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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清廷鑒於留日學生中革命分子急劇增多，曾強烈要求日本方面實行取締辦法。夏秋間日本報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試探意味，並向清廷示意，日本將會應允此項要求。適日俄戰爭結束，訂立《日俄樸茨茅夫條約》，日本攫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長春以南的各項侵略權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前來北京談判，迫使清廷承諾日俄之間上述侵略權益轉讓為有效。就在小村壽太郎來華之際，日本政府文部省於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發佈《關於准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即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對中國留學生的集會、結社、言論、通信等橫加限制、取締。其用意顯然是允諾清廷的要求，以利於小村壽太郎在談判桌上施加壓力①。故《取締規則》中主旨尤在於阻禁和迫害中國留學生的革命宣傳和活動，這一點，文部省次官木場在談到《取締規則》時就直言不諱③《陳天華事略》，萬沅編纂《新華會虛無黨史》。
①參閱《宋教仁日記》第2卷，1905年1月28日至2月2日。
②同上書，1905年7月28、29日。
①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編上冊，第4章《陳天華投海》，上海書店印行，第25頁。地承認：“留學生之中，屬於革命派者甚多，這次文部省頒佈的規則，將使他們蒙受一大打擊，殆無疑義。”②所以，《取締規則》的發佈，並不是一般地取締留學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擊中國留學生的反清革命活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為一個條件，以誘脅清廷在即將舉行的“會議東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讓步。
多數中國留學生當然也看出了文部省發佈《取締規則》的意圖，對日本和清朝雙方政府這樁卑鄙的交易深表憤慨，於是群起奔走呼號，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對《取締規則》的運動。日本各報竟肆意譏嘲，指為“烏合之眾”。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聞》發表一報道稱：東京市內各校之清國留學生八千六百餘人集體停課此蓋由於清國留日學生對文部省命令之解釋過於褊狹而生不滿，以及清國人特有之放縱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團結之力則頗為薄弱。
事件初起時，陳天華雖異常憤慨，但又怕留學界不能團結一致，所以對罷課抗議尚心存猶豫。及至見8000餘留學生竟能同心協力地實行罷課，而日本報章卻肆行誹謗，他不禁又驚又懼：驚的是留學生果真能團結一致；懼的是罷課難於持久不懈，以致證實了日本報道的讕言蜚語。為此，他憂心如焚，憤恚難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讀到《朝日新聞》的惡意攻訐，就更感到無法忍受，痛不欲生，遂於晚間伏案疾書，寫下了一份悲壯凄愴的《絕命辭》，情深意切地激勵學生界堅持一心，貫徹始終，做到“堅忍奉公，力學愛國”，使日本報章的種種誣陷伎倆不能得逞。在《絕命辭》裏，陳天華還告誡國人，決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說教，“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諄諄規勸人們不要聽從那些親日的主張，“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次日晨，他將《絕命辭》挂號寄留學生會館楊度收，隨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盡。噩耗傳出，留學生群聚會館前，《絕命辭》“一人宣讀之，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①。留學界同聲哀悼，罷學返國者，絡繹不絕。
陳天華在《絕命辭》裏勸告人們：“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問題而死。”他聲明，主要是對日本報章侮為“放縱卑劣”極為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又稱：“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卧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亟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因此，陳天華的投海，不能認為是意志薄弱，灰心喪志，而是以一死來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①。無疑，譽為蹈海英雄，陳天華是當之無愧的。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一日（1906年5月23日），陳天華的靈柩運返長沙。革命黨人禹之謨、陳家影、寧調元等首倡將陳的靈柩與在上海投江的②永井算已：《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論叢》，東京汲古書店1983年版，第4—6頁。
①永井算已：《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論叢》，東京汲古書店1983年版，第142頁。
①《陳星台先生〈絕命書〉跋》，《民報》第2號。
姚宏業的靈柩一同葬於長沙嶽麓山，遭到官方阻撓，於是發動各學堂學生群起抗爭。初七日（29日）長沙全城學生出動，護送陳、姚的靈柩，首尾綿延十多里，哀歌動地，鞭炮震天，分從朱張渡、小西門兩處渡江。“適值夏日，學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長沙城中觀之，全山為之縞素。”②“公葬陳姚”的事件，成為一次震驚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
陳天華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激情洋溢，悲壯感人。而蘊蓄在他的著作里最為昂揚生動的內容，又首推強烈的反帝愛國主張。聽聽他在《猛回頭》裏一段怵目驚心的唱詞吧：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
這中國，哪一點，我還有分？
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降洋！①面對如此危如累卵的處境，陳天華並不感到氣餒，而是豪邁沉毅地號召人們奮起反抗。他在《警世鐘》裏寫道：齊把刀子磨快，子葯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仇人方罷手！”我所最親愛的同胞，我所最親愛的同胞，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殺！殺！殺我累世的國讎，殺我新來的大敵，殺我媚外的漢奸。殺！殺！殺！②在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危急之秋，這種豪言壯語，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張啊！
在陳天華的著作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稱作“洋人的朝廷”，而且嚴肅地指出：“中國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麼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從何處勤哩？”①他也如同孫中山、章太炎、鄒容一樣，把民主革命看作順天應人，符合歷史進化規律的運動，認為“質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聖葯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滿着謳歌民主，盛讚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詞，宣稱“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②。所以，他在《絕命辭》裏又諄諄②《絕命辭》，劉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①曾傑：《乙戌集》，《黃花崗與中國同盟會》。
②劉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第35—36頁。
①劉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第71頁。
②同上書，第76頁。
相囑：“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
由於陳天華“所著咸用白話文或通俗文，務使輿夫走卒皆能讀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冊散播於長江沿岸各省，最為盛行，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其中以《猛回頭》、《警世鐘》二種為效力至偉”③。尤其在湖北新軍里，流傳最廣，“各兵士每每讀《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即奉為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學堂之青年，亦時以偷看《猛回頭》為樂”①。清廷也早有察覺，故廣張文網，嚴行查禁，但卻事與願違。光緒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華龍華會員曹阿狗公開演唱《猛回頭》，被劣紳告發。金華知府嵩連將曹慘殺，“廣出告示，嚴禁逆書《猛回頭》，閱者殺不赦，以曹阿狗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觀此逆書之人轉多，於是革命之風潮乃又加緊一度矣”。②辛亥革命時期兩個卓越的革命宣傳家——鄒容和陳天華，雖然因盡瘁革命大業而過早地捨身成仁，沒有親身參與推翻清廷、創立共和國的決戰，但辛亥決戰的偉大勝利，是與他們屹立於宣傳陣地的前沿，不怕犧牲，百折不撓地喚起民眾，激勵民眾投身於這次決戰的勞績分不開的。他們前驅先路，號角警鐘的殊勛，永遠銘刻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豐碑上。
③《中國革命史論》，《陳天華集》，第215頁。
①馮自由：《〈猛回頭〉作者陳天華》，《革命逸史》第2集。
②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編第七章《武昌日知會之破案》上冊，第130頁。第二十七章章太炎第一節從埋頭“稽古之學”到主張“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顧炎武（初名絳，入清后改名炎武）
的為人，更名絳，號太炎，浙江餘杭人。曾用名和筆名有絳叔、西狩、末底、戴角、獨角、菿漢閣主、台灣旅客、支那夫、劉子政私淑弟子、劉子駿之紹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章太炎初從外祖朱有虔（左卿）受業，自稱：“餘十一歲時，外祖朱左卿授余讀經，偶讀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余曰：‘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於此。”③光緒十六年（1890），到杭州詁經精舍受業。詁經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一脈相承下來的清代著名樸學大師，撰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校正群經，諸子句讀，審定文義，並分析其特殊文法與修辭，治學方法縝密，章太炎受其影響，埋頭“稽古之學”，“出入八年，相得也”。①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敗，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書齋，聽到康有為設立強學會，“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①。並於二十二年（1896）歲闌，辭別俞樾，來到上海，擔任《時務報》編務。
章太炎當時的辦報主張是“馳騁百家”，“引古鑒今”，“證今則不為巵言，陳古則不觸時忌”②。他在《時務報》任職不久，文章也只發表《論亞洲宜自為唇齒》和《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兩篇。他認為，凡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殊方異俗”）的“長技”，可資中國“借鏡”，可以作為改變成法（“益損政令”）的參考，例如舉辦“有益於黃人”的學會。應該“修內政”，行“新制度”，不能“惟舊章之守”，而須“發憤為天下雄”③。他認為：“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④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應該“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實施政治改革。
與此同時，章太炎又編撰《經世報》、《實學報》和《譯書公會報》。
還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書李鴻章，企求他能“轉旋逆流”⑤；也曾跑到武昌，幫張之洞辦《正學報》，幻想藉助他的實力推動變法。
③陶成章：《浙案紀略》上卷，第1章第4節《猛回頭案》。
①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筆記》，《制言》第25號。①章太炎：《謝本師》，《民報》第9號。
②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筆談》，查章太炎參加的是上海強學會。③章太炎：《致汪康年書》，拙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14頁。④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章太炎政論選集》，第7頁。
⑤章太炎：《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章太炎政論選集》，第13頁。不久，“百日維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灣。他對“六君子”的慘遭殺戮深表憤慨；對康有為“內不容於讒構”而“見詆於俗儒鄉愿者”為之解脫；對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驕橫極為仇恨，“討之猶可，況數其罪乎？”①經歷維新新政的破滅，他的“革政”思想較前又有發展。
既不滿清朝統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沒有轉向革命。
章太炎將怎樣“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鎮”的課題，認為滿洲貴族，是客帝；中國的“共主”應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認過去民族壓迫的錯誤，擁護孔子後裔，做“虛君”，自己退居為齊桓、晉文般的霸主，發憤自強，那麼反滿情緒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於滿人，而地割於白人”。“分鎮”也是章太炎在外國侵略、清政腐朽的情況下提出的一種改良設想。認為政治危急之際，“猶賴有數鎮稍自奮起，足以扶危而定傾”。因此，不能削弱藩鎮，而“甘心於白種之陵籍”。藩鎮和立憲政並不矛盾。“板蕩之世，非得藩鎮以尊攘，則憲政不立”。他舉明治維新為例，“若皇德貞觀，廓夷歸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歸之一憲，藩鎮將奔走趨令，如日本之薩、長二藩，始於建功，而終於納土，何惠自擅？”②此後，進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③他反對滿洲貴族統治的喪權辱國，而對漢族地主階級還存幻想。他嚮往的還是明治維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間，他曾將所寫論文匯成《訄書》。光緒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國。
①章太炎：《上李鴻章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54頁。
②章太炎：《答學究》，《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2頁。
③章太炎：《藩鎮論》，《章太炎政論選集》，第102頁。
第二節鼓吹反清革命和“蘇報案”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一夥的賣國原形暴露無遺，章太炎受到極大震動，從維新夢中醒來。七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上，他激烈反對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滿，一面勤王”的模餬口號，“宣言脫社，割辮與絕”，撰《解辮髮》以明志。對過去設想的“客帝”、“分鎮”也予“匡謬”，說是“余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於形勢遠矣”。進而提出：“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④接着，章太炎樹起反清的旗幟，開始向改良派展開鬥爭。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東京《國民報》發表《正仇滿論》，尖銳批判梁啟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於革命，而思以憲法易之者，為其聖明之主耳。”光緒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橫濱，后入東京，和孫中山“定交”，他們共同商討“開國的典章制度”和中國的土地賦稅以至建都問題，《訄書》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記錄了他倆當時的討論情況。
六月，章太炎返國，為上海廣智書局“藻飾譯文”，曾譯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會學》。他還“刪革”《訄書》，並立“有修《中國通史》之志”，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①。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國教育會贊助成立的上海愛國社任教。這時，抗法拒俄運動展開，革命形勢發展，而康有為卻發表了《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反對“革命者開口攻滿洲”，以為“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鼓吹光緒帝復辟。章太炎看到后，公開批駁，指出康有為所謂“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實際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光緒帝只是“未辨菽麥”的“小丑”，他當初贊成變法，不過是“保吾權位”，如果一旦復辟，必然將中國引向滅亡。章太炎讚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①他又為鄒容《革命軍》撰序，說是“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②。《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先後在《蘇報》發表③，立即引起中外反動派的仇恨，於是發生了震動全國的“蘇報案”。
“蘇報案”發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難。他除在敵人的法庭上和監獄中憤怒地斥責中外反動派的卑劣勾當，宣言“不認野蠻政府”外，又繼④章太炎：《分鎮》，《章太炎政論選集》，第107頁。
①章太炎：《客帝匡謬》，《訄書》重印本“前景”。
①章太炎：《致梁啟超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107頁。
②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204頁。
③章太炎：《革命軍序》，《章太炎政論選集》，第192頁。
續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說：“新者，一人一代，不過一新而不可再。滿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蠹蝕，其材已不可復用，而欲責其再新，是何異責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④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說：“天命方新，來複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①章太炎入獄三年，潛心佛學，讀《瑜珈師地論》、《成唯識論》，而革命之志毫不動搖，曾支持光復會的成立。
④《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在《蘇報》發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①章太炎：《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章太炎政論選集》，第243頁。第三節主編《民報》，講授國學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獄，中國同盟會派員至滬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述“平生的歷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認為最緊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之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認為“古事古迹，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②章太炎主編《民報》，自第七號起（1906年9月5日出版），編至第十八號（1907年12月25日出版），以腦病辭職，由張繼接辦1期（十九號），陶成章接辦3期（第二十——二十二號）。二十三號起（1908年8月10日出版），仍由他主編，出至第二十四號時（1908年10月10日出版），《民報》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了不少政論，基本上是宣揚同盟會的革命綱領的。在《民報一周年紀念會祝辭》中強調：“掃除腥羶，建立民國。”①《民報一周年紀念會演說辭》說：“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華民國，不怕不立。”②由章太炎手撰，以“軍政府”名義發表的《討滿洲檄》，更明確指出：“自盟而後，為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諭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③章太炎在論文中強調革命黨自身的建設，認為“優於私德者亦必優於公德，薄於私德者亦必薄於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須“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應該做到“知恥”、“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④。
章太炎在論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競名死利”、“志在千祿”的醜態。
並說：“夫其所操技術，豈謂上足以給當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論，不可以為成文之法；雜博之記誦，不可以當說經之詁；單篇之文筆，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華辭，不可以備瞽矇之頌；淫哇之賦詠，不可以瞻國政之違。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視經方陶冶之流，猶尚弗及，亦曰以是嘩世取寵而已”⑤。指出改良派的“謀立憲”，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橫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戶，士習囂競，民苦騷煩”，表示堅決反對①。他還在《民報》上刊發別人批駁《新民叢報》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的文章，大都針鋒相對，文字銳利，“真是所②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章太炎政論選集》，第233頁。
①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章太炎政論選集》，第272—276頁。②《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26頁。
③同上書，第330頁。
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收入《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2。
⑤《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09—323頁。
①章太炎：《箴新黨論》，《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38頁。
向披靡，令人神旺”②。
章太炎在主持《民報》期間，還與張繼、劉師培、蘇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發起亞洲和親會。在他手擬的《約章》中標明：“本會宗旨在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約章》還提出：一，亞洲被侵略各國，先以中國、印度組織成會，“亦謂東土舊邦，二國為大，幸得獨立，則足以亞洲屏蔽”。二，入會各國，應該“互相扶助，使各得獨立自由為旨”，如果“一國有革命事，余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三，入會會員，應“捐棄前嫌”，“互相愛睦”。雖則各國教術各異，“種族自尊”，但應“相知益深”，共同“排擯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亞洲和親會成立活動的時間雖只1年多，但它以“反對帝國主義”載入《約章》，反映了亞洲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意願。
與此同時，章太炎還在東京組織國學講習會，編國學振興社講義，並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起為青年講學，講《說文解字》、《莊子》、《楚辭》、《爾雅》、《廣雅疏證》、《漢書》、《文心雕龍》、《毛詩》、《文史通義》等，早期前往受業的有黃侃、朱希祖、龔寶銓、錢玄同、周樹人、許壽裳等。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請”，下令封禁《民報》，章太炎三次致書“移讓日本內務大臣平田東助”，進行批駁：“私謂貴國自有歷史以來，以剛毅愷明稱於天下，必不茹柔吐剛，以纖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滿洲政府之羈軛，以撓鄰國士民之氣。”③並親蒞警廷，責問裁判長：“我言革命，我革中國之命，非革貴國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動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國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動中國人，非鼓動日本人，於貴國之秩序何與？於貴國之治安何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國法律皆然，貴國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國不諱言革命，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我國聖人之言也。故我國法律，造反有罪，革命無罪，我何罪？”問得“廳長無言”①。
《民報》“封禁”，章太炎在東京繼續講學，“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②，主要是“文字音韻之學”。他還寫了大量學術著作《新方言》、《國故論衡》、《劉子政左氏說》、《莊子解詁》、《小學答問》、《齊物論釋》、《文始》等陸續刊行。這些專著，種類繁賾，字數眾多，在語文、歷史、哲學方面，均有創穫，對近代學術產生很大影響。而宣統元年（1909）以後，他的政治論文卻相對減少。
還在《民報》“封禁”前，章太炎和孫中山發生矛盾。此後，汪精衛續辦《民報》，章太炎作《偽民報檢舉狀》，又和陶成章重組光復會，鬧派別糾紛。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還是沒有變，沒有睽離“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③。他在主辦的《教育今語雜誌》上以“共和紀元”，在《緣起》中叫人要“愛祖國”、“愛中夏”、②章太炎：《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75頁。③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冊，第4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①章太炎：《為民報封禁事移讓日本內務大臣平田東助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485頁。②《章太炎先生答問》，《章太炎政論選集》，第258頁。
③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除“外禍”、“辟邪辭”①。武昌起義前夕，還寫了《誅政黨》，揭露“競名死利”、“同為民蠹”的立憲黨的各種表現②。武昌起義消息剛傳來，“滿洲留日學生，驚慌萬狀，有主張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書正告：“所謂民族革命者，本欲復我主權，勿令他人攘奪耳，非欲屠夷滿族，使無孑遺，效昔日揚州十日之為也；亦非欲怒視滿人不與齊民齒敘也。”“若大軍北定宛平，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優遊共和政體之中，其樂何似？”③他沒有忘懷革命，他與同盟會之間的爭論，也只能說是革命派內部的派別糾紛。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對敵鬥爭的英勇，攻戰文字的犀利，至今猶感生氣勃勃。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
①章太炎：《復孫中山書》，1912年1月，《大中華》2卷12期。
②《教育今語雜誌》第1冊，1910年3月10日出版。
③章太炎：《誅政黨》，檳榔嶼《光華日報》1911年10月26、28、31日，撰寫則在武昌起義前。第四節在袁世凱統治時期武昌起義勝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④的錯誤口號，主張解散同盟會，並和一些立憲黨人在一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聘任章太炎為總統府樞密顧問，他不願常駐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討論建都問題時，章太炎主張建都北京，認為“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⑤。他依戀舊制度，說“**非無良規，共和非無粃政”，“政治法律，皆依習慣而成”①，主張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廢省存道”，而對代議民主制則表示反對，主張“限制財產”，又以“奪富者之田以與貧民”為“大悖乎理”②。
南北和議告成，袁世凱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凱“厲精法治”，“以厝中夏於泰山磐石之安”③。在用人問題上，以為“同盟會人材乏絕，清流不歸”④。反對“政黨內閣”，提出“取清時南方督撫有材名者以充閣員之選”⑤。說什麼：“漢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敗隋之故吏。”主張“循舊貫”，用“老吏”⑥。將中華民國聯合會與一些小政團合併，改組為統一黨，以後更與民社等並為共和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
袁世凱給了章太炎一個總統府高等顧問的空銜，不久又委任為東三省籌邊使，調出北京。章太炎興緻勃勃地跑到東北去“興辦實業”，設東三省籌邊使署於長春，擬《東三省實業計劃書》，提出“設立三省銀行，以圓易吊，使民易知”，並鑄造金幣。“欲鑄金幣，又不可不預浚金源，非開辦金礦，收買金砂，不足以供鼓鑄。又請開浚松花江、遼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還擬“組織報館”，“設會研究”⑦。但沒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訓使他猛醒過來，他沉痛地《挽宋教仁》：“願君化彗孛；為我掃幽燕”，對袁世凱不信任了。4月，“託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謁黎元洪，在鄂致電袁世凱，請去梁士詒、陳宦、段芝貴、趙秉鈞“四凶”①。接着，由武漢到了北京，袁世凱設法籠絡。5月25日發令“章炳麟授以勛二位”②，“冀以歆動”。6月4日，離京來滬。而他早先提議在東北籌設實業銀行的借款，財政部長梁士詒不肯蓋章，章太炎“實業計劃”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與我輩，忌疾甚深，罵亦阻撓，不罵亦阻撓”，於是決計“辭差”，“奉身而退”。③④章太炎：《致留日滿洲學生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519—520頁。⑤《章太炎之消弭黨見》，天津《大公報》1911年12月12日。
①章太炎：《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章太炎政論選集》，第532頁。②章太炎：《大共和日報發刊辭》，《章太炎政論選集》，第537頁。
③章太炎：《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章太炎政論選集》，第533頁。④章太炎：《致袁世凱論治術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584頁。
⑤章太炎：《上大總統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12頁。
⑥《民立報》1912年6月25日。
⑦章太炎：《內閣進退論》，《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06頁。
①《大共和日報》1913年2月1日。
②《民立報》1913年5月14日。
③《民立報》1913年5月27日。
1913年7月，孫中山、黃興舉兵武力討袁，章太炎卻不信賴，說什麼“討袁者亦非其人”④。他既罵袁世凱“用心陰摯，正與西太后大同”，又說孫中山“與項城一丘之貉”⑤。“謂宜雙退袁與孫、黃，改建賢哲，仆則承命”⑥。以為“若為久遠計，凡一政黨，非有實業為中堅，即有俠士為後應，無此即不足以自樹。非實業則費用不給，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俠士則氣勢不壯，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⑦。以為總統改選，“大抵仍宜推舉黃陂，必不肯任，然後求之西林”。“黃陂之廉讓，可望責任內閣；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貪邪”①。黎元洪（黃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舊官僚，民國新軍閥，章太炎對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師”，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嶇，道路以目”，以為“吾雖微末，以一身攖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曉然於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為”②，表示不畏強暴，敢臨虎穴；另一方面又以為“共和黨勢漸擴張，此為可熹”③，“連日議員入黨者，已增三十人矣，驥老伏櫪，志在千里，況吾猶未老耶？”④但是，袁世凱對章太炎還是不肯放鬆，對他加緊迫害，把他軟禁起來，梁士詒、趙秉鈞等還欲“捏造證據，置章於死”⑤。
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車離京，為軍警所阻。7日，“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之包藏禍心”，仍被監禁。曾決意絕食，“以死爭之”，自云：“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吾何言哉！”⑥直到19年袁世凱死後，才被釋放。在監禁期間，編成《章氏叢書》初編。④章太炎：《致伯中書四》，《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55頁。
⑤章太炎：《致伯中書九》，《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66頁。
⑥章太炎：《致伯中書八》，《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61頁。
⑦章太炎：《致伯中書九》，《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66頁。
①章太炎：《致伯中書十四》，《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77頁。
②章太炎：《致伯中書八》，《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61頁。
③章太炎：《致伯中書十三》，《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75頁。
④章太炎：1913年8月17日《家書》。
⑤章太炎：1913年8月26日《家書》。
⑥《民立報》1913年8月23日。
第五節參與護法運動，反對國共合作19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這時，孫中山也在上海，曾兩電黎元洪“規復約法，尊重國會”；章太炎也認為“約法、國會，本民國固有之物，為袁氏所摧殘”，主張“維護”⑦。此後，他多次和孫中山一起參加會議，基本主張與孫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慶，視“雲階”（岑春煊），更“出遊南洋群島，歲晚始歸”。孫中山致電黎元洪，認為章太炎“碩學卓識，不畏強御，古之良史，無以過之，為事擇人，竊謂最當”，推舉章為國史館長。①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軍團在北京開會，商討對德宣戰。5月7日，國會討論參戰案；10日，段祺瑞組織“公民請願團”等，包圍國會，毆辱議員。章太炎和孫中山兩次致電黎元洪，要求嚴懲“偽公民犯法亂紀之人”，“嚴懲暴徒主名”，“勿令勢要從旁掣肘”②。6月7日，張勳率軍北上，與段派集議，電黎“調停須先解散國會”。孫、章聯電陸榮廷等南方各省督軍、省長，指出：“調停戰事之人，即主張復辟之人；擁護元首之人，即主張廢立之人。”“叛人秉政，則共和遺民必無噍類”③。又聯名致電陳炯明：“國會為民國之命脈，調和乃借寇之資糧”，“今者群盜鴟張，叛形已著，黃陂與之講解，實同降伏”④。
7月1日，張勳復辟。3日，章太炎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等“集議孫公邸中”，“協議掃穴犁庭計畫”①。接着，與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何香凝乘海琛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於7月17日抵粵。當有人詢以討逆計劃時，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孫中山來粵，所抱之希望頗大”，“討逆之舉，即為護法而起，惟不違法之人而後可以討逆”②。永豐、同安、豫章三艦抵達黃埔，孫、章一起前往迎迓。廣東各界開歡迎海軍大會，孫中山、程璧光到會，章亦參加。9月1日，國民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政府大元帥，章太炎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大元帥就職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說：“民國根本，掃地無餘，猶幸共和大義，浹於人心，舉國同聲，誓殲元惡”，誓“與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③此後，因護法軍政府中派系鬥爭激烈，章“欲西行”，孫中山勸以“不當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願為軍政府爭取外援，到雲南聯絡唐繼堯。當他抵達昆明后，多次向唐進言，促唐東下，但“唐終託故不出”。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人民革命運動日漸發展，章太炎卻由反對軍閥割據逐漸演變為贊成軍閥割據。1920年11月，湖南通電“湘省自治”，章太炎隨即在北京《益世報》發表《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認為“宜虛置中⑦章太炎：1914年5月23日《家書》。
①19年7月3日章太炎在浙江國會議員歡迎會上講話，《中華新報》19年7月4日。②《中華新報》19年12月14日。
③《時報》1917年5月12日、14日。
④《時報》1917年6月10日。
①《時報》1917年6月10日。
②《時報》1917年7月4日。
③《時報》1917年7月28日。
央政府”，“軍政則分於各省督軍”④。接着，又主張使“地方權重而中央權輕”，“各省自治為第一步，聯省自治為第二步，聯省政府為第三步”，還“必以本省人充軍民長官”⑤。這種“聯省自治”說，和孫中山的統一主張背道而馳。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職，章太炎以為“非法”，並以“聯合自治不可反對為獻”①。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章太炎以為“統一利害，久處南方者自知，若謂藉此以緩最高問題，則亦非計”②。次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宣言，接受了中國**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分析和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錯誤的、反動的政治流派，包括“聯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又系統講述了三民主義。10日，決定應馮玉祥的電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對改組后的國民黨表示不滿，在國民黨右派馮自由等的慫恿下，發出《護黨救國宣言》，“冀以同盟舊人，重行集合團體”。不久，馮自由組織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章太炎也組織了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背離孫中山，反對**。
④《章太炎政論選集》，第744—745頁。
⑤同上書，第752—753頁。
①《申報》1921年1月6日。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中華民國十年，五十四歲”。
第六節晚年主張抗日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章太炎發出《為上海英租界巡捕慘殺學生之通電》。“以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肅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後患。惟有責成外交當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幾一勞永逸，民慶再生”③。
1927年，賦詩自述：“見說興亡事，拿舟望五湖”①。晚年在蘇州講學，組織國學會，欲“甄明學術，發揚國光”。1933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之華袞，粹然成為儒宗”。
但是，當帝國主義蹂躪祖國，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候，章太炎起來譴責國民黨“怯於御亂而勇於內爭”。1932年，北上見張學良；次年，又與馬相伯等聯合發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對於當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僅作消極之抵抗，同時更應動員全民族積極收復失地、根本消滅偽國”②，呼籲抗日。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宋哲元進行壓制。章太炎致電宋哲元：“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③12月24日，上海學生北上請願，國民黨加以阻撓，章太炎“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但認政府當局，應善為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產頭銜，武力制止”④。請願學生經過蘇州時，又“派代表慰勞，並囑縣長饋食”⑤。他“瞻顧民族之前途，輒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⑥，臨終前，在《答友人書》中還說：“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令共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勢耳。此輩雖多狙詐，然其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伏明甚”⑦。儘管章太炎不可能對**有真正認識，但他對**的堅持抗戰、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還是覺察的。儘管章太炎晚年的行為也有使人失望之處，卻仍保持了愛國主義晚節。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魯迅評述章太炎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又說：“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受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①魯迅的評價是中肯的。
③章太炎：1923年1月21日《致李根源書》。
①《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12—813頁。
②章太炎：《生日自述》，《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20頁。
③章太炎：《與馬相伯、沈恩孚聯合宣言》，《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34頁。④《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72頁。
⑤《申報》1935年12月26日。
⑥浙江圖書館：《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
⑦章太炎：《與馬相伯、沈恩孚聯合宣言》，《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35頁。①章太炎：《答某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74頁。
第七節著述的編印章太炎的論著，很多散見於各種報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後在《時務報》、《經世報》、《實學報》、《譯書公會報》、《昌言報》、《清議報》、《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彙報》、《台灣日日新報》、《國民報》、《蘇報》、《國民日日報》、《浙江潮》、《復報》、《民報》、《漢幟》、《國粹學報》、《學林》、《教育今語雜誌》等報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見於《民國報》、《大共和日報》、《民立報》、《申報》、《民國日報》和他自己主編的《雅言》、《華國》、《制言》中。
章太炎論文最早的結集是《訄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冬付梓，次年出書，蘇州木刻本，錄《尊荀》等50篇，另“補佚”2篇。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從日本返國，將《訄書》“刪革行於世”，於光緒三十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鎮》改為“匡謬”，作為“前錄”，又將篇目調整為63篇，以《原學》、《訂孔》始，以《解辮髮》終。光緒三十四年（1908），《民報》封禁前後，章太炎着手編輯《太炎集》，所錄以學術論文為多②。不久，他又手改《訄書》，準備增加《原儒》、《原經》等學術論文，對重印本革命之作每加刪削。
1914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凱幽禁期間，手定《章氏叢書》，包括《春秋左傳讀敘錄》1卷，《劉子政左氏說》1卷，《文始》9卷，《新方言》11卷、附《嶺外三州語》l卷，《小學答問》1卷，《說文部首韻語》1卷，《莊子解故》1卷，《管子余義》1卷，《齊物論釋》1卷，《齊物論釋》重定本1卷，《國故論衡》3卷，《檢論》9卷，《太炎文錄》文錄2卷、別錄3卷、補編1卷，《菿漢微言》1卷。有上海右文社鉛字排印本、浙江圖書館刊本、上海古書流通處印本和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誤字；浙江圖書館本刊印最精，收錄較多①。所收大都是學術專著，《太炎文錄》也只收錄了一些詩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鬥爭文章竟被刊落，如發表在《浙江潮》的《獄中贈鄒容》等詩，發表在《蘇報》的《獄中答新聞報》、發表在《民報》的《復吳敬恆書》以及許多“時評”，《文錄》多未收載。《檢論》是他就《訄書》增刪而成的，但《客帝匡謬》、《分鎮匡謬》和《解辮髮》等篇也被刪落了。
1933年，章太炎弟子吳承仕、錢玄同校刊《章氏叢書續編》，收《廣論語駢枝》1卷，《體撰錄》1卷，《太史公古文尚書說》1卷，《古文尚書拾遺》2卷，《春秋左氏疑義答問》5卷，《新出三體石經考》1卷，《菿漢昌言》6卷，共7種，所收不多，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戰鬥之作。
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章氏叢書》三編，1938年在武漢排印《太炎文錄續編》，對《太炎文錄》初編、補編不收之作，“不敢續錄”，《華國》、《制言》所載書札也未闌入。
因此，《章氏叢書》初、續、三三編，並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備，特別是有關政論性的詩文、演說辭、時評、函電等，刊落很多。
至於時人編輯或坊間流行的，則有《章太炎文鈔》5卷，靜葊編輯，1914②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冊，第444頁。
①《太炎集》，抄本，北京圖書館藏，系年編次。
年3月上海中華圖書館石印本；《太炎最近文錄》1冊，錢須彌編輯，1915年4月上海國學會書室鉛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話文》1冊，吳齊仁編，1921年上海泰東書局鉛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牘》、《章太炎尺牘》、《章太炎文選》等。其中《章太炎文鈔》出版在《章氏叢書》初編之前，掇拾《訄書》和《民報》、《國粹學報》諸文，間有《章氏叢書》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錄》一書，據編者稱：“與右文社近刊之《章氏叢書》無一重複”，其實只是章太炎1911年到1913年間在報刊上發表的宣言、函電等的彙輯；“附錄”雖也曾錄有載於《民報》的文字，但數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話文》都是章太炎發表在《教育今語雜誌》上的講演記錄。至於《章太炎先生尺牘》等，則校印多訛，很少可取。
解放后，學術界曾注意搜集和整理章太炎的遺文。1979年，由有關研究單位、高等院校和章太炎弟子，分工編輯《章太炎全集》，已出6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華書局1977年曾出版了《章太炎政論選集》。
第二十八章秋瑾第一節抱“匡濟艱危”之志秋瑾，原名秋閨瑾，小名玉姑，字璿卿，號競雄、旦吾、鑒湖女俠、漢俠女兒，浙江省山陰縣（今紹興市）人。清光緒元年十月十一日（1875年11月8日）生於福建閩縣。祖父秋嘉禾多年仕宦福建，父秋壽南同治年舉人，母單氏出身浙江省蕭山城內望族。
秋瑾在福建度過童年時代。她曾在祖父官衙耳聞目睹外國侵略分子的飛揚跋扈，深以為憂地對母親說：“這樣下去，中國人要成為他們的奴隸了。”②從幼年起，秋瑾與兄秋譽章在家讀書，由父母課督。她讀書用功，天資聰穎，除讀四書五經外，還廣泛涉獵各種詩詞、小說、史書，對一些描述古代遊俠，特別是女傑的作品，懷有濃厚興趣。
光緒十六年（1890），秋瑾由閩返浙，居紹興城內和暢堂，除繼續讀書外，又向其蕭山外婆家表兄弟單老四習武藝。
光緒二十年（1894）夏，秋壽南任職湖南湘潭縣厘金局，一家隨往。經媒人說合，父母作主，秋瑾於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五日（1896年5月17日），嫁湘潭城內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字廷鈞）為妻。王子芳為不學無術的紈袴子，秋瑾對這樁婚事本極不願，婚後夫妻感情淡漠，秋瑾抑鬱不歡，激起對封建綱常之痛恨。
戊戌變法失敗后，王子芳入貲為工部主事（后遷戶部郎中），赴京任職，秋瑾同往。在北京，秋瑾聞見官場種種污穢，十分憤慨，曾寫《黃金台懷古》譏諷之：“薊州城築燕王台，招士以財亦可哀！多少賢才成底事，黃金便可廣招徠？”①不久，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軍侵佔北京，秋瑾與王子芳匆忙離京返湘避難。其時秋瑾以強烈的憂國心情，寫了《杞人憂》：“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將巾幗易兜鍪。”①她後來回顧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②光緒二十七年九月（1901年11月），王子芳赴京復職，秋瑾也重到京華。但不久其父在湖南桂陽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又返湘居喪。其母、兄則在湘潭城內賃屋開設“和濟錢莊”，但開張不到一年便本金虧盡，被迫關閉。不久，其母、兄等皆離湘回浙。秋瑾在夫家更感寂寞苦悶。
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秋瑾攜女兒王燦芝，再次赴京，與王子芳一同生活。這時，秋瑾結識了與王子芳同在戶部任職的廉泉之妻吳芝瑛。吳氏是當時著名的“桐城派”學者吳汝綸之侄女，思想開通，精於書法、詩詞，比秋瑾年長7歲。二人結識后感情日篤，幾乎“無一日不相見”③。至次年正②上海右文社本，印於1915年，章太炎曾有手校本；浙江圖書館本刊於1919年，其中《齊物論釋》重定本、《太炎文錄補編》、《菿漢微言》3種，為右文社本所無。
①秋高：《秋瑾遺事》。
①《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頁。
②同上書，第60頁。
③《致王時澤書》，《秋瑾集》，第47頁。
月，即立盟結拜為姊妹。此外，秋瑾還結識了紹興同鄉陶大鈞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師大學堂執教的日本人服部繁子等人。
清末，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在國內很快傳播，大批中國青年出國留學，前往日本留學者尤多。秋瑾在吳芝瑛、陶荻子等處，常看到一些宣傳革命和救國的新書報，眼界為之大開，憂國之情更趨強烈，便更加不安於過碌碌無為的生活。她表示：“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①乃決心擺脫依附丈夫生活的地位，出國留學。王子芳極力反對，竟竊走秋瑾自籌用作留學費用的珠寶財物，以阻其行，引起秋瑾極大反感，從此夫妻反目成仇。秋瑾另籌學費，脫下紅裝，丟掉女子裹腳布和三寸弓鞋，換上全副男裝，直至犧牲，終未再穿清朝禮服。
從準備出國留學遭丈夫阻止這件事，使秋瑾認識到，女子“革命當自家庭始”的道理②。
①吳芝瑛致徐寄塵書，《民主報》1912年7月2日。
②徐自華：《鑒湖女俠秋君墓表》，《秋瑾集》，第188頁。
第二節東渡日本，參加反清革命光緒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秋瑾離國赴日。她先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所設的日語講習所補習日文，經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結業。在此期間，一度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旋因對校方在教學方法、生活管理上不滿而退出。
在努力完成學業的同時，秋瑾在這半年間還積极參加留日學生各項活動。她廣泛結交進步留學生和革命志士，與周樹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時澤、何香凝、馮自由等都有較多往來。她把志在反清革命的青年引為同志；對浮薄輕佻、吃喝玩樂者深惡痛絕；對那些頑固透頂、借留學為升官發財途徑的人，更“自始至終口誅筆伐，面對面地展開鬥爭”③。她積極發起或參加各種革命團體，開展革命和婦女解放活動，其中包括與留日女生陳擷芬等人一起，對拒俄運動時留日女生成立的“共愛會”進行改組，改名“實行共愛會”，舉陳擷芬為會長，秋瑾為“招待”，欲辦成一個團結全國婦女的團體，引導婦女們參加社會活動，爭取婦女解放。這是秋瑾從事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初實踐活動之一。秋瑾還與人組織“天足會”，提倡婦女放腳①。又曾發動留日女生，開展反對納妾的鬥爭。她自己則寫信回國，請其兄作代表，與王子芳家“開談判離婚”②。這些均表現了秋瑾敢於向當時統治中國的封建禮教大膽挑戰的勇氣。
這年秋，馮自由、梁慕光奉孫中山之命，在日本橫濱成立秘密反清團體“三合會”，作為“交通內地秘密會黨之導線”③。秋瑾得訊后，即與王時澤、劉道一、仇亮、劉復權等共10人，一同加入此會。秋瑾被封為“白扇”（俗稱軍師），劉道一被封為“草鞋”（俗稱將軍），劉復權被封為“洪棍”，是為“洪門三及第”④。加入橫濱三合會，是秋瑾日後廣泛結交秘密會黨的開始。
在參加上述各項活動同時或稍後，秋瑾還積極與人創辦“演說練習會”。在該會所訂十三條簡章的第五條中，規定“會中當附屬一普通語研究會，凡演說皆用普通語”，這是中國近代最早正式提出並實行推廣普通話的組織之一。演說練習會每月開會演說一次，秋瑾儘管浙江口音很重，但努力學習用普通話進行演說。這個組織在留學生的進步青年和革命青年中，有很好的聲譽，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曾親自向秋瑾提出加入該會的要求⑤。演說練習會提倡演說技巧，把演說作為革命鬥爭的一種武器，用以使無錢訂報或沒有文化的人能了解革命的道理，同情和參加革命鬥爭。因此，創辦演說練習會是秋瑾投入民主革命的組織活動的正式開始。
在參與創辦演說練習會同時，秋瑾還積极參与創辦《中國白話報》。該報附設在留學生會館內，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創刊③吳芝瑛：《記秋女俠遺事》，《秋瑾集》，第189～190頁。
①王時澤：《回憶秋瑾》，《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7頁。②周建人：《回憶魯迅》。
③《致秋譽章書》，《秋瑾集》，第39頁。
④馮自由：《朱少穆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2頁。⑤王時澤：《回憶秋瑾》，《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冊，第225頁。
（月刊），內容包括論說、教育、歷史、實業、地理、時評等十幾個項目，全用白話文，它實是一種宣傳反清革命的刊物，從目前所能見到的第一至三期內容看，充滿了激烈反滿的言論。秋瑾以“鑒湖女俠秋瑾”署名，在第一期上發表《演說的好處》，大力宣傳用演說“開化人的知識，感動人的心思”①，並尖銳揭露了清朝官場種種腐朽不堪的醜事。在第二期上，秋瑾發表了《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揭示當時中國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種種事實，大聲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發表了《警告我同胞》，針對中日兩**人截然不同的社會地位，發出強烈感嘆。
在日語講習所畢業后，秋瑾又報名轉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乘學校放假，她決定回國探親和續籌留學費用。實踐女校托她順便在國內招收師範、工藝兩科女生留日。動身回國前夕，遇到剛在浙江各地聯絡秘密會黨，並參與在滬創立光復會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詳細介紹了浙江各地秘密會黨的情況，並為之寫了介紹信，給當時在國內的光復會領導人蔡元培和徐錫麟。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愛國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後去南京，運動資本家辛某之子辛漢，無結果，乃返紹興走訪徐錫麟。四月，經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從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業。五月，秋瑾由紹興到滬，準備再去日本。陶成章這時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紹給在滬的浙江處州會黨頭目丁■、呂熊祥等人，這是秋瑾與浙江秘密會黨有正式聯繫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達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實踐女校註冊，開始新的學習生活。她在此只讀了1個學期，修讀了9門功課，每周上課達33課時，另加6課時自修課。秋瑾以頑強刻苦精神，堅持學習，還在課外堅持體育鍛煉，又學會了製作炸藥之法。
這年七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八月，秋瑾經馮自由介紹，在黃興寓所宣誓加入同盟會，隨即被指定為同盟會評議員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應清廷要求，發佈《關於准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當時中國報刊一般稱之為《取締規則》），剝奪留日中國學生言論、集會、結社、通信的自由權利。日本有的報紙且發表文章，惡意詆毀中國留學生為“烏合之眾”、“放縱卑劣”。中國留學生停課抗議《取締規則》，陳天華且以蹈海自盡抗議日本報紙的詆毀。秋瑾與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體停學回國，另一些留日生則認為這樣做不妥。兩派激烈爭辯，最後由於中國留學生的激烈抗議，《取締規則》沒有實行，多數留學生仍留下學習，秋瑾則與易本羲等人於十一月底離日，十二月回到上海。這時，秋瑾的情緒已平靜下來，她寫信給留在日本的王時澤說：“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者，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矣。”承認留日學習也可救國。她在信中還切望“諸君之無忘國恥”，表示自己歸國以後“亦當儘力籌劃，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於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②。回上海不久，秋瑾首先積极參与創設“中國公學”，用以安置反對《取締規則》而回國的學生。不久，經同盟會員褚輔成介紹，於光緒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潯鎮，執教於潯溪女校，任日文、理科、衛生等課。在潯溪執教期間，秋瑾積極向師生宣傳男女平等、興辦女學和民主革命。在她影響下，該校主教務的徐自華及其妹徐雙韻和學生吳珉（以後改①宋教仁：《我之歷史》，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10頁。②《秋瑾集》，第3頁。
名惠秋）等都參加了光復會和同盟會，成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第三節創《中國女報》，宣傳男女平等秋瑾在潯溪女校執教兩月後，因該校校董金子羽散佈流言蜚語，乃憤而辭職赴滬。同年夏，她赴浙東一次，“陰求死士，得呂東升諸人”①。八月間，與光復會員尹銳志、陳伯平、張劍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慶里，以銳進學社之名聯絡浙江和長江各地會黨，並在此試製炸藥以備起義之用。有一次試製炸藥不慎爆炸，“伯平傷目，瑾傷手”①，幸傷勢很輕，不久即康復。
與此同時，秋瑾為了向廣大婦女宣傳男女平等，組織婦女鬥爭，積極籌創《中國女報》雜誌。她原擬集股萬元，“租座房子，置個機器，印報編書，請撰述、編輯、執事各員，象象樣樣、長長久久的辦一辦”②。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號設立蠡城學社，籌集股金，先在《中外日報》刊登章程、廣告，並將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學堂。但過了不少時間，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連問都沒有人問起，秋瑾極為痛心。在計無可施之下，她邀嵊縣平陽黨首竺紹康，於秋冬之間同往湖南，以計向王黻臣誘得一筆款子，終於在十二月初一（1907年1月14日）在滬出版《中國女報》創刊號。次年正月二十日（1907年3月4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經費拮据，秋瑾又無暇顧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中，開宗明義地揭示創設該刊物之宗旨，是“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並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這個宏願在當時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但在中國歷史上，秋瑾是第一個明確提出要成立“中國婦人協會”，亦即全國婦女協會的人，僅此即可說明她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突出地位。
在所出版的這兩期《中國女報》上，秋瑾發表文章四篇，即《中國女報發刊詞》、《敬告姊妹們》、《看護學教程》和《補登創辦中國女報之章程及意旨廣告》；詩四首，即《感時》、《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感憤》、《劍歌》；歌曲一首，即由她一人作詞譜曲的《勉女權歌》。這些文章、詩歌，連同她前此發表在《白話報》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時已開始、回國後繼續創作的彈詞《精衛石》和其他不少詩詞、書信，是秋瑾宣傳婦女解放的傑作，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珍貴史料。
在這些詩、文、歌、詞中，秋瑾對廣大婦女在婚姻、家庭、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受到的壓迫、歧視，進行了全面的、淋漓盡致的揭露、控訴，對各種歧視婦女的綱常禮教、社會陋習和荒謬論調，進行了有力的批駁、鞭撻。特別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婦女受壓迫之因在於未能自謀生計，經濟沒有獨立，並針對這個原因而探索了婦女爭取解放之途：“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群不可。”③“求學藝”的辦法是大興女學，使女子學得文化知識，然後“做教習，開工廠”以便自立；“合群”則是婦女們聯合起來，依靠自己的鬥爭來爭取平等的權利。更為可貴的是，①《致王時澤書》，《秋瑾集》，第46～47頁。
①陳去病：《鑒湖女俠秋瑾傳》，《辛亥革命》第3冊，第185頁。
②馮自由：《鑒湖女俠秋瑾》，《革命逸史》第2集，第5頁。
③《敬告姊妹們》，《秋瑾集》，第15頁。
秋瑾還把婦女解放與民主革命事業聯繫起來，號召婦女們積極投入反清革命，與男子一起戰鬥：“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人權天賦原無別，男女還須一例擔男和女同心協力方為美，四萬萬男女無分彼此焉！”①秋瑾關於婦女解放的這些思想、理論，達到了同時代中國人的最先進水平，正如郭沫若評述的：“秋瑾不僅為民族解放運動，並為婦女解放運動，樹立了一個先覺者的典型。”②①《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秋瑾集》，第32頁。
②《精衛石》，《秋瑾集》，第130～131頁。
第四節組織反清武裝起義在創辦《中國女報》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於組織反清革命的活動。光緒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萍瀏醴大起義爆發期間，光復會員集議於上海，謀在東南地區起兵策應，秋瑾參與密議。其時，光復會會長蔡元培已不多過問會務，實際主持光復會的徐錫麟則已捐得道台，正擬赴安徽任職。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幹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慶赴滬，與秋瑾商議組織浙江起義之事；徐錫麟也派王金髮到滬，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慶回浙，籌劃浙江武裝起義活動。
浙江是秘密會黨分佈很廣的一個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會黨主要有：以沈榮卿、張恭、周華昌為首的龍華會（以金華為總部），以王金寶、吳應龍為首的雙龍會（以麗水為總部），以竺紹康、王金髮為首的平陽黨（以嵊縣為總部），以敖嘉熊為首的祖宗教（活動在浙北地區），等等。勢力遍佈全省，其中尤以金華府之武義、永康、東陽等縣，台州府之仙居縣，紹興府之嵊縣，處州府之縉雲、青田、松陽、宣平等縣為最。這些秘密會黨都反對清朝統治，在鴉片戰爭后外國教會勢力大舉入侵中國，它們曾一度以反洋教為主要鬥爭目標。但到辛亥革命時期，因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潮流的影響，反滿色彩又濃厚起來，因而成為資產階級革命黨爭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蘭、敖嘉熊等已經在聯絡全浙各地會黨，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礎上把各地會党進一步組織起來，並予以必要的訓練。
從上海回浙到達杭州時，正值徐錫麟由紹興去安慶之際。秋瑾與徐錫麟乃在杭州西湖白雲庵會商，粗略地擬定皖、浙兩省同時起義的計劃：以安慶為重點，以紹興為中樞，金華、處州等同時發動，佔領皖浙兩省重鎮后，分路會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錫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兩地分頭同時抓緊籌備；兩地間的聯絡工作則由陳伯平負責。商定以後，秋瑾即回紹興。這時，萍瀏醴起義業已失敗，但皖浙起義的計劃照舊進行。秋瑾即於十二月中旬（190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間）往諸暨、義烏、金華、蘭溪等縣聯絡會黨。光緒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回紹興，正式接任紹興大通學堂督辦，主持各項校務，並以此為中心，加緊組織浙江革命勢力。
大通學堂全名“大通師範學堂”，由徐錫麟、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創辦。該校普通班設國文、英文、日文、歷史、地理、理化、算術、博物以及體操等14門功課。此外，為了培訓浙江會黨骨幹熟習軍事，特設體操專修科，只學習軍事體操、進行軍事訓練，不學別的課程；專招收金華、處州、紹興三府的會黨骨幹人物，入校進行為期半年的訓練。徐、陶等人還設法以合法和公開的方式，從上海購買了後膛9響槍50支、子彈2萬發。並擬定章程，規定凡大通學員，一律得加入光復會，畢業以後仍受學堂辦事人員的節制。從而大通學堂成了浙江各地會黨的聯絡中心，光復會本部也由上海轉移到了紹興。
秋瑾接任大通學堂督辦后，首先整頓紀律，消除內部宗派糾紛，嚴格各項管理制度，培養學員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紹興城內諸暨冊局（科舉時代諸暨縣考生到紹興參加府試時住宿之地）設立體育會，擬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體操，由秋瑾自己率領，組成一支女國民軍。但因紹興紳、學兩界強烈反對，無報名者，只得作罷。秋瑾乃改招金、處、紹三府會黨骨幹60多人入會習軍事。對於大通學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張努力擴大招生，特於二月二十五日（4月7日）《紹興白話報》第131號附張上，刊登《大通師範學堂第二次招生廣告》。其目的也在於擴展光復會，增強革命勢力。為了掩護革命活動，秋瑾還在大通學堂的開學典禮上，特邀紹興知府，山陰、會稽知縣①到校致詞，並與師生拍照留念。紹興知府貴福見秋瑾辦事能幹、認真，很為滿意，特將其別號“競雄”二字拆開，湊成“競爭世界，雄冠地球”的對聯，送給秋瑾①。這樣，經秋瑾積極整頓，大通學堂面目一新，規模也有了新的發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兩次深入浙東諸暨、義烏、金華、東陽、永康、縉雲等地，廣泛聯絡會黨，並在會黨人員眾多的嵊縣設立光復會秘密機關②。
秋瑾在積極聯絡各地會黨的同時，還抓緊了另一條戰線的工作，即利用各種關係在駐杭州新軍、浙江武備學堂和弁目學堂中發展光復會員。
秋瑾於上年冬由滬回浙時，即在杭州與新軍及武備、弁目二學堂中的革命黨人聯繫，並通過他們發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黨。接任大通學堂督辦前後，她又到過杭州幾次，繼續在新軍及武備、弁目學堂中發展革命黨。經她前後幾次發展入光復會的新軍官兵和武備、弁目二學堂師生有幾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呂公望、葉頌清、朱瑞、周鳳岐、陳國傑、許耀、夏超、虞霆、黃鳳之、張敢忱、傅孟、俞煒、裘紹、周亞衛、陳禮文等人，他們後來都參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義活動，有的並成為主要領導人。連同在會黨中發展入光復會的在內，秋瑾在主持大通學堂的前後半年內，共發展了光復會員600多人③，從而使光復會的勢力得到很大發展。
在聯絡會黨和新軍等取得順利進展的基礎上，秋瑾於三月間將光復會職員編為級，以“黃禍源溯浙江潮，為我中原漢族豪，不使滿胡留片甲，軒轅依舊是天驕”的七律詩為表記。從“黃”字起至“使”字止共級，以“黃”字為首領，推徐錫麟擔任；“禍”字為協領，由秋瑾自己擔任；“源”字為分統，由會黨頭目竺紹康、王金髮、張恭、呂熊祥等擔任；“溯”字為參謀，以會黨頭目充任；“浙”字以下為部長、副部長等等。各級職員均以金戒指為記，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職銜之代名詞或A、B、C等英文字母。經此編組，上自處州府之縉雲，亘金華全府，下及紹興之嵊縣的會黨，都被編組起來了。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會黨和光復會員數千人，按照“光復漢族，大振國權”8個字，分別編成8個軍，總稱“光復軍”，每軍都設置大將、副將，參謀、副參謀，中軍、左軍、右軍，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13個軍職，以白底黑色“漢”字旗為軍旗，以黃色小三角形、內書黑色“復漢”二字並蓋上圖章的旗幟作為順旗。還規定了軍服、頭布、肩章、胸帶、①郭沫若：《秋瑾史跡·序》。
①當時紹興府治所在地及周圍郊區，即今紹興市、縣，分山陰、會稽二縣。②陶成章：《秋瑾傳》，《秋瑾集》，第185頁。
③尹銳志：《銳志回憶錄》，《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第485頁。
圖章、令符等的具體式樣①。至五月間，光復軍初步編成。與此同時，起義的具體行動計劃和發動日期也初步擬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先由金華府發難，繼而處州府響應，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軍前往鎮壓；紹興的光復軍即渡過錢塘江襲擊杭州，在事先約定的駐杭新軍及武備、弁目學堂師生的配合之下，一舉奪取杭州；若攻奪杭州的計劃受挫，則光復軍立即返回紹興，經金華出江西，進入安徽，與徐錫麟會合再圖進取。在浙江發動起義的同時，徐錫麟在安徽亦發動起義，浙皖兩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會攻南京。
在進行這些組織活動時，秋瑾還手訂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復軍起義檄稿》等文件，以備起義時張貼。在這些文告中，秋瑾以強烈的憂國之情，痛切指出當時中國的險惡處境，怒斥清朝統治者各種罪惡。
光復軍起義計劃和發動日期擬定后，秋瑾即派陳伯平報告徐錫麟，約定兩省配合行動。
這時，徐錫麟在安慶擔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權的安徽巡警學堂會辦兼安徽巡警處會辦，他利用職務之便，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向巡警學堂學生宣傳革命，在安慶新軍中爭取進步官兵，為武裝起義加緊積聚力量。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動計劃之前，徐錫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動暴露，乃匆忙決定起義。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借安徽巡警學堂舉行預定的畢業典禮之機，與光復會同志陳伯平、馬宗漢突然發難，槍殺安徽巡撫恩銘，率三十幾名學生衝出學堂，前往軍械庫，激戰四時失敗，陳伯平戰死，徐錫麟、馬宗漢被捕。當天，徐錫麟即遭慘殺，安慶起義失敗。接着，清軍在九江逮捕到徐錫麟之弟徐偉，並得知秋瑾是徐錫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撫馮煦立即將此電告浙江巡撫張曾敭。
此時秋瑾正在對浙江光復軍作最後部署，從大通學堂選派了32人，由俞煒、葉頌清和龍華會頭領周華昌率領，前往杭州，潛伏待命；讓周華昌招部下200人，駐伏杭州江干（錢塘江沿岸一帶），以“伺動靜為內應”①。此外，秋瑾還派周亞衛去嵊縣，讓竺紹康發動同志作準備。
然而，浙江的一些會黨和光復軍，未及等到規定的六月十日起義之期，就紛紛行動。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縣西鄉二十八都村首先發難。之後，金華府的武義縣、金華縣、蘭溪縣、湯溪縣、浦江縣等地的光復軍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當局的重大破壞。恰在這時，紹興劣紳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貴福密報：“大通體育會女教員革命黨秋瑾及呂鳳樵（按即呂熊祥）、竺紹康等，謀於六月初十日起事。竺號酌仙，平陽黨首領，羽黨萬人，近已往嵊縣糾約來郡，請預防。”①貴福即於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進省向張曾敭面陳。
安徽新任巡撫馮煦的來電，浙江各地接連發生的事件以及貴福的報告，使張曾敭確信主持紹興大通學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黨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紹興捕拿、鎮壓。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從報紙上得悉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被殺的消息。她強忍悲痛，立即燒毀光復會來往函件和幹部名冊，指揮轉移大通學堂所藏的大批槍支彈藥。有人向她建議提前起義，但秋瑾以嵊縣和紹興各地的光復軍①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卷，第140頁。
①見秋瑾：《光復軍軍制稿》，《秋瑾集》，第23—26頁。
①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篇，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291頁。尚未集結就緒，堅持待到六月十日預定之期再發動起義。
六月二日（7月11日），浙江官府從杭州派遣新軍300多人，由第一標第一營管帶徐方詔率領赴紹興，因擔心官兵中有革命黨人，行前對全體官兵進行搜身檢查，引起騷動，為附近武備學堂學生聽到，立即向紹興通報。大通學堂方面在次日得報，許多人懇勸秋瑾乘早出走避禍。但秋瑾已置生死於度外，且早認為“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藎、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②。決心以自己的流血，來一洗“女界之羞”，喚起廣大婦女的覺醒。她還給在潯溪女校執教時的學生徐雙韻寄去一詩，表示自己“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壯志猶虛，雄心未滿，中原回首腸堪斷！”①因而她堅決拒絕出走。她命當時從嵊縣趕來勸她出走的王金髮快離開紹興，並要他和竺紹康等人在她犧牲后另謀再起。
六月四日（7月13日）下午，貴福、徐方詔和山陰知縣李鍾岳、會稽知縣李瑞年等人，率清軍包圍大通學堂。此時學堂內還有三十幾人，秋瑾要他們逃出去，有兩名學生在衝出去時被清軍槍殺。最後只大通學堂教員程毅等6人和秋瑾留在學堂內。清軍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並搜去一些槍支彈藥、馬匹驢子和秋瑾所寫的詩詞、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紹興知府衙門，當晚即由貴福、徐方詔、李鍾岳、李瑞年等對她進行了會審，第二天又繼續進行審訊，在審訊中，不論敵人怎樣花言巧語，或是嚴刑逼供，秋瑾始終以凜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氣概對付敵人。她斬釘截鐵地告訴敵人：“論說稿（即清軍從大通學堂內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記箋折亦是我辦，革命黨之事，不必多問！”敵人逼她說出王金髮、竺紹康等人的去處，她以對敵鄙夷、不屑一顧的口氣回答“不知道”三字。敵人刑逼她供出“匪黨共有幾人”時，她再也不予理睬，任憑敵人怎樣軟硬兼施，她始終“堅不吐供”②。最後她只留下“秋風秋雨愁煞人”7個大字，以表示對祖國、民族所處險境的無限憂慮，對革命未成、壯志未酬的無限惋惜。
清廷對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動極為害怕。浙江巡撫張曾敭上奏朝廷說：“此次秋瑾等，乃以學界女子，於國家預備立憲時代，提倡革命，借體育會聚眾謀亂，私蓄軍火馬匹，勾結土匪同時滋事，金華、武義、永康等屬，以及紹興之嵊縣，各處響應，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紹康、王金髮等赴嵊糾匪，謀劫郡城，其意固不專在擄搶，非尋常盜賊可比。”兩江總督端方在給張曾敭電文中也說：“匪首乃系女犯，黨羽多至萬人，聞之深為駭異。”①在用盡各種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後，貴福決定儘快殺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復軍，特別是嵊縣竺紹康、王金髮帶人進攻紹興，營救秋瑾。於是他一面命幕僚編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賬，一面電請張曾敭批准殺害秋瑾。張曾敭立即複電同意。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六日（1907年7月15日）晨，秋瑾在紹興城內軒亭口就義，年僅33歲。
②陶成章：《浙案紀略》，《辛亥革命》第3冊，第43頁。
①《致王時澤書》，《秋瑾集》，第47頁。
②徐雙韻：《記秋瑾》，《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冊，第218頁。
①《辛亥革命》第3冊，第96、193頁。
秋瑾從光緒三十年投身社會活動起，在3年時間裏，為民主革命和婦女解放都作出了傑出貢獻，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女英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革命婦女的楷模”①。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於1960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79年增補重印。
①故宮檔案館：《浙江辦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3冊，第213、211頁。第二十九章宋教仁第一節踏上革命征途宋教仁，字鈍初（也作遯初），號漁父，光緒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生於湖南桃源上香沖的一個地主家庭。從4歲起，他就入塾讀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他轉入桃源縣城裏的漳江書院讀書。
清末政治的**，外國資本主義的頻頻入侵，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再不能安坐於書齋中。基於對偉大祖國的無限熱愛，宋教仁產生了對清朝封建統治的強烈不滿，如何對中國進行政治改革，成了他與同學經常談論的主要內容。有一次，他與同學文駿等人登上院東的漳江閣，縱論中西政治的得失、關塞險厄以及古今用兵的勝敗，大有感慨地說：“中國苦滿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擊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擊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得志於天下。”②因此，雖然他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奉母命參加了縣試，考中了秀才，但他並沒有把繼續博取科舉功名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緒二十九年（1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文普通學堂。主持這次考試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題目是《漢武帝論》，宋教仁下筆千言，洋洋洒洒，極力推崇漢武帝“經營西域、擴張國土、奠定大漢族之基礎”的歷史功績①，深得梁鼎芬的讚賞，被取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蕩，使宋教仁在入學以後無法再埋頭書案，他經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這年6月，黃興從日本回到武漢，在文普通學堂發表演說，痛斥清廷的無能，提倡進行政治改革。宋教仁聽了大為嘆服，立即同黃興結識。從此，他便經常與同學田桐等人在一起，密傳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對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將他逮捕。學堂監督紀巨維十分喜愛他的才學，卻又擔心無力庇護，便暗地諷示他迅速逃走。於是，他就在七月間離開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他在長沙參加了黃興所召集的華興會籌備會議，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他又參加了華興會的正式成立大會，並被推為副會長，從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為目標的華興會，把湖南先發動、各省繼起，然後“直搗幽燕”作為自己的鬥爭方略。所以，在華興會成立不久，他們就派遣“對於本省外省各界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開展活動，“設支部於武昌，結納同志，運動武陽夏三鎮新軍”①。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進步學生呂大森等聯合，組織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湖北支部互通聲氣，呂大森被推為所長，宋教仁則擔任文書。
在一切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後，華興會決定在當年十月十日（11月日）慈禧太后70歲壽誕於長沙發動起義，以武備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為主力，以會黨為輔助力量，省內分瀏陽、衡陽、常德、岳州（今岳陽）、寶慶②吳玉章：《辛亥革命》，第87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①文思：《故農林總長宋教仁傳》。
①荊嗣佑：《辛亥革命見聞》。
五路同時響應。宋教仁除了負責與科學補習所進行聯繫外，具體主持常德一路的組織與發動工作。九月間，他在家鄉變賣家產，為革命籌措經費，后經常德到長沙，才知道起義事機已經泄露。在曹亞伯等人的勸說與資助下，他搭乘一條運煤船前往武漢，追尋黃興。
十月初十日（11月日），宋教仁安全地到達武昌，改換姓氏住在一家客店裏。他從同學口中得悉“此間風潮頗大，科學補習所已閉，武昌梁知府正訪查經武（即胡瑛）的來歷”②。而此時黃興等人在上海新創辦了一個啟華譯書局作為革命機關，準備日後舉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號輪船順流而下，於十五日到達上海。可是，因受萬福華刺殺王之春案的牽連，啟華譯書局遭到破壞，黃興等人已經被捕入獄，宋教仁在上海無法立足，經朋友們的幫助，十二月二十九日（12月5日）浮槎東渡，前往日本。
②劉揆一：《黃興傳記》，《辛亥革命》第4冊，第278頁。
第二節宣傳愛國民主思想宋教仁從長沙起義失敗中認識到，在發動起義之前，必須首先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人們的革命情緒。因此，他到東京不久，就為創辦一個面向全國的綜合性雜誌而積極努力。光緒三十年底（1905年1月），他與陳天華等人聯合組成“二十世紀之支那”社，並以此作為雜誌的名稱。他被推為總庶務，負責組織與聯絡工作，為建立輿論陣地而整天忙碌。但他還抽出一定的時間，埋頭為其他雜誌撰寫稿件。經過半年時間的辛苦張羅，《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4日）出版，他一個人所寫的文章幾乎佔了整本雜誌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實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筆，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博得了聲譽。光緒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通過宮崎寅藏的介紹，結識了黃興，計議建立一個全國性革命團體。接着，黃興約集了宋教仁等華興會骨幹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社，詳談了聯合各省人才進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參加孫中山所倡導的新的革命團體問題上，華興會主要領導成員之間意見很不一致。陳天華主張以團體與之聯合，劉揆一表示堅決反對，黃興則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之說”。宋教仁沒有明確表態，只是聲言：“既有入會不入會者之別，則當研究將來入會者與不入會者之關係如何”①。似有緩衝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些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宋教仁和孫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約參加了孫中山所召集的同盟會籌備會議，被舉為同盟會章程的起草員。為了擴大革命的影響，壯大革命的聲勢，他和“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發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召開了中國留日學生歡迎孫中山大會，他擔任大會主席，並致歡迎詞。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後，同盟會的成立大會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的住宅內正式召開，到會者共有100餘人。會上公推孫中山為同盟會的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科總幹事（相當於協理），宋教仁則當選為司法部檢事長，隨後又被推為同盟會湖南分會副會長，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根據黃興的提議，同盟會同意接收《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自己的機關報。可是，就在雙方準備交接的時候，剛剛印就的《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隱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強行沒收。宋教仁向日本有關當局再三交涉，終歸無效。同盟會決定改名《民報》，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擔任庶務，兼撰述員，主持社內的日常事務。
同盟會成立以後，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迅速展開。這不僅使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廷十分恐懼，而且也使對中國包藏禍心的日本侵略者大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於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頒佈了《取締清朝留日學生規則》，規定取締中國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剝奪言論自由，禁止集會和結社，檢查書信來往，強迫他們遵守清朝法令，妄圖以此壓制中國留學生的革命活動。中國廣大留日學生義憤填膺，紛紛自動停課退學，不少①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02頁。
人登上輪船回國，對日本政府表示強烈抗議。由於孫中山和黃興都不在日本，同盟會本部對此無法取得一致意見。胡漢民和汪精衛等主張繼續忍辱求學，宋教仁則堅持進行鬥爭。他和胡瑛等人發起組織聯合會，對繼續留日鬥爭的學生統一領導，對歸國的學生進行安排，直到他認為“此次風潮現已無可如何，於情於理於勢皆不可久持”時①，才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決定將聯合會解散，二十二日全部複課。
宋教仁認為，革命既要從事破壞，更要進行建設，這些都離不開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識，所以，他立足於現在，放眼於未來，辭去了《民報》的職務，改名宋煉，於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2月1日）進入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預科，準備系統地學習政法知識。但在聽課溫課之餘，他仍然堅持翻譯和寫作。在此期間，他先後翻譯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國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還翻譯了日本憲法和各國的警察制度。這不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進了他對資本主義各國政治狀況的了解，為他後來規劃中國政治改革的藍圖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時勢的急劇變化，使宋教仁的攻讀計劃未能完全實現。
光緒三十二年底（1907年初），黃興離日歸國，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委他代理庶務總幹事，協助孫中山處理同盟會東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緒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黃興返回東京，同宋教仁協商如何組織東北的“馬俠”，與革命黨人在南方發動的起義遙相呼應問題。在宋教仁看來，這些所謂“馬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曉以大義。完全有可能變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決心親赴東北，去完成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黃興和孫中山在討論國旗圖案時意見不一致，孫中山堅持用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黃興則主張採用象徵“平均地權”的井字旗。孫中山固執己見，黃興怒而宣佈要退出同盟會。宋教仁同情黃興，認為這次事件之所以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實因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跋扈，有令人難堪處”①。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勸令孫中山離開日本，並贈款5000元；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鈴木久五郎又贈款1萬元。孫中山撥出2000元給《民報》，其餘的全部帶走作為發動起義的經費。擔任《民報》主編的章太炎對孫此舉不滿，大起風波，宋教仁頗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東北“馬俠”中擔任過頭目的日本退職軍曹古川清一起，乘船離開日本的門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1日）到達安東（今丹東市）。他在給大孤山“馬俠”首領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說：“仆等向在南方經營大業，號招黨徒，已不下數十萬眾，欲扶義興師久矣，而山川隔絕，去京絕遠，欲為割據之事則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則難，視公等所處之地，形勢不及遠矣。欲與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圖大舉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義之事互相聯合，則不獨仆等之幸，亦中國四萬萬同胞之幸也。”①李蓬春等把他們邀到山上，表示贊成同盟會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會遼東支部，作為東北地區革命運動的領導機關。隨後，他們準備響應廣東的惠州起義，古川清向當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鹼廠招兵時①宋教仁：《宋漁父日記》，《辛亥革命》第2冊，第210—211頁。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563頁。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718頁。
被捕，起義計劃遭到破壞，宋教仁逃奔大連。他極力設法營救白逾桓脫險，毫無結果。他不甘心就此罷休，便潛入嘯聚于吉林夾皮溝一帶的韓登舉處，繼續活動。
宋教仁受到韓登舉的熱情款待，並且得知，日本軍國主義成立長白山會，製造所謂“間島問題”，妄圖侵佔我國延吉地區。他滿懷愛國熱情，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內部，將這個會所偽造的關於延吉地區原屬日本的保護國朝鮮的證據全部拍攝下來，帶回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和其他圖書館翻閱了大量有關資料，寫了《間島問題》一書，用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證明，延吉地區從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並且指出，保護這一地區不受侵犯，對於鞏固中國的國防安全和開展東北地區的革命運動，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間島問題》寫成之時，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謂“間島問題”交涉之際。日本政府曾經設法用重金收買宋教仁的書稿，遭到宋教仁的堅決拒絕。清廷得到這個消息，立即由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出面，通過駐日公使楊樞將宋教仁的書稿索去，並且贈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職，要宋歸國任職。宋教仁徵得孫中山和黃興的同意，想利用這個機會深入清廷內部從事革命活動，為部分同盟會員反對，才沒有成行。但是，他的《間島問題》的書稿幫助清廷在對日談判中獲得了勝利，維護了中國對延吉地區的領土主權，卻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贈款大部分給了清寒的中國留日學生，他對別人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賺幾文錢也。”②宋教仁在“間島問題”上得到清廷的獎賞，引起了革命隊伍內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懷疑。有的人認為他在勾結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測他出賣了黨。為了表明自己的心跡，他於光緒三十四年給清廷寫了一封公開信，重申他在國內事務上同清廷不可調和的對立立場，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學生資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費金。日本政府對他大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對他進行多方刁難，他並不放在心上。而同盟會組織的逐漸渙散，所發動武裝起義的接連失敗，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變得異常憂鬱和消沉。他寄情於煙酒，狂歌當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錢買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也沒有推卸自己所擔負的革命責任。光緒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動暴亂的罪名將《民報》封閉，他運用各種合法手段進行挽救，都沒有成功。宣統二年（1910），在譚人鳳的勸說之下，他曾兩次同化名潛入日本的孫中山商談整頓黨務問題，結果都是不歡而散。他看到在南方邊遠地區發動起義無法取勝，建議把革命的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會，作為直接領導機關，得到譚人鳳等許多同盟會員的贊成。譚人鳳出面召集在東京的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會，討論革命諸事，宋教仁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時並舉，先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甌脫地，密佈黨羽，進居邊要，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東三省或雲南、廣西，此策之又次者也。”①經過全面分析，他認為上策最難，下策已敗，唯有中策最為適宜，並且提出：應該“分步作法，從長江結合，以次推行河北為嚴密之組織，②同上書，第727—728頁。
①徐血兒等編：《宋漁父》第1集后編《宋漁父先生遺事》。
期以三年，養豐毛羽，然後實行”。只是由於到會者“咸主急進”，最後才由譚人鳳擬出“以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不限時期為原則”的進行方案①。①《鄒永成回憶錄》，《近代史資料》總10號。
第三節籌謀民國大業宣統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應于右任的邀請，擔任《民立報》主筆。於是，他那豐厚的學養和遠見卓識，就化成一篇篇筆鋒銳利的時論文章，通過《民立報》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他指斥清廷對國際形勢的矇昧無知，而且“因循苟且，視國事若傳舍”，從而把中國推到危險的境地。他認為，日俄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的“均勢”局面決不會維持長久，日本正想獨吞中國，俄國在覬覦中國的東北與新疆地區，英國企圖繼續控制長江流域，還窺伺西藏和雲南，美國則運用其強大的經濟力量，拚命向中國內地各省擴張勢力，一旦這種“均勢”遭到破壞，帝國主義各國就會大動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種協約條約則盡解散，不出十年，日本與美國則干戈相見於太平洋之間，而競爭之目的，則必為極東問題之支那，而為導火線者，又必為滿洲問題，或監督支那財政問題”①。他主張通過外交途徑暫時維持這種“均勢”，以便乘此機會迅速改革國政，擴建國力，等到國勢強盛以後，再同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較量。
揭露清廷立憲的騙局，是宋教仁時論文章的另一個主要內容。他指出，清廷的預備立憲，實際上是一種騙人伎倆，他們肆意侵犯資政院應有的權限，擅自成立皇族內閣，都從根本上違反了立憲的原則。他們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純粹是日本“欽定主義”的仿製品，其中所規定的“大清皇帝萬世一系，永遠尊戴”，同秦始皇的“朕為始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一脈相傳。所謂“臣民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均准自由”，所謂“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監禁處罰”，以及“臣民之財產居住無故不加侵擾”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話。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其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面，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者也。”②他反對實行君主立憲，同時也反對在當時就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認為“凡一主義之推行，每視其客體事物之現狀如何以為結果，其客體事物之現狀與其主義相適者，則其結果良，其客體事物之現狀與其主義不相適者，則其結果惡”①。
宣統三年三月（1911年4月）中旬，宋教仁在譚人鳳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參加即將發動的廣州起義（即黃花崗之役），代替陳炯明擔任編製課課長。他草擬了文告、約法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制度方案，準備在起義勝利之後頒佈實施。二十九日（27日）傍晚，他與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輪船離開香港，次日凌晨到達廣州，不幸起義已經失敗。他們無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並沒有因為廣州起義的失敗而灰心喪氣，他還勸說其他革命黨人鼓起勇氣，繼續鬥爭。他說：“此次雖失敗，然得許多之經驗，足以為他日之預備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後，仍然擔任《民立報》主筆，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統治者發動一次又一次的衝鋒，一方面同往常一樣，照舊從事革命的組織活動。閏六月初六日（7月31日），中部同盟會在湖州會館召開正式成立大會，譚人鳳撰寫了《宣言》，宋教仁擬訂了總會、①居正：《辛亥札記》。
②《宋教仁集》上冊，第221頁。
①《宋教仁集》上冊，第215、254、255頁。
總務會和分會的各項章程，並且當選為總務會的幹事，分掌文事部，負責處理參謀、立案、編輯與其他一切事務，成了中部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
根據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會決定在武昌首先起義，然後組織各省立即響應。為了做好準備工作，他們派曾傑去湖南，與焦達峰組織湖南分會，令范鴻仙、鄭贊永去安慶，籌建安徽分會。而作為重點區域的湖北，則由譚人鳳親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進會與文學社迅速聯合，成立湖北分會，屬上海總機關直接領導，分別運動當地清軍，主持當地起義諸事。除此以外，他們又讓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吳玉章和張懋龍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會，和長江中下游各地遙相呼應。
隨着四川保路運動的迅速發展，革命時機日漸成熟。宋教仁擔心革命會受到帝國主義各國的干涉，特於八月初四日（9月25日）在《民立報》發表《葡國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黨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經驗，採取革命手段，應當“以務使現狀不致大變動而容易恢復的宗旨。約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時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戰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狹（宜於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舊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軍隊），使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②。同一天，聯合后的共進會與文學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楊玉如來到上海，向中部同盟會彙報了湖北近況及其起義計劃，要求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去武漢主持大計。因為黃興遠在香港，近日之內無法趕到，譚人鳳生病住進醫院，行動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準備西行，但就在這時，被關押在武昌獄中的胡瑛派人送來一封密信，說湖北形勢極為險惡，不能在近期之內發難。宋教仁對居正和楊玉如的報告疑信參半，已經下定的決心又發生動搖。譚人鳳堅信武昌發動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趕快上路，並於八月十七日（10月8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卻仍然遲遲未動。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了。由於革命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均不在場。清朝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被推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這個消息，悔恨不已。他認為，根據同盟會的一些規定，革命的領導大權一定要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所以他極力設法進行挽救。九月初三日，當黃興從香港來到上海時，他就勸黃興去南京率領第九鎮新軍起義，奪取東南諸省，以擴大革命黨人的勢力，削弱黎元洪的影響。黃興不僅沒有同意，而且還把宋教仁拉上輪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漢。到武漢后，黃興僅被黎元洪任命為戰時總司令，到前線去指揮革命軍同清軍作戰，宋教仁則協助胡瑛辦理外交事務，沒有得到任何正式職位和實權。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經鞏固，他的政略在武漢無法施展，所以在為湖北軍政府起草《鄂州約法》之後，就於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乘船東下，去策劃佔領長江下游地區，以便成立一個由革命黨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權。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他一再強調：“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時一地之勝負，實在統一機關之成否。”①他努力調解江蘇各軍之間的糾紛，以穩定江蘇的局勢。江浙聯軍攻克南京以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決定將中央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他便為推舉中央臨時政府的革命首腦而積極活動。十月十四日（1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陳其美等人組織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選②同上書，第289頁。
①《宋教仁集》上冊，第327—328頁。
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但因黃興堅辭不就，黎元洪來電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議，改推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黎元洪仍駐武昌，由黃興代行大元帥職權，在南京組織中央臨時政府。黎元洪表示贊同，黃興也勉強接受。恰在這時，孫中山即將歸國的消息傳來，黃興立即改變了馬上赴寧就職的原議，繼續留在上海等候孫中山到來再作決定。
孫中山於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到達上海。宋教仁開始並不歡迎。后經張繼等人出面勸解，他才改變了態度，從南京趕到上海，和孫中山一起籌商建立一個怎樣的中央臨時政府。面對當時的局勢，他同意建立以孫中山為大總統的革命中心，但在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還是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問題上，他卻同孫中山發生了嚴重分歧。孫中山主張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他則堅持要實行法國式的內閣制。黃興勸他取消自己的提議，他拒絕。最後由黃興把兩種意見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進行討論，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的提議被否決。
宋教仁的主張未被採納，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努力。他認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很不完備，必須進行修改，應增設臨時副總統，規定臨時大總統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規而不必經過參議院同意的權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發表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演說，闡發他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也同樣感到這個大綱有修改的必要時，他的修改方案才獲得多數代表的通過。可是，僅僅過了3天，這個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籌建南京臨時政府的過程中，宋教仁費盡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於要挽回革命黨人已經失去的對革命的領導權的心情，卻無法被別人充分理解。特別是因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月1日）發表的九則《宣言》中曾經寫道：“至於建置內閣，仆則首推宋教仁，堪為宰輔，觀其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為此，宋教仁招來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對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提出修正，又引起這個大綱起草者們的強烈不滿，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於爭當總理、撈取大權的私心，使他有苦難吐，百口莫辯，連孫中山也無法堅持任命他為內務總長，最後只好讓他擔任總統府法制院院長。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抵擋不住國內外敵人的聯合進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國主義與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袁世凱妥協，推薦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同時，孫中山還提出定都南京、新總統必須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個條件，以維護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凱背叛民國。1912年2月18日，孫中山特派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專使，宋教仁和汪精衛等為歡迎員，前赴北京，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狡猾的袁世凱表面上表示“極願南行”，暗中卻密令陸軍第三鎮的部分士兵發動“兵變”，為其不能南下製造借口。淳樸忠厚的蔡元培識不破袁世凱的陰謀詭計，便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要求對袁世凱進行遷就。袁世凱又請宋教仁提前回南，報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凱品行不端，“北京兵變”的發生，肯定是袁世凱耍弄的手段，但他從抵制俄國和日本的侵略陰謀考慮，卻同意把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於他在入京時“多所結納”，馬君武“謂其賣黨於袁世凱”，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總統府打了馬君武一記耳光。馬君武立即還擊，打傷了他的眼睛，被送入醫院，“旬日始愈”。事後，馬君武十分慚愧地說：“因不識鈍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鈍初誠願始終忠於黨，我甘承其過。”①①《宋教仁集》上冊，第369頁。
第四節為憲法而犧牲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命唐紹儀組織第一屆內閣，宋教仁被任為農林總長。儘管他最有興趣並努力學習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農林非其所長，“然猶以為既列閣員之群，亦參贊大政方針之一人，則主持所信之政見，以期見諸實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間，以圖展布有日”①。然而，僅僅過了兩個多月，他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於袁世凱的專橫跋扈及其爪牙的從中破壞，這屆內閣一事無成，形同虛設，唐紹儀不得不在6月間就宣佈辭職，宋教仁也隨即向袁世凱遞上了辭呈。但是，這種嚴酷的現實未能使宋教仁意識到必須設法組織政治軍事實力同袁世凱較量，只是令他感到，僅僅組成責任內閣，還不能保證政府內部意見的一致，所以，在6月28日同盟會再次開會討論組織內閣問題時，他進而提出了組織純粹政黨責任內閣的主張。
純粹政黨責任內閣是同政黨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這時候，一部分同盟會員和立憲派與舊官僚為了能在新政府中爭得一席之地，或者達到其他政治目的，紛紛組織公開政黨或政治團體，致使各種各樣的政治團體像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而同盟會雖然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就變成一個公開政黨，但在宋教仁看來，它已遠遠不能適應政黨政治的需要。他公開宣稱：“統一、同盟兩黨，政綱本無不同，故與兩黨皆有關係。惟同盟會分子複雜，本非政黨組織，前此勉強改為政黨，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會多有感情用事之舉，尤非政黨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統一黨人亦有不免，如將來兩黨均不能化除意見，余意於兩黨外另求同志，更組織一黨，以為國家效力之地。”②尤其是這年5月，統一黨又和國民協進會以及民社等幾個小黨派聯合在一起，組成共和黨，充當袁世凱的御用工具，在臨時參議院中和同盟會對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組織一個大黨，在國會中造成多數黨的聲勢，已經刻不容緩。
7月日，宋教仁主持召開了同盟會本部全體職員大會，討論同盟會的改組問題。多數人主張仍然沿用同盟會舊稱，宋教仁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只是作了兩點原則性說明：一是對於贊助同盟會的其他政黨要極力聯絡；二是要注意國會的選舉，“必使會員能於國會佔多數席位。彼時無論政府如何，可以會員力量改良之，是皆擴張勢力之最要者也”①。他所要極力聯絡的其他政黨，主要是指參議院中的第三大黨統一共和黨。這個黨的不少黨員過去都加入過同盟會，與同盟會有着一定的聯繫，後來雖然獨樹一幟，並在參議院中對共和黨頗為偏袒，但因袁世凱要陸征祥於繼唐紹儀之後組織內閣，未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立場已經開始動搖，只是由於他們還不贊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參加陸征祥內閣的建議，所以兩黨之間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閡。到了7月26日，袁世凱用武力強迫臨時參議院通過陸征祥出任總理，統一共和黨不僅沒能將陸征祥否決，而且受到共和黨與軍警界的攻擊，許多黨員都非常氣憤，便決定和同盟會一起參加正式國會的競選。於是，兩黨合併的問題重新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①《胡漢民自傳》。
②《宋教仁集》下冊，第405頁。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390頁。
宋教仁組織大黨的心情十分迫切。統一共和黨提出，要實行兩黨合併，必須改變同盟會的名稱，廢除民主主義綱領，改良內部組織。宋教仁徵得孫中山和黃興的應允后，在8月5日，雙方代表進行正式談判。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得到訊息，也先後派出代表前來參加，表示願意一起實行合併。經過反覆商討，他們決定以“國民黨”作為這個新黨的名字，並且通過了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厲行種族同化、採用民生政策和維持國際和平等五條政綱。在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上，宋教仁被舉為理事，不久，又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
國民黨的成立，使宋教仁躊躇滿志。他以喜悅的心情寫信對海外的同盟會員說：“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①可他並不知道，組織龐大的國民黨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活動時期“平均地權”的綱領，取消了同盟會公開以後的“男女平等”主張，把原來的“力謀國際平等”改成了“維持國際和平”，從而失去了積極的鬥爭意義。他還把社會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國民黨內，使國民黨的成分更加複雜，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戰鬥力量。
凡是企圖實行**獨裁的人，總是容不下有抱負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凱除了矇騙孫中山和黃興以外，對宋教仁更是大費心機。他認為，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靈魂，政治手腕比較靈活，比起孫中山和黃興來更加難以對付。正是因為這樣，他對宋教仁很不放心，總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無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對宋教仁讚揚不已，百般籠絡，甚至放出空氣說，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總理，繼陸征祥之後組織內閣。
宋教仁沒有理睬袁世凱的拉攏，決心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努力奮鬥。10月18日，他離開北京，沿京漢鐵路南下，去探望別離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時佈置南方諸省的國會議員選舉事務。臨行之前，袁世凱送上50萬元交通銀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凱知道宋教仁決“非高官厚祿所能收買，乃暗萌殺意，密令心腹趙秉鈞謀之。趙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①。洪述祖和程克尋找到上海流氓頭子應桂馨，由應桂馨負責物色執行暗殺的兇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個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鬥爭的巇嶮征途。從1913年1月開始，他由長沙到武漢，過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處都受到熱烈歡迎，到處都發表競選演說，對北京臨時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猛烈抨擊，對袁世凱的陰險奸詐進行無情揭露。他在2月1日國民黨湖北支部的歡迎會上說：“現在接得各地的報告，我們的選舉運動是極其順利的。袁世凱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鬥角，設法來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我們也不必懼怯。”②10天以後，他又在國民黨鄂省交通部的歡迎會上再次點了袁世凱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名，他說：“自民國成立，迄今二載，縱觀國事，幾無一善狀可述。”在內政方面，“財政之狀況，其紊亂已達極度，政府對於財政之將來全無絲毫計劃，司農仰屋，惟知倚賴大借款，以為補苴彌縫之術殆以臨時政府期近，敷衍了事，①《民立報》1912年7月28日《同盟會大會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