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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此後譚嗣同曾多次來往並居住於其父蘭州任所，繼續讀書求學。他還常與父親的役屬奔馳於西北原野，穿山爬嶺，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饑，吃雪塊解渴。晚間則架起帳篷，點起篝火，斗酒縱橫，奏琴高歌。這種豪放不羈的生活與勇敢堅毅的精神，促使其喜“為馳騁不羈之文”，好“講霸王經世之略”①。

譚嗣同作為一個封建達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過科舉道路，步入當時的統治集團。而就其個人說來，要施展自己的“經世之略”，也難以拋棄科舉之道。因此，他從光緒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0年之間，曾往來南北各地，主要是為了參加科舉考試，不料，卻屢屢敗北。但由此，往來南北各地，遍觀社會風土，廣覽“形勢勝跡”，又目睹哀鴻遍野，災民流離之狀，大大加深了他對社會的了解，對下層苦難群眾的同情，不禁產生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廓猶是，人民復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於振興祖國的事業，因自號“壯飛”。

光緒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喪權辱國的清朝統治者，又於次年和日本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憤慨，康有為聯合各省赴京應試舉人，發動了有名的“公車上書”，揭開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災難，使譚嗣同受到極大刺激，以致悲憤高歌：“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①嚴復：《與熊純如書（八十一）》，《嚴復集》第3冊，第696—697頁。①《仁學·自敘》，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9頁。①歐陽予倩：《上歐陽瓣■師書序》，《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36頁。②愛國主義激情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劇變化，他在給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說：“三十之年適在甲午，地球全勢忽變，嗣同學術更大變。”①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於所謂考據辭章，垂垂盡矣，勉於世，無一當焉”②，痛感到再不能抱殘守闕，決心棄舊圖新，走維新變法的道路。此間，他寫了一系列論文，闡發其維新變法的觀點和主張，腳踏實地地開始具體的改革活動，從“開風氣”、“育人材”出發，聯合有識之士，從本縣、本省着手，籌辦和創立算學格致館、《湘學報》、時務學堂等。

正當譚嗣同積極地在湖南、湖北等地從事維新活動之際，他的父親卻為之捐資取得候補知府的官銜，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補。為此，他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離開武昌，北游訪學。他先到了上海，訪見英國傳教士傅蘭雅，看到了萬年化石、愛克斯光照相，還購買了一批西書，引起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再到天津，看到那裏的機廠、輪船、船塢、火車、鐵橋、電線、炮台，還參觀了唐山的煤礦和漠河的金礦，認為“無一不規模宏遠，至精至當”，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的嚮往。在天津，他還加入了當地民間的秘密結社組織——在理教。繼而，又到了北京，謁見了帝黨要員翁同龢。七月，譚嗣同到南京候補，在官場往來答拜中，他深察官場的黑暗與腐敗。此間，他與精通佛學的楊文會“時相往還”，潛心研究佛學。同時，又到上海與梁啟超、汪康年、吳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紹了其師康有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識的譚嗣同對康十分欽佩；梁啟超也向康有為稱讚譚嗣同“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為最矣”③。和梁啟超的結識，使譚嗣同在官場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於這段時間，他多次往來南京、上海，一方面從事維新活動；另一方面與梁啟超研討學問，探討變法理論，着手撰寫其代表性著作《仁學》。

當維新變法運動日益發展起來之後，熱心於維新事業的黃遵憲、徐仁鑄、江標等先後到湖南任職，湖南巡撫陳寶箴也“一意振興新學”。加之，當地的維新之士唐才常、畢永年、易鼐、樊錐等，也迫切盼望譚嗣同回湖南共謀維新事業。因此，譚嗣同應陳寶箴之邀，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棄官，回歸湖南，全身心地參加籌劃湖南的維新之舉：興礦務、建鐵路、創學會、辦報紙，使湖南的維新活動大大向前推進。此間，譚嗣同尤為致力於《湘報》、時務學堂、南學會。如為《湘報》撰寫《湘報后敘》近20篇文章，竭力使《湘報》成為維新事業的喉舌，為變法革新、提倡民權製造輿論。再如南學會成立后，譚嗣同親任主講，每到會“必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暢論當時中國情勢之危急，激發聽講者的愛國主義熱忱。當時，在南學會聽講的畢永年深有感受地說：“聞復生先生講義，聲情激越，洵足興頑起懦。”①譚嗣同期望通過南學會等陣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國。”②爾後，湖南各地的學會，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正由於譚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學、新政廣為推行，風氣大變。曾有人評論說：“全省風氣大開，②《報劉淞芙書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8頁。

①《有感一首》，《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40頁。

②《與唐紱丞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259頁。

③《莽蒼蒼齋自序》，《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54頁。

①葉德輝：《覺迷安錄》卷4。

②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08頁。

君（指譚嗣同）之功居多。”①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風”，當地的頑固士紳、守舊黨徒對此“疾之特甚”。王先謙、葉德輝等氣焰囂張，或“屢遣人至京參劾”，或直接攻擊維新黨人“首倡邪說”，“背叛聖教”，“乃無父無君之亂黨”②，甚至施展種種陰謀手段，“閧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毀時務學堂”③，還揚言要殺譚嗣同。張之洞也針對《湘學報》、《湘報》經常發表闡述民主、民權思想的文章，橫加指責：“《湘學報》中可議處已時有之，至近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此等文字，遠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為亂階”。面對頑固劣紳、達官權貴的破壞和威脅，譚嗣同義無反顧，毫不動搖。在反動勢力的打擊迫害下，當時時務學堂的教習，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懼而離去，同時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對此，譚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④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詔定國是”，明令變法維新。譚嗣同因侍讀學士徐致靖的保薦，被擢為四品軍機章京，至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參與維新，時號“軍機四卿”。他應詔入京師，天真地認為“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決心“益加奮勉，不欲自暇自逸”⑤，致力於變法維新。然而，隨着維新改革的推進，新舊鬥爭愈演愈烈。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手無實權的光緒帝感到“朕位幾不保”，密詔譚嗣同等設法營救。緊急無策之中，譚嗣同對袁世凱作了錯誤估計，深夜貿然私訪，請其出兵營救。陰險奸詐的袁世凱，虛與應付之後，即叛賣告密。一場宮廷政變終於爆發，光緒帝被廢禁瀛台，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譚嗣同的密友義俠王五願作保鏢，護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館也派人會見譚氏，願設法保護。在生與死的抉擇面前，譚嗣同大義凜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則已，做事則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①，並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②旋，被執入獄。他在獄中猶題詩於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③在刑場上，他不顧監斬官剛毅的攔阻，臨終猶自呼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④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譚嗣同被殺害，死時，年僅34歲。

譚嗣同的論著主要有：《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石菊影廬筆識》、《興算學議》、《思緯■■台短書》、《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壯飛樓治事十篇》、《仁學》，以及大量書信與報章論文等。今人輯有《譚嗣同全集》。

①《群萌學會敘》，《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30頁。

②梁啟超：《譚嗣同傳》，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46頁。③蘇輿：《翼教叢編》卷5。

④梁啟超：《戊戌政變紀》卷3，《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71頁。

⑤《上歐陽中鵠書（二十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74頁。①《致李閏》，《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31頁。

②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國聞報》，《戊戌變法》第3冊，第423頁。③梁啟超：《譚嗣同傳》，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46頁。④《獄中題壁》，《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287頁。

第二節激進的社會政治思想譚嗣同作為戊戌維新運動中激進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積極影響的是他的進步的社會政治思想。由於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侵略進一步加深，清朝統治的衰敗腐朽也進一步暴露，中國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更加尖銳激烈。“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⑤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着出現了早期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譚嗣同的思想，正是作為早期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歷史舞台的，同時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潮走向高潮的產物。譚嗣同進步社會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內容，是鮮明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對封建君主專制與綱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進的民主思想。

愛國主義是譚嗣同進步社會政治思想產生的基礎和出發點。他之所以走上維新變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戰爭民族危亡的形勢下，為救亡圖強而棄舊圖新。他在甲午戰後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總結回顧過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國救民的方案。從愛國主義出發，他憤怒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約（指《馬關條約》）中通商各條，將兵權利權商務稅務一網打盡”；“自古取人之國，無此酷毒者”。①為了使國家擺脫奴役地位，譚嗣同主張對帝國主義的軍事、政治、經濟侵略，都必須針鋒相對“以相抵禦”，而清朝統治者卻一味割地賠款，屈膝求和。他們不僅不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卻將“中國之生死命脈，惟恐不盡授之於人”①。譚嗣同還敏銳地看到，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步步緊逼，“台灣淪為日之版圖，東三省又入俄之籠網，廣西為法所涎，雲南為英所睨。邇者膠州海灣之強取，山東鐵路之包辦，德又逐逐焉”②。中國實在是面臨著“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學會的講演，鼓動性很強：“諸君當知此堂堂七尺之軀，不是與人當奴僕、當牛馬的。諸君諸君！我輩不好自為之，則去當奴僕、當牛馬之日不遠矣！”③他自己正是從愛國主義出發，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積极參加維新變法的實踐，探研維新變法的理論，提出維新變法的主張。

譚嗣同從歷史的總結與現實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國，要維新，必須衝破封建君主專制的牢籠禁錮。他在從事維新變法的實踐活動與理論著述中，都對封建君主專制及綱常名教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和鬥爭。

譚嗣同對封建主義的批判，矛頭直指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他對秦漢以來的封建社會作了鳥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二者間的相互關係是“相交相資”，“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④，也就是說，封⑤《臨終語》，《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287頁。

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頁。

①《上歐陽中鵠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55頁。

②《上歐陽中鵠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55頁。

③《壯飛樓治事十篇》（增訂本）下冊，《譚嗣同全集》，第444頁。

④《論全體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05頁。

建專制主義的政治是強盜政治；專制主義的文化是奴婢文化。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觸及到問題的本質，十分尖銳和深刻。

封建專制主義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徵是君主獨裁專制。對於君主專制的弊端，譚嗣同也予以尖銳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為囊橐中之私產，他們“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專制君主幾乎是封建社會中一切罪惡的淵藪。譚嗣同譴責專制君主是“獨夫民賊”。君主既是“獨夫民賊”，那麼“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這些揭露批判，實質上是對君主專制的大膽否定，為其先輩和同時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針對封建專制統治下的種種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權神授”的招牌作為擋箭牌和護身符，譚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黃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約論的社會政治思想，論證了君的產生，以及君與臣民之間的關係。他詳細論證了君的最早出現與舉、廢，悉聽民意，並非君權神授。在君主專制的淫威籠罩一切的時代，譚嗣同敢於否定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剝落罩在君主腦門上的神光聖圈，無疑有進步歷史意義。

對於維護封建專制的綱常名教，譚嗣同的批判尤為深刻有力。他說：“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又說：“君臣之禍極，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製為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倡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慘禍烈毒的綱常名教，不但壓制了人們的自由言論，也禁錮窒息了人們的思想心靈。

在批判揭露封建專制與綱常名教的基礎上，譚嗣同大聲疾呼：要衝決封建君主之網羅，衝決封建倫常之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詞章之網羅，衝決天命之網羅，總之，網羅重重，都要速其衝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衝破封建專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縛。因此，譚嗣同在中國近代史上，被稱譽為“衝決網羅”的反封建鬥士。

譚嗣同作為早期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為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爭權力。他從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中得出結論：“中國所以不可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主張“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稱讚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學說，認為“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倡民主之義”。

譚嗣同還讚美資本主義的大機器生產，認為機器、輪船、鐵路、電線、礦山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與封建主義落後的生產技術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勝數十世”。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譚嗣同建議“盡開所有之礦以裕富強之民”，廣開財源，奮興商務。這些思想主張，都是想要以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技術與生產方式，代替落後的封建主義的生產技術與生產方式。

譚嗣同還把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直接與反清革命結合起來。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他還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觀《南巡錄》所載淫掠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他甚至痛罵整個滿族貴族為“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反之，對於奮起反抗的太平天國革命，深表讚揚和同情，他說：“洪楊之徒，鋌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並駁斥封建統治者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誣衊和誹謗，根據調查的事實說：“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本地人言：髮匪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①從譚嗣同對太平天國與湘軍涇渭分明的不同評價，他對奮起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太平天國以同情讚揚；而對於死心塌地的效忠於清朝封建統治的湘軍進行公開的鞭笞和揭露，再聯繫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統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譚嗣同還曾熱烈讚揚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洋溢着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嚮往。這些都表明，譚嗣同正在從資產階級改良派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轉化。梁啟超曾評論譚嗣同說：“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①然而，具有反清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譚嗣同，在政治實踐上卻參加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倡導的變法改良活動，並在變法過程中殉難。這種矛盾現象，正是譚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譚嗣同畢竟是個由改良派向革命派過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滿了革命與改良、激進與緩變的矛盾。這些都反映了譚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軟弱性，正是這種矛盾性、軟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譚嗣同的歷史悲劇。

譚嗣同固然在戊戌政變中殉難，但我們卻不能像康、梁那樣把他的死簡單地視之為是為“酬聖主”而殉節。從譚嗣同一貫的思想與行動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絕不只是為“酬聖主”而殉節。他的死既體現了他思想上的激進色彩，也是他那勇於獻身思想的升華。

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37頁。以下引自《仁學》者一般不另注，均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89—374頁。

①《上歐陽中鵠書（十）》，《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66頁。第三節複雜多變的哲學思想譚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長於思辨的哲學家。《仁學》是譚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他本人在敘述其思想淵源時說：“凡為仁學者，於佛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②這裏開列的書目和人物，既有屬於唯物主義，也有屬於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也有宗教神學；既有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國傳統的思想。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華，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將彼此對立的思想熔於一爐，勢必使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帶有矛盾、複雜的特徵。

譚嗣同哲學思想的矛盾性、複雜性，表現在哲學體系的各個方面。他所運用的哲學概念，既有中國哲學特有的傳統概念如“仁”、“性”、“理”、“氣”、“道”、“器”等，又有佛學的“唯識”、“法界”、“性海”，還有西方傳來的“以太”、“原質”，乃至他個人造出來的“心力”等等。他在運用這些概念時，有時有明確的質的規定性，有時卻又含糊不清。即以其兩個主要概念“以太”和“仁”為例：“以太”一般說來基本上是一個物質性的概念，是一種微粒子性的東西，如說：“剖其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其為何物所凝結，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曰惟‘以太’”①。譚嗣同還說：“遍法界，虛空界，眾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眾生由是出。”①這裏所講的“以太”顯然是一個物質性的概念，而且是萬事萬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況下，他卻又說：“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②；甚至說：“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謂無以太可也。”③這裏，“以太”又為精神性的“心力”所規定所支配，不過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為註釋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無的東西。顯然，“以太”又成為精神的從屬品。“仁”也是譚嗣同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把這個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倫理學範疇，抽象提升為客觀世界的規律。關於“仁”和“以太”的關係，通常情況下，譚嗣同講得很明確：“夫仁，以太之用”，“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佛謂之‘性海’”，“耶謂之‘靈魂’”④。就是說物質性的“以太”是規律性的“仁”的體，而“仁”則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則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關係，類似於中國古代哲學中“道”和“器”的關係，這當然是唯物主義的②梁啟超：《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4頁。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3頁。

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4、295、293—294頁。②《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4、295、293—294頁。③同上書，第291頁。

④同上書，第331頁。

觀點。但是，有時譚嗣同卻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認為“仁”比“以太”更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⑤，“仁以通為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①，又表現了唯心主義的觀點。在認識論上，譚嗣同的思想也表現出尖銳的矛盾，他一方面認為“耳目之所構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無往而非實者”②，認為感觀認識的對象，都是客觀實在。他還看到人的認識的相對性和客觀真理的不可窮盡，強調“學當以格致為真際”，這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觀點。但他卻由強調認識的相對性，懷疑以致否認感性認識，認為“僅憑我所有之五（指五種感觀），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者”③，況且“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達腦而覺為見，則見者見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實萬古不能見也”④。他看到感觀認識的局限，走向否認感觀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可靠性、可能性，並進而陷入神秘主義，提出：“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而成智慧，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真理乃日見乎前。”⑤竟連理性認識也否認了，企圖以神秘的“智慧”，在冥濛中達到對真理的“頓悟”，陷入了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泥坑。在譚嗣同哲學體系中也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他承認事物的對立統一關係，“天陽也，未嘗無陰；地陰也，未嘗無陽。陽陰一氣也，天地可離而二乎？”⑥。他還認為事物都處於不斷變化發展之中，“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則日日生者，實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①，又說：“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所謂新理、新事必更有新於此者。”②譚嗣同還認識到事物的發展變化是通過對立面的矛盾鬥爭向前推進的，他說：“有好惡，於是有攻取；有攻取，於是有異同；有異同，於是有分合，有生克”③。他還認為大、小；長、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對立的方面，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但是，他不承認轉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誇大了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否認了質的相對穩定性，不承認相對之中有絕對，如說：“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無彼復無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說：“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④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學的相對主義詭辯論。梁啟超曾評論：“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於此種‘學問飢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⑤同上書，第293頁。

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2、291頁。

②《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2、291頁。

③轉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4冊，第248頁。

④《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17頁。

⑤同上書，第317、318頁。

⑥同上書，第317、318頁。

①《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七）》，《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25頁。②《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15頁。

③《〈湘報〉後序（上）》（增訂本）下冊，《譚嗣同全集》，第417頁。④《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10頁。

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⑤雖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從思想來源，到哲學概念的運用，以及其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等方面，無不充滿矛盾，但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學問飢荒”的時代，他的思想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激勵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憶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過程時就說：“我們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學》一類的書，才起來革命的。”

⑤同上書，第3頁。

第十九章黃遵憲第一節“伸自主之權”、“保公眾之益”

的外交思想與實踐黃遵憲，字公度，號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館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觀日道人、拜鵑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生於廣東省嘉應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從商。父鴻藻舉人出身，先後督辦廣西南寧、梧州厘務，署思恩府知府。

黃遵憲9歲即以“春從何處去，鳩亦盡情啼”詩句，對“一路春鳩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猶為小，何論眼底山”，破“一覽眾山小”題。同治九年（1870）始讀《萬國公報》和江南製造局譯書，研究時務。同治十年以歲試第一名補廩膳生。翌年取拔貢生。同治十二年應廣東省鄉試。次年北上京師應廷試，在京結識友人，頗受同鄉先輩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緒二年（1876）中舉，捐知縣、道員。光緒三年隨何如璋使日，任參贊官，開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國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歷史，而首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緒二年十二月（1877年1月）。當時，清廷任命何如璋為駐日公使。何如璋早聞黃遵憲“談論時務之言論”①，奏請他為使日參贊。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6日），黃遵憲隨從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號兵輪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他隨何如璋及副使張斯桂向日本天皇遞交國書。

黃遵憲使日之時，正是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之初。幾年間，日本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但帶有很大的封建性和軍國主義性。日本明治維新后一直企圖吞併我國琉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條約稱日本吞併琉球的武裝行動是“保民義舉”。日本進而阻撓琉球向清政府進貢。光緒四年四月初七日（1878年5月8日），何如璋致書李鴻章，主張“對此不得隱忍”，如若聽之任之，日本“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行及朝鮮”。“琉球迫近台灣，我苟棄之”，“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台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為台灣計，今日爭之患猶輕，今日棄之患更深。”①梁啟超查閱過當時何如璋致總理衙門及北洋大臣文牘有關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數十函，十餘萬字，力主採取積極保護手段，其中出自黃遵憲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石川鴻齋筆談，當談到琉球問題時，黃遵憲指出：琉球“近為貴國小輩（執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餘年，欲救援之”，譴責日本統治者吞併琉球的企圖，“專屬鼠偷狗竊之行，可恥孰甚”②。而掌握外交大權的李鴻章卻認為“琉球地處偏隅，當屬可有可無”，主張退讓。光緒五年（1879），日本終於吞併琉球，將其改為沖繩縣。

①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71頁。①錢仲聯：《黃公度先生年譜》，《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頁。②《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8，第2—4頁。

同治、光緒之際，俄國在我國西部侵佔新疆的同時，又派遣海軍游弋東部日本海和黃海，由北向南擴張勢力，朝鮮面臨俄國侵略的威脅。光緒六年（1880），黃遵憲在《朝鮮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國“十餘年來，得樺太洲於日本，得黑龍江之東於中國，又屯戍圖們江口”，“其經之營之，不遺餘力者，欲得志於亞細亞耳”，而朝鮮“實居亞細亞要衝，為形勢之所必爭”。“俄欲略地，必自朝鮮始”。因此，他認為“朝鮮今日之急務，莫急於防俄”。黃遵憲主張朝鮮與中國、日本實行聯合，以便抵禦俄國的南侵，這表明他試圖運用外交活動中的“抵制之法”①。

光緒八年三月（1882年2月），黃遵憲奉命調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至十一年八月（1885年9月）黃遵憲駐美期間，正是美國掀起排華高潮之時，黃遵憲針對美國排華情況，進行了一系列維護華僑利益和國家權益的活動。光緒八年七月（1882年8月），美國政府以從巴拿馬來美的華商未領取中國官員的執照為詞，對華商予以扣留。黃遵憲延請美國律師哈門，向美國司法部門據理力爭，美國政府終於允許該華商上岸。經過黃遵憲的交涉，此後由他國來美的中國商人，不領取中國政府的執照，亦均准上岸②。黃遵憲興奮地稟告鄭藻如：“自新例以來所蒙之恥辱，賴以一灑，差強人意。”③美國排華新例不準華人假道美國。黃遵憲指責這是“背條約，妨國例，且有違公法”的，表示要“與之力爭”，“爭之亦終必收效”①。例如：有華人從三藩市出境，船經英屬域多利，繞至飄地桑，美國海關不許入境。經黃遵憲馳電說明，其人系由美境過美境，獲准放行。又有華人從呢托來出境，車過英屬問拿打，到亞加拉格，被關吏阻留。中國戶部以其車票為憑，證明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黃遵憲認為這兩例“可以引作華工假道榜樣”。又如：有由古巴領取護照來美的華商，紐約海關不許放行。黃遵憲認為這“可作華工假道的引線”②，交涉的結果，美國司法總長通知外交部：“華工假道美境與續來傭工不同，不能作為有犯限禁華工新例。華商人等由他國來美，及曾居住美國再來與執領事護照而再來者，均得通行；華工假道三藩市往他處者，亦由領事給照，不受留難。”對此，旅美華商華工，“無不感戴恩澤”，“忻慰之至”③。

三藩市從事洗衣職業的華人，據黃遵憲當時統計，有五六千人。美國排華期間，便以洗衣館衣服堆積，易於火災，用水過多，洗滌不凈，喧擾鄰居等理由為借口，限制華人以洗衣為業。黃遵憲一方面聘請律師與當局爭訟，一方面要求洗衣館“妥立章程，自行檢點”④，以免授柄於美國當局。

美國官吏還以不衛生為由，逮捕了許多華僑。黃遵憲親自到監獄看望被捕華僑。他讓隨從人員測量關滿華僑監獄的面積，質問美國官吏：“此處衛①實藤惠秀、鄭子瑜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日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版，第20頁。

②黃遵憲：《上鄭欽使第三十一號》，梅州市檔案館藏。

③參見黃遵憲：《上鄭欽使第十九號》。

①黃遵憲：《上鄭欽使第二十二號》。

②黃遵憲：《上鄭欽使第二十八號》。

③黃遵憲：《上鄭欽使第二十八號》。

④黃遵憲：《上鄭欽使第二十九號》。

生，顧右於僑居耶！”⑤美官吏理屈辭窮，只好釋放被捕華僑。

光緒八年，美國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機器紡織綢緞，上海海關出於保護民族手工業考慮，加以阻止。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照會總理衙門，加以指摘。總理衙門指示駐美公使鄭藻如了解三藩市華商購買土貨製造銷售的情況，以資交涉參考。黃遵憲經認真調查研究后認為：“在中國地方容外國商民以手藝改造土貨銷售猶可，用機器則萬萬不可”。其理由：一是西方商務發達，商人“類皆能盡智能，以爭錐刀之利”，外商購買土貨製造物在本地銷售，本國商人則以雄資與之競爭，外商便無法獲得利權；反之，中國商人資金薄弱，彼此之間又“分門別戶，各行其業，勢如搏沙，團結又萬不能敵西人糾股公司之力之大”。二是西方各國關稅自主，而中國的現狀是，“稅權既不能自主，洋商又無從管轄”。如准許外商以手藝制物，中國商民具有工賤耐勞的優勢，尚可與之競爭。外商若採用機器織造綢緞，進而縫製衣裳，再進而製作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製造之物均可以機器奪之，中國商工恐將盡失其業，流離失所”①。黃遵憲支持抵制外商在上海採用機器製造商品銷售的主張，這在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帶有保護本國土貨，維護民族工商業利益的意義。

光緒十五年（1889）冬，經袁昶向駐英法比大臣薛福成密薦，黃遵憲被任命為駐英使館二等參贊。光緒十六年正月十六日（1890年2月5日），黃遵憲由香港登輪赴英，三月抵達倫敦。次年七月，薛福成推薦黃遵憲任新嘉坡總領事，兼轄檳榔嶼、馬六甲和附近各島，以代替原駐新領事左秉隆。薛福成認為黃、左二人“歷練有識，持己謹嚴，接物和平，允堪勝任”②。黃遵憲到任伊始，即指出國內存在視歸國南僑為“魚肉”，“每每勒索訛詐”的現象，達不到目的，“則有以富商而指為販賣豬仔者，以良民而誣為曾犯奸盜者”①。光緒十九年（1893），黃遵憲又上書薛福成，申述這樣的情況：僑居南洋的華人，居有百年，他們的“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喪賓祭，亦沿舊俗”。他們對國內“籌賑籌防，多捐巨款”，表現出“拳拳本國之心”。然而他們卻受到國內某些“官長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鄰里之訛索”，有的被“指為逋逃者”，有的被“斥為通番者”，有的被誣為“偷運軍火、接濟海盜者”，有的被告為“販賣豬仔，要結洋匪者”。他們在國內受到迫害“有強取其箱籄，肆行瓜分者；有拆毀其屋宇，不許建造者；有偽造積年契券，借索逋欠者”。這些華僑“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是不欲回國”。黃遵憲針對上述對待華僑的錯誤行為，提出“今欲掃除積弊，必當大張曉諭，申明舊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間耳目一新，應有裨益”②。薛福成在黃遵憲申述上加“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批語，並上奏光緒帝。同年八月初四日（1893年9月13日），光緒帝下諭准許華僑歸國，嚴禁騷擾勒索華僑。

光緒二十年（1894），黃遵憲從新嘉坡離任回國后，奉命辦理江蘇、江⑤黃遵憲：《上鄭欽使第二十九號》。

①《清史稿》卷464《黃遵憲傳》。

②黃遵憲：《上鄭欽使第三十一號》。

①《薛福成日記》第4卷（光緒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②高維廉：《黃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總領事考》，見鄭子瑜：《人境廬叢考》，香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6頁。

西、浙江、湖南、湖北5省未結的教案。清政府地方官吏往往不認真研究中外約章，對外國傳教士不分別情況，一律視為外國所派的官吏，視教民如本國化外之民，因而“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勢，平民之積怨者，固不能為外人咎，而教士之橫行圖賴，偽造契據，借端恐嚇，甚至擅用平移總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嘗無人”。黃遵憲依據有關約章，檢查證據，區別對待，“應予則予，應斥則斥”③，數十年懸而未決的江南5省教案，在幾個月內得到妥善了結。

光緒二十一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授予黃遵憲為全權代表，與日本領事、“第一流外交家”珍田舍已交涉蘇州通商口岸事宜。在交涉過程中，黃遵憲“一月三往來”於蘇、杭、滬之間，同珍田“斗唇舌”①。他戳穿日方對《馬關條約》有關條文的歪曲，指出條約所載添設通商口岸，只許日本通商，所云“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是承接上文日本臣民“從事商業、工藝製作”而言，並沒有允許蘇州成為日本租界地。他還提出了一份通商議案，其主要內容有：日商需地多少，許其隨分租賃；道路各項，許其不納地租，租期十年以內，留給日本，雜居華人，歸中國自管；道路公地歸中國自築②。這些內容實際上否定了日本租借蘇州的要求。黃遵憲據理力爭，珍田莫能反駁。日本政府以珍田在交涉過程中“辱命”而撤職調回日本。然而，最後清政府屈服於日方壓力，黃遵憲苦心擬定的草約終被作廢。

③《人境廬叢考》，第129—130頁。

①黃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實述略》，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人境廬集外詩輯》“附錄三”，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27頁。

②《寄女》，《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第723頁。

第二節著《日本國志》與《日本雜事詩》黃遵憲踏上日本國土，目睹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新貌，如同看到“中華以外天”③，視野為之擴大。他立志撰寫一部《日本國志》，以備“朝廷咨諏詢謀”，幫助朝野上下了解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的過去和現在，改變“狹隘”的思想，打破“荒誕”的閉關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動之餘，主動結交日本朋友，採風問俗，網羅舊聞，參考新政，查閱資料，克服語言文字障礙、參考資料欠缺和校讎編輯等困難，“朝夕編輯”，在離開日本時，《日本國志》“甫成稿本”。他調往三藩市后，因總領事的政務忙碌，編撰工作幾至中輟。光緒十一年（1885）秋，黃遵憲由美請假回國，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應州。他集中時間和精力，修改《日本國志》，終於在光緒十三年四月（1887年5月）完成了《日本國志》的撰寫。全書包括國統志、鄰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刑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志和工藝志等12類，共40卷，約50餘萬字。這是中國人纂寫的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和介紹日本的通史。黃遵憲堅持“詳近而略古，詳大而略小”①的原則。特彆強調“牽涉西法，尤加詳備”②，把介紹日本學習歐美、進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維新以後的現狀作為重點，以期適用於中國社會的需要。

《日本國志》寫就后，曾呈送總理衙門，希望引起清政府有關當局的重視，但卻被束之高閣。光緒十六年（1890）始由廣州富文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後有光緒二十四年（1898）浙江官書局的重刻本，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的排印本和匯文書局本，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書局的石印本等，均從光緒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國志》考察了日本歷史，指出日本的發展，“無一事不資之外人”：明治維新前，日本“無一不取法於大唐”；明治維新后則“無一不取法於泰西”③，從而使國家由貧變富，由弱變強。

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尤注意於求富”①，把“繁殖物產、保護本國物產”作為“先務”②，“觀其學校，分門別類，亦駸駸乎有富強之勢”③。與之相反，中國長期以來“視一切工藝為卑卑無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歸於細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復身親”④。他認為“今之中國，在興物，以保商務”⑤。為此應該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應當“降心以相從”，藉資於歐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遲之數年，即當遠駕其上，③《寄女》，《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第723頁。

①《奉命為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第340頁。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第284頁。

③黃遵憲：《日本國志凡例》。

①《日本國志·鄰交志》。

②《日本國志》卷15《食貨志》一。

③《日本國志》卷38《物產志》一。

④《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一。

⑤《日本國志》卷40《工藝志》。

內則追三代之隆，外則居萬國之上，吾一為之，而收效無窮”⑥。

黃遵憲在書中介紹了日本的財政狀況，他主張中國一方面可以對西方國家實行的租稅辦法，“擇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國內“舊有之利，祛中飽之弊，還於朝廷，而公於天下”，使歲入常稅“驟增五六倍”，這樣“國用匱乏，入不敷出”的財政困難即可克服，而製造輪船、鐵路等“一切富強工具”⑦的經費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

《日本國志》還介紹了祭祀、婚娶、喪葬、服飾、飲食、居處、樂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會等歷史狀況及明治維新后的變化，闡述了這樣的觀點：禮和俗“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是“因人情而為之”。所謂“人情”，就是人們的習慣。因而治國化民，必須重視人們的習慣。一種風俗一旦形成為習慣，就會對社會產生影響，歷史上許多有識之士“故於習慣之善者導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嚴禁以防之，敗壞者設法以救之”①。黃遵憲之意顯然是希望改變當時中國的風俗習尚。

黃遵憲把撰寫《日本國志》搜集到的“舊聞”和“新政”中的“雜事”，以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等為次，“衍為小注，■之以詩”②，集成一本七言詩集《日本雜事詩》。光緒五年（1879），北京同文館聚珍本《日本雜事詩》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環報館重印，繼而日本鳳文館，中華印務局，日本東京、京都，廣西梧州，湖南長沙等先後翻印，均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1首，凡154首。光緒十六年（1890），黃遵憲任駐倫敦參贊期間對《雜事詩》進行了修改，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長沙富文堂出版修訂本。他鄭重聲明：“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③定本把原本詩154首中刪去12首，修改了28首，增補了58首，共輯200首。

《日本雜事詩》是一本介紹日本歷史的史詩，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貽書詢外事者”①。它與備“朝廷咨諏詢謀”的《日本國志》是姊妹篇。這兩部著作在中國近代史學史和詩歌史上都是開創性的著作，對幫助中國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為戊戌變法維新運動的興起作了輿論準備。

⑥黃遵憲致蔡毅若觀察書。

⑦《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一。

①《日本國志》卷《食貨志》二。

②《日本國志》卷34《禮俗志》。

③戊戌四月《日本雜事詩·後記》。

①《重刻日本雜事詩自序》。

第三節“欲捐其軀以報國”，“志在變法、在民權”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戰爭爆發，清軍屢遭挫折。十月，黃遵憲奉新任署兩江總督張之洞之命，由新嘉坡總領事任上回國，協助籌辦軍務。他到南京（江寧）謁見張之洞時，“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張之洞對他目無權貴的表現頗為不滿，於是“置之閑散”，改委其為江寧洋務局總辦，辦理江南5省未結的教案。黃遵憲對此委任雖“甚不樂”，但他仍然關注着中日戰爭的形勢。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他聽到日艦侵佔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寫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詩，緬懷曾堅決反對日本吞併琉球、抵抗日軍侵犯台灣的沈葆楨，歌頌正在中日戰爭前線為國捐軀的將士，譴責“仰求敵國垂哀憐”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辦理教案，與友人遊覽黃鶴樓，“忽聞台灣潰棄之報，遂興盡而返”②。

中國戰敗，《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黃遵憲痛心地指出，這個條約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兩，不僅把“東南諸省所恃以聯絡二百餘年所收為藩籬者”，“拱手而讓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輸此巨款，設機造貨，奪我生產”，損失巨款，後患無窮。他嘆息“新約既定，天旋地轉”，“時勢至此，一腔熱血，無地可灑”！想想自己“為一卑官，不與聞其事”，不知當道者將“何以善其後”。他“不忍見此凈土化為腥羶”，以至於一時產生過“被發入空山”①的消極念頭。

甲午戰敗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一個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高潮也隨之湧起。黃遵憲也在戰後從愛國逐步走上變革社會實踐的道路。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設立了北京和上海強學會。在當時黃遵憲的心目中，康有為“聰明絕特，其才調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強學會之設，為平生志事所在，深願附名其末”②，囑梁鼎芬“代簽名”③，參加上海強學會，成為維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強學會被迫解散后，光緒二十二年，他聯絡梁啟超和汪康年等創辦上海《時務報》，帶頭捐款1000元作為經費，繼續鼓吹變法圖存思想。

是年九月，黃遵憲由上海北上京師，受到光緒帝的破格召見，並詢問政見。光緒帝問：“泰西政治何以勝中國？”黃遵憲答：“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泰西之強，悉由變法”④。他在京期間還會見了戶部尚書翁同龢。翁稱讚他詩文皆佳①。

黃遵憲到日本后，“初見盧騷、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主張中國實行民主國政治。經過駐美三年，所見所聞民主國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改變主意，主張採取“漸進主義，以立②《重刻日本雜事詩自序》。

①《上黃鶴樓》自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第764頁。

②黃遵憲《致建侯書》，轉引自麥若鵬：《黃遵憲傳》，第67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③《黃遵憲致梁鼎芬書》，首都博物館藏手稿。

④《己亥雜詩》自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第842頁。

①《己亥雜詩》自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第838頁。

憲為歸宿”②。他曾向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說出了蓄積胸中多年的觀點：“二十世紀中國之政體，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③光緒二十三年，黃遵憲出京師，赴湖南長寶鹽法道任。他抵湘后，與巡撫陳寶箴以及江標、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梁啟超、皮錫瑞等人密切合作，積極推行新政，從光緒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間，先後設立了湖南南學會、湖南保衛局、湖南遷善所、湖南課吏館，開辦時務學堂，組織不纏足會等。他親自為湖南南學會發表講演，公開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學，以彌縫我國政學之敝”。一時湖南成為戊戌變法運動中聲勢最大、影響最大的省份，對全國變法運動起了推動作用。

黃遵憲積極主張變法維新，受到光緒帝等人的重視。光緒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光緒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國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光緒帝諭張之洞、陳寶箴：黃遵憲“無論行抵何處”，“傳令攢程迅速來京”④覲見。六月，授黃遵憲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滬治療。戊戌變法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反對。是年閏三月（1898年5月），張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擊康、梁“昌言變教”，“乘機煽動”，黃遵憲與他們“同惡相濟”，“名為講學，實與會匪無異”①。他致電威脅黃遵憲“勿從邪教，勿昌邪說”，“如不改，弟不復言”②。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王先謙等湖南紳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責黃遵憲和陳寶箴等在湖南實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過徐樹銘“據情揭參”黃遵憲等。戊戌政變后，工科給事中張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說黃遵憲“與康有為、孫文同為日本興亞會總董，現皆將來京，預備召見，不可不防”③。黃均隆奏稱黃遵憲的“奸惡與譚嗣同輩等者”，“請旨飭拿”，“從嚴懲辦”④。還有人謊報康有為藏在上海黃遵憲住處。上海道蔡鈞派兵200多人包圍黃遵憲寓所，“捧槍鵠立，若臨大敵”⑤。由於日本使館的干預，並且已知康有為逃往香港，蔡鈞方才撤圍。最後，清廷給黃遵憲羅列了散佈“非聖無法之言”，“推崇西教”，“詆毀朝政”，“創為民主民權之說，尊康有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銷駐日公使的任命。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0月11日），黃遵憲懷着“欲捐其軀以報國”，“志在變法、在民權”⑥，而壯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體，被“放歸”廣東嘉應原籍。

②《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④《黃遵憲致梁啟超書》，《新民叢報》第13號（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①《己亥雜詩》自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第840頁。

②《梁節庵太史與王祭酒書》，《翼教叢編》卷6。

③《致湖南署臬使黃公度》（閏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頁。

④《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71頁。

⑤同上書，第472、473頁。

⑥《放歸》自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第776頁。

第四節倡導“我手寫我口”的晚清新派詩人黃遵憲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詩人。他十五六歲“即學為詩”①，一生詩作除史詩《日本雜事詩》外，還寫有題材廣泛的詩篇，但“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光緒十五年使英期間，他“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②。光緒十八年編成《人境廬詩草》4卷，收錄此前的詩247首，未曾刊行。光緒二十四年，黃遵憲“放歸”嘉應，購築“人境廬”，繼續編著《人境廬詩草》，輯成11卷，按年編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統三年，詩集首次刊印於日本，由從弟黃遵楷初校，部分經梁啟超復校。之後有1926年出版的古直箋注的鉛印本，1930年北平文化學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點本，1931年上海出版的黃能立重校本，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錢萼孫（仲聯）箋注本，1957年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錢仲聯新式校點箋注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體詩641首。此外，196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人境廬集外詩輯》，輯錄《人境廬詩草》以外的黃遵憲詩260首，其中94首系《人境廬詩草》初稿所輯，定稿本刪去的。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③“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①這是黃遵憲詩歌創作的主要思想。

黃遵憲的許多詩充滿熾熱的愛國激情和憂國憂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見30年前被英國割讓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鎮，高壘矗狼烽”，不禁感嘆“山頭風獵獵，猶自誤龍旗”，認為割讓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誤”。《琉球歌》，記述光緒三年使日抵達神戶時，一位“頹髻斜簪衣慘綠”的琉球“白頭老臣”，登上使團輪船“倚牆哭”，出示國王密勅，訴說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懇請清皇朝援救。《馮將軍歌》歌頌馮子材在中法戰爭鎮南關龍州戰役中，英勇打擊法國侵略軍的愛國行為。《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馬關紀事》、《降將軍歌》、《台灣行》和《度遼將軍歌》等，謳歌了甲午戰爭中堅持抗日的愛國將士，鞭撻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國聯軍入犯京師》、《聞車駕西狩感賦》、《聞駐蹕太原》、《聞車駕又幸西安》、《聶將軍歌》、《奉諭改於八月二十四日迴鑾感賦》、《和議成志感》、《啟鑾喜賦》和《車駕駐開封》等，是一組反映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逃往西安，清將領聶士成抗擊侵略軍，為國捐軀，以及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的史詩。晚年他還寫有《出軍歌》八首、《軍中歌》八首和《旋軍歌》八首，每首末字聯起來為“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②。這是鼓舞鬥志的愛國主義戰歌。

黃遵憲認為變法維新已成為一種趨勢，並且積极參与維新活動。戊戌政變，一批維新志士或流血犧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續懷人詩》抒發了黃遵①《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②《人境廬詩草自序》，《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第3頁。

③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三十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頁。①《雜感》，《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第42頁。

②《人境廬詩草自序》，《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第3頁。

憲對維新派人物陳寶箴、徐致靖、張元濟、江標、徐仁鑄、嚴復、夏曾佑、皮錫瑞、歐陽中鵠、唐才常和麥孟華等的深切崇敬和懷念之情。

黃遵憲的詩繼承了中國傳統詩的優點，不僅反映社會生活，而且善於吸收民歌風格。他在《山歌》序中說：“土俗好為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采其能筆於書者得數首。”③他的《新嫁孃》、《幼稚園上學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①等，也都是有濃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黃遵憲的詩在晚清有重要的影響。康有為說：“公度之詩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鬱郁青蔥，蔭岩竦壑，千歲不死，上蔭白雲，下聽流泉，而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②梁啟超的評價是：“近世詩人，能熔鑄新思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③胡適認為“黃遵憲是有意作新詩的”④。鄭振鐸認為，“欲在古舊的詩體中，而灌注以新鮮的生命者”，“惟遵憲是一個成功的作者”⑤。

黃遵憲詩的局限性也很明顯，他寫的關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作品，則表現了他對民眾鬥爭的錯誤態度。

③《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冊，第1264頁。

①《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第54頁。

②《人境廬集外詩輯》，第8—11、62—67頁。

③《人境廬詩草序》，《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第1頁。

④《飲冰室詩話》（四），第3頁。

⑤《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18頁。第五節革職回鄉，未忘盡“生人應盡之義務”

黃遵憲被革職回鄉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兩廣總督李鴻章屢次請他協辦廣東巡察和礦務，均被謝絕。但他猶未忘欲盡“生人應盡之義務”⑥。興辦教育是黃遵憲放歸后的重要活動。“深知東西諸大國之富強由於興學，而以小學校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①他認為應通過普及教育來提高人們的愛國心和團結力，“雖責效過緩”，然而“此乃救中國之不二法門”②；並奉勸同鄉有識之士“同心協力，亟起而圖之”③。光緒二十九年，他曾聯絡一批地方文人，設立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所長。

黃遵憲主張發展教育，“必須先開師範學堂”。光緒三十年，他把原東山書院改為師範學堂，計劃一年免費培養各鄉推薦的師範生200人左右。他還派遣楊徽五、黃之駿去日本弘文學院師範速成班學習，為東山師範學堂培養師資。

黃遵憲還要求各村鄉成立興學公所，做好6至14歲小學適齡幼童人數的調查工作，選擇好辦學處所，必要時可借用鄉村神廟佛寺，擴大小學入學人數。其目的“系專為大局計，專為將來計”④。為解決“有心向學之士，現在年既長成者無地就學”的困難，黃遵憲還打算設立補習學堂，“兼綜各科而擇行之”。對那些偏僻閉塞的村邑，黃遵憲提出開設講習會的設想，“略仿專門學校，俾分科肄業，以期速成”⑤。

黃遵憲生命的最後幾年，正是中國革命與立憲之說開始進行激烈論爭的時候。他曾抱着中國應“以立憲為歸宿”的信念投身於戊戌變法運動。變法失敗被放歸數年後，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對當時盛行的“立憲之說”“緘閟而不敢妄言”；又對“提倡革命、主持類族”，“聞之而不以為妄”。黃遵憲持這種態度，是因為他認為，“必有此數說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憲政乃得成立”①。

在對待中西學問題上，黃遵憲指出：“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張“中國固有之學”要在“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②中加以發揚光大。晚年，他把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供養案頭3年，還閱讀了嚴譯的西方資產階級的名著《原富》和《名學》③等。

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條約》簽訂后不久，慈禧太后宣佈實行“新政”，以遏止革命運動的興起。黃遵憲對“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謂我目的庶幾可達矣”。然而事實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說：⑥《文學大綱》（4），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611頁。

①《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②黃遵憲：《敬告同鄉諸君子》，梅州市博物館藏手稿。

③《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④黃遵憲：《敬告同鄉諸君子》，梅州市博物館藏手稿。

⑤《敬告同鄉諸君子》，梅州市博物館藏手稿。

①《敬告同鄉諸君子》，梅州市博物館藏手稿。

②《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③《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今迴鑾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娛樂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輾轉遷延，卒歸於絕望。”④他還表示：“今日當道實既絕望，吾輩終不能視死不救。”他以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當避其名而行其實”⑤。黃遵憲在倫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緒三十年底（1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詩，寫道：“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⑥他斷言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勢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國將如睡獅驚醒。

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黃遵憲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醫術中，尚無治療之方”，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觀略異於公，謂一死則泯然滅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應盡之義務。於此而不能自盡其職，無益於群，則頹然七尺，雖軀殼猶存，亦無異於死人。無辟死之法，而有不虛生之責。”①黃遵憲臨終前的這段話，可以說是他對自己晚年生命價值的評價。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黃遵憲病逝於故鄉。④《黃遵憲致嚴復書》，吳天任：《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⑤《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⑥《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1985年版，第178頁。①《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冊，第1075頁。

第二十章張謇第一節從狀元到資本家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通州（今南通）人。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於一個富農兼小商人家庭。5歲就讀於鄉間私塾。歲考取秀才。19歲以後熱衷於攻讀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輟學。22歲的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孫雲錦，在孫所負責的江寧發審局任書記。當時南京有幾個大書院，山長都是國內知名學者，張謇經常向他們請教“治經讀史為詩文之法”，其中尤以鳳池書院山長桐城派大師武昌張裕釗對他影響最大。光緒二年（1876）夏，張謇應慶軍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在京師結交袁昶等名士，見聞漸廣。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當時邊疆危機已漸趨嚴重，日、俄加強侵略朝鮮，意在染指中國東北。光緒八年（1882），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張謇隨慶軍從海上疾趨漢城，協助朝鮮國王恢復統治，暫時杜絕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口實。他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鬥爭中增長了閱歷，並且以處事冷靜而又幹練受到讚譽。他曾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

吳長慶、張謇的建議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和等的賞識，但卻受到對外主張妥協的李鴻章等實權人物的冷遇。吳長慶於光緒十年（1884）奉調回國，駐防金州，不久鬱郁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基本上結束了長期寄人籬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於科舉考試。

張謇於光緒十一年前往京師參加順天鄉試，以第二名中舉，時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着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四次參加會試均遭蹉跌，這不能不使張謇為之心灰意懶。他回顧自己從同治七年（1868）到光緒十八年（1892），總共25年的時間，經縣、州、院、鄉、會等各級考試20餘次，其中僅直接消磨在考場中的時間就有120天之多，結果無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餘，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丟掉了。

但是，這些年張謇也不是毫無作為。光緒十三年（1887）曾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以後，又曾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贏州書院，講學著述之餘還兼事縣誌纂修工作。同時，張謇又開始了“經營鄉里”的活動：一是辦理通海地區的花布減捐；二是提倡改良和發展蠶桑；三是協助籌辦濱海漁團，防範法國侵略者從海上侵犯。他明確提出“欲固國必去厘捐”的口號②，並且主張改良農業、採用機器和集資興辦公司，說明他已初步具有維護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傾向。同時，通過這些活動，張謇與通海地區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煙商、紙商、洋藥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農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正是這些人，以後②《黃遵憲致梁啟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成為大生紗廠創辦時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緒二十年（1894）春，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會試，一舉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后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衝擊主和的后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九月，他單獨上《推源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悲憤陳言：“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但能漫為大言，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①在對李鴻章罪行的憤怒譴責中，洋溢着強烈的愛國精神。但是，“清流”們的激昂議論往往流於迂闊的空談，提不出什麼切實可行的辦法。他們自身缺乏實力作為後盾。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張謇認真組織訓練民團，曾起草《海門團防營制》、《民團續議》等條例文件，還寫過一首《通海勸防歌》。歌詞以通俗的語言揭露日本侵略軍的殘暴罪行，激發人們奮起保衛鄉里，鼓舞練勇戰鬥信心。但由於清廷很快就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通海團練未及接受實戰檢驗便半途而廢。

張謇憤於清廷的“昏聵”，同時又深憂外資於內地設廠，將會導致“盡撤藩籬”、“喧賓奪主”的惡果，因此產生“實業救國”的思想。他在光緒二十一年夏為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比較明確地主張：儘速講求商務、工藝、採取保護政策，各省設立商務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設局、建立公司，以謀抵制洋貨傾銷。他認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應該奉行“商辦官助”的方針以發展民族近代工業。次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和在籍前國子監祭酒陸潤庠、在籍前禮科給事中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丁立瀛在鎮江無所作為，可是張謇與陸潤庠卻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這就是清末流傳一時的“狀元辦廠”的故事。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請領“官機”折價作為“官股”，以求解決集資難題。所謂“官機”共4萬餘紗錠，原系張之洞於光緒十九年（1893）為湖北南紗局向地亞士洋行定購，閑置堆放在楊樹浦江邊已經整整銹爛了3年。就這樣幾經周折，拖到二十四年（1898），大生紗廠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閘破土動工。次年（1899），大生紗廠總算建成投產。但開工以後需用棉花日多，資金周轉更加困難。張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結果碰壁而歸；請求另派殷富紳商接辦，又未能得到許可。張謇等走投無路，只有“定計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至不能有花紗，則停車而閉廠，以還股東”①。紗廠剛剛開工就準備出讓、停車、閉廠，可見幼弱的民族近代工業前景是多麼暗淡。

幸好這幾年華洋機紗已經在通海地區暢銷，紗價一直看漲。大生紗廠利用當地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而且又可以節省大量長途運費，因此在市場競①《張季子九錄·文錄·致黃學使函》。

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當年秋天，賣紗所得價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應不缺，大生紗廠總算初步站穩了腳跟。大生紗廠的利潤逐年增長，光緒三十年（1904），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餘枚。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縣）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這就是張謇進一步創辦各種企業的本錢。

為了給大生紗廠提供廉價原料，張謇着手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光緒二十六年（1900）秋，洋紗進口由於義和團運動而銳減，大生紗廠產品暢銷，促使張謇急於用企業方式解決原料基地問題。在此後將近1年的時間裏，勘測地界，起草章程，並初步籌集到一批資金。基建工程於光緒二十七年冬正式開始，整整花去10年時間才算粗具規模。墾牧公司在創建階段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地權糾紛，一是風潮災害。

墾牧公司以平均每畝一錢九分低廉地價領得的12萬多畝土地，看來好象是無人過問的荒灘，實際上原有產權關係卻極為複雜。其中既有屬於淮南鹽場的“盪地”，屬於蘇松、狼山兩鎮的“兵田”，又有屬於民間“坍戶”、“酬戶”、“批戶”等原業主或土地實際佔有者的各種名義土地，而且犬牙交錯、界限不清。張謇依靠劉坤一等高級官員的支持，並且通過當地豪紳大戶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時間才把這些土地的產權逐個清理收買完畢。

狂風巨潮給公司和墾區農民、民工帶來更大的危害，堤、閘、渠、路等基建工程經常是在與狂風急雨、駭浪驚濤相搏中進行。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條堤和一部分河渠，並且開墾了7000畝土地。可是一場持續5晝夜的大風暴突然降臨，新成各堤都被沖毀，牧場羊群散失殆盡。這場特大災害也衝掉了股東們繼續投資的勇氣，張謇只得再次向劉坤一求援，向江寧藩庫等單位籌集一批款項，購運棉衣、糧食到墾區實行“工賑”。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惡劣條件下陸續修復各條幹堤。又經過兩年的辛勤勞作，修復工程基本結束，承佃墾荒者合共1300餘戶，丁口6500餘人，植棉初見成效。

墾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戶工自行經營外，絕大部分是佃給赤貧移民耕種。承佃者每畝需交“頂首”（押租）錢2000文，田地收穫“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說明封建租佃制仍佔主導地位。但墾牧公司畢竟從資金到產品都是為大生紗廠服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後者的發展。同時，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於河、堤、閘、路等大規模圍墾工程，具有擴大再生產的意義，而且在棉種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墾區所產棉花在南洋勸業會上得到優等獎牌，說明公司的成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從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張謇先後創辦了19個企業單位。這些企業和通海墾牧公司一樣，主要也是為大生紗廠服務。就這樣，在張謇的努力經營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現了一個粗具規模的大生資本集團。

發展民族近代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而他首先致力於師範教育。他認為：“欲術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範始。”①因此於光緒二十八年着手創辦通州師範學校。

通州師範學校屬於尋常（中級）師範性質，主要是培養小學教師。初期教員有著名學者王國維等以及日籍教師合共10餘人，學生則是原來的“貢、監、廩、增、附五項生員”。學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講習（1年），並附設實驗小學。以後又陸續創辦測繪、蠶桑、農、工等科。這是清末第一所師範學校。同時還創辦了通州女子師範學校。

光緒三十年（1904），設“通州五屬學務處”，作為統籌推廣新式教育的辦事機構，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

為了給各項企業提供技術力量，張謇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師範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併為南通大學。張謇在外地還先後參與或協助創辦了復旦學院、吳淞中國公學、南京高等師範、南京河海工程學校等大專院校。

張謇也比較重視社會教育，光緒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苑（館）。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更俗劇場、伶工學社等，這些在當時都是開風氣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從上海招聘歐陽予倩主持伶工學社和更俗劇場，並多次邀請梅蘭芳、程艷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學社在課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採用新的方法，廢除了舊科班的體罰惡習。更俗劇場是新式建築，台上除演員外無聞雜人出現，台下禁止吐瓜子殼和亂扔果皮，確實起了一些移風易俗的作用。

隨着通海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張謇在東南以至全國的聲望日益增高。同時，他自己也從一個忠君愛國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轉變成為具有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實業家。

①《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上冊，大生紗廠。

第二節在兩個世紀之交張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進步伐，要比他興辦實業的速度緩慢得多，這主要是由於所受封建文化習染太深。

早在甲午戰爭期間，張謇與維新派之間已經有所往還。梁啟超曾通過張謇建議翁同龢電促李鴻章贊同抗戰，而張謇亦曾列名強學會的上海分會。張謇的步調與整個帝黨是一致的，他們在主戰問題上與維新派有共同語言，而為了救亡圖存又產生一定程度革新傾向。

但是，張謇的政治思想與維新派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差距。第一，維新派宣傳近代民權思想和國家學說已有10年以上的歷史，他們變法綱領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希望把君主專制改為君主立憲，讓資產階級部分地參加各級政權。而張謇則與其他帝黨分子一樣，他所主張的變法大體上限於經濟、文化方面，並且唯恐要求過高將會觸怒當權的守舊勢力。第二，維新派（特別是其左翼）比較急於實現全面變法的主張，因此在與守舊派鬥爭激烈的時候，不惜鋌而走險，訴諸宮廷政變。張謇則堅持溫和緩進，唯恐維新派的“魯莽”行動會引起政局大的動蕩。

張謇很快就從變法運動中遊離出來。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黨突然罷黜帝黨領袖翁同龢。張謇對此不勝憂慮，很快也請假離開了北京，基本上結束了他與戊戌變法這一段歷史因緣。

但是，戊戌變法的失敗決不僅僅是維新派的失敗，它同時也是帝黨的失敗。不過到義和團運動期間，由於京師政局的異常動蕩，他們又有所策劃，而張謇則是其中最為活躍的人物之一。

先是許多帝黨骨幹分子，如沈曾植、黃紹箕、沈瑜慶、陳三立等，他們和張謇一樣都投奔託庇於張之洞、劉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緒二十五年（1899）底，盛傳慈禧太后即將正式廢黜光緒帝，另立溥儁繼帝位。這些蟄處東南的帝黨分子憂心忡忡，唯恐光緒帝禍生不測。張謇在日記上充分流露出這種心情：“聞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為子承穆廟（指同治帝）為嗣統之詔，歲晏運窮，大禍將至，可畏也哉！”他們與東南紳商聯絡，由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發出了列名1231人的諫阻廢立電報。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社會輿論的影響下也上疏勸止廢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這樣強硬的口氣向慈禧太后施加壓力。后黨知時機尚未成熟，廢立陰謀暫時中止。

正當統治階級忙於內部紛爭之際，義和團反帝風暴席捲着北中國，帝國主義侵略聯軍進犯津、京。慈禧太后攜帶光緒帝逃往西安。張謇主張對義和團嚴行鎮壓，唯恐群眾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將會衝擊剛剛創辦的大生紗廠和正在籌建的墾牧公司。因此，他積極支持東南督撫向帝國主義謀求妥協，共同維護長江中下游的統治秩序。

張謇參與“東南互保”的活動，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策劃招撫以徐寶山為頭子的大股“鹽梟”；第二步是促進劉坤一等訂立《東南保護約款》；第三步則是所謂“退敵迎鑾”，幻想讓光緒帝重新當政。

徐寶山綽號徐老虎，是長江下游著名的“鹽梟”，一向被江蘇紳商視為“心腹大患”。光緒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聯絡，隨即以“兩江兩湖大元帥徐”的名義發出佈告，假借光緒帝密詔號召人們：“會師兩淮，取道北上，以清君側，而奠國基”。張謇對維新派的“勤王”未嘗不感興趣，但是卻深恐秘密會社乘機暴動可能觸怒帝國主義，引起規模更大的武裝干涉。因此他決心拆自立軍武力“勤王”的台，於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親往南京向劉坤一“陳招撫徐老虎策”。劉坤一接受了張謇的建議，對徐部加以招撫改編。徐寶山本來就缺乏明確的政治意識，自此變成封建統治者的一條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黨分子、時任正陽關淮鹽監督的沈瑜慶，在上海與盛宣懷等議定電請“東南各省一律合訂中外互保之約”。沈隨即回到南京，與張謇、湯壽潛、陳三立等秘密計議，然後由張謇出面勸說劉坤一聯合張之洞“保衛東南”。關於這件事，張謇自訂年譜有一段很生動的記述：“劉猶豫（因有某幕客持異議），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其客曰：‘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這段話雖然不免誇大了張謇個人的決策作用，但確實反映了帝黨分子、東南紳商與洋務派督撫串連起來，立足於保存自身經濟、政治實力，決心違抗慈禧太后發佈的宣戰上諭。

“東南互保”促成以後，張謇等感到長江中下游市場穩定有了保障，於是進一步策劃所謂“迎鑾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緒帝營救出來，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後逐步實現他們期望已久的各項溫和改革。當時，他們風聞慈禧太后即將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黨分子鄭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營務處並奉詔北上。張謇等很想利用這支部隊，阻止皇室前往西安，並把光緒帝迎接到南京來。同時，他們對奉旨北上的巡閱長江水師李秉衡也寄予希望，決定由湯壽潛“追謁李帥陳安危至計”①，企圖利用李所帶的部隊實現“易西南南”計劃。此後，張謇在南京、上海與湯壽潛、沈瑜慶等頻頻密商，並且勸劉坤一、張之洞公推李鴻章帶兵北上“勤王”，一則藉以保全光緒帝，再則加強鎮壓義和團以謀向帝國主義求和。

張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這樣活躍，不僅由於他們得到劉坤一、張之洞的庇護與器重，而且還顯然從英帝國主義方面得到啟發與支持。當時，上海的英國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國政府“採取措施來明確主張英國在揚子江的宗主權”。甚至建議：支持各省總督反對北京，“第一步是彈壓西太后和她的謀臣”，然後爭取“將首都遷到南京”①。這當然大大增強了東南督撫和紳商界的親英傾向。不過由於北京很快失陷，洋務派督撫舉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實，張謇的“易西而南”計劃無從付諸實施。所以，此後他又不得不將“迎鑾南下”方案改為“退敵迎鑾”。

所謂“退敵迎鑾”，包括“退敵、剿匪、請兩宮迴鑾議約”三件大事。

具體做法是：首先懇求聯軍退出北京，儘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然後再“徐議除匪定約事”。他們認為：關鍵在於“罷斥端、剛（指載漪、剛毅）以謝天下”，也就是必須改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頑固派手中，那麼“迴鑾”、“除匪”、“議約”就根本無從談起。八月中旬，張謇詳盡地向劉坤一陳述了上述意見，並且得到劉的同意。不久后黨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剿匪、定約”也逐步實現。所以，庚子閏八月之後，張謇除了一度參與勸阻簽訂中俄東三省條約以外，政治活動已大為減少，轉①《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師範學校開學演說》。

①《張謇日記》庚子六月二日。

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墾牧公司創辦工作。

儘管張謇仇恨義和團，但義和團卻幫了大生紗廠一個大忙。由於戰事的影響，洋紗進口明顯減少，機紗市場價格挺俏。這年秋天，張謇在日記上高興地寫道：“廠事復轉，銷路大暢。”②據統計，大生當年獲純利達11.8萬餘元。第二年，通海墾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開始緊張進行。因此，張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訓，在“迴鑾”、“議約”以後有所振作革新。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諭表示將要變法和實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劉坤一電邀張謇等前往南京討論如何響應清廷“維新”詔令。張謇與湯壽潛、沈曾植、鄭孝胥等反覆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01年3月15日）以後陸續到達南京。他與劉坤一商談以後，整整花了半個月的時間寫成《變法平議》，比較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變法平議》根據封建政府的結構，把要求變革的42條事宜，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類，然後又匯總區分為進行步驟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請設議政院，各府、州、縣城設中學堂，先教測繪、師範、警察，各省設局編小學堂、中學堂課本書，譯各史及各學科書，戶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縣行預計表。”

第二階段：“分職、省官、定俸，各府、州、縣實行測繪、警察，訂稅目，增法律章程，罷厘金，停捐納，變科舉，行決算法。”

第三階段：“令各府、州、縣分設各鄉小學堂，興農、工、商業，抽練營兵，減官府儀衛。”

顯然，《變法平議》所提出的要求，低於維新派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水平，而整個進行步驟也更為迂緩，但就連這樣的改良方案，不僅不能被后黨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沒有被標榜“新政”的東南督撫所採納。張謇“意緒為之頃索”。而後，他對全國政局暫時持消極觀望態度，而以更大的熱情從事以實業和教育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過到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謇的思想產生較大變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躍起來，而且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

這年四月，日本邀請包括張謇在內的一批東南名流前往參觀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張謇在日本各地訪問了兩個多月，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獲得極為深刻的印象。回國后，他把參觀期間的日記編輯刊印，題為《東遊日記》。他最感興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對本國大資本集團的極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夠如此，則是由於日本實行了君主立憲和政黨政治，國家大事得到國民的關心和支持。張謇一貫反對日本侵略，但他認為中國應該取法日本的優長之處以求富強，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進步。

同年年底，日俄戰爭爆發。張謇看到島國日本居然敢於向地跨歐亞兩洲的沙皇俄國宣戰，而且一開仗便取得勝利。他感到既羨慕又慚愧，在除夕日記上寫道：“日本全國略與兩江總督轄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轄地）則倍之矣。一則致力實業、教育，三十年而興，遂抗大國而拒強國。一則昏若處瓮，瑟縮若被縶。非必生人知覺之異也，一行專制，一行憲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無人能舉以為聖主告也。可痛！可恨！”①此後，張謇日益明②參見伯爾考維茨：《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中譯本，第323—325頁。①《張謇日記》庚子閏八月九日。

確地以君主立憲派的面貌出現於政治舞台。

光緒三十年（1904）春，清廷駐各國使臣孫寶琦、胡維德等聯名電請變更政體，此後朝野要求立憲的呼聲漸高。張謇也參與了君憲論的各方應和，並且對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實行所謂“新政”過程中，設置了商部，頒佈了若干獎勵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章程條件，並且特別注意拉攏資產階級上層人物，這更增加了張謇的幻想。這年正月，商部命張謇主持全國商會並組織“絲茶大公司”。他認為“此所謂務虛名而無實效者也”，婉言辭掉了。但不過一個多月，上諭賞給張謇三品銜商部頭等顧問官的名義，他卻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後，張謇應兩江總督魏光燾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邀請，參與為他們起草要求清廷立憲的奏稿。此外，他又組織翻譯刻印日本的《憲法義解》、《日本憲法》、《日本議會史》等書，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還秘密託人送入清宮12本。這時，全國範圍的立憲運動已經逐步展開了，而張謇則在這個運動中嶄露頭角。

第三節辛亥革命前後光緒三十一年（1905）是資產階級革命開始進入高漲的一年，同時也是清廷開始偽裝“預備立憲”和資產階級改良派認真發起立憲運動的一年。張謇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展開了頻繁的政治活動。除協助張之洞、魏光燾向清廷上書以外，他還積極聯絡各省督撫，特別是直隸總督袁世凱，以尋求地方實力派的支持。袁世凱是他在慶軍幕中教讀過的學生，后因張謇不滿於袁之驕橫跋扈而絕交已達20年之久。光緒二十七年（1901）秋李鴻章死後，袁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聲勢顯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搖搖欲墜和革命潮流的高漲，促使張、袁捐棄前嫌，重新攜手以應付危局。從此，北袁南張，一個在朝，一個在野，遙相呼應，縱橫捭闔，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06）六月，出國考察憲政大臣端方和戴鴻慈回到上海。張謇替端、戴起草《為立憲致各省督撫電》，吹噓只要仿行日本憲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處：“君權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於內外形勢，正式諭令“預備仿行憲政”。國內外立憲派歡欣鼓舞，紛紛“開大會，舉祝典”。張謇立即寫信恭維袁世凱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複信則再次吹捧張“英絕領袖之才，鼓吹群倫，隱然為輿論之母”①。由於得到袁世凱等有權勢的督撫支持，張謇一夥的勁頭更足，就在這年冬天正式組成了預備立憲公會。

預備立憲公會推定鄭孝胥為會長，湯壽潛、張謇為副會長，成員多數為蘇、浙、閩三省紳商名流，而其中骨幹分子則大多為張謇的密友和親信。在成立大會上爭論頗多，大體上可以區分為“急進”和“緩進”兩種主張。張謇顯然傾向於緩進，認為：“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①這可以看作是張謇一派在整個立憲運動中的方針路線。

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諭令設立資政院和各省咨議局。宣統元年（1909）八月，江蘇咨議局正式成立，張謇當選為議長，隨即發起國會請願運動。他與江蘇巡撫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聯絡各省督撫，要求組織各省內閣；張謇則負責聯絡各省咨議局，敦促從速召開國會。他還應湯壽潛的邀請，專程前往杭州說服浙江巡撫增韞。江、浙兩省地方當局和諮議局步調協同一致，因而能夠在全國立憲運動中處於倡導地位。是年冬，省諮議局代表齊集上海，舉行國會請願代表團談話會，並組成33人國會請願代表團。張謇在代表團出發時贈言：“秩然秉禮，輸誠而請。得請則國家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忍負我人民也。”①但是，以醇親王載灃為首的清廷並沒有為張謇的“輸誠”所感動，連縮短4年預備立憲期限這樣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統二年春，張謇召開江蘇咨議局會議，決定再次請求速開國會。五月，又發動了第二次國會請願。①《張謇日記》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①張一鏖：《擬復張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①張謇：《自訂年譜》丙午十一月。

此次請願除各省咨議局代表外，還有各省商會、華僑商會及其他政團代表參加，一時號稱有20餘萬人參加，很有一點聲勢。但清廷頑固如舊，不僅堅持9年預備立憲原議，而且嚴厲告誡請願代表：“毋得再行瀆請。”但張謇等仍不死心，緊接着又為第三次國會請願作準備。

八月，新成立資政院正式開議，國會請願代表團乘機再次向清廷上書，併到處遊說宣傳。資政院一致通過速開國會的決議，各省督撫也聯名奏請立即召開國會。清廷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於十月初宣佈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由9年改為5年，預定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並預行組織內閣。張謇滿足於清廷這樣微不足道的讓步，中止了原來打算親自北上活動的計劃。但國會請願代表團卻深感不滿，繼續要求立即召開國會。清廷惱羞成怒，驅逐請願代表，並逮捕懲辦天津學界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徹底失敗。張謇對此不能不感到沮喪。

清廷繼續倒行逆施，於宣統三年（1911）四月組成所謂“皇族內閣”，實際上是進一步實行集權專制，同時又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全國輿論為之嘩然。立憲派與清廷對立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不少人已傾向於鋌而走險，另作他圖。張謇雖然也感到清廷“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但仍然沒有放棄勸說清廷回心轉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湯壽潛、趙鳳昌、沈曾植等聯名向載灃上書，勸他“危途知返”，改組內閣，“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指袁世凱）”。不久，他又代表滬、津、粵、漢四地商會進京，與美國達賚財團商談合辦中美銀行與太平洋航業公司問題，並藉此機會對清廷作“最後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張謇偕江謙、孟森等從上海乘輪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6月7日），張謇於北上途中特地下車看望蟄居彰德的袁世凱，兩人“道故論時”，對政局顯然有所計議。據當事人回憶，張謇回車時含笑說：“慰廷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②五月十二日張謇抵京，受到載澤、端方等人的熱烈歡迎，並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載灃召見，任命為中央教育會會長。張謇則建議清廷注重民生，實行憲政，政府承擔川路虧空，並全部收購商股以平息保路風潮等。隨後又曾分別與奕劻、載澤、盛宣懷等有所磋商。張謇在北京奔走近兩個月，並未獲致任何具體結果，但載灃等這種“求賢若渴”的姿態卻贏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奮作為代表參加直省咨議局聯合會外，自己並不直接參与活動。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籌議中美合資興辦實業事宜。當四川保路風潮已經發展成為武裝起義，全國革命大風暴即將狂飆突起的時候，他還和趙鳳昌認真起草《報美團人（指東方商團）書》，準備組織代表團到美國“報聘”。

為了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於八月十三日（10月4日）又趕到武昌。十六日，大維紗廠、布廠同時開工，緊接着便是頻繁的宴會，以歡慶他的經濟勢力伸入華中地區的中心。豐厚的利潤幾乎使他陶醉忘憂。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漢口寶善里革命黨總機關被破獲的那一天，他興緻勃勃地參加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舉行的午宴，甚至還派專人護送孔雀、錦雞各一對給通州博物苑。晚間又和湖廣總督瑞澂暢談到深夜。十九日（10月10日）上午過江在漢口等船，晚八時登輪返滬。船開動時已發現長江對岸起火，“舟②《張季子九錄·政聞錄·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疏序》。

行二十餘里，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①。張謇最為害怕的景象終於出現了，這就是辛亥武昌首義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慶。他本來是應邀前來和安徽巡撫朱家寶商談導淮問題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當地新軍已在醞釀起義，還有什麼導淮可言呢？二十日，他連夜擠進塞滿人群的江輪，第二天趕回南京。他先後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出兵鎮壓湖北革命運動。鐵、張自顧不暇，無以為應。他又趕到蘇州，連夜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建議立即解散皇族內閣，組織責任內閣，嚴懲“釀亂首禍之人”（指盛宣懷等），“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佈憲法，與天下更始”①。但是，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各省區的紛紛獨立，終於使張謇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清朝大勢已去。他重新判斷時局，決定放棄君憲，轉向共和，從“和平光復”中另謀出路。上海、浙江光復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蘇州宣佈獨立。九月十八日（11月8日），通州也宣告獨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資本集團毫無損失，張謇的哥哥張謇且出任總司令。在此前後，他還打電報給已經奉命進攻湖北民軍的袁世凱，勸他認清國內大多數人“趨於共和”的嚴酷現實，應趕緊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儘快與南方達成協議，以確定共和政體，穩定全國局勢。並分別寫信給鐵良和張人駿，勸他們斷然放棄武裝反抗。十一月初一日（11月21日），他當選為由咨議局改組的江蘇臨時議會議長。十月中旬赴滬，與章太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晤談。他拒絕接受清廷授以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的任命，公開表明了與清皇朝決絕。他接受了江蘇軍政府兩淮鹽政總理的委任，但這並非是真心實意支持革命。因為他自己說得很清楚：“欲江寧之回復秩序，須設置民事（指政府）：欲設置民事，須客軍（指各地民軍）出發；欲客軍出發，須財政先得數十萬。財政之大者在鹽，為鄉里計，不得不為任鹽事。”②總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時結束，由袁世凱出來收拾殘局，恢復秩序。

當時，各省紛紛獨立，不相統率；就是江蘇省內，也出現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為政、相互爭持的現象。張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駐南京，“並寧、蘇為一”，逐步恢復江蘇全省政令的統一。第二步是進而力爭以上海為政治中心，把操縱全國局勢的主動權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則是通過“南北和談”，把獨立各省的政權匯總起來，統統移交給袁世凱。根據趙鳳昌遺留的各種函電文稿，可以知道張謇等人曾經設計一個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國獨立戰爭時的“十三州會議總機關”，儘快在上海設立各省代表臨時會議機關，以便於南北議和並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經過他們的多方面活動，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終於由武漢改在南京會議，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開議，以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的臨時中央政權也正在籌組之中。而趙鳳昌的惜陰堂，則是操縱所有這些活動的幕後中心。

可是，孫中山於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到達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他們的計劃。由於這位革命領袖在同盟會內外享有崇高的聲望，同時也由於黃興等人極力維護革命陣營的統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主導的中央臨時政府。張謇被任命為實業總長，可是他從一開始就持①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0—182頁。

①《自訂年譜》辛亥八月。

②《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消極態度。他很快就離開南京，而且不再到職，隨後更借口漢冶萍公司抵押借款問題正式辭職。同時，他高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並聯絡章太炎等建立中華民國聯合會，隨後又改組為統一黨，用意都是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相對抗，以擁立袁世凱為職志。所以當他獲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為條件而改選袁世凱為臨時總統時，便連忙密電告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①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逼迫清帝遜位。張謇認為“此一節大局定矣，來日正難”①。所謂難，是指結束革命遠遠難於結束清朝。次日，孫中山辭職，參議院經孫推薦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職，使之離開北方巢穴，以便對他有所約束。而袁世凱一手導演的“兵變爭都”醜劇，以及中外反動勢力的“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等鼓噪，大體上都與張謇的意願相吻合。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張謇自然感到滿意，但也沒有馬上參加袁記內閣。這是由於他剛剛辭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職務，“今若忽焉而北，則淺見者必以為有輕重向背於其間，而無識者且可造為種種荒誕離奇之語”②。說穿了，就是想掩蓋自己反孫擁袁的政治立場，而以在野的身份為袁“拾遺補闕”和“遙為聲援”。他先後參與了共和黨、進步黨的建立，以對抗同盟會及其改組而成的國民黨，還為南京臨時政府、留守府和上海軍政府的結束及遣散民軍有所策劃張羅。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蘇以至南方局勢已經初步穩定，才親自北上拜會袁世凱，表面上僅僅是就鹽法改革有所陳說，實際上是參與共和黨籌謀如何分化革命派並支持袁政府“集權統一”。

正當張謇認為“統一”、“秩序”在望，將可大展“棉鐵主義”宏圖的時候，1913年3月20日出現了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慘遭暗殺的案件，整個政局重新動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張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對武力討袁，力主“持以鎮靜”和“法律解決”。他誇大革命代價的高昂，並且醜化與詆毀革命的領導人，說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錢，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揮霍，自買今年、明年糾纏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錢從何來？無所得錢，憑何革命？”③他以“調停”人自居，實際上都是利用汪精衛、陳陶遺等妥協分子，拉攏並影響黃興等人，孤立孫中山並反對他所領導的“二次革命”。張謇這種政治態度，同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大多數人傾向於妥協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凱將“二次革命”鎮壓下去以後，張謇立即於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齡主持的所謂“第一流人才內閣”的農林工商總長。他不明白袁世凱無非是把這個“名流內閣”作為一種裝飾品和通向獨裁帝制道路的墊腳石，幻想憑藉國家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他夢寐以求的“棉鐵主義”。在兩年任期中，他“延攬通曉工商法之人”，認真編輯20餘種法令條例。他主張應把工業發展的重點確定為紡織和鋼鐵，提倡和保護民營工商業，強調吸收外資須注意“條約正當，權限分明”①，並擬訂了各種雄心勃勃的發展實業的計①《張謇日記》辛亥九月二十日。

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②《張謇日記》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③《張季子九錄·政聞錄·為時局致袁總統函》。

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調和南北致孫少信、王鐵珊函》。

划。張謇的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是具有進步性的，而且他還懂得經濟不能離開政治的道理：“實業之命脈，無不繫於政治。”他很希望出現一個能夠保護本國農、工、商業發展的“賢良”政府，可是他沒有想到袁世凱所最關心的卻是復辟帝制，兩年來努力制定的20來種法令條例往往流於空言。

1914年2月，熊希齡內閣被迫總辭職，張謇雖然暫時留任，但已不安於位。在“名流內閣”垮台5天以後，他就寫信勸告袁世凱說，“解散國會、改總統制、祀天用袞冕”等，已經在國內外廣泛引起“帝制復活”的流言，並且將會誘發新的動亂。他借用蘇軾的話以示諷喻：“操網而臨淵，自命為不取魚，不如釋網而人自明也。”①可是袁世凱決不“釋網”，5月以後乾脆撤銷國務院，改在總統府內設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條”與日本進行無恥交易。帝制復辟迫在眉睫，張謇深表不滿，正式辭去農商總長職務。

張謇回到南方以後，並沒有參加反袁鬥爭，但對帝制的抵制態度是比較明確的。1915年11月20日，張謇看到上海報紙上有袁世凱將封他為“太傅”的消息之後，在日記上寫道：“何為若是之紛紛逼迫耶！”19年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以後，曾通過徐世昌再一次邀請張謇北上為之轉圜。張謇斷然拒絕。

但是，張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卻在經濟上得到補償，他的企業在歐戰期間得到空前發展。截至192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資本增加到360多萬兩，歷年純利累增總額共為60餘萬兩。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個廠，資本總額達770多萬兩，紗錠共15萬枚，布機共1500餘台，同時着手興辦了金融業（淮海銀行），擴充了航運業（大達輪步公司），此外還增設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業和事業單位。鹽墾事業也有很大發展，公司林立，墾區擴展，南到長江口附近的呂泗場，北到海州以南的陳家港，包括南通、如皋、東台、鹽城、阜寧、漣水等縣，在瀕臨黃海的200餘英里沿岸沖積平原上，佔有土地總面積達455萬畝，已墾面積70萬畝，投資總額共2119萬元②。張謇的經濟事業在1920年前後達到頂峰。

但是好景不長，歐戰後帝國主義的捲土重來，再次使民族工商業陷於凋敝。而袁世凱死後，軍閥統治由表面統一轉入公開混戰，更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災難，同時也使大生資本集團很快由盛而衰。張謇被迫把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江浙財團接辦，將近30年苦心經營的企業體系瀕於土崩瓦解。張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於各派軍閥之間，反對共產主義和群眾運動，提倡尊孔信佛以謀抵制方興未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也應該看到，他期望祖國富強之心始終未泯，曾撰文指責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要求廢止不平等條約，主張取消租界、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他還希望結束軍閥混戰，讓民族資本主義有一個得以順利發展的和平環境。只是由於他已經遊離於時代潮流之外，這些夢想的幻滅是必然的結果。

1926年7月17日，張謇病故。這年春天，他“慨世亂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窮”，曾賦長詩以寄孤憤。結尾幾句是：“太平在何時？今年待明年。嗚呼覆巢之下無完卵，野老灑淚江風前。”①這便是他暮年處境的自我寫照。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宣佈就部任時之政策》。

②《張謇未刊函電》。

①《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如通泰各鹽墾公司募集資金之說明》。

第二十一章李善蘭李善蘭（1811—1882），原名心蘭，字竟芳，號秋紉，別號壬叔①。浙江海寧縣人。中國微積分學的先驅，近代科學的先行者。

①《張季子九錄·詩錄》。

第一節雅志說算術，心志窮專一浙江省海寧縣，位於錢塘江口，杭州灣北岸。這裏氣候溫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產豐富，是一個山清水秀的魚米之鄉。縣境內東北部的硤石鎮，沿河兩岸有審山、紫微山之勝，俗呼東山、西山，靈秀所鍾，代有傳人。山下有一李姓讀書世家，溯其先祖，乃南宋末年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人李伯翼，他一生讀書談道，不樂仕進。元初，因其子李衎舉賢良方正，授朝請大夫嘉興路總管府同知，迎養來浙，旋即定居硤石。五百年來，傳至十七世孫，名曰李祖烈，號虛谷先生，乃經學名儒。李祖烈初娶望海縣知縣許季溪的孫女為妻，不幸許氏早逝；繼娶妻妹填房，又病故。後續弦崔氏，系名儒崔景遠之女，知書達理，性情賢淑。婚後二人感情甚篤，相敬如賓。1811年1月2日凌晨子時，崔氏生下一子。斯時，李祖烈已年逾40，中年得子，欣喜若狂。他捋着唇邊不多的幾根鬍鬚，一眼瞥見案頭平素最心愛的一盆蘭花，正早早地開出了幾朵淡紅色的花星星兒，競吐芬芳，於是給剛剛呱呱下地的胖兒子取名叫心蘭，字竟芳。這個孩子，就是日後成為我國近代科學先驅者的李善蘭。

心蘭自幼就讀於私塾，改取庠名善蘭。他資稟穎異，勤奮好學，於所讀之詩書，過目即能成誦。

9歲那年，有一天他從父親的書架上取下來一本古書，一看封面，“九章算術”四個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平時接觸的都是四書五經，還從來沒有見過數學書呢。打開書本一看，沒有“子曰”，沒有“之乎者也”，卻有什麼“方田”、“粟米”、“方程”、“勾股”之類的詞兒，令他感到十分新奇有趣。從此他便迷上了數學。

到他14歲的時候，又靠自學讀懂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6卷。這是明末徐光啟（1562—33）和利瑪竇（M.Ricci，1552—10）合作翻譯的古希臘數學名著。書中歐氏幾何學嚴密的邏輯體系、清晰的演繹推理，與偏重實用解法和計算技巧的中國古代傳統數學異其旨趣，自有它的特色與長處。李善蘭在《九章算術》的基礎上，又吸取了《幾何原本》的新鮮血液和養料，這使它的數學造詣日趨精深。

又過了幾年，作為州縣的生員，李善蘭到省城杭州參加鄉試，結果因做不好八股文章，未曾中舉。雖落第而歸，但卻在杭州的書坊攤頭買到了金元數學家李冶關於“天元術”的名著《測圓海鏡》以及清初學者戴震的《勾股割圓記》，帶回家來，仔細研讀，數學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海鹽人吳兆圻《讀疇人書有感示李壬叔》詩中說：“眾流匯一壑，雅志說算術。中西有派別，圓徑窮密率。”“三統探漢法，余者難具悉。余方好茲學，心志窮專一。”①李善蘭很重視從實踐中學習數學和天文知識，他的經學老師陳奐說他“熟習九數之術，常立表線，用長短式依節候以測日景，便於稽考”①。

有一次，李善蘭與學友們同游東山。有人問他東山有多高？他立即從地①《海寧州志稿》、《清史稿》、《疇人傳》及其後諸書均誤作“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紉”，今據原始資料《苞溪李氏家乘》（祠堂藏版，1890）卷六改。

①《硤川詩續鈔》卷五。

上拾起一根草芥，平伸手臂，眯着眼睛，沿着草芥頂端對準東山一瞄，隨即脫口而出：“二十六丈！”同行者無不驚訝。原來他是用相似勾股形對應邊成比例的原理目測心算算出了東山的高度。

李善蘭結婚那天的晚上，要拜堂了，卻不見了新郎，大家都很着急。他的二弟心梅和小弟心葵卻心中有數，他們跑上二樓的閣樓上一看，大哥正貓着身子，探頭於窗外，聚精會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呢！原來李善蘭為了研究數學和天文曆法，平時經常獨自上東山，觀測象緯■次。當晚，他來不及上山去了，只好跑到閣樓的窗台上進行每天例行的天象觀測。

第二節朝廷養兵本衛民，臨敵不戰為何哉1840年，李善蘭29歲的時候，鴉片戰爭爆發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用鴉片和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帝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

1842年5月，英軍攻陷江浙海防重鎮乍浦。乍浦離李善蘭的家鄉硤石只有幾十里的路程。他耳聞目睹了侵略者燒殺淫掠的血腥罪行，滿懷悲憤，奮筆疾書《乍浦行》一詩：“壬寅四月夷船來，海塘不守城門開。官兵畏死作鼠竄，百姓號哭聲如雷。夷人好殺攻用火，飛炮轟擊千家灰飽驚十日揚帆去，滿城屍骨如山堆。朝廷養兵本衛民，臨敵不戰為何哉？”②鮮明地表達了他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對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對清政府臨敵不戰的強烈譴責，以及他對敵主戰的堅決態度。

人民群眾不堪忍受侵略者的凌辱。當時有一個名叫劉七姑的女子，在敵人的淫威面前，寧死不屈，投井自盡。李善蘭寫了一首民歌體裁的《劉烈女》詩①：夷船海上來，將軍不敢守。

炮聲一震魂魄喪，騎馬掩耳出城走。

嗚呼！將軍性命重如此，烈女乃於井中死。

用通俗明白的語言對比描繪“將軍”和“烈女”的形象，褒貶愛憎的感情色彩何其鮮明！李善蘭還在《漢奸謠》②一詩中痛斥那些“割民首級爭獻功”的民族敗類，對於“街頭義勇捉漢奸”、“為爾良民一雪仇”的舉動則表示歡欣鼓舞，拍手稱快！

鴉片戰爭血淋淋的事實，激發了李善蘭憂國憂民和科學救國的進步思想。他說：“嗚呼！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其制器之精，算學明也。”③為了國家的強盛，他希望“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④。從此，他自己便身體力行，在家鄉刻苦從事數學研究工作。

②陳奐：《師友淵源記》。

①李善蘭：《聽雪軒詩存》，汲修齋校本，北京圖書館藏。

②李善蘭：《聽雪軒詩存》，汲修齋校本，北京圖書館藏。

③李善蘭：《聽雪軒詩存》，汲修齋校本，北京圖書館藏。

④李善蘭：《重學》序，1866年。

第三節步算中西獨絕倫，小李將軍算法奇1845年前後，李善蘭在嘉興陸費家設館授徒，得以與江浙一帶的學者（主要是數學家）顧觀光（1799—1862）、張文虎（1808—1885）、汪曰楨（1813—1881）等人相識，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數學問題。此間，李善蘭有關於“尖錐術”的著作《方圓闡幽》、《弧矢啟秘》、《對數探源》等問世。

李善蘭的尖錐術，可以說是具有中國傳統數學特色的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由於清政府長期奉行閉關自守政策，包括微積分學在內的西方近代科學一直未能傳入中國。當時的中國數學界，除了見到零星幾個由傳教士帶進來的三角函數無窮級數表達式和對數計算方法之外，其餘則一概不知。就是這些公式和方法，也只有結論，沒有推導的過程和計算的原理。在這種情況下，李善蘭異軍突起，獨闢蹊徑，通過自己的刻苦鑽研，在中國傳統數學中垛積術和無窮小極限方法的基礎上，發明尖錐術，不僅創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冪級數展開式，各種三角函數、反三角函數和對數函數的冪級數展開式，而且還具備了解析幾何思想和一些重要定積分公式的雛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首先，李善蘭所創立的尖錐概念，是一種處理代數問題的幾何模型。它由互相垂直的底線、高線和凹向的尖錐曲線所組成，並且在考慮尖錐合積的問題時，也是使諸尖錐有共同方向上的底和高，這樣的底和高具有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縱、橫兩個坐標的作用。

其次，這種尖錐是由乘方數漸增漸迭而得，尖錐曲線是由隨同乘方數一起漸增漸迭的底線和高線所確定的點變動而成的軌跡。由於李善蘭把每一條尖錐曲線看作是無窮冪級數中相應的項，實際上他給出了直線（長方、平尖錐）、拋物線（立尖錐）、立方拋物線（二乘尖錐）的方程。他的對數合尖錐還相當於給出了等軸雙曲線的方程。

再次，李善蘭的尖錐求積術，實質上就是冪函數的定積分公式和逐項積分的運算法則。同時，李善蘭用這種積分的方法，配合還原（級數回求）、商除等代數運算方法，卓有成效地展開了許多超越函數的研究，這也是屬於微積分學早期階段的工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善蘭的對數論，它建立在尖錐術的基礎上，獨具特色，受到了中外學者的一致讚譽。偉烈亞力（A.Wylie，1815—1887）說：“李善蘭的對數論，使用了具有獨創性的一連串方法，達到了如同聖文森特的J.格雷戈里（Gregory，38—75）發明雙曲線求積法時同樣漂亮的結果。”“倘若李善蘭生於J.納皮爾（Napier，1550—17）、H.布里格斯（Briggs，1556—31）之時，則只此一端即可名聞於世。”⑤顧觀光發覺李善蘭求對數的方法比傳教士帶進來的方法簡捷、高明，認為這是洋人“故為委曲繁重之算法以惑人視聽”，因而大力表彰“中土李（善蘭）、戴（煦）諸公又能入其室而發其藏”，大聲疾呼“以告中土之受欺而不悟者”①。

在李善蘭尖錐術的基礎上，解析幾何思想和微積分方法的萌芽，是可以生根長葉、開花結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數學也可能以自己特殊的方⑤李善蘭：《重學》序，1866年。

①A.Wylie，ChineseResearches，Shanghai，1897。

式走上近代數學的道路。只是幾年以後，到了1852年，李善蘭便接觸到了大量從西方傳進來的近代數學，並參與了把解析幾何和微積分介紹進中國的翻譯工作。從此，中國傳統數學逐漸匯入世界數學的發展洪流之中。

清初有兩位天算大師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28—82）、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33—1721），當時號稱“二庵”。蔣學堅說：“李先生算學為中外所共仰，國初王曉庵、梅勿庵二先生后，當首屈一指。”②又有詩稱李善蘭“步算中西獨絕倫”、“王梅而後此傳人”，“二庵之後更推誰，小李將軍算法奇”①。

②顧觀光：《■賸餘稿》卷下，《武陵山人遺書》，1883年。

①蔣學堅：《李壬叔先生〈則古昔齋遺詩〉跋》，《懷亭文錄》。

第四節朝譯幾何，暮譯重學1852年夏天，李善蘭到上海墨海書館，將自己的數學著作給主持書館的英國傳教士W.H.麥都思（Medhurst，1796—1857）展閱，其時住於墨海書館的偉烈亞力見之甚悅，出了幾道數學難題請教李善蘭，李善蘭一一作了正確的解答。於是偉烈亞力便請他留在上海合作翻譯西方數學書籍。

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作翻譯的數學書有《幾何原本》后9卷、《代數學》13卷和《代微積拾級》18卷等。

據偉烈亞力說，古希臘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英文版本“校勘未精，語訛字誤，毫釐千里，所失匪輕”，而“（李善蘭）君固精於算學，於幾何之術，心領神悟，能言其故。於是相與翻譯，余口之，君筆之。刪蕪正訛，反覆詳審，使其無有疵病，則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藉手告成而已”②。看來，這並非謙虛之詞。因為翻譯的過程是偉烈亞力口述，李善蘭筆錄。這種筆錄，是對口述的再翻譯，整理、加工、乃至創造的比重是很大的。李善蘭自己也說：“當筆受時，輒以意匡補”，如此“屢作屢輟，凡四歷寒暑，始卒業”，“偉烈亞力君言，異日西士欲求是書善本，當反訪諸中國矣”①。該書於1856年譯畢，1857年出版發行。

英國數學家A.棣么甘（DeMorgan，1806—1871）的《代數學》（1835）

內容包括代數方程、方程組、指數函數、對數函數及其冪級數展開式等。這是我國第一部符號代數的譯本，西方通用的一些代數符號，例如＝，×，÷，拉伯數碼字用一、二、三、四，26個英文字母用中國傳統的十天干（甲、乙、丙、丁）十二地支（子、丑、寅、卯）外加四元（天、地、人、物）來表示。

美國E.羅密士（Loomis，1811—1899）的《代微積拾級》（1850）是一部高等數學的教科書，內容包括解析幾何和微積分初步，“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譯文用“微”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符號d，用“積”的偏旁“禾”表示積分符號∫，再配合其他相應的表示方法，象這樣的積分式dxaxaxc+=++òln()便被譯為禾甲⊥天彳天甲⊥天對⊥丙=()雖然同當今通用的數學符號和表達方式相比還相差甚遠，但這是高等數學第一次被介紹進中國，在中國近現代數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翻譯《幾何原本》的同時，李善蘭和偉烈亞力還翻譯了西方力學著作《重學》，真所謂“朝譯幾何，暮譯重學”②，十分緊張和辛苦。《重學》是我國近代科學史上第一部力學譯著，也是當時最重要、影響最大的一部物理學著作，“制器考天之理皆寓於其中”①。

②蔣學堅：《聞李壬叔丈訃音》，1882年。

①偉烈亞力：《幾何原本》譯序，1856年。

②李善蘭：《幾何原本》譯序，1856年。

①李善蘭：《重學》序，1866年。

從1852到1859年，李善蘭除了翻譯出版上述數學和力學的著作外，還同偉烈亞力合作翻譯出版了天文學著作《談天》（英國赫歇耳的《天文學綱要》）和植物學著作《植物學》（英國林德利的《植物學基礎》），這也是西方近代天文學和植物學首次全面系統地傳入中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翻譯過程中，大量的近代科學名詞，在漢語中都沒有先例供參考。本着對後人負責的精神，李善蘭仔細思考，反覆斟酌，十分貼切恰當地創譯了一大批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和植物學中的科學名詞，例如：代數、常數、變數、已知數、未知數、函數、係數、指數、級數、單項式、多項式、軸、切線、法線、漸近線、微分、積分；曆元、方位、視差、章動、自行、攝動、光行差、月行差、月角差、二均差、蒙氣差、星等、變星、雙星、三合星、本輪、均輪；分力、合力、質點、剛體；細胞、植物；等等。100多年來，這些科學名詞不僅在我國流傳下來，紮下了根，還飄洋過海，東渡日本等國，沿用至今而勿替。如今，當我們天天和這些熟悉的科學名詞打交道時，飲水思源，李善蘭的開創之功是應該永誌不忘的。

李善蘭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翻譯工作，加上七十年代初徐壽（1818—1884）翻譯《化學鑒原》，華蘅芳（1833—1902）翻譯《地學淺釋》等，20年間，西方近代科學中，數、理、化，天、地、生，各大門類的先進知識都介紹進了中國，這為中國的近代科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

第五節輔佐洋務新政，實施科學救國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清皇朝中一部分善於通權達變的封建政治家，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奕?、文祥和擁有實權的大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為代表，主張和實施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設備和科學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建立起新式的海軍和陸軍。這些活動，史稱“洋務運動”。此時，李善蘭投身洋務派官僚集團，積极參与洋務新政中的學術活動，試圖以此實現他的科學救國的理想。

1861年秋，曾國藩在安慶籌建一個試用機器生產的兵工廠——安慶軍械所，先邀著名化學家徐壽和數學家華蘅芳到內軍械分局研製機動船隻，后又將李善蘭“聘入戎幄，兼主書局”②。李善蘭一到安慶，就拿出因戰亂初刊版已毀的《幾何原本》等數學書籍對曾國藩說：“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失今不刻行復絕矣！”①在曾國藩的支持下，於1865年在金陵（南京）出版了15卷足本《幾何原本》。曾國藩親自為之作序，推薦此書。這對當時中國的數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都是有很大影響的。

1866年，曾國藩在上海籌建一個更大規模的兵工廠——江南機器局，他“郵致三百金”①到南京，資助李善蘭出版算書，這樣就有了1867年金陵刊本的李善蘭數學著作《則古昔齋算學》付梓問世。與此同時，在南京開辦金陵機器局的李鴻章也資助李善蘭重刻《重學》8卷附《圓錐曲線說》3卷。李善蘭的《則古昔齋算學》收有他20多年來的各種數學著作等13種，除前述關於尖錐術的《方圓闡幽》、《弧矢啟秘》、《對數探源》外，還有關於等差級數求和問題的《垛積比類》②，關於行星運動軌道研究方面的《橢圓正術解》、《橢圓新術》和《橢圓拾遺》，提出別具一格的圖解法、堪稱我國第一部精密科學意義上的彈道學著作《火器真訣》，在我國級數研究史上帶有開創性的《級數回求》，解決了若干有關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問題的《天算或問》，詮釋和發揚中國傳統數學和曆法的《四元解》、《麟德術解》，以及融會中西數學方法的《對數尖錐變法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