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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在它剛剛發生的時候，對當事人來說往往是不自覺的。事後我們從歷史發展上看，上述事實是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一種表現。資產階級政治家不能不援引共產黨領導人參加領導核心，共同進行中國革命，這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在此以前，中共領導開展了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但中共還是一個小黨，不是一個有廣泛影響的群眾性的大黨。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使中共從狹小的圈子中走出來，進入中國政治的領導層，參與了對全國革命的領導，並由此成為有決定性影響的政黨。
在當時，整個中國的國民革命還不是中共領導的，孫中山、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等是主要的領導者，中共領導人在國民黨內居於次要地位。但從此以後，資產階級各政派與中共相比，政治領導作用呈日漸下降的趨勢，最後不得不歸併到中共高舉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旗幟下。
中共從成立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論、政治主張，樹起自己的旗幟，開展革命工作，再到成為中國革命實際上的領導者，或作為重要的決策參與者，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當中共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宣傳上成為全國各革命階級、各民主黨派、各進步團體的領導者的時候，也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時候。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民族資產階級從中國革命領導者的地位退下來的開始。但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經濟上民族資本不能順利地發展，政治上民族資產階級沒有政治權利，它還是一個受壓制甚至受掠奪的階級。因此，它仍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性。只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任務沒有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也就不會消失，而且它和無產階級政黨爭奪對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也不會停止。
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階級利益與工人階級是不同的，根本的政治立場是矛盾衝突的。共產黨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國，也是與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不一致的。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又是反對共產黨反對新民主主義的。兩種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張的分歧和鬥爭貫穿在整個民主革命的全過程。同時，由於自身的軟弱，民族資產階級又有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互相拉攏的一面。這樣，民族資產階級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協性。這種政治性格決定了它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集團和帝國主義勢力、封建統治集團之間的地位，它是一個中間政治集團。
綜上所述，從五四運動開始，主要是中共開始領導起革命運動之後，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三個集團，這是當時中國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基本的政治分野。在這三個集團中，影響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是革命集團和反革命集團，在現實國家政治生活中中間集團影響力是不大的。但是它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卻有很大的影響。
近代中國歷史，在由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時候，中國政壇出現了新的政治分野，即由兩大集團的劃分到三大集團的劃分。三個集團的存在是新民主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政治格局。三個集團間統一、對立、鬥爭的複雜多變的關係和鬥爭的最終結局，構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政治史的基本內容。
第三章改造中國的各種政治主張的紛陳和人民的歷史的選擇在新舊思潮的激蕩中，在新舊勢力的鬥爭中，覺醒的中國人的共識是，中國非變不可，非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不可，否則就無法在世界上存在。改造中國的思想，從清末就開始出現了。
1894年興中會成立，在興中會的政綱中有“驅除韃虜”、“建立民國”
的主張，其中就包含着改造中國的思想。1898年戊戌變法發生，梁啟超在變法中提出要創造一個“少年中國”，實際上也是要改造中國。但在當時，人們還沒有明確地集中地提出改造中國的政治口號。
五四運動前後，“改造中國”成為非常流行的政治口號。孫中山在上海時，有一次有人請他演講，演講的題目就是“改造中國的第一步”。梁啟超、張東蓀等辦了一個刊物，初名《解放與改造》，后改稱《改造》。新民學會的宗旨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可見改造中國是當時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當時，關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焦點在於“根本解決”還是“點滴改良”，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發動革命還是按照實驗主義辦法進行改良。
改造中國在當時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社會思潮。五四運動前後特別是五四以後出現的種種主義、主張，都是這個普遍性政治思潮的具體表現，也可以說是對改造中國問題交出的一張張答卷。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裏有十月革命、五四運動的影響，但根本原因是社會大變革的需要，是社會變動加劇和深化的一種表現。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各種社會政治思潮的輸入，使中國的思想界異常活躍，各種思潮洶湧而來，爭奇鬥豔，各種政治方案都擺在了中國人的面前，任人們比較取捨。這種思想上的解放是社會大變革的前奏。
在紛然雜陳的各種社會思潮中，馬克思主義經過鬥爭不斷擴大了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在鬥爭中日益明確。這個過程是在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的，當然在人類社會裏所謂自然形成不是盲目的，它包含着適應客觀規律的人為努力。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都要確定方向、目的，決定實現目的的方法、步驟。我們把這些看作是人民的選擇。中國未來的政治向何處發展，是經過政治上思想上的反覆鬥爭、相互比較，擇其為當時所適用者而逐漸明確的。這就是人民的選擇，或歷史的抉擇。而首先是人民中先進分子的選擇，接着是多數人的行動。
我們從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考察中共成立前後國內思想界的三次論戰，可以清楚地看到先進的中國人在論戰中明確了什麼，選擇了什麼，他們在當時的選擇直接制約着中國政治的繼續發展。
關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李大釗和胡適的主要分歧是：（1）要改造中國，問題多得很，是根本改造、根本解決，還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解決？（2）改造中國要不要主義作指導？是要有確定的方向和目標，還是只要解決具體問題不問方向？李大釗主張，改造中國要從經濟組織、經濟構造上進行根本的改造，要以布爾什維克主義、馬克思主義作指導。陳獨秀指出，主義問題也就是方向問題。他在《主義與努力》一文中說：“主義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故要研究主義來確定方向。
關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論爭。這次爭論的核心問題是要不要在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要不要建立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這是要達到什麼政治目的和實現目的的主要手段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政黨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神經中樞，是主要工具。陳獨秀在《談政治》一文中說：“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施存統在《我們要怎樣干社會革命？》一文中更明確地說：“我們共產主義者，主張推翻有產階級國家之後，一定要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
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主要爭論的問題是：（1）發展生產應採用資本主義的方式，還是採用社會主義的方式？梁啟超主張採用資本主義方式。李達駁斥他說：“將來社會的經濟組織必歸屬於社會主義。”“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採用社會主義”。（2）要不要建立“勞農專政”的國家？張東蓀反對“勞農專政”。李達指出，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必須“採用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
三次論戰的結果，在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明確了以下兩大問題。一是確定了中國社會的長遠發展方向——社會主義，二是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作為實現這一長遠目標的工具。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是通過反覆比較推求，先進的中國人作出的歷史的選擇。以新民學會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新民學會的成立受到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它的宗旨是做“新民”，即做新人。為此，它要求會員加強道德人格方面的修養。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在召開年會時，他們提出和討論了“改造中國”的問題，明確了改造中國的立場。但在改造中國的方式上，卻存在着分歧。是採取一點一滴的社會改良，還是實行根本解決？是從教育入手進行和平改造，還是採取激烈的暴力手段從事革命？是走克魯泡特金式的互相合作道路，還是走馬克思式的社會革命道路？從研究改造中國的具體問題出發，新民學會的許多成員從“呼聲革命”轉到“暴力革命”，走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選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奮鬥的長遠目標，選擇階級鬥爭作為改造中國的主要手段，這是中國人民第一步的選擇。
中國人民的第二步的選擇，是確定要走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採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勞農專政的國家，當時被先進的中國人作為直接實現的目標。這不符合中國現實的要求，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不可能一下子實現社會主義。因此，要解決一個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這就是要解決中國社會具體發展道路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從當前社會實際出發，達到社會主義目標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從理論上、原則上給予了指導，共產國際給予了具體的幫助，但是使之被廣大中國人普遍接受，成為改造中國的指導思想，還必須從中國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去尋求解決。在鬥爭中，在各種主張、各種學說的競爭中，由人民去決定取捨。這是一個複雜的尖銳的思想鬥爭過程。
從清末民初到五四時期，社會上的各種政治思想紛然雜陳，除了上述各種思想以外，還有許多針對現實政治的改革主張和方案。這種情況與中國當時的政治狀況是分不開的，同時也是五四時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個方面。其中有的觀點、主張早已提出，但在“五四”以後聲勢更大。當時這些具體政治主張和方案也是在如何救中國的前提下提出來的，都可以看作是救中國的主張，改造中國的方案。
這些主張主要有：（1）制定憲法，立憲救國；（2）省自治和聯省自治；（3）廢督裁兵，化兵為工；（4）實業救國；（5）科學救國；（6）教育救國等。此外，“好人政府”等主張就其政治思想說也是要求制定憲法、聯省自治。這些主張在當時很盛行，大約到1924年以後才逐漸消沉下去。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方案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案、最好方案，因此鼓吹不遺餘力；它們都從對中國亂源的分析出發，肯定自己的主張。中國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中共“二大”上通過的民主革命綱領。這個綱領的提出，也是作為救國主張的一種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它的指導思想是“不斷革命論”，具體內容可概括為如下四項：1.亂源分析：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統治，是中國社會動亂的根源，它們是中國革命的對象。
2.救治辦法：分析了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和政治作用，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
3.實行途徑：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即經過民主主義到達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共產黨人要積极參加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
4.奮鬥目標：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這是中國革命在現階段要達到的目標。
此後，中國共產黨對這個綱領作了大量的宣傳，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口號深入人心。隨之而來的是革命運動很快地掀起了新的高潮。
第四章革命鬥爭形式的演變和政治鬥爭規律的顯現革命鬥爭形式和政治鬥爭規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特別是現代政治史上的重大問題。中國人常常這樣思考問題、提出問題：明治維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強國。但中國的戊戌變法卻失敗了。如果成功的話不是很好嗎？可是歷史的發展是客觀的，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而改變自己行程的。在中國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國政治制度，以失敗告終或沒有任何成果的事實，豈止一個戊戌變法？這就不能不使人們從更深的程度上考慮問題。
經過17年革命鬥爭之後，毛澤東這樣總結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①這個原則在外國情況如何，我們不去討論，它在中國的確實性已被革命史證明了。下面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況。
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在中國共產黨籌建時就確定了。但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明和原則上的肯定。中共成立之後，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並沒有把武裝鬥爭放在突出的地位。中共用主要力量領導工人運動，在發動罷工鬥爭的同時還發動勞動立法運動。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出現了一次罷工運動高潮。同時中共領導了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開始進行農民運動工作。不久，發生了二七慘案，工人運動受到嚴重打擊，高潮低落下去。二七的失敗證明了兩點：（1）工人孤立地進行鬥爭是不行的；（2）只進行政治罷工是不行的。1925年爆發了五卅運動。這是一個包括工人、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的群眾運動，是一次全國性反帝鬥爭高潮。這次運動規模極大，動員起來的群眾非常之多，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但從它的直接目標來看，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的目的完全沒有達到。在這裏暴露了城市群眾運動在完成革命任務上的局限性。
在進行城市和工礦區工人運動與城市群眾運動的同時，中共也開始了革命武裝方面的活動，它們是：（1）建立工人糾察隊。（2）組織農民自衛軍。（3）幫助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和革命軍隊。（4）搞城市武裝起義。但當時這些活動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為主要革命手段進行的。這從下面的情況可見：1.關於工人糾察隊。
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工會、領導工人群眾進行罷工鬥爭中，就着手建立工人糾察隊。在省港罷工運動中，組織了兩千多人的糾察隊。“糾察隊的責任為維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糧食，扣緝仇貨。”①1926年12月湖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工人武①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頁。裝自衛之決議案》，其中說：在革命運動中，各地的軍閥餘孽、工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反動礦主等，或破壞工會組織，或阻撓工會發展，或搗毀工會，或密謀捕殺工人領袖，或勾結土匪組織暗殺隊危害工會等等，迭出不窮，為了“鞏固工會的組織，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裝工人的糾察隊的組織，是刻不容緩的事業”。因此大會決定：全省總工會應從速組織各級武裝糾察隊；應設工人糾察隊幹部隊，經常輪流訓練各級工人糾察隊之幹部人材；各地工會應輪流派人來幹部隊，以受實際訓練。《湖南全省總工會糾察隊組織大綱》規定，“為鞏衛工會，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裝自衛之精神起見”，特組織“湖南全省總工會糾察隊”。1927年1月召開的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也作出了一個《對於糾察隊決議案》，其中規定“工人糾察隊為糾察工賊，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組織”①。1927年4、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職工運動議決案》中說：“工人糾察隊，不管公開或秘密的地方皆須有普遍的發展。工人有武裝在最初僅止自衛（對付工賊流氓等），維持秩序，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而認為工人糾察隊是保障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的武裝之一。”②這種認識比過去前進了一步。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工會組織、進行工人運動的時候，就同時建立工人武裝，這是中國國情決定的。這已經突現了武裝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2.關於農民自衛軍。
中國共產黨在組織農會進行農民運動的同時，就組織農團或農民自衛軍。1923年1月海豐總農會成立，當時散發的《農會利益》傳單中有兩項條文，其一“防止盜賊”條說：“農產物成熟之際，四處常有盜賊。既有農會，即可設法防止。”其二“抵抗戰亂”條說：“中國政爭戰潮到處波及，農村鮮不被其禍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慘痛。既有農會，可用團體正當防衛。”此後成立的廣東農會，它的章程正式規定“辦理農團以防盜賊劫掠及保護農產品”。組織農民武裝完全出自農會利益的需要。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個《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其中寫道：“在連年軍閥戰爭中，地主階級利用農民以武裝自己而成立民團鄉團之組織，現在廣東這種組織，已成為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後我們應該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辦民團，主張農民收回自辦；別方面，宣傳並擴大農民自衛軍的組織，並鼓動充當民團鄉團之農民脫離土豪地主之關係，加入農民自衛軍，這種農民自衛軍，應在我們的政治指導之下。”“對於擁戴土豪專以魚肉農民為業的土匪，自然只有訓練農民自衛軍以防禦之。”①1925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發表了一個《告農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1頁。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頁。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頁。民書》，其中提出的全國農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農民協會組織自衛軍，並要求政府發給槍彈，以防土匪及兵災”①。1926年7月12日發佈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又一次重申“承認農民有自衛之武裝”②。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發佈了一個關於“農運策略的說明”的通告，其中說：“農民協會應當集中鄉村武裝奪取地主階級的武裝，並應在每個反軍閥的戰爭中利用各種時機號召農民參加戰鬥，奪取敵軍的武裝，使農民自衛軍成為鄉村中革命武裝，而此種奪取武裝的進行更應與本黨軍事策略相適應。”③中國共產黨在搞農民運動、組織農會的時候，建立農民自衛軍就是一項工作內容，這和搞工人運動的同時就建立工人糾察隊一樣，是中國國情決定的。
3.關於革命軍隊。
國共合作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人就在黃埔軍校中工作，同時也在國民革命軍中工作，隨後又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中國共產黨人在當時的革命軍隊中工作，有它具體的意義和限度，與以後的認識有所不同。
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關於北方區政治軍事工作問題的文件中說：“中國C.P.的軍事工作，目前已到要準備武裝群眾，要想利用由舊軍閥崩壞出來的左傾勢力、抵抗帝國主義反動軍閥軍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佔最重要的地位，中國C.P.應特別注意此項工作。”“現在正是帝國主義重新武裝已漸崩壞的奉系軍閥，並嗾使奉系軍閥與反動的直系軍閥吳佩孚聯合戰線進攻國民軍之時，所以在北方目前的軍事工作，唯一是幫助國民軍。所以須加緊在國民軍中的工作，幫國民軍成為民眾抵抗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之有力的武裝，並須從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國民革命的武裝勢力。”“因此在國民軍中的工作須採用以下兩個原則：A.是幫助國民軍不應使之從新造成新的軍閥系統。B.幫助國民軍，須經過國民黨或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們，使國民黨或國民黨中之左派領袖，能多影響於國民軍，漸近於能指導國民軍。如此國民軍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動。”①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個《軍事運動議決案》，文件首先指出：“中國目前是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與反動軍閥武裝衝突的劇烈時期。”而中國共產黨是“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加強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同時此項工作就是使本黨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對於國民革命軍和國民軍，如果我們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須取‘少而好’的主義，如果有人去當軍官，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頁。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156頁。
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185頁。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62頁。
其責任必須是使這個軍隊愈漸團結和愈漸革命化，極力避免革命軍隊的過早分化。”②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給在西北軍中工作的劉伯堅發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說：“黨（按指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期很多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擔任黨代表職務）在軍隊中也只是側重政治宣傳工作，而沒有可能指揮軍隊。廣東過去實行黨代表制的結果是黨代表在軍中名尊而無實權，或附屬於軍官，或與軍員衝突，一面破壞了軍中的統一，同時又弄出許多糾紛。所以此後西北軍可不再走此錯路，萬一此制因別的關係不能廢免，則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到軍事行政上事。”①從以上引證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幾個問題：（1）中共認為“中國目前是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與反動軍閥武裝衝突的劇烈時期”，因此應該重視軍事工作。（2）中共的軍事工作主要是幫助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和馮玉祥的西北軍，“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事勢力”，並“從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國民革命的武裝勢力”。（3）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工作，“只是側重政治宣傳”，而不是去指揮軍隊，或干涉軍事行政。這些說明了中共已經認識到軍事工作的重要性，並作出專門的決議，但當時的認識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關於城市武裝起義。
1925年11月28、29日，趁郭松齡舉兵反奉之機，北京的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北方區委決定在北京舉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次鬥爭沒有成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一次城市武裝起義的最早嘗試。
1926年10月，孫傳芳的軍隊在江西慘敗。10月日孫部夏超在杭州宣佈浙江獨立，歸順國民政府。國民黨駐滬代表鈕永建決定在上海組織暴動，幫助夏超。共產黨當時也準備在孫傳芳敗退的時候，組織工人起義幫助北伐軍佔領上海。這次起義因為夏超被孫軍擊敗而沒發動起來。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1927年2月18日，北伐軍先頭部隊進到嘉興，上海陷入混亂。19日上海總工會下令舉行總同盟罷工，響應北伐軍，消滅軍閥勢力，建立民眾政權。罷工總人數超過36萬人。2月21日罷工工人襲擊軍警，奪取武器，發展為武裝起義。但因北伐軍沒有向上海開進，工人力量不夠，24日總工會下令復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沒有成功。
第二次起義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就準備舉行第三次起義。1927年3月20日北伐軍已進抵上海近郊龍華。張作霖派駐上海的魯軍畢庶澄部剛剛到達，十分混亂。這是起義的好機會。3月21日，上海總工會下令舉行總同盟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參加罷工者有80萬人。經過30個小時的戰鬥，起義群②同上書，第227、228頁。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455頁。
眾佔領了上海。
對這次勝利的武裝起義，共產黨極為重視，起義領導者之一趙世炎在事後不久寫文章說：“自俄國十月革命后，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績，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的一段新的歷史記錄，在中國的革命史中，工人階級的血戰功績，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動，確定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動在世界革命史中的價值，是寫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頁。三月暴動在中國革命中的位置，是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保障中國革命的勝利，劃分中國革命歷史的一頁新篇幅。”①事隔多年之後，中共重要領導人張聞天對這次起義作了這樣的結論：這次起義“是一種武裝起義與革命軍進兵的結合，成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義，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是輝煌的一頁，但在革命鬥爭全局上說，畢竟是正規戰爭的一種配合。這是客觀事實的表現，雖然當時共產黨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對上述情況，如果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可以發現近代中國革命發展史上的基本問題。在近代中國，驅除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消除地方割據實現政治統一，被壓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權，是三個最重要的問題。它們是中國實現整體現代化的前提，是中國社會大步前進必須首先克服的問題。而這三大問題的解決，除了採取武裝鬥爭方式以外，別的辦法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在現實的條件之下，從開始為奪取政權而鬥爭（上述三大問題之一）的時候起，就不能不面對武裝鬥爭問題。但因客觀、主觀條件的限制，對革命武裝問題的認識當時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證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辦法奪取政權，成為中共的中心工作目標。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是勝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國革命的特點：其一，這次起義從當時的全局上說，是正規戰爭的配合。其二，起義勝利了並成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實際上工人階級沒有得到什麼成果，臨時市政府沒有維持下去。這其中的原因，在很長時間內，中共領導人都把它歸結為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例如李立三說：如果不犯“深重的機會主義錯誤，暴動的勝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時間，甚至使中國革命轉成另一樣的局勢，決不是不可能的”①。張聞天也說：“可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領導機關的機會主義錯誤，不但沒有使勝利能夠鞏固與發展，而且反把暴動的果實奉送給了資產階級，使勝利的暴動變成了失敗。”②暴動勝利后的失敗究竟是由於主觀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呢？①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嚮導》第193期，1927年版。①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46頁。①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教訓》，《中共黨史報告選編》，1982年版，第299頁。
②張聞天：《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中共黨史報告選編》，1982年版，第431頁。還是由於違反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呢？從以後的事實來看當然是後者。
用武裝鬥爭手段奪取國家政權，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來自列寧主義，但同時又具有中國國情所決定的特點。在中共關於武裝鬥爭、革命軍隊的認識深化過程中，瞿秋白的《中國革命之武裝鬥爭問題——革命戰爭的意義和種種革命鬥爭的方式》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篇論文的要點如下：（1）當前中國革命的總形勢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最近幾年來的發展，到了現在，已經有由深入擴大而深入，由漸進潛變而猛發突變的趨勢。”“因此，現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已經是實行準備革命戰爭，求於最短期間推翻中國現在的統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統治——軍閥制度。”（2）由於革命形勢已經到了推翻軍閥制度的時候，革命鬥爭方式的探討便成為重要問題。他說：“我們應當指出各種方式的必要和應用，尤其在這一時期，革命戰爭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應當應用，直接的或間接的做革命戰爭的準備。”準備革命戰爭“應當認為現時主要的革命職任”。（3）在中國，需要進行“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他說：“武裝平民的工作急須進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運動里，造成武裝在政治上的基礎，鄉村之中可以進行罷租與義軍作戰相連的局部鬥爭，城市之中秘密武裝訓練，以備革命高潮時隨着各地方的總罷業而奮起作戰；但是草創的民間武力，既然只能在內地得到局部的勝利，城市裏又無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國條件之下必須有規模擴大的武裝暴力——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中國民間的武裝暴動，如果沒有革命軍隊的援助和革命政黨的指導，始終難以戰勝。”（4）“革命軍隊是主體。”“政治上以革命民眾的政黨為主體，軍事上以正式的革命軍隊為主體。”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能夠做革命戰爭的“主體”。（5）“中國現時的革命時機，正是一切革命鬥爭的方式都要善於運用，以適應革命戰爭的主要職任。”“中國革命的過去經驗和現時形勢，正從示威抵制的鬥爭之中，要再造成總罷業的革命高潮，各方面準備武裝暴動，以實行革命戰爭。”
上述瞿秋白關於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論述，代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最高認識水平。它的不足之處也是當時的共識，這主要是：沒有認識到共產黨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軍隊，創造正式軍隊。但是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這一點。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上發表題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關於中國革命軍隊他是這樣說的：“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裏。”斯大林指出武裝的革命反③此文發表於《新青年》（季刊）第4號，1926年5月25日出版。
對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說的革命軍隊也是指的廣東國民革命軍。共產黨人在這種軍隊中的工作是要加強政治工作，使它“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體現者。”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中國革命發生了重大變化。嚴重的形勢迫使斯大林和中國共產黨人對革命軍隊問題的認識大大前進了一步。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發表《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他指出：“現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現有軍隊，用一切可行的辦法使軍隊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過土地革命鍛煉的革命農民和革命工人所組成的新的革命的團和師的基礎，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擁有可靠的指揮人員的軍團，使它們成為武漢革命政府的柱石。這些軍團也就是以後要發展成為紅軍的新的軍隊的核心。”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下達了兩項指示，關於革命軍隊問題，其一說：“必須立即開始建立由革命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八個師或十個師。這將是武漢用來在前方或後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隊的武裝的近衛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其二說：“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這個工作是困難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到了這時，斯大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才明確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自己掌握軍隊的重要性。這時距汪精衛七一五“分共”已經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了。
在中共歷史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如果不是陳獨秀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積極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革命形勢還會蓬蓬勃勃。這種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政治鬥爭規律的顯示，對武裝鬥爭和革命軍隊重要性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正是在中國革命鬥爭規律顯現的基礎上，在中國共產黨人達到的新認識水平的基礎上，中國現代革命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從以上的史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它成立以後一段時間之內，並沒有把直接掌握軍隊並用它去奪取政權作為自己的任務。共產黨人的思想是按照馬克思、列寧的主張，用以工人為主體的群眾武裝暴動方式奪取政權。那時共產黨內還有一種見解、一種議論，認為共產黨人掌握軍隊就會成為軍閥。是嚴峻的歷史現實把中國共產黨推上了組織正規軍隊去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國現代歷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
清朝滅亡之後，中國失去了長期形成的人所公認的權威——皇權。袁世凱死後權力中樞解體了，從此中國陷入各派軍閥官僚之間的政治紛爭和戰爭之中。近代中國，戰亂的頻繁是一大特點。在這種狀況之下，誰有兵誰就有權，誰兵多誰就權大。無情的現狀使孫中山和中共不能不走上組建軍隊進行戰爭的道路。
中共走上武裝鬥爭道路之後，中國出現了一種新性質的人民革命戰爭。
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付出無數的流血犧牲，中共用人民戰爭手段統一了中國，結束了戰亂不已的中國近代史。
第五章國民黨南京政權獨裁統治的確立第一節政治上的獨裁統治1924年“北京政變”之後，混亂的中國政治出現了一次好轉的兆頭。有進步傾向的從直系軍閥中分裂出來的馮玉祥軍事集團，推倒了名義上的中央政府——曹錕為總統的北京政府，而又沒有足夠的實力控制北方局勢，控制中央政權。馮在發動政變的時候就不能不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政變發動后又不得不請下台的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出山，同時還邀請革命領袖、在南方有一定實力、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都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組建新的中央政權，推進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於奉系、皖系反動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中國政治好轉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錕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帥海陸軍。”並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這個政府只憑藉政治軍事力量掌權，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據。如果說曹錕上台的時候還演出了“賄選”一幕醜劇，那麼段祺瑞上台就連這塊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國軍政府，自封大元帥。安國軍政府發佈命令，規定“大元帥統率中華民國陸海軍”，“行使統治權”。至此，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遺留下來的憲法和國會消失得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和張作霖成立軍事獨裁政權同時，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了“一黨專政”、“以黨治國”的獨裁政權。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以蔣介石、胡漢民等人為首的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南京政權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權。這個政權的專制獨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開始就確立起來的，它的獨裁地位的確立和相對牢固有一個過程。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國民黨一面積極“清黨”反共，強化對人民的統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現，打着革命的旗幟，鼓吹三民主義為救國的唯一真理。
南京國民政府視共產黨為“反革命”、“惡化分子”，同時宣稱反對國民黨內部的“腐化分子”。當時它實行的“清黨”包括這兩個方面。它以此表示國民黨當權派的行為是為了“護黨救國”，是革命，而不是別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宣言說：“不利於三民主義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對於腐化之分子嚴加糾正，俾惡化分子甘為反革命者無所憑藉，而腐化分子流於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謬誤之傾向得以遏止。”這裏的“惡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共產黨人及其擁護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國民黨內的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兩者均為清除的對象。這在1928年7月南京國民黨中央清黨委員會規定的“清黨”標準中有明確的說明。其中對“惡化”、“腐化”分子作了這樣的解釋：“凡違背黨義黨章黨紀及黨、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顧本黨的國民革命的和民眾的利益，有意或無意以個人為前提懈怠黨的工作，如攙入本黨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機、腐敗、不忠實、不努力的分子，其行為將令本黨漸起腐化者，為腐化分子；凡違背本黨黨義、黨章、黨紀及一切議案者，不顧本黨的革命的和民眾的利益，自覺或半自覺以其私黨之利益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錢供其使用，實施篡奪、欺詐、破壞種種卑劣手段，致釀成恐怖者，如攙入本黨之共產分子及其勾結利用之一切惡劣分子，為惡化分子。”①南京國民政府宣稱“清黨”是為了國民革命和民眾利益，是為了“救國”，只有國民黨才是革命和進步力量的代表。而共產黨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官僚、政客等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惡化”與“腐化”分子，應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仍高舉“打倒帝國主義”、“肅清軍閥”、“促進世界革命”等旗幟。並聲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共產黨的“階級獨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國，只有國民黨所堅持的三民主義才是唯一的救國真理。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說：“唯三民主義為適合中國之革命主義，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革命趨於民眾化，亦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民眾歸於革命化。大任當前，義無反顧，務於最短期間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以促進世界革命。”蔣介石在《告全國民眾書》中說：“現在中國民族只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無辦法無目的，為爭個人權力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着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按環境的情形，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願中國亡于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共產黨恐怖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南京國民政府的當權者自我標榜為“領導被壓迫民眾革命之先鋒”，鼓吹三民主義為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號召民眾和國民黨一道，致力於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
①《腐化與惡化》，《大公報》1927年7月22日第三版。
第二節對外政策關於對外關係，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當權者仍打着“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旗幟，仍然把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作為國民革命的任務，並作出了一些維護國家尊嚴與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與帝國主義列強勾結在一起，完全放棄反帝的革命任務。
1927年5月10日，外交部長伍朝樞宣佈國民政府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己任。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締結平等新約。1928年2、6月國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則，7月7日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改訂新約。這是南京政府企圖廢除不平等條約，與西方列強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的一次嘗試。這種努力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國民政府初期對於英、日帝國主義採取了較為強硬的態度，維護了民族的尊嚴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國民政府特派江蘇交涉員郭泰祺就英國士兵強姦華婦一案向英國駐滬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懲治兇手。對於日本不斷增兵山東的侵略行徑，南京國民政府於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兩次提出強烈抗議。濟南慘案發生后，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員赴英、法、美等國報告慘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國的聲援與幫助。同月，國民政府拒絕了日本企圖干涉中國東三省內政的諜書。
國民政府對英、日的強硬態度順應了中國人民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革命形勢。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婦女團體召集會議，組織了由21個團體參加的反對英兵強姦華婦案後援會，掀起抗暴鬥爭。後援會通電全國，提出撤退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海陸軍隊，收回外人在華掠奪之租借地等要求。針對日本增兵山東的侵略行為，上海、南京等地發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南京政府的這些舉措表明，這一政權成立之初，當權者並沒有立即放棄反帝的旗幟，而是順應人民高漲的反帝情緒，做了一些維護民族尊嚴與利益的事情。這說明南京政府與帝國主義列強達成諒解與妥協有一個過程。隨着這一過程的發展，它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不僅接受了列強無理的要求，而且開始阻撓並鎮壓人民的反帝鬥爭，公開放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同時與真誠支援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南京政權逐步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與它向西方列強妥協並得到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過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雖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發展趨向，這就是向西方列強的妥協。這是它贏得西方列強的承認與支持，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步驟。1927年6月13日南京國民政府的佈告稱：“本府興師北伐，志在剷除軍閥，解北方同胞於倒懸，俾先總理之三民主義得以實施於中國，而非與各國為敵。凡我軍人當知愛護黨國，體諒斯意，嗣後對於各國之兵艦商船，不得擅施射擊，對外人之生命財產，軍行所至，尤須隨時加意保護，以重邦交。”這是南京政府向帝國主義列強妥協的最初表示。意謂北伐戰爭以剷除軍閥為目的，並非與列強為敵，並公開表示保護列強在華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員會的通告對“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作了新的解釋，其中說：“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之標語非係為引起對外人之憎惡與敵愾，望一般國民一掃對外人之誤會，以除對外人之敵意。”這實際上是放棄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
7月5日，南京政府訓令“反日出兵運動應有相當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對外群眾運動。這是對帝國主義進一步妥協的表現。對寧案、濟案的處理則是南京政府對列強更加露骨的妥協。
1928年3月30日南京國民政府代表與美國政府代表在上海簽訂解決寧案的《中美協定》，協定將美軍炮轟南京，阻礙國民革命的暴行說成是共產黨人煽動而致，國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應懲辦肇事者，並向美方賠償損失。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蔣介石一面派員與日方交涉，同時命令所部退出濟南，繞道北伐。同月5日國民政府臨時會議決定對日本採取“容忍態度”。同月7日，蔣介石接受日軍提出的懲辦肇事者的條件，免去賀耀祖所兼各職。由於南京政府對美、日等帝國主義的妥協，它贏得了西方列強的承認與支持。
南京政府對於蘇聯的敵視態度與對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27年7月日，上海工部局根據淞滬公安局長楊虎的告發，搜查並封鎖蘇聯遠東銀行。同月26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通電取消用孫中山的名義命名的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命令不得繼續向該校派遣學生。1927年底，南京政府斷絕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公開放棄孫中山聯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對於時局的談話稱，“各地有蘇俄領事署做共產黨的政治機關，又有蘇聯遠東銀行做共產黨的金融機關，我以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對俄絕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來設法恢復邦交”。12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對蘇絕交令。1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向蘇駐滬總領事館面交斷絕邦交通牒。隨即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地開始驅逐蘇領事，封閉蘇營商業機關。從此，南京國民政府不僅反共，而且反俄，正式放棄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凡與聯俄容共政策有關之決議案，一律取消”。這樣，國民黨的外交政策由聯俄反帝逐步變為聯帝反俄。
第三節農工政策由於穩定政權的需要，南京國民政府的所謂農工政策有一個由安撫到嚴密控制和鎮壓的過程。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時，發佈“清黨”令說：“此系阻止少數分子發生叛亂行為而已，並非變更國民黨任何政策。所有一切農工主要團體及各級黨部，皆照常進行，毫無更張。務望各方面皆應安堵如常。”①這裏沒有取消農工政策、農工運動、農工團體。
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時申明堅持農工政策、保護農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說：“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為國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吳稚暉在4月18日定都南京慶祝會的講演中也強調了孫中山農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說：“總理的農工政策是說農工能革命，中國即可達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認農工為革命中心。”
7月31日南京國民黨中執會發表《擁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民運動宣言》。
《宣言》說：“自今日始，本黨同志均應儘力之所能及，以從事本黨農民運動之工作。”“如有妨害農民運動，摧殘農民利益，為農民之仇敵者，即為本黨之仇敵。”②南京國民政府還實行了一些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1927年7月15日南京政府統轄的浙江省開始實行二五減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沒有下令取消工人運動。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群眾在五一勞動節、五卅慘案、沙基慘案（6月22日）兩周年紀念日分別進行了大規模的遊行、集會等活動。
隨着國民政府逐步走向獨裁，工農既得利益受到損害，工農運動遭到禁止和鎮壓，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很快被拋棄了。
1927年7月8日蔣介石在上海總商會上說：“絕對不許有階級鬥爭，數十萬及數百萬之家今皆應保護。”①蔣公開表示保護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對階級鬥爭。1928年2月3日國民黨湘鄂政委會議決廢止1926年10月中央聯席會議決定的二五減租政策。這是損害農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現。
1928年初，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廢止過去關於民眾運動、學生運動、青年運動的組織機構。1月18日蔣介石發表為二屆四中全會準備的提案。其中“整理黨務案”提議，“改正中央及各級黨部之組織，所有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等部，易釀紛爭者，一律裁撤，於組織宣傳兩部之外另設訓練部及民眾運動委員會”。關於民眾運動提議“糾正過去之民眾運動之錯誤，重新由中央制定民眾運動之理論與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壞運動”②。2月①《大公報》，1927年4月25日第二版。
②《大公報》，1927年8月8日第六版。
①《大公報》，1927年7月9日第二版。
②《大公報》，1928年1月20日。
3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陳果夫等提議的“中央黨部改組案”，廢除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等五部。2月7日通過的二屆四中全會宣言貫穿了取締學生運動、青年運動、民眾運動的精神。南京政府公開放棄了保護農工利益，促進民眾運動的主張，放棄了孫中山扶助農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節與各派反共勢力的妥協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對中共採取鎮壓、屠殺政策，一面加強了與國內反動勢力的相互勾結。
1927年4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發佈命令，“通緝”共產黨首要分子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人。5月5日，國民黨中央決定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發動清黨運動。同月22日，國民黨中執委會頒佈《清黨條例》。1928年2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反革命治罪暫行條例》；3月9日國民政府公佈《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對於共產黨人及其他進步力量進行殘酷鎮壓。同時，南京的國民黨中央與西山會議派和解，並恢復了西山會議派的黨籍。1927年5月中旬，蔣介石在南京召集黃埔軍官學生代表時說：“我們現在不管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研究系、政學系、交通系、什麼系，我們還要審查他裏面分子。從前孔子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對於這種分子，我們不能因他黨派關係而不設法吸取進來。”①這是公開表示拉攏所有各種派系。
6、7月間，國民黨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動行為。6月15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審查標語時說：“國民黨本無左右派，從前共產黨引迎合之者為左派，反對之者為右派。吾人既已久覺悟共產黨之陰謀，故凡涉於左右派一類標語，皆不合用。”又說：“西山會議無所謂派，無可打倒；且列席西山會議之黨員，多為純正之同志，但為共產黨人所忌，遂中傷之，以達於其破壞本黨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會議派”的標語應取消。同時，將“打倒欺騙無產階級的反動派”改為“打倒欺騙無產階級的共產黨”②。1927年6月底，上海軍政機關以歡迎忠實同志為名，為張繼、鄒魯、居正等西山會議派成員召開歡迎大會。西山會議派從此公開活動。7月初，葉楚傖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與張繼等接洽。不久，張繼、林森被任命為浙江政治分會委員。1928年2月6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寧漢兩方決議審查案》，其中規定：“凡因反共關係開除黨籍者，一律無效。”①至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結束，早期反共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已聚集於南京國民政府這一反動陣營之中。南京國民政府與先期反共勢力的合流擴大了反革命陣營。
①《大公報》，1927年5月27日第二版。
②《大公報》，1927年6月15日第六版。
①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頁。
第五節國民黨—黨專政理論的確立和政治體制的初步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當權者們雖然在反共、反對階級鬥爭學說方面達成了共識，但同時國民黨內仍有不同政治觀點並存的情況，例如，分權論者與集權論者曾出現過尖銳的對立。分權論者的主張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與蔡元培的大學院製為代表。但隨着“二期北伐”的完成，國民黨的軍事獨裁傾向日趨明顯，“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理論逐步確立下來。至1928年10月《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頒佈，國民黨統一的政治理論形成。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宣傳所謂“全民革命”，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這是國民黨當權者的共識和合作的基礎。李石曾、胡漢民等人均發表過類似的主張。1927年5月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李石曾在《現今革命之意義》①一文中將“君主革命”、“民權革命”、“階級革命”、“民生革命”作為社會自然發展的四個層次，並認為武漢國民政府屬於第三層次的“階級革命”，蔣介石等在上海發動的“護黨運動”為第四層次的“民生革命”。他斷言上海的“民生革命”為高於“階級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將“繼武漢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對“階級革命”。
胡漢民在《國民黨民眾運動的理論》一文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階級革命的口號只是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實際上無產階級聯合又只是工人的聯合，而我們中國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階級分子聯合起來’，而各階級聯合且具有整個社會聯合在革命線上的趨向明白了這個要義，我們可以站在三民主義的民眾運動的立場，把階級鬥爭的民眾運動作一個較深刻的批評，”②胡漢民認為階級鬥爭或“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方法不適合於中國，應以各階級聯合起來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階級之間的革命，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
除李石曾、胡漢民外，蔣介石、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發表過反對階級鬥爭的言論。1928年2月7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李宗仁、陳果夫五委員提出的反共議案，其中說：“所有共產黨之理論、方法、機關、運動，均應積極剷除。”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當權者，雖然在反共、反對階級鬥爭學說等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但在國民黨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理論。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張與蔡元培的大學院、大學區制主張明顯帶有分權的傾向。
1927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魯東“分治合作”反對馬克思、列寧“專制獨裁”的主張，並認為中國應實行“分治合作”①。這一觀點雖然遭到南京①《革命周報》第1期，1927年5月出版。
②胡漢民：《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上海新民書店1928年7月版。
①《分治合作問題》，見《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初刊》，革命周報社發行，1928年9月出版。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對，但吳稚暉、蔡元培等對此均表贊同。由於這一主張客觀上適應了當時軍閥割據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場。由於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會作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對“分治合作”主張的態度直接影響到當權者對於地方政治分會存廢的態度。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圍繞政治分會的存廢問題，當權者展開了一場關於集權與分權的激烈論爭。李石曾主張的“分治合作”與孫中山所主張的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數當權者主張的中央集權有着明顯的不同。這說明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國民黨內並沒有統一的指導理論。1928年8月二屆五中全會通過的“統一革命理論案”，對當時當權者思想的混亂情況作了明確的說明。其中說：“自總理逝世迄至現在，黨的革命理論由同志各個對主義的認識，及革命實際變動的觀察，致革命理論，紛歧萬端，致理論中心不能確立。”②隨着“二次北伐”的完成，國民黨加強了對思想理論的控制，開始致力於“政治的統一”。二屆五中全會決定地方政治分會於1928年底取銷，雖延至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召開之時才取銷，但說明李石曾的分權思想與集權主義者作了一番較量后被否定了。這說明，南京國民政府在軍事上取得了絕對優勢之後，加強了政治的獨裁。
與此同時，蔡元培大學院制、大學區制實踐的失敗，也說明了國民黨在完成北伐后，加強了“政治的統一”的步伐。
大學院是法國的一種教育管理機構，1927年6月，國民黨中執會通過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國實行大學院的提案。7月，國民政府規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教育管理機關，主管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1927年10月，蔡就任大學院院長。同時，經國民黨中央批准，他還仿效法國在浙江、江蘇等省實行大學區制。按照法國的大學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學區都有一所大學，大學校長為該大學區教育行政首長，總理學區內一切教育事業。實行大學區制后，國立大學為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各省區教育廳被廢除。實行大學院制與大學區制后，教育有很大的獨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隨着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南京政府加強了集權統治，這種具有分權性質的教育改革很快破產。早在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就有人提議設立教育部；8月，二屆五中全會又有人提出設立教育部廢止大學院案。五中全會決定，依據《建國大綱》，國民政府逐步實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設教育等八部，最終取消大學院制。
國民黨統一的政治理論是在“二次北伐”后確定的。國民黨佔領京、津之際，尚在海外的胡漢民、孫科致電國民政府，提出國民黨今後應“以黨訓政”、實行“五權制度”等建議。①1928年8月8日，蔣介石在二屆五中全會開幕的當天發表《今後黨員與①《胡漢民、孫科條陳國政》，《大公報》1927年7月3日第六版。
政府軍隊及社會之組織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論”，即“軍隊黨化”、“黨軍隊化”、“行政機關軍隊化”、“社會軍隊化”②，非常明顯地主張“以黨治國”、以軍治國的軍事獨裁。8月9日，蔣又發表《對時局意見書》，提出“既曰以黨治國，則政府與行政人員，斷不能離黨而獨立”；對於今日之言論“宜就其利害定一準則，有動搖主義，蠱惑人心，反背本黨之主張者，皆在絕對禁止之例（列）”。③1928年8月11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分別通過了“勵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及訓政時期實施五院制的議案。
9月15日，胡漢民對於五院制發表一個說明書，提出“褓母論”。他說：“黨為民眾奪政權，以政權褓母自任，以付諸國民為歸宿。”為達此目的，須“經由五權制度之三民主義”。④10月3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訓政綱領》規定：“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託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中國國民黨“訓練國民逐漸推行”“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國民政府總攬執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這樣就確立了國民黨“以黨訓政”、一黨獨裁的理論和政權組織。
總之，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戰爭為中心的革命大潮過去之後不久，國民黨還打着革命旗幟，以打倒軍閥為號召，繼續進行“北伐”。在所謂“北伐告成”之後，南京政府的統治範圍大為擴展，穩定程度也有所加強，它的反動性隨之大增。國民黨在對內殘酷鎮壓中共與進步勢力的同時，對外快步實現了與帝國主義的妥協。它放棄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確立了一黨專政、軍事獨裁的政治體制。
②《大公報》，1928年8月14日第二版。
③《大公報》，1928年8月10日第二版。
④《大公報》，1928年9月日第二版。
第六章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共對中國出路問題的反思與探索第一節中共對中國出路問題反思的歷史背景1924年開始的國民革命發展異常迅速，經過平定商團叛亂、兩次東征、平定劉楊叛亂、成立廣州國民政府，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統一；以五卅運動為起點的革命風暴席捲全國；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短短半年，便殲滅了吳佩孚、孫傳芳軍隊的主力，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中國的國民革命達到高潮。短期內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國人民歡欣鼓舞。
正當革命形勢迅猛發展之際，革命陣營內部發生了劇烈分化。以蔣介石、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先後發動了四一二、七一五政變，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革命驟然失敗。革命形勢逆轉速度之快，令人震驚。
痛未定而思痛。中國政局為什麼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動？革命人民的行動對不對？今後中國向何處去？這些問題嚴肅地擺在中國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進步的、主張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們，都在反思、總結、探索。不同的階級、階層、政派的人們，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以自己的觀點和思維方式探尋着。
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成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共產黨人被屠殺，各級黨組織被打散，工農運動遭受鎮壓，革命由轟轟烈烈轉為冷落低沉。嚴峻的形勢迫使中共反思、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此時，中共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條件下進行的：（1）中共在大革命時期已在工人、農民、軍隊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礎，也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2）大革命時期黨的許多領導人如李大釗、瞿秋白、陳獨秀、鄧中夏、毛澤東等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根本問題如革命性質、動力、對象、領導權、同盟軍等都作過一定的理論探討，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敗，使更多的共產黨人認識到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危害，體會到革命領導權、同盟軍問題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敗前夕，農民土地問題已引起許多共產黨人的重視，兩湖地區的農村革命已經蓬勃開展，為中共進一步在農村進行革命鬥爭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礎和經驗。（5）大革命後期，革命的武裝問題已引起了共產黨的注意，大革命慘敗的嚴峻現實，促發了他們對武裝鬥爭的重視，易於中共將工作重心和鬥爭方式轉向武裝鬥爭。
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當時的形勢下，中共要探尋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解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確定符合實際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難的。這除了形勢複雜、環境險惡、鬥爭激烈等客觀因素外，還有主觀方面的原因。
1.中共自身對所要反思、總結和探索的許多重大問題認識模糊。瞿秋白在“八七會議”上曾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老實不客氣地說，我們要包辦國民革命。一、在此時我們更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二、我們要糾正過去錯誤，要注意群眾，要由下而上，誰贊成我們就是左派，我們要堅決地干，我們必須努力做，這是我們的主要方針。”①關於中國革命性質這個根本問題，周恩來在1944年對當時大革命失敗后黨的情況回憶說：“講到中國革命的性質，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談了，可是在‘六大’時，這卻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什麼叫革命性質？革命性質是以什麼來決定的？這些在當時都是問題當時無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或從西歐回來的同志又都輕視理論，所以對革命的性質問題搞不清。”②周恩來還曾指出中共六大時的幾個“不認識”：（1）“不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是農民鬥爭與武裝割據，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土地問題。”（2）“不認識中國階級關係變化的複雜性。”（3）“不認識革命形勢發展的不平衡性。”（4）“沒有認識武裝的重要。”③以上材料足以說明：當時中共只是朦朧地、直觀地意識到要採取與大革命時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條不同於以往的道路，但具體該怎麼干，較長時間裏並沒有在理論上實踐上弄清楚。
2.俄國模式和教條主義對中共反思、探索中國革命問題產生了很大影響。大革命失敗前後，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國革命“三階段”理論。認為第一階段是“廣州時期”，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民族資產階級退出統一戰線，革命轉入第二階段，即“武漢時期”，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於汪精衛叛變，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革命進入第三階段，即“蘇維埃革命”階段，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和城市貧民。斯大林的這個理論，成為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依據。這個理論的基本傾向是：革命動力決定革命性質，而不是革命任務決定革命性質。革命的動力變化了，便認為革命的性質也改變了。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無論是瞿秋白的“無間斷革命”論，還是斯大林強調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名稱雖不同，實質上卻都將革命的對象定為：帝國主義、國民黨新舊軍閥、地主、資產階級。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但卻又反對資產階級，這是不合邏輯的、根本錯誤的。共產國際雖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立三路線，但“左”傾錯誤卻越來越嚴重，其理論上的根源即在於此。
國民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①《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頁。
②《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57—158頁。③《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80頁。
在批判中造成了這樣一種認識：中國革命的失敗，完全在於陳獨秀推行機會主義路線，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如果堅決按共產國際指示執行，國民革命決不會失敗。共產國際的決策是絕對正確的、不容置疑的。這樣，便樹立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絕對權威。所以，國民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的理論方針政策對中共反思、總結、探索的成敗得失，有巨大的關係。
第二節中共反思和探索的主要問題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圍繞下列問題展開：（1）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2）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3）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基本政策、策略問題；（4）現階段中國革命的道路、主要鬥爭方式問題。前兩個問題，主要是反思、總結剛剛過去的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后兩個問題是在反思、總結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反思總結的落腳點在於更好地探索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確的總結，導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誤，也會影響到探索的偏差。
1.關於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從“八七會議”到中共“六大”，再到反對托陳取消派的鬥爭，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幾乎眾口一詞，將大革命失敗歸咎於陳獨秀及其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大體上說，這是正確的。然而卻出現了極大偏差。“八七會議”開始，中共在黨內鬥爭上出現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錯誤。”①這種錯誤後來發展為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2.關於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問題。從“八七會議”到中共“六大”，中共和共產國際反覆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認識到了革命領導權、同盟軍、革命武裝、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但同時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卻同時發展了“左”傾盲動主義、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
3.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基本的政策、策略問題。中共“八七會議”認為：“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並沒有截然分為兩段的界線。”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性質”，民權革命“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瞿秋白的“無間斷革命”論。中共“六大”重新肯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農民主政權。但在對中國革命動力和階級關係的分析上，犯了錯誤，不僅表現在對小資產階級的認識模糊，更重要的是對民族資產階級估量的錯誤。它認為：“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徹底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只有反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方才能夠進行徹底。”這樣，不僅將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而且把反對資產階級作為爭取民權革命勝利的關鍵。這是根本的錯誤。它不是中共少數人一時的意見，而是中共在較長時間內多數人所持的帶有全局性的錯誤。
這樣便出現了非常奇特的理論上的悖論：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要反①《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2頁。
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這個矛盾，直到1935年瓦窯堡會議才得以解決。4.關於革命道路和鬥爭方式問題。由於有了大革命失敗的切身痛感，在革命鬥爭方式上，中共的轉變是很迅速的。面對國民黨的野蠻屠殺政策，中共“以牙還牙”，採取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但是武裝鬥爭應該怎麼搞，在具體的探索中顯得異常曲折和艱辛。“八七會議”要求全黨舉行城市武裝起義、農村暴動來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城市武裝起義很難搞起來，唯一取得短暫勝利的城市起義（廣州起義），在三天之後便被鎮壓下去了。農村暴動，在許多省都搞了起來，但起義的目標仍舊是進攻和奪取城市。從起義的直接目標來看，它們也遭到了挫折和失敗。
在城市武裝起義失敗之後，或在農村暴動進攻城市失敗后，保存下來的起義隊伍被迫轉移到農村，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入井岡山，建立了農村根據地，開闢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新道路。這條道路在當時具有極大的探索性質。
這種探索性質，可以從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發展、確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只是說“‘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準備的一個重要思想”，而沒有展開論述。1930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動游擊方式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把紅軍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範圍的大革命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開始衝破俄國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論的束縛，認為：“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這樣一套辦法等等的政策無疑地是正確的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裏，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已是堅定的和明確的。
但應當注意，“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並不等於農村包圍城市這樣一條革命道路。至少還需要加上兩個內容：一是認識到革命的長期性問題；二是徹底摒棄“城市中心論”，樹立以農村工作為重心，在農村長期“割據”，積聚力量，以便最後奪取城市的思想。這條道路的形成，要比“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艱難探索的成果。這種思想在黨內並不佔主導地位。當時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道路的認識，並不是這樣的。
當時，中共中央確定的通過暴動形式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鬥爭方式，實際上仍然是堅持俄國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引發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奪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農政權，把革命的勢力擴展到全國，取得全國的勝利。從“八七會議”到中共“六大”，再到立三路線，進而發展到王明路線，中共中央都始終堅持着城市中心論。
國民革命失敗后的客觀形勢，已向中共提出了將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以毛澤東為首的部分共產黨人，不自覺地開闢了這條道路，並不斷地進行探索，由不自覺逐步達到自覺。而此時，“左”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是否真正意識到這種歷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種工作重心的轉變，卻是值得考察的。鑒於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對中國革命總體戰略和局部政策並未做出正確決定的狀況，可以斷定：中國革命究竟應該怎麼搞，“左”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並沒有探尋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道路和辦法。
歷史是複雜的。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共的反思和探索的複雜性在於：儘管中共反思探索中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錯誤，但從總體上看，中國革命的形勢卻是逐步高漲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擴大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從主觀上說顯然是中共，尤其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些共產黨人積極反思、探索的正確方面在起作用。由於中共總結、反思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放手在農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同時，採取了堅決的武裝鬥爭方式，組織、擴大了革命的軍隊，與國民党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對抗，適合了當時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和中國國情，從而很快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中共堅決進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這是十分正確的；但同時又採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國革命模式進行中國革命，又是極端錯誤的。前者推動着中國革命迅速向前發展，後者卻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共對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及道路的總結、反思和探索，就是在這樣十分複雜而又矛盾中艱難地進行的。但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第七章國民革命失敗后中間政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大革命的洪流，把許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卷了進來，有些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或社會主義青年團。當革命高漲時，他們對國家前途充滿了希望，並十分興奮。但當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時，有些人又陷入極度的失望之中。中國的現實迫使他們重新觀察革命的過去和國家的現狀，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動。他們積極投身的或曾經嚮往的革命驟然失敗了；國民黨當權者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實行一黨專政，實行專制獨裁；國內政局依然是動蕩、混亂和不安。他們不滿足繼續受壓迫的地位，不滿意國民黨各派爭權奪地的爭鬥，他們要求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他們又從革命失敗中得出了共產黨的主張不適合中國的結論；對大革命失敗后中共搞武裝鬥爭、以暴力手段進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贊同。特別是“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中共採取了許多偏激和盲動的政策，更增加了他們的誤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參加大革命但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分子如胡適、梁漱溟等，在中國政局大變動的情況之下，也從剛剛逝去的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提出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探索中國理想的出路。
這樣，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出現了一股政治勢力，一種政治思潮，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於國民黨也不同於共產黨，他們要在國共之間走一條自己的道路。
第一節第三黨對中國出路的反思與探索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是大革命失敗后出現的一個異於國共又介乎國共之間的政派。它對中國出路的探索主要體現在鄧演達發表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國到哪裏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關於第三黨的具體政治主張，以下幾點應當注意：第一，第三黨的政治主張，是在總結、反思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及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形勢基礎上提出的。這從它對國民黨政府性質的分析及對中共革命活動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①，是“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這是正確的。同時，它對中共也作了批評，認為：“共產黨以為中國現時的經濟組織已經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因此它要用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去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反對用不對症的藥方——共產主義革命——去破壞一切現存的經濟組織共產黨只是想利用農民威劫農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獨裁政權，我們卻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權。”①它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根本理由，是通過觀察大革命的實踐，認定“共產主義革命”不適合中國革命的情況。這些批評有正確的成分，也有錯誤的成分。
第二，第三黨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根本問題都進行了探討，並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認為，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②。因此，中國革命“必然的要以農工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軍閥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成分都會圍繞在農工的周圍，構成廣大的革命群眾”，“對外負着對抗帝國主義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務”，“對內要掃清中古時代的遺骸，造成新社會秩序的任務”。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為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是“平民群眾”；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奪取政權，“建立以工農為基礎的平民政權”；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爭的形式展開出來”；中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權，然後實現社會主義。
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關於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鄧接受了馬列主義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學說，但又不照搬俄國革命經驗和模式，而是主張獨立自主地依照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形成了系統的“平民革命”理論。
①《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革命行動》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①鄧演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革命行動》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②鄧演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革命行動》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第三，第三黨的理論的確深刻、系統和精闢，但在實踐中卻遭到挫折，有兩個原因是不容忽視的：一是關於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鄧演達把“平民革命”的領導責任託付給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第三黨），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與新民主主義理論根本差異之所在。二是第三黨的探索成果還停留在理論（書面）上，尚未完全付諸實際行動，同時，在理論上也有許多缺陷。鄧演達充分認識到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但反對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把希望寄託於具有投機性質的“策反”上。這便決定了“建立平民革命軍”的落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土地問題，鄧演達也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但卻不同意中共用強力手段解決土地的辦法。
這樣，國民革命失敗后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極大的盲動性，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但由於堅決搞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第三黨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統的理論，並且很多是正確的；但由於沒有注重或沒有來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它進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隨着鄧演達的不幸遇難，第三黨受到極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確的理論和主張更難付諸行動。
第二節改組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改組派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它的政治主張主要體現在陳公博發表的《今後的國民黨》、《黨的改組原則》以及《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
考察改組派的政治主張，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說中共和第三黨偏重於從革命勢力方面反思、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的話，那麼改組派偏重於從國民黨立場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它認為：（1）中國革命能否成功，決定於三民主義能否真正實行。由於“本黨的反動分子拋棄三民主義向反動勢力妥協”①，致使大革命失敗；（2）由於有了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中國革命才有空前的發展，國民黨才獲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時期，中共打着國民黨的旗號，“做那馬克思主張的那種共產的勾當”②，共產國際也“打擊中國的國民革命國民黨”，所以中共和共產國際應對大革命失敗負有責任。
第二，改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分裂潰散的現實，他們探索中國國民黨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陳公博說：“我們要走資本主義的路罷，依然受帝國主義的支配；我們要走非資本主義的路罷，然而抗不過帝國主義的壓迫。徘徊瞻顧，各路不通。”“目前這個形勢，就是這樣混亂、糅雜、牽扯、縱橫一個局面。”③革命已到了“最危險時期”，必須尋找新出路。
第三，改組派認為，中國“要繼續反抗帝國主義和走非資本主義的路”，打出了“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改組國民黨”的旗號。但汪精衛、陳公博所謂的“十三年改組精神”，並不是孫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為核心的改組精神。汪精衛說：“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為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眾。欲求三民主義普及於民眾，則不能不使黨員真能為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真能為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為改組之精神。”①這裏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實際上其核心是要“嚴密黨的組織，森嚴黨的紀律”，通過“改組國民黨”，提高黨權，重新恢復汪精衛等人在黨內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組國民黨”的許多具體主張如提高黨權，反對個人獨裁，反對帝國主義等，矛頭直指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專制，雖反映了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本主義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①《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2輯第6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編。
②陳宋梅：《本黨的危險》，《革命評論》第期。
③陳公博：《今後的國民黨》，《革命評論》第1期，1928年7月出版。①汪精衛：《一個根本觀念》，《汪精衛文集》之四，上海光明書局1929年11月版，第35頁。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上層以抬高“黨權”來對付“軍權”，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權的願望。
第四，改組派的主張曾得到當時不滿蔣介石獨裁統治，又不願跟中共繼續革命的人們的支持，並掀起了較大的政治運動，但很快便失敗了。其原因主要不在於理論本身（當然有許多問題），而在於他們的實際政治活動與其政治主張的背離。他們的主張曾獲得人們的贊同和擁護，他們的活動卻表現為國民黨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對此，陳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會成立的時候，本注意於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和重新改組國民黨，無如成立之後，即有軍事行動，軍事是不擇手段的，初則和桂系合作，繼則和馮、閻合作黨的改組本為同志會主要目的，后則專談方法，棄其目的，這也是失敗的一種原因。”①總之，改組派在國民革命失敗后探索中國出路的着眼點是：大革命失敗了，國民黨應該怎麼辦？如何重新依靠國民黨復興中國革命？他們把希望寄託於改組國民黨上，以此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繼續革命的前提。事實說明：此路不通。
①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181頁。
第三節人權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人權派是以胡適、羅隆基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鬆散聯合的政治派別。經集體討論，由胡適執筆的《我們走那條路》，較典型地體現了他們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見解。
胡適認為：（1）我們要剷除的是“五大仇敵”：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2）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3）我們要走的路是“演進的路”，即“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②。這是胡適為首的人權派的“根本態度和方法”。
胡適把貧、病、愚、貪、亂作為中國社會的病症，加以剷除，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把中國引向現代化的願望，是應當肯定的。但他公開宣稱：“這五大仇敵中，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①這就背離了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題，是根本錯誤的。他所謂的“漸進的路”，是點滴改良思想在中國出路問題上的體現，這反映了中國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變現狀卻又反對暴力革命的心態。
羅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適激進，從他的主張中可以看出：（1）羅隆基探尋中國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國政治經濟環境，尋找中國目前促成共產黨“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中共缺乏人才和中國在國際上複雜的地位，得出中共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時消滅”的結論，這種狀況必然導致中國“經濟的破產”、“政治的亡國”的前途；為了根本解決中國的共產問題，國民黨要修正黨義，放棄一黨專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②同時，他從分析“中國共產問題”入手，假借“根本解決中國的共產問題”，十分巧妙地把矛頭指向國民黨的獨裁專制統治。反共之態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卻在於主張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2）羅隆基以“剿共”的名義向國民黨提出了忠告：“最危險的思想，是想壓迫敵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險，是思想沒有人來壓迫。”③呼籲國民黨給予更多的“思想自由”。這種呼籲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這就是主張在國共之外走第三條路，②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新月》第2卷第10號，1930年4月版。①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新月》第2卷第10號。
②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第3卷第10號，1930年12月版。③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第3卷第10號，1930年12月版。即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道路。他提出的34條“必爭的人權”和“專家政治”，都是把中國引向此路的具體主張。所謂人權運動，是他們為建立這種民治國家而作的一種嘗試。
人權派的政治主張與二十年代初資產階級社會改良思潮是一脈相承的。但就理論形態和針對性而言，又有明顯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頭指向北洋軍閥，此時人權派把矛頭直接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當然也反對共產黨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條道路的企圖更為明顯，並具有較完整的理論形態，具有探索中國出路的明顯傾向。人權派的主張當然為國民黨獨裁政權所反對，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極力抨擊。
第四節鄉村建設派對中國出路的探索“鄉村建設派”，從廣義上說，是三十年代的一個團體很多、叫得很響的社會改良派別。其中有一套鄉建理論而又付諸實施、產生較大影響的人物是梁漱溟。從狹義上說，也就是一般的說法，鄉村建設派指的是梁漱溟領導的一派。
梁漱溟雖未直接參加大革命，但卻密切關注着革命的進展。通過對大革命進程和失敗的反思和總結，他猝然“開悟”，“不獨認識了共產黨，更深刻地認識了西洋人”。面對國民革命失敗後人們“走投無路”，或“窮極思返”，或“窮極思異”的危機，他寫成《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7年又出版了《鄉村建設理論》，詳細闡發了他對中國出路的探索結果，即鄉村建設理論。
該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1）“文化失調”論。他認為：“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①（2）“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論。他說：“中國舊日之社會構造，與西洋中古及近代社會皆不同。假如我們說西洋近代社會為個人本位的社會、階級對立的社會，那末，中國舊社會可說為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②。所謂“倫理本位”，就是整個社會都受着“倫理關係”即“情誼關係”、“義務關係”的支配；所謂“職業分立”，就是中國“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職業，而沒有兩面對立的階級”③。（3）“舊轍已破，新軌未立”，是“文化失調”的表現，也是中國問題產生的根源。（4）中國的出路是“溝通調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鄉農學校，反對走蘇俄革命的路和歐美民主主義的路。（5）“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以農業引發工業是我們翻身之路”④；“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⑤。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應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國出路的視角是很獨特的。國民革命失敗后，各種政派都偏重於從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方面來立論，通過直接反思當時的具體環境來探索中國出路，決定本政派的方針政策。而梁卻不同，他是從反思整個中國文化特性的角度來展開自己的理論的。他探索中國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診斷中國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國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後分析中國不能走“歐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的根本原因；①《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頁。②同上書，第6—7頁。
③同上書，第171頁。
④同上書，第508頁。
⑤《鄉村建設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頁。最後，他依據對中國文化的診斷，提出了自以為合乎中國文化特性，切中中國問題關鍵的理想出路——鄉村建設之路。這種探索中國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對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的揭示，從側面提出了任何理論引用到中國都必須適合中國國情這一基本原則，也是應該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對中國文化的診斷以及對中國國情分析的總結論是以偏蓋全的。中國與西歐社會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就其整體而言、本質而言，並不能以“倫理本位、職業分立”來概括；而是中國社會長期是封建社會，近代以來又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近代以來中國最迫切的直接的問題，主要不是“文化失調”，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統治。他根本否認中國存在階級分別和階級鬥爭，否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導致中國社會混亂的“亂源”，顯然是錯誤的。
第三，梁漱溟摒棄了“歐美近代資本主義的路”，又反對走“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鄉村建設”之路。從理論上說，這條路包含了太多的傳統思想內容，他的設計遠遠落後於時代對中國步入現代化的要求。從實踐上說，1931年到抗戰爆發前的7年間，他在山東鄒平進行了鄉村建設的試驗，結果收效甚微。說明這一條道路作為“中國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總之，在國民革命失敗、革命高潮暫時低落的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第三黨、改組派、人權派、鄉村建設派以及托陳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階級或政派的立場上，從各種角度反思剛剛逝去的那段歷史，審視當時的現實，探索中國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論戰和討論，如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的爭論、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等，都是關於中國出路問題的探索，都與中國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有的就是政治鬥爭的直接延伸和表現。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種不同政治派別的思想和理論燦然紛呈的狀況。這種狀況雖然比不上五四時期思想界的活躍，但許多探討卻比過去深入了。這可算是一個小小的“百家爭鳴”局面。
這種情況是中國複雜、擾亂、困惑的現實而又要求改變這種現實的反映。總的來說，探討的目的在於尋找中國的正當出路。這種探討是中國前途希望之所在。當然不能否認各種主張和意見中有着個人和黨派的私利在內，或者伴有甚至是出於爭權奪利的企圖，但不能因此抹殺它們的實際意義和理論價值。
可惜的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地更廣闊深入地開展。所以如此，有四個原因：其一，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和文化專制主義的壓制和打擊。其二，是中國共產黨“左”傾教條主義的打擊。其三，是軍閥混戰和國共武裝鬥爭的現實，使思想上理論上的討論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和無補於實際。其四，是九一八事變後日益緊迫的國家危機強烈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因此這種相當活躍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躍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國問題的消失和解決。討論中的那些基本問題，在另一種歷史情況下，在另外的人們關注點上會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
第八章中原大戰及其結局國民黨完成“統一”之後，內部爭鬥和軍事衝突並沒有停止。在一系列的混戰之後，1930年5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中原大戰。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性的大事件。此後，蔣介石在國民黨各派系中，在軍事上、政治上確立了優勢地位。
第一節中原大戰前的爭鬥與戰爭國民黨的統一戰爭。在張作霖還雄踞北方的時候，打着國民黨旗號的各派軍閥，經過複雜的爭鬥，蔣、馮、閻、李四派實現了勾心鬥角的聯合。他們的聯合行動，主要是所謂“第二次北伐”，即四派對奉張的戰爭。
1928年1月7日，蔣介石發表復職通電。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蔣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委員、中執會常務委員。該會通過了《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的決議。
3月，對奉張作戰準備工作完成。4月1日，蔣介石抵徐州，發表《告前方將士書》、《告北方將士書》、《告全國民眾書》，進行北伐動員。4月初，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分任北伐軍第一、二、三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進入預定之津浦、京漢、正太沿線。4月8日，蔣介石任命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參加北伐。4月9日，蔣下總攻擊令，各路戰事同時發動。
6月初，北伐軍逼近北京郊區。3日張作霖離京出關，4日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同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20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直隸省為河北省，改北京為北平。
7月6日，蔣、馮、閻、李四總司令在北平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致祭，宣告北伐完成。同時決定了對東北實行和平解決的方針。
1928年10月8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議決任命張學良為國民政府委員。12月29日，東三省及熱河宣佈“易幟”。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發出通電，表示信仰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30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至此，國民黨所謂的“統一”告成。
國民黨完成“二次北伐”后，蔣介石企圖通過“編遣會議”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以鞏固中央政權。但編遣會議遭到了馮、閻、李等實力派的抵制。1928年12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全國編遣會議條例》，計劃在半年內完成軍隊的編遣工作。同月26日，召開了編遣會議預備會議。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開幕。蔣介石為會議主席。1月12日，會議通過《國軍編遣委員會條例》，成立“編遣委員會”。17日，會議通過《國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25日，編遣會議閉幕。
《國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規定：“由國民政府即發明令，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各集團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總指揮，及其他高級戰時編製，立予取消。”全國現有部隊，除中央直轄各部隊及海軍各艦隊由編遣委員會派員編遣外，其餘分為六個編遣區實施編遣。編遣目標為全國現有陸軍，步兵至多不得超過65個師，騎兵8個旅，炮兵個團，工兵8個團，共計兵額約為80萬人。軍費以國家總收入的40％為限。
1929年8月，軍隊編遣實施會議召開，各實力派紛紛抵制。馮、閻、李等均未參加。編遣軍隊的事沒有任何結果，相反蔣介石與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加劇。
蔣介石通過編遣會議削弱其他各派系的活動失敗之後，蔣與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很快發展為不斷的戰爭。
蔣桂戰爭起因於1929年2月發生的“湘案”。由於桂系在1927年底討伐唐生智的戰爭中及1928年討伐奉張的戰爭中勢力迅速膨脹，遂成為蔣介石打擊的首要對象。1929年2月19日，桂系因蔣暗中資助湘省主席魯滌平軍火一事，以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免去魯滌平湘省主席職，並派軍驅逐魯滌平。
3月26日，蔣以國民政府名義下令討伐桂系，蔣桂戰爭爆發。此前，蔣採取了一系列手段分化瓦解桂系。3月初，蔣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到冀東地區收買寧漢戰爭中被桂系改編的唐舊部。3月20日，唐舊部李品仙等通電討伐白崇禧。白棄眾南逃香港。3月21日，蔣以調停湘案為名，將廣東省主席李濟深扣壓於南京湯山，拆散粵桂聯盟。
4月初，蔣軍攻佔武漢，武漢桂軍敗北。5月5日，李宗仁在廣西自任南路護黨救國軍總司令，通電反蔣。在蔣軍進攻下，6月下旬，桂軍敗走龍州，李宗仁等逃往香港。蔣委任原桂系軍人俞作柏為桂省主席。蔣桂戰爭結束。
在蔣桂戰爭尚未結束時，蔣馮戰爭已揭開戰幕。192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馮玉祥收編魯、豫兵力，集結於潼關一帶，並炸毀平漢線武勝關、隴海線東段等處的橋樑，以阻止蔣介石的進攻。
5月14日，馮玉祥在潼關就任“護黨救國軍西北軍總司令”，宣佈討蔣。5月18日，蔣任賀國光為討逆軍第一縱隊司令，22日，國民政府發表各路總司令、總指揮名單，準備討伐馮玉祥軍。
由於蔣介石採用收買的手段分化瓦解馮軍，馮玉祥不得不暫緩與蔣的衝突。5月22日，馮部將韓復榘、石友三等聯名通電，表示“擁護中央”。同時，蔣還策動馮部下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叛馮。馮軍的分化使馮玉祥大受挫折。5月27日，馮玉祥發表通電，表示“不再忍大局之分裂”，“潔身引退”，“入山讀書”。
6月25日，馮為拉閻錫山倒蔣，親至太原，閻遂將馮軟禁在五台，以便在馮、蔣之間投機取利。
10月10日，馮部將宋哲元、劉郁芬、孫良誠等27人聯名發表擁閻、馮討蔣的通電，宣稱“蔣氏不去，中國必亡”。由宋哲元代理總司令職。
10月11日，蔣下令討馮。自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馮、蔣兩軍在洛陽東南及豫西一帶開戰。此時，閻錫山違背聯馮反蔣的諾言，宣佈就任南京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11月底，馮軍敗退陝西，蔣馮戰爭結束。蔣委任唐生智為河南省主席。
1929年9月，張發奎部由於受到被蔣改編的威脅，在湖北宜昌宣佈迎汪討蔣，廣西俞作柏部起兵響應，張桂聯軍以“護黨救國軍”的名義進兵廣東。12月蔣派何應欽率部援粵，張桂聯軍被擊敗，這次戰爭被稱作粵桂戰爭，或第二次蔣桂戰爭。
1929年12月初，唐生智、石友三聯合反蔣，蔣唐戰爭爆發。12月3日，石友三部在浦口起兵反蔣，5日，唐生智在洛陽通電響應，唐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蔣介石聯合閻錫山、張學良夾攻唐生智部。12月20日，閻、張發電討唐。1930年1月初，蔣唐戰爭以唐生智失敗告終。
第二節中原大戰各實力派的反蔣活動不僅未能緩和蔣與各派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更大規模的戰爭。1930年上半年，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等各派反蔣力量聯合反蔣。5月，空前規模的內戰——中原大戰爆發。1930年3月15日，馮、閻、桂三集團57名將領通電反蔣，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4月1日，閻宣佈就職，馮、李等也在各地宣佈就職。桂、馮、閻各軍及石友三部分別被編為反蔣第一、二、三、四方面軍。反蔣軍以隴海線為中心，計劃南取長沙，北攻濟南，以奪取徐州為第一期作戰目標。
蔣介石將所屬部隊分為四個軍團，分別以韓復榘、劉峙、何成浚、陳調元為一、二、三、四軍團總指揮，主要兵力用於防守反蔣聯軍在隴海線上的進攻。
5月11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隴海線劉峙軍團一舉奪得歸德（今河南商丘）、民權等地。在馮軍主力反擊下，蔣軍被迫退至魯西南一帶。反蔣聯軍在其他戰區也取得了進展。平漢線方面，馮玉祥親自指揮許昌戰役，將蔣軍逼退至漯河以南地區。津浦線方面，晉軍攻佔濟南。桂軍方面，6月上旬，李宗仁、張發奎等攻佔衡陽、長沙等地。
8月中旬，蔣軍重新攻佔濟南。馮玉祥軍在隴海線發動總攻勢，以減輕晉軍在津浦線上的壓力，但因馮軍補給不足，閻軍又未能與馮軍攻勢配合，馮軍不得不停止進攻，致使本已動搖的蔣軍防線得以穩定下來。
9月中旬以後，整個戰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9月18日，張學良在觀望了一段時間之後，發出擁蔣通電，隨即進兵關內，10日之內佔領平、津等地，晉軍恐腹背受敵，撤退至黃河以北。馮軍雖仍堅持對蔣作戰，但難以挽回敗局。10月上旬，蔣軍攻佔開封、鄭州，下旬攻佔西安。馮軍全部瓦解，閻軍縮回山西，桂軍也從湖南退回廣西。中原大戰以反蔣聯軍的失敗而結束。
中原大戰的雙方，陳兵百萬廝殺於中原戰場，雙方傷亡三十萬人，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
第三節中原大戰的後果經過中原大戰，蔣介石集團在軍事上、政治上確立了優勢地位，進一步在全國推行法西斯統治。
1.在中原大戰中，馮玉祥的西北軍全部被打垮，為蔣介石收編。原西北軍控制的陝、甘等地全部被蔣軍佔據。閻錫山的晉軍仍佔據着山西。桂系龜縮回廣西。從此各派失去了問鼎中原的實力，蔣在軍事上確立了優勢地位。2.中原大戰的另一後果是國民黨內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的消失。1929年至1930年11月，陳公博、汪精衛等改組派利用各實力派的軍事反蔣活動，鼓吹“護黨救國”，在政治上倒蔣。1930年8月7日，改組派與謝持、鄒魯等西山會議派首腦聯合閻、馮等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9月1日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大綱》，推選閻、汪、馮、李等七人為國民政府委員，閻為國民政府主席。因軍事上失利，擴大會議遷往太原繼續舉行，10月27日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倒蔣軍事行動失敗后，11月初，改組派及西山會議派成員離開太原，各奔東西。擴大會議最終破產。從此作為國民黨的政治派別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就消失了。
3.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決定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1930年10月3日，蔣介石從中原大戰的前線致電國民黨中執會，提出召集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1930年11月12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案，議決1931年5月5日舉行國民會議。1931年2月28日，蔣扣押了反對制定約法的胡漢民，並將其軟禁於南京湯山。3月2日，國民黨中央通過蔣介石提出的《訓政時期約法案》，同時成立約法起草委員會。
5月5—17日，國民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致開幕詞，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他說，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固有道德”；民主政治由於中國沒有英美“長期演進之歷史”，行之必生紛亂。“意大利法西斯蒂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以借鑒”。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最有效能者”。“今日舉國所要求者，為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蔣介石鼓吹法西斯主義是為他建立獨裁統治、消滅國民黨內的異己力量、剿滅共產黨服務的。
國民會議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它是對1928年10月通過的《訓政綱領》的系統化。《訓政時期約法》以法律形式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政治體制固定下來，蔣介石個人獨裁的統治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4.中原大戰後，奉系勢力伸入平、津、河北，擴大了地盤，但一時無意與蔣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權抗衡。蔣介石要削弱和消除的地方軍事集團主要是兩廣，並且暫時達到了目的，這樣就使蔣介石可以更大的力量去“圍剿”紅軍。
5.東北軍大量進入關內，減少了在東北的軍事實力，使日本軍國主義者佔領東北的野心日益膨脹。
總之，中原大戰的結局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第九章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中心任務的變化及各政派的實際反應第一節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中心任務的變化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佔領中國東北四省，並逐步向關內進攻。這一事件，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列強過去分割中國土地，主要在邊遠地區。現在不同了，一個兇惡的帝國主義強盜打了進來，中國喪權之多、失地之廣，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在中國面臨的各種矛盾中，中日兩國矛盾開始向主要矛盾轉化，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的兩個主要矛盾，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成為中國人民的兩大敵人，而前者在一定歷史時期又成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變，使中國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使近代中國兩大革命任務趨向集中化、確定化和明朗化，這主要體現在：第一，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大任務，一個屬於國際間的，一個屬於國內的。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反帝任務更為突出，並很快成為革命的首要任務。
第二，由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變成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帝的目標集中於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體現為中日矛盾。這就為團結全國民眾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條件，對中國人民完成反帝這一中心任務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勢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關係，即抗日與民主、抗日與反蔣的關係，成為現實問題。要抗日，就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給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權利，放鬆對人民的壓制。抗日與民主是密切相聯的。正是由於國民黨拒絕開放政權，在九一八事變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與反對國民黨統治聯繫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隨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務的突出，又將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即國內階級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減緩了反封建鬥爭的程度和進程。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歷史任務更趨於明朗化、集中化，由過去側重於反封建（土地革命）轉向反帝（民族革命），由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轉變為首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概括地說，中國歷史主要發展趨勢和中國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1）集中國內各民族和階級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2）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創造條件。
歷史和現實客觀上要求當時中國的各種政派（中共、國民黨、中間政派等）面向這個大趨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變后較長時期內，中國各政派反應不一，認識各異，採取了不同的方針政策，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基本上有三種情況：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節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背向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佔中國這一重大行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眾保持“鎮靜”，壓制風起雲湧的抗日民主運動。這更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反抗。在各種反蔣勢力威逼之下，蔣介石被迫下野，國民黨各派處於分裂狀態。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統治危機，使國民黨政府陷入極大的困難之中。它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擺脫困境，維持乃至強化自己一黨的專制獨裁統治。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及與之密不可分的對內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內”國策），就是立足於這個基點之上而制定出來的。
蔣介石正式確定“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基本政策有一個過程。1931年夏，他從“剿共”前線撫州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和張學良說，若由此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糾紛，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不先消滅赤匪，則不能禦侮”①。1931年11月，他在顧維鈞就任外交部長的儀式上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為功。”①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溪口發表《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講話，其要點為：（1）不可“輕言絕交宣戰”，如果對日開戰，“三天就要亡國”。（2）中國只能做“外交之抗爭”、“經濟之抗爭”，但也“不訂喪權割地之條約”。（3）防止“不逞之徒”乘機“傾覆政府”。（4）國民要“信任政府”。這裏，蔣介石雖未明說“攘外必先安內”的話，但已基本確立了對日外交方針和處理內政外交的原則。
1932年1月下旬，蔣汪合流，上台執政。在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后，蔣介石正式確定“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國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後他說：“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②3月14日，他向“剿匪政治宣傳人員”下發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須安內”的指示。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談話，表示日本要排擠英美等國在華勢力，獨佔中國。蔣介石認為，中日關係面臨僵局。為此，①蔣介石：《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3125頁。
①蔣介石：《外交為無形之戰爭》，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頁。
②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第300頁。他深思熟慮，由他口授，陳布雷執筆，寫成《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③一篇長文，用徐道鄰的名字於1934年12月在《外交評論》上公開發表。此文闡述了蔣對中日關係的基本態度及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原則。在醞釀此文的同時，1934年7月，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長篇講話：《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闡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內”國策下對日作戰的戰略設想。這兩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在九一八事變后對日政策和處理內政外交關係原則的最重要資料。下面分幾個方面加以論述：第一，對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則與“四不”方針。
蔣介石說：“所謂革命外交之不同於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動而能自動，不固執而能因應，應剛則剛，應柔則柔，能伸則伸，當屈則屈，完全以變動不居的方略來實現不可變易的目的。史例俱在，豈不聞列寧力排眾意與德國言和的往事。”《外交評論》特在編后說明：“此文就中日兩國互存共榮之旨，反覆申論，精闢絕倫”，採用畫龍點睛的筆法，將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訴人們。
蔣介石對日政策的另一個基點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說，中日兩國“本為兄弟，無不可合作之理”。又說：日本“為徹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吐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這個“合”字，作為他對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邏輯的引申。
“和”與“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則，當時更現實的是如何處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所造成的中日間一系列具體問題。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針，即“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和”“合”原則和“四不”方針是蔣介石《敵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蔣對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圖解決中日問題的根本着力點。蔣介石對“四不”方針的解釋有很大的伸縮性，這裏不細論。
第二，“四不”方針同“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的。
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分析。
《敵乎？友乎？》一文中有這樣一段：“但知國民黨之所謂對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貫的策略的。當濟南事件以後，曾聞國民政府主席譚延暝鷂實筆鋇木巒乘Ы槭紉朗丶媚希我猿吠吮狽ブ髁χ咳粢牌媚希我雜至粢煌瘧此朗丶媚銑牽詈笥置渫順觶俊銑疲骸餼褪俏頤歉錈惱鉸浴５諞壞比灰硎靜磺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城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第二是要顧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牽制住北伐的進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國軍隊，不做無意義的犧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冊，第3133—36頁。以下凡引該文處，均不再加註。牲，只是濟南抵抗到三天之後，日本強佔行為暴露於世界，則目的已達，所以到後來仍命死守的一團冒險撤退，且使外間知我們要以一團人的力量，來抵抗福田整個的一師的兵力。’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之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垂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為不可能。我們一再研究蔣氏對日本外交方針，回想到他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表的意見書，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對日本外交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始終不變的。”
對以上引文可作如下的分析：在軍事上面對日軍的進攻，可作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作了一定的抵抗之後就後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戰爭。在抵抗的同時或後撤之後，就尋求妥協的機會和辦法，可以送出部分國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訂立地方性的局部的協定，但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不簽訂正式的割地條約。如日本帝國主義再次進攻，就再如法炮製。蔣的“革命戰略”概括起來就是：以軍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方針的貫徹，達到對日妥協對內鎮壓的目的。這應當就是《敵乎？友乎？》所說蔣的外交政策“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的問題。這個“革命戰略”主要是出於對內的考慮，同時也是對當時日本逐步推進的侵華方針的一種“因應”措施。
第三，關於讓步的限度。
“四不”方針包含兩個方面：“不絕交，不宣戰”，意在妥協，“不講和，不訂約”，是讓步的限度。他認為，打開中日間僵局的決定權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只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可見，蔣介石讓步的限度是“歸還東北四省”，“保持國家獨立與完整”，其他許多問題可以讓步。從事後看，中日間最大的問題“歸還東北四省”，他並沒有堅持。儘管他沒有簽訂承認“滿洲國”的條約，但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四省的佔領，並對日本進一步的侵略擴張採取退讓態度，以訂立地方協定的方式承認日本對中國土地的佔領和對中國權益的侵犯。但從根本上說蔣介石的讓步是有限度的，這是他以後轉向抗日的政策基礎。
第四，“三天亡國”和“復興民族”。
蔣介石不止一次地講“三天亡國”論。1934年7月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作的《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講話，着重談了這個問題。他說：“依現在的情形來看，他（指日本）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蔣的用意是告訴和嚇唬他的部下和國民，不要“侈言抗日”，不要“輕言絕交和宣戰”，只有採取對日妥協退讓，才是正確的。但在他大講“三天亡國”的同時，又大談“復興民族”。他認為要“復興民族”，應把握兩條：（1）“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攘外必先安內”。他說：“我們現在一定要求內部真正統一和安定，然後才能抵禦外侮。只要國內真能統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絕對的把握，一定可以消滅侵略我們的任何強敵。”“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內能否安，民族能否復興，就看國家能否統一。”這是“禦侮圖強唯一重要之原則”。（2）“步步為營，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乃為禦侮圖強基本之要務。”我們把蔣的這個說法叫“營防取勝”論。他具體闡述說：“我們每一營、一連所駐紮的地方，一定將工事做好，我們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必須步步為營，處處嚴防，我們的營防，就是我們的國防。”這樣的“營防”怎麼能“取勝”呢？他解釋道：“我們每營講營防，每團講團防，每師講師防，拿我們的血肉來代替我們的國防，拿我們的血肉來抵擋敵人的槍炮。如此，雖然緒戰失敗，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戰成功。因為用這種革命戰術，他要佔領我們一省，至少時間就是一個月，如其統計起來，他們要佔領我們十八省，至少要費十八月時間，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何況他一個月，必不能迅速佔領我們一個省呢？所以我們各個人如果有覺悟，隨時隨地作防禦工作，隨時隨地準備犧牲抵抗”，日本是“不能滅亡中國”的，最後的勝利終歸中國①。實際上，蔣介石“營防取勝”論，是“以空間換時間”戰略方針的具體的說法。
“三天亡國”論與“復興民族”的說法，表面上互相抵觸，實際上是相互為用的，二者都是為他的政略和戰略服務的。“三天亡國”論是為“攘外必先安內”國策找理由尋根據的，也是為了說明“四不”方針是非此不可的唯一正確方針。中國雖存在“三天亡國”的危險，但只要遵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採用“營防取勝”論的戰術，仍可以達到戰勝日本，“復興民族”的最後目標。
第五，所謂“同歸於盡”問題。
蔣介石在闡述他的對日政策和內外政策的關係時，在多處講到國民黨政權與日本帝國主義“同歸於盡”的問題。他說：“吾人認為‘同歸於盡’的辦法，決不是辦法。”“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哪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兩者所以會“合則兩利，敵則兩敗”，相互為敵就會“同歸於盡”，蔣介石的理由歸納起來為：如果日本無休止地用武力進攻中國，中國政府由於抗日浪潮的高昂，就不能不抵抗。而由於種種原因，日本滅亡不了中國，勢必長此相持下去。這便給“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的勢力以可乘之機。長此相持下去，日本會被拖垮，國民政府也會因“內外交侵”而傾覆，結局是①蔣介石：《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第881頁。雙方“同歸於盡”。
蔣介石苦口婆心以“和”“合”相勸，指出“同歸於盡”的危險性，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毫不理會，他們仍然進攻不止，日蔣矛盾加劇。事實證明，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是把少數統治者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把地主買辦官僚軍閥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把個人獨裁地位看得高於一切。他對外妥協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內的統治。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違背了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抗拒了抗日、團結、民主的歷史潮流。西安事變是蔣介石堅持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所受到的嚴厲懲罰，標誌着執行這個方針的失敗。
第三節中共對歷史發展主流的旁向和對革命中心任務的偏離九一八事變后，歷史發展的主流是抗日、團結、民主。國民黨拒絕開放政權，加緊強化專制統治，並接連發動“剿共”內戰，對日本帝國主義一味妥協退讓，背離了歷史的主流。對於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賦予它抗日救國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為首要任務，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但“左”傾路線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偏離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革命的中心任務。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察：第一，關於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中國東北的錯誤看法。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制定《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對九一八事變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認為日本武裝佔領東北的原因是：（1）擺脫經濟危機，“企圖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之中來找得經濟危機的出路”。（2）加緊進行反蘇戰爭的“一個主要步驟”，是“反蘇聯戰爭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調動大量軍隊鎮壓中國的土地革命、蘇維埃運動和游擊戰爭”，“準備直接武裝干涉中國革命”。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的“偉大的歷史任務”是：（1）武裝保衛蘇聯；（2）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打倒一切帝國主義）；（3）消滅國民黨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動派”）；（4）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徹底解放”。
這些主張，放過了真正的革命目標（日本帝國主義），而把非主要目標和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作為主要的打倒對象。這就完全離開了當時的政治形勢，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