬人，死傷30萬。蔣介石通過這場決戰打垮了馮玉祥，重創①《上海時報》，1927年12月2日。
①蔣介石：《中國建設之途徑》（1928年7月18日），《革命文獻》第22輯，第294頁。②《申報》，1928年12月30日。
了閻錫山，馮閻與汪精衛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治聯盟也被迫解體。國民黨各派系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蔣介石集團佔據了明顯的優勢。此後，其他派系勢力雖仍繼續進行反蔣鬥爭，但已失去了問鼎中原、與蔣一決勝負的形勢與實力。
中原大戰剛剛結束，為了鞏固和強化這一有利形勢，蔣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以確立自己集權統治的法律依據；在軍事上則加緊了對紅色根據地的圍剿。
1931年2月，蔣軟禁反對制定約法的立法院長鬍漢民，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了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專權確立了法律依據。
蔣對中央紅軍於1930年12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圍剿，都被**、朱德率領的紅軍打敗。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瀋陽發動事變，奪占瀋陽城。蔣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至11月日軍已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蔣的政策招致各階層人士的不滿，國民黨內反蔣派壓蔣釋放了胡漢民，並堅持以蔣下野為黨與政府統一的先決條件。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於12月15日辭去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但仍暗中掌握實權。接任的孫科政府無力左右政局，對於日軍的步步進逼亦無辦法，不得不於翌年1月25日辭職。蔣介石、汪精衛在此前秘密會晤，達成了權力分配協議，此時則聯合復出。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主持軍事；汪為行政院長，主持行政外交。國民黨政權進入蔣汪聯合執政時期。
蔣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決日軍於1月28日發動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問題，5月5日，中日雙方簽定《淞滬停戰協定》。6月，蔣介石正式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為其國策，傾其全力圍剿紅軍和壓制國民黨內反對派，而日本則不斷利用該政策的對外軟弱性製造事端，侵佔中國的領土。
在對內圍剿紅軍方面，1932年6月至翌年3月，蔣介石調集60餘萬兵力，首先進攻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面軍退出鄂豫皖蘇區，另闢川陝根據地。蔣介石隨即進攻江西中央根據地，這次圍剿又被紅軍打破。1933年9月，蔣調集100萬軍隊，採取“步步為營，節節進剿”的碉堡戰術①，對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此時統帥紅軍的左傾領導人採取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的應對戰略，經一年鏖戰仍不能勝，遂被迫長征。1935年10月，紅軍衝破蔣介石的圍追堵截到達陝北。
在壓制國民黨內反對派方面，1933年7至9月，蔣介石軍事與政治手段並用，摧垮了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1934年1月，蔣介石出兵鎮壓了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建立的“聯共抗日反蔣”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陳濟棠、李宗仁兩廣實力派發動“兩廣事變”。陳、李通電反蔣，並出兵湖南。但由於外患日甚，全國各階層人士一致反對內戰，蔣介石不得不有所克制，廣西問題得以和平解決。
蔣介石為了進一步貫徹“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於1934年12月在《外交評論上》以徐道鄰的名字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說國民黨1927年後已開始**，日本不應該再害怕中國赤化。日本如果再進一步侵略中國，在中國民族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國民黨政權就只能抵抗，而①《剿匪戰術綱要》，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就會乘勢而起，日本也會因中國的長期抵抗而耗盡國力，最後的結果是中日兩國政權同歸於盡，因此中日雙方應合作而非為敵。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當政者的重視，此後中日關係一度有所緩和。但日本始終未因國民黨政府的妥協讓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
1932年5月，國民政府地方當局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1935年7月，中國地方當局與日方簽訂了《何梅協定》。貪得無厭的日本繼而策劃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這既使國民政府對北方的統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華北的權益受到嚴重威脅，更遭致中國各界民眾的強烈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11月國民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到了和平絕望需要犧牲的“最後關頭”，“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①。蔣介石對日本無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較強硬的態度。在1936年7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他又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②。會後，蔣即以此談話精神為中日談判的指導原則，不再對日本一味讓步。9至11月，支持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指揮的反擊日偽軍侵略的綏遠抗戰。
隨着“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調整，蔣介石對**一方面加緊軍事圍剿，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渠道與**進行接觸、談判，但始終未改變武力解決**武裝的立場。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赴西安，代表蔣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張、楊談判。在包括**在內的各方人士的調停努力下，蔣介石口頭保證“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③，遂於25日被釋放。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蔣介石停止了剿共內戰政策。
在1928至1936年間，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強，這與他這10年來採取了一系列強化統治的措施有關。在組織上他強化了軍政統治的各級機構，並建立了“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組織，用各種手段來對付**、民主人士和反蔣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經常查禁進步書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並在全國推行“新生活運動”，以加緊對人們的思想控制。在經濟上他力圖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這一時期國民政府統治區的經濟有一定的發展。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標誌着全中國抗戰的開始。17日，蔣在廬山對各界人士發表重要講話，正式闡明：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不合法的變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員不能任意撤換，二十九軍在所駐地不受任何約束。中國不能再對日本妥協，從現在起“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最後聲明中國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①《國聞周報》，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
②《國聞周報》，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
③周恩來：《論統一戰線》，《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頁。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日軍進攻下，北平與天津於29、30日相繼陷落。8月12日，蔣介石主持召開有各地方派系和**將領參加的國防最高會議，制定了“持久消耗戰”的作戰方針。又決定了“**一部集中華北持久抵抗，特別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壘；**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吳淞要地，鞏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備華南各港”①的作戰指導原則。並將全國戰場劃分為5個戰區：一戰區轄冀省全部及魯北，二戰區轄晉察綏三省，三戰區轄浙江及蘇南皖南，四戰區為閩粵兩省，五戰區為魯中南及蘇北皖北。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翌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
中國政府調集大量軍隊與日軍作戰。日軍在正面進攻進展不大的情況下派援軍在金山衛登陸，中**隊腹背受敵，11月9日，蔣介石下令全線撤退。12日上海淪陷。淞滬會戰歷時3個月之久。
在淞滬會戰期間，蔣曾接受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試圖通過打談結合的辦法恢復蘆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但日本被一時的得逞沖昏了頭腦，在和談中不斷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和談沒有結果。蔣深感敵強我弱，戰勝強敵必須依靠外援，始終努力使英美等列強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動。但英、美不願與日本馬上發生衝突，並想藉機發戰爭財。蔣的“聯英美製日”的戰略在一定時期內沒有奏效，他雖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變。
在對內方面，蔣採取了在維護中央權威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針，為此他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並在實際上由**領導，以敵後游擊戰配合正面戰場；承認**的合法地位；釋放一批政治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被確定為國民黨總裁，並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團團長。總裁的權力在黨和國家之上。蔣的獨裁地位大大加強。大會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以“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①。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是“政治生活向著民主制度的一個進步”①，有利於團結抗戰。
在軍事上，抗戰開始直至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中國一直處於戰略防禦階段。蔣親自指揮了此一階段的一些重要戰役。在這個戰略階段，中國損失了大量軍隊，消耗了大量武器裝備，丟失了大片國土，但阻止了日軍的戰略進攻，使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破產了。
1938年10月，中國抗戰進入漫長的戰略相持階段。蔣介石的方針是穩固統治，堅持抵抗，苦撐待變，繼續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特別是英美蘇與日本關係的變化，實現聯英美蘇制日的目標。
在這一歷史階段，在穩固統治方面，蔣主要抓了兩件大事：一是強化個人集權和國民黨一黨專政，二是限制**力量的發展。1939年1月21至30日，國民黨中央在陪都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蔣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理黨務之要點》兩個報告，指出國民黨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頓，就會“趨於消滅”，因此要喚醒黨員的三民主義意識，發揚“四維八德”，以鞏固國民黨的基礎。對於**，蔣提出“現在對它要嚴①《**作戰指導計劃》（1937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①《國民參政會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頁。
①**等：《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六大以來》（上），第965頁。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②。根據蔣的指示，全會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1939年3月，蔣開始搞“國民精神總動員”，宣傳“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③。同時下令實行“新縣制”，控制地方權力，城鄉街鎮都實行“保甲制”。1941年1月，下令襲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製造了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1943年3月，發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國之命運》。蔣在書中再次宣傳自己的“力行哲學”，強調，“‘誠’是行的原動力”，力行就是革命。對於**和民主主義，蔣則進行了抨擊，說二者“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抄襲和附會”，是“為帝國主義作粉飾，為侵略主義作爪牙”。提出要開展“革命建國”活動，進行5項建設：心理建設，即信服“力行哲學”，“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倫理建設，主要是恢復以忠孝為主的中國固有倫理，以培養民眾救國的道德；社會建設，一是強化保甲制度，二是繼續推行新生活運動；政治建設，主要是繼續實行“訓政”，加強集權統治；經濟建設，主要內容為實現“工業化”，保障國民生活。蔣的《中國之命運》受到**及民主黨派的批判。
1943年8月，林森去世，蔣再次出任國民政府主席，馬上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府主席為國家元首，三軍統帥，五院院長需由主席提請選任，並對主席負責。蔣的權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在這一階段，蔣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軍事上不斷發起的進攻，對於汪精衛集團的主和及隨後的投敵賣國，則進行了鬥爭。1938年11月，他主持召開南嶽軍事會議，對第一階段的抗戰進行了總結和檢討，並重新劃分了戰區。會後制定了《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從1940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蔣介石直接或間接指揮下，正面戰場的中**隊又與日軍打了幾次較大的戰役。
在苦撐待變，聯英美製日方面，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介石達到了目的。作為反法西斯陣營的重要成員，中國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國放棄了過去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是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1942年1月，蔣介石被任命為盟軍中國戰區統帥。1943年11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國開羅會議，會議簽署的《開羅宣言》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日本在中國竊取的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必須歸還中國。對於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秘密簽訂的有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雅爾塔協定》，蔣雖感到氣憤，但為了戰後與**鬥爭的需要，他在取得蘇聯支持國民政府、不干涉中國內政、戰勝日本3個月後從東北撤退全部軍隊等承諾后，還是接受了該協定。
1945年8月15日，在中、美、蘇的聯合打擊下，無力支撐的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從1945年9月至1949年底，蔣介石面對力量、地位日益增長且人心所向的**，處心積慮地想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但事與願違。這一時期他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均遭到重大失敗，以至退居台灣。在政治上，蔣一直在逆民主進步的時代潮流而動，頑固維持舊秩序。
抗戰一結束，蔣為了搶奪勝利果實，不惜容納、利用漢奸等腐惡力量“維②《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紀錄》（1939年1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③《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中央日報》1939年3月12日。
持秩序”，並坐視政府接收官員貪污**，魚肉淪陷區百姓，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擁護。這種典型的體制性的**行為國民黨是無法制止的。
1945年10月10日，蔣介石與**經過直接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規定國共雙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①。但蔣並沒有和平民主的誠意，13日即對國民黨軍隊發出進佔解放區的密電。其內戰企圖遭到了各階層人士的反對。1946年1月10日，國共經過反覆談判，簽署了停戰協議，但雙方爭奪戰略要地的鬥爭並未真正停息。1月10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民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經過協商，通過了軍事、憲法草案、和平建國綱領、政府組織和國民大會五項協議，再一次確認了和平民主建國的方針。對這一結果，蔣介石在會後很快就反悔了。3月，他主持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政協報告之決議案》，否定了政協會議的協議。6月，蔣發動了全面內戰。11月，不顧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召開國民大會，制訂“被當作袁世凱天壇憲法和曹錕賄選憲法一樣看待”的“偽憲法”。對於拒絕參加國民大會並聲明不承認“偽憲法”的民盟等民主黨派，蔣還進行迫害。10月，授意國民政府內政部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加以取締。這樣就在政治上把民主黨派逼入絕境，使他們不得不放棄中間立場而日益贊成**，並與之聯合奮鬥。
1948年春，蔣不顧政治軍事經濟已陷入困境，一意孤行，舉行“行憲國大”選舉，任“偽總統”。
在軍事上，蔣不顧多數國民黨官兵厭惡內戰、軍無鬥志的狀況，自認為軍隊的數量、裝備、作戰技術及經驗、財政支持乃至外援都強於**，悍然發動空前規模的大內戰。
1946年6月，蔣對**發動全面軍事進攻，雖然在8個月裏佔領了105座城市，但折損了71萬人。1947年3月被迫改為重點進攻，蔣的計劃是集中兵力進攻山東、陝北。國民黨軍隊雖然一度佔領延安，但並未消滅西北解放軍的主力，反而不斷遭到襲擊。在山東戰場，更遭到了慘重損失。蔣介石不得不於7月轉入全面防禦，並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戡亂總動員”。從1947年6月底開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1948年秋冬，蔣與**進行了事關自己命運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決戰，結果均遭慘敗。蔣不得不於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總統，但蔣仍暗中操縱實權。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解放軍相繼發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國的戰役，國民黨在大陸的軍隊被消滅殆盡。
在經濟上，蔣介石政權雖然一開始接受了敵偽6200億元以上的資產①，但把其中的多數轉化成了“國營”、“黨營”的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民族產業及普通民眾並未從中受益。國民政府還在實際上提高法幣兌換偽幣的比率，來掠奪淪陷區的人民。加上濫發紙幣、公債，和從美國獲得大量援助，抗戰勝利后，蔣政權的資產已達200億美元。內戰爆發后，由於軍費開支龐大，生產停滯，國統區經濟很快走上全面崩潰的絕路。
1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宣佈“復職”，重任“總統”，且仍為國民黨總裁，此後他擔任這兩大要職一直到病逝，始終大權獨攬。
①《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10月12日。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決議案》（1946年3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敗退台灣初期，痛心疾首的蔣介石一方面對大陸的失敗進行檢討，認為根本原因是軍隊“主義不明”、“心志不堅”；首因則在於國民黨一些黨員“變黨賣節”，以至“民心渙散，士氣墜喪，形成分崩離析的局面”。此外國民黨的組織紀律、對民眾和青年的宣傳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問題。①他要以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基地，一年準備，二年進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另一方面，面對**的積極攻台準備和美國的有意拋棄，他也很現實地認識到自己“真已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沒有地方可以再退了”②，遂盡最後的努力做“死裏求生”的應戰準備。恰在此時，韓戰於6月25日爆發，美國認為“**軍隊的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並威脅到在該區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動的美國部隊”③，遂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阻止解放軍攻台，“把已經患了癌症的國民黨政權，從病榻上，起死回生”④。蔣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內部的統治結構調整方面。他在政治上打着“反攻大陸”、“**復國”等旗號，利用特務系統，繼續維持其極權統治，不斷迫害民主進步人士。但他也吸取了一些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意識到要鞏固統治，“惟一可循的途徑，就是擺脫派系傾軋的旋渦，滌除人事糾紛的積習，以重新做起的決心，改造本黨”⑤。到1952年10月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宣佈黨的改造完成，國民黨的組織系統和各級黨部得以重建並強化，領導層得以更新。對於蔣經國，蔣介石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扶植，以其為內定的接班人。
據台期間，蔣雖然在外交、軍事等方面緊緊依靠美國，得以偏安，但仍明確反對美國等國的“國際託管”或“兩個中國”政策。對於“**”，更是堅決反對並予以鎮壓，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韓戰爆發初期，面對美國製造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蔣授意“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台灣已經國際公認屬於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對其擁有主權。1955年，解放軍對毗鄰大陸的金門、馬祖兩島國民黨軍隊施加了強大的壓力，美國一方面根據與蔣介石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派軍艦協防，另一方面鼓動其他國家在聯合國散佈台灣由聯合國託管，由中立國代管或“台灣獨立”等輿論，想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蔣介石接連發表聲明，強調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兩個中國”的主張是荒謬絕倫的。1958年，又拒絕從金門、馬祖撤軍，抵制美國等西方國家把兩島中立化進而割斷台灣與大陸聯繫的企圖。1967年9月，蔣發表談話，“絕對反對”在日本出現的“台灣獨立”謬論。
在經濟上，蔣首先支持陳誠實行土地改革，經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階段，於1953年實行了“耕者有其田”。有6049戶的地主土地被贖買徵收，分給194823戶佃農①。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他鞏固了政權，而且促進了農業生產，並在農村建立起了新型的經濟結構，為台灣以後經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次，改變了扶植官僚資本的做法，而是推行市場經濟，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工商業特別是出口產業的發展，使台灣經濟由以①蔣介石：《復行視事文告》，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台灣中國文化大學1984年版。②蔣介石：《軍人魂》，《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984頁。
③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6月28日。
④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第2版，第249頁。⑤蔣介石：《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041頁。①沈宗瀚：《農村發展與政策》，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73頁。農業為主的內向型轉變為以工商業為主的外向型，並持續高速度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七十年代以後，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日益增大，台灣的國際地位很快下降。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蔣的代表則遭到驅逐。蔣甚感惱怒，痛罵聯合國“已向暴力屈服，已成眾惡之源”①。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遜的訪華，使蔣反攻大陸的夢想最終破滅了。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死於台北，終年88歲。
①蔣介石：《為聯合國通過非法決議告全國同胞書》，《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757頁。第十三章胡漢民胡漢民，原名衍鸛，后改名衍鴻，字展堂。晚年別號不匱室主。漢民是他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時所用的筆名。1879年12月9日（清光緒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於廣東番禺縣（今屬廣州），祖籍江西廬陵縣（今吉安）延福鄉青山村人，累世務農。
胡漢民天資聰穎，十一二歲時，就已讀過《十三經》、《史記》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觀”①。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1歲時，其父去世，兩年後其母也病逝。之後，一個哥哥及兩弟一妹也因疾病無錢就醫而早逝。這接連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漢民倍感憂傷，以致成年後一直體弱多病。這一時期，胡的人生觀發生很大變化，“從友愛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觀，一變而為冷酷的厭世觀”②。為了維持生計，胡漢民歲便開始教書生涯。胡邊教書邊自修，先後肄業於學海堂、菊坡、越華、粵秀等書院。此時的胡在學識上大有長進，“能治經史詩章性理之學”③，更結交了史堅如等一批新朋友。通過他們，胡聞知了孫中山的名字和為人。他對當時由“公車上書”引起的知識界的變法呼聲，認為“皆無要領，於余心未饜”①，而對被當時視為大逆不道的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卻盛讚為“空前奇舉”②。1898年，20歲的胡摒棄了“學而優則仕”的封建知識分子的“正途”，任廣州《嶺海報》記者，決心投身於改造社會的洪流之中。1900年，好友史堅如的殉難對胡產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為“非遊學，無以與革命黨人謀，即個人學業，亦皆不足充所懷之志願”③。這前後，胡的人生觀發生了重大轉變，從“消極厭世觀”變化為“積極的救世觀”。1902年，胡與吳稚暉等人東渡日本。由於他當時認為“從教育着手，使學界丕變，為達到目的之唯一法門”④，於是入東京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不久，吳稚暉因保送自費留學生入成城學校一事與清公使鬧翻，被日本警察驅逐出境。胡亦憤而退學回國。回國后，胡積極實現其教育救國的初衷，先後擔任廣西梧州中學總教習及梧州師範講習所所長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學校校長。但由於地方守舊勢力的阻撓，他兩次從教育入手進行救國活動的嘗試都失敗了。這使他深刻地體悟到：“**淫威之下，無教育可言，即散佈革命種子，其收效亦至微薄”，進行救國最重要應從政治入手，“革命應破壞舊有政治之勢力，而重新建設之”⑤。於是，1904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學，入法政大學速成法政科，系統地研讀政治學。
1905年9月1日，胡漢民在孫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會。初任評議部評議員，後任書記部書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胡被推為編輯，主編《民報》1至5期。1905至1907年，在《民報》上發表文章近30篇，在宣傳三民主義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奠定了在國民黨中“三民主義①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12頁。
②③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23、18頁。
①《胡漢民自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版，第2頁。
②《胡漢民自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版，第2頁。
③《胡漢民自傳》，第5、9頁。
④《胡漢民自傳》，第5、9頁。
⑤《胡漢民自傳》，第11頁。
理論中堅”地位的基礎。在此期間，他還針對革命實際，積极參加與保皇派《新民叢報》的論戰，先後寫了《告非難民生主義者》、《駁新民叢報之謬妄》等文章，解釋民生主義，斥責梁啟超。1907年3月，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胡隨同孫中山到達越南河內。孫中山化名高達生，胡化名陳同，租用河內甘必達街61號，策劃起義。其後，孫中山和黃興在西南邊境發動多次武裝起義，胡的主要任務是往返於河內、香港之間，任籌餉運械等工作。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后，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暫時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轉向南洋，在華僑中宣傳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興日報》為陣地向保皇派的《南洋總彙報》展開論戰。從1908年8月至1909年5月，共撰寫了20餘篇文章斥責保皇派。駁斥保皇黨人的“革命召瓜分說”，指出革命后“民族奮興，中國以振則列強之窺伺為之寢滅，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禍”①。胡還連續寫了《駁總彙報論國會之趨勢》、《嗚呼！滿清所謂憲法大綱》等文，揭露清政府立憲的實質為“葆其**之實”，其結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已”②。經過新加坡論戰後，革命思想在南洋華僑中迅速傳播，同盟會組織也得到迅速發展，各埠分會已有20餘處，同志達3000餘人。為了便於聯絡，1908年秋在新加坡設立了同盟會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長。1909年10月，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長，與黃興、趙聲等策劃在廣州新軍中發動起義。1910年春，新軍起義失敗。同年11月，孫中山在庇能（檳榔嶼）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新軍為主力，在廣州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會後，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①的決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籌款工作。這次籌款歷時3個多月，奔波於馬來亞、越南、泰國之間，倍受辛勞。1911年2月初，回到香港參加統籌部工作，負責秘書科工作。4月27日，黃興在廣州發動起義。次日晨，胡和趙聲等人由香港趕到廣州，起義已失敗，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貢等地活動。此間，胡情緒十分低落，並開始極力贊成從前曾堅決反對過的暗殺之舉，認為：“此不止為復仇計，亦為寒敵之膽而張吾軍。”②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西貢后，胡漢民的低落情緒為之一振，立即率領一批要求從軍的青年華僑急赴香港。11月9日廣東宣佈獨立，胡被推為都督。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任總統府秘書長。在就任秘書長期間，胡一絲不苟，兢兢業業地工作，辦事作風果斷明快，對**分子“不稍寬假”③。但在“讓位”袁世凱問題上，胡力主“讓位”，且“力挽先生之意於內”④，對孫中山的決策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后，胡回廣州復任廣東都督。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后，胡任廣東支部長。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凱向國民黨人進攻的信號。孫中山倡議起兵討袁，胡表示反對，主張法律解決。孫中山電促廣東獨立，胡“以時機未至拒之”①。6月14日，袁世凱免去胡廣東都督兼民政總長職，①《胡漢民先生文集》，第1冊，第402、487—488頁。
②《胡漢民先生文集》，第1冊，第402、487—488頁。
①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113頁。
②《胡漢民自傳》，第45頁。
③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135頁。
④《胡漢民自傳》，第69頁。
①黃遠庸：《遠生遺著》第3卷，第121頁。
調為西藏宣撫使。不久，胡通電辭職。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聲稱從今以後將“與葉夏聲組織報館，決不再入政界，以受此無價值之毀譽也”②。“二次革命”失敗后，胡和孫中山從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1913年9月，孫中山開始在日本籌組中華革命黨。對入黨必須附從孫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問題，國民黨內意見分歧很大，胡則處於反對和贊成之間，持一種調和態度。他於1914年5月1日親書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在黨內編號是450號。不久，《民國》雜誌在東京創刊，胡任總編輯。在發刊詞中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指出中國近代一般國民的心理弱點是“保守而具惰性”，於是易為野心家所利用。為了救濟國民的惰性，“必須急圖民智、民德、民力的進步，務使國民對於錮蔽民智、敗壞民德、摧毀民力者，知有所擇而不致惘從”。③此外，胡還以“去非”為筆名發表《亡國之外債》、《強有力之政府辯》等文，揭發袁世凱竊取民國名位，實質欲建帝制的野心。7月，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后，胡任政治部長，致力於反袁的宣傳工作。19年4月，胡化名陳同榮從日本回到上海，協助陳其美領導上海的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胡與廖仲愷往來於京滬間，代表孫中山與黎元洪、段祺瑞進行政治談判，並謀划擴充北方黨務會議和聯絡國會議員。1917年9月，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胡任交通總長，協調與桂系的關係。后因受西南軍閥和政學會政客的排斥，孫中山於1918年5月辭去大元帥職，胡也隨孫離開廣東前往上海。1919年2月，胡代表孫中山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在和會上，胡秉承孫中山的旨意，堅持恢復舊國會和北京政府必須取消中日間一切密約。五四運動爆發后，胡按孫中山的指示辭去代表職務。7月，致電南北議和代表，指出所謂“南北一致”不啻為“一致賣國”，所謂“南北分治”實等於“武力分贓”①。此後，胡專心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1919年9月至1920年7月，胡在《建設》雜誌上共發表了10篇文章，致力於對唯物史觀的研究和宣傳。為了幫助讀者了解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他從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譯出有關論述，寫成了《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胡在該文中對唯物史觀的意義和階級屬性作了正確的論述。胡稱讚唯物史觀道：“因為這個學說出而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②胡在介紹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時，還駁斥了西方資產階級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種種非難。胡不僅停留在宣傳唯物史觀的層面上，而且用它作為基本方法，對中國的哲學史、道德倫理、家庭婚姻進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意義。
1920年11月，孫中山回到廣州恢復護法軍政府，次年5月，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胡任非常大總統府總參議。12月，孫中山到桂林組織大本營，督師北伐，胡任文官長及政務處長，協助孫中山策劃北伐具體事宜。陳炯明叛變后，胡聞變由韶關趕赴江西贛州，與許崇智等開會決定率北伐軍回師廣州救難。北伐軍與叛軍在韶關一帶作戰失利，退往福州。此時，胡方得知孫中山已脫險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1923年1月，滇桂軍將陳炯明②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2頁。
③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177頁。
①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237頁。
②《建設》第1卷第5號，第945—946頁。
逐出廣州，胡被任命為廣東省省長。不久，孫中山到廣州續行大元帥職權，改任胡為大本營總參議。
孫中山經歷多次失敗后，開始接受蘇聯和中國**的幫助，決定改組國民黨。1922年9月，胡等人組成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11月，該委員會推舉汪精衛、胡漢民共同起草《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次年10月，孫中山又委派胡等9人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具體負責上海執行部的改組工作。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胡為大會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和宣言審查委員會九人委員之一。在討論黨章時，國民黨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引起了較大爭議。作為當天會議主席的胡漢民在最後總結時說：“此種顧慮，只要在紀律上規定即可。現在紀律上已訂有專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規定何種取締條文，惟申明紀律可也。”①胡的意見獲得多數代表的贊成，使黨章得以順利通過。國民黨改組后，右派仍不斷造謠並藉機作亂。對此，胡發表了《國民黨批評之批評》一文，以平息黨內反對國共合作的論調。胡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論證國共合作及**員保持雙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會時代，李石曾、吳稚暉、諸民誼幾位同志曾在巴黎加入過無政府主義政黨，無政府主義離民生主義比較**更要遠些，幾位同志和無政府主義發生關係，尚且不必怕，**員和**不斷關係，又有什麼可怕呢？①由此可見，在國共合作初期，胡是基本擁護國共合作的。
9月初，孫中山決定出師北伐，由胡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併兼廣東省長，承擔鞏固後方重任。1924年秋，廣州發生商團叛亂，當胡接手處理該事變時向孫中山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要總理不聽鮑羅廷的話，聽了他的話一定要壞事的”②。胡主張“委曲遷就”，發還了被扣留的商團的一部分槍械。胡的妥協助長了商團的反動氣焰。就在發還槍械的當天下午，商團製造了雙十慘案，槍殺徒手群眾數十人。孫中山在韶關獲得可靠消息后，屢次電令胡“收繳商團槍支”，“不可一誤再誤”，“以免後患”③。至此，胡才轉為堅決鎮壓，以代理革命委員會會長名義下發總攻擊令，迅速平定了叛亂。11月，孫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帥職權。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廣東的滇桂軍益加驕橫，謀划顛覆革命政府。1925年6月5日，胡以代理大元帥兼廣東省長名義下令免去楊希閔、劉震寰各職，令各軍討伐逆軍。不久逆軍全部被平定，廣州局勢基本安定。7月1日，“大元帥府”改為國民政府後，胡漢民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兼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暗殺。胡因與“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關係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領導層之外。案發後，根據鮑羅廷提議，由汪精衛、蔣介石、許崇智三人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節制黨、政、軍大權，胡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決定離粵赴蘇考察。在蘇期間，他試圖讓中國國民黨取代中國**加入共產國際。為達此目的，胡在蘇發表許多“過激”言論，撰文、演講都對馬克思主義極盡讚揚之能事。後由於斯大林的干涉，胡的提①《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03頁。
①《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胡漢民先生文集》第2集，第156頁。②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09—310頁。
③《歷史檔案》，1982年第1期。
議被擱置。通過旅蘇期間的耳聞目睹，胡發現蘇聯的政治體制與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從而堅定了他**反蘇的決心。1926年5月初，胡在廣州中央報告考察蘇俄經過時說：“不特俄之聯我，只視我為工具，不能相見以誠；即其中國CP一面寄生我黨，一面不斷地陰謀搗亂，也是無可轉移的政策”。①此後，胡提出了“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八字主張。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轉變到**，並很快在行動上成了**的急先鋒。
1926年9月初，胡主動寫信給蔣介石，祝賀攻克武漢，其中摻雜不少阿諛之詞，露出欲與蔣勾結的端倪。1927年4月初，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李石曾等來訪，約胡去南京參加會議，並出示“查辦**案”。早已有**之心的胡見到該案后，一拍即合，並堅決地表示：“非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清黨不可”②。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時，胡代表“國民政府”接印。胡主持的南京“國民政府”所頒佈的第一號命令就是《國民政府通緝**首要令》。不久，胡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清黨原則六條”，提議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並署文明確宣稱此次清黨的意義：“是要進一步把共產的死灰都送還給俄羅斯，不能讓他遺留在中國的。乾脆地說，這次的清黨，就是要消滅中國**！”③此間，胡還發表了《三民主義之認識》、《三民主義與世界革命》等文章，系統地闡揚三民主義，提出“三民主義連環性”的理論。胡認為，“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以這一個大連環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滿足世界革命的統一要求，以三個小環的實際性，去應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從而使“世界革命的統一性與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首尾相顧”，達到世界革命的徹底成功①。同時，胡把這種“連環性的三民主義”抬高到“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②的地位，來直接攻擊和詆毀馬克思主義。
1927年8月，蔣介石被迫下野，胡漢民也隨即辭職。次年初，蔣回南京復職，電邀胡入京。此後胡專心致力於“三民主義之闡揚”③，完成了《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將“三民主義連環性”的理論加以系統整理，使之與國民黨當時的政治需要相適應，因此被稱為“國民黨新生的理論基礎”④。1月底，胡和孫科等到土耳其和歐洲考察政治。6月初，胡正在法國訪問，獲悉國民黨軍到達北平后，即向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提出《訓政大綱案》，在國民黨內首倡實行“訓政”的建國方針。9月初，胡從歐洲回到上海，后被推為中央常委，負責籌組五院制新政府，並任立法院院長。在任期間，胡共主持制訂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等部法律；撰寫了《三民主義的立法精神與立法方針》、《社會生活之進化與三民主義的立法》等文，為國民黨立法提供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
1929年到1930年間，是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和黨內派系之爭最激烈的時期。每次爭鬥一起，胡總是站在蔣介石一方，通電斥責、聲討對方。戰爭過①蔣水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76、386頁。
②蔣水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76、386頁。
③《清黨之意義》，《胡漢民先生文集》第二集，第81頁。
①《三民主義之認識》，《胡漢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頁。
②《三民主義之認識》，《胡漢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頁。
③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414頁。
④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414頁。
程中，蔣介石在前線指揮作戰，胡在後方配合，主持黨務、政務，穩定局勢。正如後來有人回憶說：“當時如無胡在寧替蔣撐腰，蔣一個人是無法在軍事上、政治上那樣得心應手的。蔣之獨裁地位，胡是一個主要的幫凶。”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胡兩度與蔣介石合作，其初衷是欲扶植蔣當中國的“凱末爾”，實現其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可是隨着國民黨對全國統治的相對穩定，蔣獨裁的野心日益暴露，胡、蔣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1930年10月初，蔣介石在致國民黨中央的“江電”中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確定頒佈憲法的日期，並制定在此之前的“訓政時期約法”，以便集權於一身。胡雖不反對召開國民會議，但反對制定約法，他指出：“我追隨總理數十年，總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參加若干意見，從未聞總理提及‘國民會議應討論約法’一語”。②1931年2月，蔣介石約胡去討論約法問題，胡不理會張群等人的勸說，堅決地加以拒絕，並駁斥道：“現在各項法律案還沒有完備，已有的，又因軍權高於一切，無從發揮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來，有而不行，或政與法違，不但益發減低了人民對黨的信用，法的本身，也連帶喪失了價值。”③並忠告蔣說：“為你個人計，約法並不能再增高你的身價，反只能減低你的信用。”④蔣介石爭取胡的最後努力失敗后，於2月28日下令扣留胡，次日將其軟禁於湯山。
胡被軟禁后，4月底，親胡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古應芬、林森等人聯名發出彈劾蔣介石的通電。接着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等分別通電響應，汪精衛、孫科也從香港到廣州，參加聯合反蔣運動。5月27日，反蔣派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同時成立國民政府，與南京的國民政府相對抗。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突然出現的民族危機，迫使寧粵雙方舉行和談。由於粵方代表在和談中提出最低限度要先釋放胡為先決條件，蔣介石也急欲擺脫因“扣胡”而造成的政治窘境，於10月13日釋放了胡。胡被釋后，一再拒絕蔣介石的拉攏。12月初，在粵方四全大會致閉幕詞時，胡強調要反對獨裁，“今人以為求統一必集權，但集權結果，遂形成獨裁，然而獨裁之結果，滿清因此而亡，袁世凱因此而死，殷鑒不遠，寧可復蹈”①。粵方四全大會所推選的中央執監委員由胡領銜，發出促蔣下野並解除兵權的通電。12月15日，蔣介石通電下野，由林森代理國民政府主席。是月底，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推舉胡為中執會常委、中政會常委、國民政府委員。並決定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黨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代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處理西南黨務、政務，由胡主持一切。1932年1月，胡漢民、唐紹儀等60餘人通電遵四屆一中全會所訂的決議，取消廣州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代之以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軍分會。這樣，西南半獨立狀況得到了“合法”地位。1932年1月18日，汪、蔣在杭州煙霞洞會晤，汪改變原先反蔣立場，決定與蔣合作。胡得知汪的背信棄義后十分憤慨，公開表示與蔣、汪決裂，並說：“今蔣汪兩先生之主張如此，是鑿枘不相容，已可概見，故病不能成行，固為事實，而主①周一志：《“非常會議”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83頁。②《中央日報》1931年2月25日。
③胡漢民：《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頁。④胡漢民：《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頁。①陳紅民：《胡漢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民國檔案》1986年第1期，第122頁。張不同，尤為明顯之事實也。”①從此以後，胡偏居香港，宣傳自己的抗日倒蔣**的政治主張，成為國民黨內真正的“在野派”。
1933年1月15日，《三民主義月刊》在廣州創刊，胡任主編。在發刊詞中，胡指出辦此刊的目的是要“重新提出這一個三民主義的名詞，來洗刷一般因現實之敗壞而加於它的誤解；我們要揭露三民主義真實的面目，歸還他固有的偉大永久的價值”②。此後，胡以《三民主義月刊》為理論基地，宣揚其“抗日反蔣**”的主張。胡在文章中嚴厲地斥責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是“自殺政策”，“中國今日，只有攘外的問題，沒有安內的問題。以剿共為安內，是一種錯誤”，“‘攘外才能安內’是救國政策——對日抗戰是我們唯一的生路”③。胡還著文嚴厲地駁斥了日本帝國主義為掩飾其侵略面目而製造的“大亞細亞主義”。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企圖對於整個亞洲民族的統制主義”，“是日本對於亞洲的門羅主義”④。胡還以三民主義為武器，批判蔣介石為鞏固其獨裁統治而宣傳的“法西斯主義”。指出：“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絕對不能與法西斯蒂反動運動並存。”①“法西斯蒂運動，實在是現代政治上最反動的運動。它是時代轉變的產兒，同時也必會以時代的轉變而轉趨沒落。它的沒落，不是理論問題，而只是時間的問題。”②胡在致力於發動反蔣宣傳攻勢的同時，還採取實際行動，於1932年左右成立“新國民黨”，1933年9月又在廣州仲元學校創辦“政治經濟講習班”，積極準備反蔣的力量。1933年11月底，原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和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要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胡對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政府採取各打五十板的態度，認為“所謂‘閩變’，就是中國共產匪徒與准共產匪徒的合作，共同向效顰的中國藍衣流氓鬥爭的一幕把戲”③，“南京的軍閥統治必須消滅，中國才有生路。福建的亂黨統治也必須剷除，民族才能生存”④。由此可見，他“反蔣”的實質，並非要推翻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國民黨統治。剿共、抗日、反蔣三者並舉是胡晚年始終堅持的三項政治主張，但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下，他自覺不自覺地把注意力放在抗日、反蔣上了，“抗日剿共”“權衡輕重，則在今日的情勢之下，抗日實尤重於剿共”⑤。1934年4月，他在宋慶齡、何香凝等領銜發表的《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抗日救國六大綱領》）上也簽了名。
1935年6月，胡漢民到歐洲考察兼養病。12月初，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常委、黨務會議主席。次年1月中旬，胡從歐洲返回香港，當天發表書面談話，表明其政治主張：“余之黨政主張，一如往昔黨應①胡漢民：《斥“三月亡國論”》，《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第645頁。②胡漢民：《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月刊》第1卷第1期，第8頁。③胡漢民：《什麼是我們的生路》，《三民主義月刊》第1卷第3期，第1—19頁。④胡漢民：《大亞細亞主義與國際技術合作》，《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4期，第2頁。①胡漢民：《論所謂法西斯蒂》，《三民主義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頁。②胡漢民：《論所謂法西斯蒂》，《三民主義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頁。③胡漢民：《所謂閩變》，《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頁。④胡漢民：《所謂閩變》，《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頁。⑤胡漢民：《什麼是我們的生路》，《三民主義月刊》第1卷第3期，第13頁。恢復為有主義有精神之黨，政府應改造為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矯過去畏葸苟安之錯誤，以負荷解除國難建設之重任。”①是月底，國民黨中央派代表居正、葉楚傖南下敦請胡北上，胡以“不久即將入京”的含糊允諾打發他們。2月下旬，在對廣州、香港記者發表談話時，胡公開宣稱將不北上，“余現在正想如何促南京當局之覺悟，與如何團結抵抗力量，以從事於救國，在此問題未解決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於國事無補。如其此問題得到解決，則余之北上或不北上，俱於國事可為也”②。此後胡着力於宣傳抗日主張，從3至5月連續發表《民族主義與自力更生》、《民族主義的民族復興運動》等文，呼籲民族主義的復興，指出：“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實行，第一在抵抗帝國主義之侵略，第二在消滅軍閥官僚之鉗制，謀民生之行使，並使人民生計，能進獲昭蘇進展的機會。”③1936年5月9日，胡應邀去妻弟陳融公寓赴宴，晚上下棋時，忽患腦溢血，於12日下午7時40分停止呼吸，終年58歲。
①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541—542頁。
②《胡漢民談對日外交》，《國聞周報》第13卷，第9期。
③胡漢民：《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三民主義月刊》第7卷第5期，第15頁。第十四章孔祥熙孔祥熙，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於山西省太谷縣程家莊。父繁慈，前清貢生，先事商務，後任塾師。母龐氏，1886年病逝。孔6歲隨父就塾。他對《詩經》、《禮記》頗感興趣，入塾三年，鋪就了一定的國學根底。
1889年，因基督教會開設的仁術醫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對教會產生好感。1890年春，他不顧族人反對進入太谷基督教會所辦的“華美公學”學習。在此，他先讀科學淺說、聖經摘要，後學哲學、數學、格致，並開始參加禮拜，逐漸信奉基督教，成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1895年，他在“華美公學”畢業，經教會人士介紹，進入直隸省通州潞河學院。潞河學院也為教會所創辦，開設課程除了數理化外，還講經傳道。孔經常藉助聖經抨擊朝政，指責當朝“政治**，喪權辱國，王公大臣，昧於事理”①，主張變法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后，他聽說孫中山組織了興中會，便聯繫十幾位同學成立了“興中會通州分會”（對外稱“文友會”），進行反清宣傳。
孔在潞河學院經過5年的學習，正要畢業之際，趕上了義和團運動。學院教士為義和團所衝擊，停課避亂，孔趁此返鄉。當時，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換的山東巡撫毓賢調到山西出任巡撫。毓賢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殺教民。當孔回到太谷，得知曾為他治病、授課的教士已被囚準備用刑時，他急忙收買看守，救出了麥納等3位少婦，並與知府交涉，將被殺的15具屍體，分別男女，“移葬於西門外義地”①。孔的這一行為後被洋人譽為“壯舉”。1900年7月13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議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學院復學。孔返校后立即將山西教案實情稟報贊助議和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認為教案所以發生純屬毓賢所為，與民無關，一般貧民所以被利用，是無知所致，建議為求永息教案，必須先“開通民智”，提倡科學及興辦教育。李提摩太覺得孔的建議確屬上策，於是一面勸阻聯軍進攻山西，一面將“殉難教士”的“撫恤金”改用興辦西倫大學（山西大學前身之一）。李鴻章深知聯軍放棄進攻山西與孔有關，賜予他“幫辦洋務”的名義，要他參辦教案。孔因曾發誓不與西太后朝廷合作，謝絕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國深造。李贊同孔的請求。為使旅途方便，李除發給孔出國護照外，還給予“全權議和大臣一等肅毅伯隨員”的名義。並致電駐美公使伍秩庸對孔多加關照。1901年秋，孔乘海輪經上海轉赴美國，進入美國中部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讀書。歐柏林大學為教會學校，學科齊備。孔祥熙先是立志從事實業，后又想從改革社會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兩年主修理化，后兩年兼學社會科學。1905年，孔祥熙在歐柏林大學畢業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蜚聲國際的耶魯大學研究院，為開發中國地下寶藏，專習礦物。
孔祥熙進入耶魯大學不久，曾親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晤見途經那裏的孫中山，聆聽孫中山所闡揚的革命理論。在交談中，孫中山告誡孔：“不論興辦任何事業，都得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尤須持之以恆，方可有所成①李茂盛：《孔祥熙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
①張振福：《初期的教會與庚子被難》，見《銘賢廿周年紀念冊》，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版。就。至於革命工作，尤應自啟迪民智開始。”①孫的寥寥數語，使孔敬仰萬分，當即發誓追隨革命，加入興中會。孫中山欣然應允。此後孔祥熙便響應孫的號召到西北一帶興辦教育，以啟民智。
1907年夏，耶魯大學畢業獲理化碩士學位的孔祥熙回國前到歐柏林母校辭行。在歐柏林大學中國同學會舉辦的歡送會上，有人提議乘孔回國之便，帶一筆捐款，為“庚子殉難傳教士”建立一所紀念堂，立碑勒石以為永久紀念。孔認為建築紀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紀念物。死的紀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紀念物，即“設立學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難教友的精神長存人間”②。孔的提議得到了全體與會者的響應，他們紛紛捐款，幾天內孔就收到一筆數目可觀的捐款。
當年秋天，孔祥熙攜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創辦學校。他將教會在太谷西城蒙館接受下來作為校址，創建“銘賢中學”③，自任校長。不久，孔將銘賢中學搬到太谷東關孟家花園。經過幾年的校舍建設，特別是多方網羅人才，高薪聘請教師，大量購置儀器、書籍，使學校頗具規模。銘賢學校作為新式學堂，教師大部來自國外。該校校訓是：“學以事人。”①培養目標是：“造就德、智、體三育兼全人才。”課程設置為：數學、礦物、生物、國文、史地、音樂、體育、經史。
1911年10月29日，山西革命黨人為響應武昌起義在太原舉事。孔乘機把太谷城內的商團、巡警隊、學生一起組織起來，成立“營務處”，自任總辦，維持治安。當袁世凱派清軍進攻山西時，孔曾三次派學生軍赴娘子關作戰，抵抗清軍對起義軍的鎮壓。
1912年，孔祥熙看準火油生意大有可為，設立“祥記公司”，交付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保證金40萬元銀元，取得山西省亞細亞火油總代理權。此一獨佔性經營，使孔每年獲得巨大盈利。孔規定，盈利的40％用於興學和舉辦公益事業。②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電召孔祥熙赴滬商討時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為保存革命元氣，率領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隨孫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適逢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總幹事王正廷辭職，基督教青年會會長莫特請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會總幹事為掩護，積極籌款接濟孫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1914年7月8日，孫中山決定解散國民黨，成立中華革命黨時，孔是首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長女宋靄齡結婚。當時宋靄齡是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婚後兩人繼續協助孫中山發展革命勢力。1915年，鑒於袁世凱陰謀稱帝，孫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靄齡回國，在北方從事革命活動。孔辭去了教會職務，宋靄齡的工作也由其妹宋慶齡接替，兩人於當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19年元旦，袁世凱公然復辟帝制。孔祥熙於太谷得悉后，當即寫下一①郭榮生編著：《孔祥熙先生年譜》，台北中正書局1980年版，第30頁。②孟天禎：《從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傳紀文學叢刊印行，第80頁。③表示“銘記為傳教而殉難的諸位先賢”。
①見《銘賢廿周年紀念冊》，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5月版。
②郭榮生編著：《孔祥熙先生年譜》，第42頁。
篇《上袁世凱書》，寄送報館公開發表，予以聲討。
1919年當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山西太谷時，孔祥熙立即把亢奮的全體師生召集在大禮堂里，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充分肯定五四運動是“有膽有識的空前壯舉”。他歸納五四愛國運動這一空前壯舉的意義是：一、可以作為外交後盾；二、可以警惕愚頑，激勵弱懦；三、可以使政治改善，國運好轉，奠定國家強盛之初基。他建議大家共同致力於一件事，即：組隊分赴各地，向老百姓宣講五四運動意義，讓多數同胞對此有所了解。並親自於5月7日策劃組織300餘學生上街遊行示威。
1920年山西大旱，災民無以為生。孔祥熙出面向華洋義賑會請命，貸得巨款100萬美金，並提出“以工代賑、修築公路，將來以公路收入，償還貸款”的意見。山西督軍閻錫山得悉后極為高興，馬上派孔的同鄉好友趙守鈺為路工局局長，督修平遙經汾陽至離石、軍渡之晉西公路和由平定、陽泉經昔陽、和順之晉東公路。公路工程，自翌年春開工，冬完竣。兩大交通要道的完成，對山西經濟的發展，裨益匪淺。
1922年2月4日，在華盛頓會議的影響下，在中、美、英三方壓力下，日本被迫與中國達成協議，恢復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軍撤出山東。為解決魯案善後事宜，北京政府決定派曾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和約的國民黨南方革命政府代錶王正廷任督辦。3月，孔祥熙受王正廷之邀和孫中山電促，赴濟南出任魯案善後督辦公署實業處長。
孔到濟南后，正值直奉大戰爆發，魯案善後公署遷到北京。不久，孔又奉孫中山電召赴粵彙報。因直系戰勝奉系，大局已定，孫中山發表通電，主張和平統一。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探知孔與孫的“連襟”關係，亟欲借重孔祥熙商通南北意見，實現南北統一。孔祥熙往返南北之間，執行着溝通南北政府的秘密使命。直到6月間，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復任，國內情勢頓變，孔才放棄此項工作，把精力放在魯案善後上。
魯案善後進行比較順利，分兩步進行，第一步為確定辦法，第二步是實地查點和估價。第一步工作主要在北京進行。9月20日魯案善後公署遷往濟南，進行第二步工作。9月28日，交涉在各分委會進行；孔祥熙兼任郵電分會主任委員。12月初，細目協定簽字，孔攜公署人員赴青島，具體辦理接收事宜。12月10日，魯案善後結束。山東省長熊秉琦因接受伊始，千頭萬緒，力挽孔留青島協助政務，孔為了安置部分辦理魯案人員，暫就膠澳商埠電話局長。
1923年3月，在蘇聯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政府決定成立中俄交涉事務公署，用於和蘇聯談判蒙古問題和中東路問題。王正廷為中俄交涉事務公署總辦，王邀孔祥熙擔任中俄談判公署坐辦。當時奉系與直系矛盾尖銳。孫中山在廣東建立大本營準備北伐，奉系有聯孫意向。為了加強粵奉關係，孫中山正擬派孔祥熙到東北做“鋪路”工作。於是孔藉此辭去了膠澳商埠電話局長職務，接受孫中山的要求，就任坐辦，以公署駐奉代表身份前往瀋陽。中俄交涉雖為時半載即告停頓，但孔從此卻與張氏父子建立了較為密切的關係。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結束后，孫中山很想在北方找到同仁，於是電召孔祥熙到粵磋商。孔祥熙到廣州后立即將馮玉祥介紹給孫中山，並經孫中山同意，密攜孫中山手書《建國大綱》奔赴北京，在孫馮之間斡旋。馮逐步傾向革命，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為迎孫中山北上，孔祥熙親抵上海。北上線路確定后，又先孫赴京準備。不幸孫中山抵天津時肝病大發，日益加重。在孫病重期間，孔全力照顧。孫逝世后，孔被推為治喪處主任，主辦治喪事宜。為治喪，孔曾支付私款5萬元。
同年3月，王正廷復任中俄會議督辦。4月，臨時執政段祺瑞又任命孔為中俄會議坐辦。孔答應就任。孔利用坐辦名義廣泛聯絡北方將領，積極營救陳友仁等國民黨人。
1926年春，中俄會議時停時開，孔祥熙乘機赴美宣傳中山遺囑。在美國，孔為銘賢學校募得75萬元校園擴建資金，並被歐柏林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后，孔看到革命形勢發展迅速，是年冬返國，徑赴廣州。12月，孔擔任廣東政治分會委員，並接宋子文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兼代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總攬後方財政，支持北伐戰爭。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實業部，任孔祥熙為實業部長。孔在廣州宣誓就職，但實際上並未赴任。4月汪精衛返國抵滬，孔聞訊離粵赴滬，力促汪蔣合作。
寧漢對立時期，孔祥熙站在南京方面，秘密往返於寧、漢、豫、粵之間，為時數月，為蔣介石苦心奔走。
1927年11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設立工商部。次年2月，孔祥熙擔任工商部長。在近三年的工商部長任內，孔祥熙首先延攬舊有的工商學者組成工商法規討論委員會，訂立了《工商部組織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獎勵工業品暫行條例》、《中華民國權度標準》、《度量衡法》、《中國國貨商標法》、《工廠法》、《公司法》、《工會法》、《工商法》、《保險法》、《票據法》、《特種工業獎勵法》、《商業檢驗條例》、《消費合作社條例》、《會計師條例》等100多種法規。這些工商法規雖然體現的是工商所有者的利益，特別是大工商所有者的利益，但確有利於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另外，孔在厲行工商註冊、創辦工商刊物、籌辦國貨銀行、提倡發展生產、發展國際間貿易等方面，也小有建樹。
1930年12月，國民政府將工商、農礦兩部合併為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實業部長。孔提出“實施林墾政策，開發東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邊，以裕民生而固國防，俾人口平均分配，地力得廣泛利用”①。1931年1月，國民政府公佈實業部組織法，規定實業部總攬農工商礦林牧漁和水利等一切實業。孔祥熙吸收掌管工商部的經驗，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規，其中依據職權範圍呈國民政府公佈的有：農會法實施法、傾銷法、牧稅法、工廠檢查法、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條例等。
1931年12月，在粵方的逼迫下，蔣介石通電下野，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孔祥熙為表示與蔣共進退，辭去了實業部長職務。1932年1月，蔣汪再次合作，孔祥熙以“中華民國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身份於3月13日赴歐美考察。主要執行蔣介石關於同歐美各國接洽購買軍械、飛機和設廠自製任務。在意大利訪問墨索里尼時，墨索里尼向孔建議：“貴國建國，應以空軍着手。空軍發展起來比較快，所需軍費較海軍為少。且將來戰爭之勝負，取決於空軍。日本為海軍先進國家，貴國欲趕上日本，非倉促可辦。空軍則三五年內①《孔庸之先生演講集》下冊，第429頁。
可見成效。”①孔祥熙將此建議報告蔣介石，蔣深以為然，於是優先發展空軍成為國民政府軍事發展的重要戰略。
1933年3月，孔祥熙從歐洲考察回國。當時國民政府財政拮据，宋子文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職務，孔祥熙接任中央銀行總裁，同時宣佈“廢兩改元”。9月，蔣介石制定了新的“剿共”計劃，要求迅速增加軍費開支，宋子文以國庫窘迫無法應付為由，提出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職務。蔣介石從南昌飛回南京，敦促孔祥熙繼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
11月1日，孔由滬赴寧，就任財政部長。在當天招待記者時，他表示“開源節流為財政主要方策”。他說：“開源應力保經濟建設，培養稅源。至增加稅收，不外整頓原有各稅及另闢新稅，但增稅宜不傷人民元氣，不害經濟發展。節流之法，不僅縮減支出，還應注重分配得宜，合乎經濟原則。”②其實，孔祥熙的“開源節流”並不能遏止軍事開支這個大流，因為他繼任財長本身，就是在宋子文無法阻止蔣介石擴充軍費的前提下實現的。
孔祥熙執掌財政，長達11年之久，可分為“平時財政”和“戰時財政”
兩個階段。
在“平時財政”初期，孔祥熙為了支持蔣介石的“剿共”內戰，實行赤字開支政策。當時財政赤字已近千萬元，但是孔強調，平衡預算固然重要，而“剿共”作戰比保持預算平衡更重要①。所以孔祥熙上台不久就以關稅作擔保，發行1億元新公債。
1934年1月20日，孔祥熙出席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在會上他提出“整理田賦，舉行土地陳報，以除積弊而裕稅源案”和“減輕田賦附加以救濟農村解除民困案”，兩案均獲通過。同年5月18日，為落實以上提案，孔專門召集了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
1934年6月，孔審核並呈報了“海關進口新稅則”。並經第414次中央政治會議核准實施，於月底由國民政府明令公佈實行。新稅則首先是對日軍事妥協的產物，它對日貨輸入極為有利；其次，進口新稅則對民族工業借鑒外國的技術極為不利，許多中國工業必需品的稅率提高了。
1934年5月，孔意識到金融力量的分散，不利於穩定金融，為增加中央銀行的實力，使之成為真正的“銀行之銀行”，決定把中央銀行的資本由2000萬元增加到1億元。次年3月，他又呈請行政院通過“發行金融公債案”，以債券充作資本，將中國銀行官股500萬元增至2500萬元；交通銀行官股100萬元增至1100萬元。通過充實官股，增加了中央銀行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控制力量。3月27日，“二十四年金融公債案”經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28日公債條例以國民政府名義發表。與此同時，對中、中、交行的領導機構分別進行改組，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中、中、交行的改組，標誌着國民政府金融步調一體化的完成。
1934年6月19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白銀法案，宣佈白銀國有和無限制購買白銀政策后，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銀根緊張，嚴重傷害着中國的經濟建設。鑒此惡流，孔祥熙於10月13日下午召集財政部負責人緊急開會，決定“把白銀的紐結割開”，即把匯率與國外銀行的聯繫割斷。他着手頒佈①《孔祥熙先生年譜》，第80頁。
②《國聞周報》第7卷第44期。
①《申報》1933年11月2日第3版。
了徵收白銀出口稅並加課平衡稅條文，使白銀的合法出口暫被制止。
但由於銀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在優厚利潤誘惑下，白銀走私猖獗起來。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孔祥熙立即決定籌劃幣制改革。1935年3月，孔責令組成專門班子研究草擬幣改方案。同年11月3日正式公佈《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佈告》，宣佈“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銀行之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①。這次幣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白銀外流現象，同時，統一了中國長期以來混亂的貨幣發行，推動了中國工農業生產的發展。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孔祥熙被推為提案審查委員會經濟組召集人，主持審定了一系列有關國計民生的提案。在他的影響下，會議在發表的宣言中提出：“現代經濟以金融為事業之中心，現代政治亦以金融為財政之樞紐”，因此要“下最大決心，行金融之統制”。會議還提出財政的任務是“立計劃，嚴審核，統一幣制，調節金融，以期扶植民力，充實國用，暢遂貨物之流通，培養國家之元氣”。①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任命為整理內外債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整理內外債務。在整理內債方面，孔的辦法是發行以關稅為擔保的5種統一公債（也稱二十五年統一公債），共計14.6億元，利息6厘，分別在12、15、18、21、24年內滿期還清，每半年抽籤一次，舊債券按到期遠近換成5種新債券。由於延長了償還期限，使債務支出每年減少約達8500萬元；還大大簡化了債務結構，5種新債券代替了32種不同日期、結構複雜的舊債券，簡比了債務手續，方便了持債人。在整理外債方面，孔認為：“中國復興在望，急需要歡迎外資投入，以促進經濟繁榮，建設之推進。”所以他提出免去債息、延長期限、減少債額等三項原則，以與各國洽商。當時的債權國，一方面看到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日益高漲，生怕中國出現新的政府徹底放棄償還債息的義務，另一方面看到財政當局不倦尋求合理解決，尚有償債的決心，只得面對現實接受孔祥熙的整理建議。這樣，經過整理，不僅減輕了國民政府公債本息的負擔，而且維護了債信，為抗戰爆發後幾次借款創造了條件。
1936年7月，孔祥熙呈准國民政府，公佈《所得稅暫行條例》。10月1日首先就公務人員薪給報酬所得和政府庫券公債所得開徵。自1937年1月1日起對以營利為目的而經營事業所得征課。所得稅屬直接稅，它較間接稅要公平合理些，有利於阻止稅負轉嫁。它的創辦，為中國由間接稅趨重於直接稅邁出了第一步。到抗戰爆發后，直接稅顯得更為重要，收入由1936年的600多萬元，增加到1943年的4億元以上，增加了70倍。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孔祥熙因身體不適抱疾上海私寓。當得到事變消息時，他一面緊急召集滬市銀錢業商會要人，囑咐維持安定；一面積極電張學良要求“保護介公”，和平解決。當晚孔與宋美齡到南京后，首先提出了政治、外交、情感、軍事四方面對策，繼又匆匆通電各省市及地方實力派穩定政局，后又召見各國使節安頓邦交。正如他自己所說：“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長，自念當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諸大計，萃於一身，責任重大，設有一着之誤，即將淪國家於萬劫不復，尤苦時①《國聞周報》第12卷第44期。
①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頁。機急迫，不容有從容探索餘地。”①由於孔祥熙、宋美齡等的努力，基本上遏制了南京政府內部討伐勢力的發展，從另一方面推動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937年3月20日，國民政府派孔祥熙為“中華民國慶祝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特使”。這次赴歐歷時半年，除了慶賀英王加冕外，主要是向歐洲各國洽商借款及購買軍火，準備抗日。孔經過歐美往返活動，與歐洲諸國簽定了一系列借款合同，並訂購了大批軍火。另外，孔還利用外交手段，企圖促成建立太平洋國家互不侵犯及互助協定，企圖以此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動。1937年10月，孔由歐洲返國。此時正值淞滬會戰。11月12日上海淪陷，國民政府決定西遷重慶，11月19日孔遷往漢口辦公。
1938年元旦，國民政府為適應抗戰需要實行改組，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長升任院長。孔祥熙依據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中的財政方針，努力將平時財政轉為戰時財政。具體措施為：在金融方面，決定實行“百分之五提現”，實施《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制止戰初銀行、錢莊提兌擁擠；1938年3月公佈《中央銀行辦理外匯清核辦法》，規定各銀行用外匯，要經中央銀行批准，限制外匯購買；1939年3月，成立中英合作外匯平準基金1000萬鎊，由滙豐銀行等在上海買賣中國法幣，維持法幣對英鎊的比值，穩定匯率；成立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處，健全戰時中央金融機構，監督全國銀行業務；1938年6月召開地方金融會議，改善地方金融機構，發展地方生產事業。在稅收方面，為開闢稅源，公佈《增進生產調整貿易辦法大綱》，設置農產、工礦、貿易三調整委員會；將貿易委員會隸屬財政部，負責土特產的收購和外銷，充實外匯收入；組織工合協會，促進戰時工業發展。在籌借方面，1938年12月，完成桐油借款2500萬美元。這些努力在抗戰初期都是有利於抗戰的。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支出龐大，收入微少。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孔祥熙即醞釀增發通貨。這次增鈔於1938年底經國民政府批准，1939年1月公佈實施，共增發“十數萬萬元”。①1938年5月，日本近衛內閣改組，宇垣就任外相，複信張群，表示只要孔祥熙出面，願意開始和談。孔在得到蔣介石同意后，指派秘書喬輔三赴香港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密談，但因日方條件苛刻，談判不了了之。從1940年開始，國統區通貨膨脹指數逐步超過財政支出指數。這時，孔祥熙認識到增發通貨的不良後果，力求抑制。孔抑制通貨膨脹，主要採取了田賦徵實、消費品專賣、管理私方信貸、強制推銷公債、爭取美援和對內出售黃金等措施。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田賦徵實。田賦徵實對於壓縮軍費開支、抑制增鈔、挽救金融危機均有裨益。但由於戰爭的擴大，財源的枯竭，抗戰中、後期，通貨膨脹日增。
1944年，通貨膨脹帶來的財政危機日益嚴重，國民政府迫切需要外援，孔祥熙把希望寄托在美援上。此時正好有兩個重要國際會議（國際貨幣基金會議、橡樹園會議），孔祥熙乘此機會，以出席國際貨幣基金會議全權代表身份赴美交涉。國際貨幣基金會議，對攤額分配爭得非常激烈，除英、美、①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轉引自《孔庸之先生演講集》下冊，第662頁。①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在國民參政會上所作的財政報告。轉引自《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3輯，第45冊。
蘇三國外，第四席位，法國、印度都想爭得，經過中國代表團的力爭，會議最後表決，同意中國的份額提高到5.5億美元，從此確立了中國在這一世界性貨幣會議中的第四席位。另外，孔祥熙又從旁指導了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此會主要討論和草擬戰後國際組織章程。經過孔祥熙的折衝及代表團的努力，為中國爭得了一些應有的權力。
在美期間，孔祥熙還與美國政府清算了美軍駐華開銷費用，為重慶政府凈得2.2億美元還償金；出席美國國會演講，呼喚美國援華；商妥購買3億美元黃金，用於回籠法幣，維持財政。
1944年秋冬，由於戰爭的摧殘和消耗，國統區整個經濟呈現出敗落景象。這時，孔祥熙雖身在美國，但對此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他執掌財柄11年，除1936—1937年財政年盈餘7800萬元外，其餘各年均有赤字。赤字財政的發展趨向必然是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不能不使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限制。於是，孔祥熙的政位受到了各方面的衝擊。11月初，他在國內反對聲中由美電諭，提出辭去財政部長職務，並獲照準。
1945年5月，孔祥熙又辭去行政院院長職。7月，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職。7月29日，由美返國，繼辭四聯總處副主席職。10月，辭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職。此後孔僅留中國銀行董事長一職。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侍宋靄齡看病為名赴美。1948年1月辭去中國銀行董事長職。
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復職”后，聘孔祥熙為“總統府”資政。孔在美居住15年後，於1962年返台灣定居台北。1964年，國民黨任孔祥熙為中央評議委員。1966年孔赴美療病。1967年8月日，病死美國，終年87歲。
第十五章宋子文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清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於上海，祖籍廣東省文昌縣（今海南省文昌縣）。父親宋嘉樹是個牧師。宋子文早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預備班、大學班學習。1912年赴美留學，入哈佛大學研修經濟。1915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繼往紐約國際銀行工作併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1917年回國，受聘為漢冶萍公司上海辦事處秘書，旋調漢陽總公司會計處任科長。不久辭職，轉任聯華銀行總經理，並創辦大洲實業公司。
1923年2月，應孫中山的邀請南下廣州，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
4月起參與籌備中央銀行，任中央銀行籌備員、副行長。10月兼任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1924年8月，在廣州任中央銀行行長。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宋子文為孫中山遺囑的證明者之一，並參加治喪。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廣東省政府依照國民政府所頒佈的《省政府組織法》改組。宋子文任廣東省政府商務廳廳長，兼中央銀行行長、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及實業投資委員會委員。
同年8月20日，廖仲愷遇刺身亡。9月22日，國民黨中央任命宋子文為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還保留中央銀行行長、廣東省政府委員和商務廳長的職務。此後開始主持實施統一廣東財政並整頓財政機構和組織的工作。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宋子文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國民黨中央二屆一次會議上又被推選為中央黨部商業部長。宋根據大會通過的《關於財政決議案》制定了廣東國民政府統一財政的計劃，簽發了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通電，提出了核實軍政各費，確定預算案；實行統一財政，無論何等部隊不得截留；自高級機關以下及各軍各部隊徹底的財政公開，並實行軍需獨立、金庫獨立。同時又採取了清理厘捐、整頓鹽務、改革印花稅、整理沙田耕地、設籌餉局、募集國內公債票和金庫券等措施來整理國民政府財政。3月，去廣東省商務廳長職。6月，又兼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宋子文在主持廣東國民政府財政工作期間，在理財方面獲得顯著成效。1924年廣東歲入只798.6萬餘元，1925年達到2518.2萬餘元，1926年全年收入猛增至10013.6萬餘元。如扣除公債庫券和其他稅外收入，1925年稅收凈額為29.8萬餘元，其中上半年僅為409.8萬餘元，下半年則增至1220萬餘元，差不多增加了2倍；1926年又增加到了6902.9萬餘元①。這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以後的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經濟保證。對此，廣東國民政府曾在1925年底為宋子文頒發嘉獎令：“該部長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較前銳增，東南兩路用兵，軍費賴以接濟，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①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隨國民政府北遷抵達武昌，立即着手規劃整理湖北財政。雖採取了頒佈條例、整理幣制、發行金融公債與國庫券、設中央銀行漢口分行、整頓稅收、徵收田賦等一系列措施，但沒能收到預期效果。①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頁。
①《國民政府公報》第19號，1925年12月。
1927年1月，宋子文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武漢分會成員，並任湖北省政府委員、財政廳長及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委員。3月，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國民政府預算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成員。會後奉派赴上海主持江浙兩省財政統一工作。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寧漢對立，宋子文蟄居上海，對革命處於彷徨、動搖之中。7月15日汪精衛背叛革命后，宋子文參與促使蔣汪合流的活動。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由於連年用兵，軍費支出不斷增加。為增加收入、穩定財政、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宋子文於1928年6月邀集銀行界、實業界的首要人物與經濟專家60多人在上海舉行全國經濟會議，提出裁兵減費，確立預算制，建立中央銀行，廢除厘金等主張。指出了此次會議須加以討論的問題：“（甲）金融。以我國枯竭紛亂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參差之幣制，如何統一，濫幣如何整理，以鞏固金融之根本。（乙）公債。全國內外債，為數甚巨，應如何維持其信用，使此後建設經費，可仰給於公債。（丙）稅務。國家收入，端恃稅收，應如何整理改革，使有裨國庫而不病商民。（丁）貿易。本歸工商交通等部主管，但關係稅源，應如何免除運輸阻滯及勞資糾紛而提倡獎勵。（戊）國用。應如何使各項用款，用於實際，並以消極的費用，而用之於積極進行之事業。”①會議討論了上述問題，並作出了相應的提案。
為統一全國財政，宋子文於同年7月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提出財政統一應包括規章、行政、用人、收支四個方面，推行統一的方法，主要是：“1.凡關於國稅範圍內之財政規章及用人行政，概歸財政部核定處理；其各省之中央稅收，未遵本部規章辦理者，應一律遵辦；至各省任命中央徵收人員有成績者，均由部加委，以後歸本部任免考核。2.中央稅收，一律逕解本部金庫，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飭金庫照發。”②此次會議共審查修正通過138個提案，涉及關務、鹽務、賦稅、預算、幣制、銀行、公債諸方面。7月25日，宋子文與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簽訂《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規定：“歷來中、美兩國所訂立有效之條約內所載關於在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並船鈔等項之各條款，應即撤銷作廢，而應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惟締約各國對於上述及有關係之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締約各國不論以何借口，在本國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勒收關稅或內地稅，或何項捐款，超過本國人民或其他國人民所完納者，或有所區別。如於民國十八年即西曆1929年1月1日前，經雙方政府按照以下所規定業經批准以上之條款，則於是日發生效力，否則，隨時按批准日起四月後發生效力。”①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首次同外國達成的關稅新約。從1928年11月至1930年5月，宋子文又先後同德國、挪威、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日本等國締結“友好通商條約”①《國聞周報》第5卷第25期。
②財政部：《統一財政案》（1928年7月），轉引自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第81頁。①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3冊，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628—629頁。或新的“關稅條約”。這些國家表面上承認中國有關稅自主權，但卻都保留有享受最惠國待遇的條文。
與此同時，宋子文對稅收政策進行了改革，將鹽務稽核所納入財政部，提出統一收入、統一稅率、整理場產、推廣銷運等四點改革鹽稅建議。在整理國內稅務上，首先對捲煙、麵粉徵收統稅。1930年12月，發佈裁撤厘金通電，宣佈：“對於全國厘金，及由厘金變名之統稅、統捐、專稅、貨物稅、鐵路貨捐、郵包稅、落地稅，及正雜各稅捐中含有厘金性質者，又海關之五十裡外常關稅，及其他內地常關稅（陸路邊境所征國境進出口稅除外）、子口稅、復進口稅，均應於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遠廢除。”②同時開徵棉紗、火柴、水泥統稅，以後又擴大到其他工業品，從而確立了關稅、鹽稅、統稅佔主要地位的稅收制度。
1928年10月，宋子文主持制訂《中央銀行條例》。11月1日，新的中央銀行總行在上海設立，宋子文自任總裁。中央銀行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銀行，享有發行兌換券、鑄造及發行國幣、經理國庫、募集或經理國內外公債等特權。
自1928年1月起，宋子文還同時兼任財政監理委員會、外交委員會、預算委員會、禁煙委員會、首都建設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國防會議、**編遣委員會的委員。
1929年3月，宋子文在國民黨三大上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30年1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着手幣制改革，組建稅警團。
1931年6月，宋子文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7月23日遇刺未中，8月兼任救濟水災委員會委員、委員長，9月兼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1月兼任財政委員會委員，並連任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12月15日，蔣介石下野，宋子文表示同蔣共進退，於20日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及財政部長等職。
1932年1月29日，宋子文復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2月12日再兼任中央銀行總裁。時值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宋子文多次同上海金融、實業界人士緊急磋商，為十九路軍籌措急需的軍費，並調稅警團協同十九路軍抗擊日軍。
同年8月，汪精衛辭職出國，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全面負責外交內政重大事項。對當時日本策劃的偽滿當局截奪東北關稅和鹽稅收入的東北海關事件，他多次發表聲明，揭露偽滿傀儡政權的非法性質，指出：“所謂‘滿洲國’，系一未得事實上存在之政體，無管理領土之主權，僅系一似雲霧之政治團體，全部為全權日顧問所操縱。”①主張把東北各海關移至關內各口辦公。
1933年2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長身份視察北平、熱河等地，表示“吾人決不放棄東北，吾人決不放棄熱河，縱令敵方佔領我首都，亦決無人肯作城下之盟也”①。“如日軍來攻，則將舉全國之力量以與其周旋”②。至於餉②《國聞周報》第7卷第50期。
①《國聞周報》，第9卷第25期。
①④《國聞周報》，第10卷第8期。
②《大公報》，1933年2月14日。
款，“子文必定籌劃接洽，諸君安心拚命去殺賊好了”③。視察期間，他還多次呼籲各地、各界“化除成見，團結一致，努力抗日”。④3月1日，宋子文發佈《廢兩改元令》，規定上海市面通用銀兩與銀本位幣換算率為銀元7.15錢合1元，並於3月10日起在上海施行。從10日起上海各行各業的交易往來，一律改用銀幣計算，各種行市也改標銀元單位。這在客觀上起了統一貨幣的作用。
1933年3月17日，宋子文因汪精衛回國，聲明停止代理行政院長職務。4月5日免去中央銀行總裁職。18日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身份率團出訪美、英、法、德、意、比和瑞士等國，出席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起的華盛頓經濟討論會與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訪美期間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了聯合聲明，聲明表明了美國政府對日本武裝入侵中國的不安與不滿。宋子文此次訪美，還同美國金融復興公司董事長瓊斯簽訂了5000萬美元的信貸合同，即所謂棉麥借款。在訪歐過程中，宋子文向各國揭露了日本侵華的真相，表明了中國的態度，呼籲各國警惕日本的擴張野心。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宋子文闡述了中國希望同西方各國擴大經濟關係的方針，宣稱中國一面鞏固政治與經濟獨立，一面將為西方資本與工商業提供有利的發展範圍。表示中國準備通過增進國際合作的方法，來達到提高生活、發展經濟、開拓資源的目標，中國歡迎西方資本與技能，並且不會實行關稅壁壘。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首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資本、技術、商品全面開放的主張。此次訪歐還爭取到國際聯盟對華的技術援助。出訪途中兩次經日本橫濱、神戶，宋子文均不登岸，不會見日本記者，並拒絕邀請訪日，這在客觀上振奮了國內主張**的輿論。
1933年10月28日，宋子文宣佈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職，只保留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一職，同時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宋子文雖離開了國民黨的權力中心，但仍從事有關金融方面的活動，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對國民政府的某些政策還起着一定的作用。
1934年4、5月間，宋子文以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四省，根據考察結果制訂了建設西北計劃。5月31日，宋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建設銀公司，以引入外國資本作為其重要目標。宣稱公司純屬私人合資的股份公司，專以溝通中國和國際間之投資與建設諸事業之金融機關。①從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間，宋子文以國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與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干、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白利南、商務參贊喬治、滙豐銀行上海經理亨奇曼等進行會談，希望英國能對華貸款2000萬英鎊，幫助中國擺脫財政金融困境，實行幣制改革。當英國顧問李滋羅斯來華后，宋又同他就幣制改革和英國貸款問題進行了多輪談判。1935年4月，宋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11月3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參与謀划的“幣制改革”出台。規定：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①。“幣制改革”使貨幣從原來分散發行改為統一發行，③《大公報》，1933年2月18日。
①《申報》1934年4月15日。
①《銀行周報》第19卷第43期。
發行權也集中到中央政府特定的銀行手裏。同時還規定，除工業藝術等原料用銀，古幣、稀幣或有關文化之銀質古物及銀質器具裝飾品外，凡持有銀幣、生銀、銀錠、銀塊及其他銀類的銀錢行號商店及一切團體個人，一律應於11月4日起三個月內換取法幣。幣制改革加強了國家壟斷資本對金融業的控制。
1935年底，宋子文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和宋慶齡商議派其聖約翰大學的校友、上海聖彼得教堂牧師董健吾到陝北，同**中央聯繫，直接向**中央傳遞國民黨願意談判的信息。1936年8月14日，**致函宋子文：“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於聯合戰線。前次董健吾兄來，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弟等頻年三呼籲，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於真正之聯合抗日。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賊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願聞明教。”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扣在西安。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國銀行對記者發表談話：“蔣院長在西安絕對安全，本人以為西安事變乃系國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於最短期內解決，蓋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於中國也。本人與蔣院長公私之關係，及與張學良多年之友誼，均為人所共知，在特殊關係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決之辦法，本人極願在政府領導之下，盡最大之努力。至於採取何種方法，須待政府決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於政府。”①20日，宋子文以“私人資格”飛赴西安，了解了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央三方面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目睹了蔣介石十分安全，決定迅速回南京彙報。22日再赴西安，並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及周恩來談判，達成停止內戰的協議，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奠定了基礎。25日陪同蔣介石、宋美齡離開西安回南京。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宋子文以中國銀行董事長、中央銀行常務理事的特殊身份，聯合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於7月27日在上海合組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聯合辦理戰時貼現和放款事宜，以救濟銀行、工商各業。八一三后，又策劃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聯合辦事處”，以加強國家銀行的聯繫和協調，集中資力協助政府應付危局。以後這個機構成為戰時金融和財政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8月24日任救國公債勸募總會會長，主持5億元救國公債的勸募工作。
1938年6月參加宋慶齡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出任保衛中國同盟的會長。但在1941年5月，宋子文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刊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襲擊新四軍、製造皖南事變、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章，宣佈退出同盟。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國尋求援助。
1940年10月22日簽署了2500萬美元的《中美鎢砂借款合約》。1941年2月4日簽署了5000萬美元的《中美金屬借款合約》。同年4月1日，在華盛②《**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