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二章 桂園對話

時間已經到了五月中旬，對於日本的東京這座城市來說，雖然已經過了賞櫻的季節，但從單純氣候的角度來說，這個時節才是一年中最適合人們出遊踏青的時間。

此時的東京城，還不像後世那樣，是一座充滿了現代意味的快節奏的摩登大都市，反而是一座以木質房屋為主的，充滿了古典意味的城市，當和煦的春風輕輕吹過，各色的行人填滿了城市的各個角落，把這座充滿了古典的城市襯托的格外生機勃勃。

東京城原來的名字是江戶城，這座原本由江戶氏豪族修建的小城，發跡與北條家族，興盛於德川家族，最終在1868年，也就是明治1年的時候，被明治天皇改名為東京，從此成為了日本的新首都，也成為新日本的象徵。

也就是說，日本的東京城這個名字，其實跟明治天皇是分不開的，而明治天皇原名祐宮睦仁，他的名字就是日本興盛和崛起的標誌，因此明治天皇的威望相當高，在日本國可以說是真正的一言九鼎，並徹底改變了天皇在日本長期作為傀儡的歷史。

跟明治天皇聯繫密切的東西除了東京城之外，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詞，那就是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世界史上公認的一大奇迹，一個又小又窮，資源貧乏的封建國家，僅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便實現了社會、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脫胎換骨，建立了亞洲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切，都和“明治”這個年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日本的資本主義，就是在明治維新后才迅速發展，完成帝國主義改造，並從此走上了軍國主義的擴張道路。

雖然明治天皇的確算是日本民族的大救星。是近代日本崛起的核心人物，但從實際來說，明治維新主要靠的不是明治天皇本人，而是圍繞在明治天皇周圍的一票維新志士，如坂本龍馬等人。

正是因為有了那些眼光開闊，志向高遠又勇於改革進取的維新志士。日本民族才在夾縫中獲得了難得的崛起時機，至於明治天皇，只不過是聯繫這些人的一個紐帶，或者是一種被供奉在神台之上的一種精神象徵，真正實施明治維新，讓日本走向崛起的，是那些維新志士。

所謂的維新志士，實際上是一個統稱，雖然聽起來很革命。但本質上還是以日本古老的地方封建藩主以及下級武士為主，而這些有着濃厚封建軍事武裝的勢力，也就是所謂的藩閥勢力，因此，明治維新實際上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實際上是一場日本上層統治階級的大洗牌。

換句話說，此時的日本，天皇只是表面上的至尊。是各方妥協后的產物，雖然身份尊貴。而且還開創了日本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君主立憲制，但此時的明治天皇手中卻沒有多少實權，雖然不能說是個傀儡，但也絕對不是那種像中國古代皇帝那樣，具備一言九鼎的權威，只能大玩權術與平衡。在各方勢力中左右逢源，權力並不像老百姓想的那麼大，因此，與其說明治天皇是個改革家，不如說他是個老道的權謀家。

為什麼明治天皇主張少說多聽。多做模稜兩可的決策？不是他不想一言九鼎，而是模稜兩可才有更多的退身之處，這樣才能更好的維護天皇的利益，避免跟執政產生過多的衝突，從而在上方遊刃有餘，而這一切只有到了裕仁時期才徹底打破。

實際上，日本此時的國家大政，幾乎都掌握在貴族元勛，也就是所謂元老的手中，這批人就是維新志士的核心主體，也就是所謂的倒幕派的地方藩閥，雖然這些人大都不在幕前，但掌握國家政權的內閣成員，卻基本都是這些藩閥的代表。

也就是說，此時的日本，倒幕派的貴族元勛雖然逐漸凋零，開始走向黃昏，但依然把持着國家大政，所以此時還是藩閥掌權的時代，因此，明治維新時代，其實就是藩閥統治的時代，歷史上，只有經過時間的陳釀，特別是大正天皇的民主時代之後，到了裕仁時期，軍國主義發展到高峰，新勢力強勢崛起的時候，藩閥政治才逐漸走向沒落。

此時的日本內閣，還是以桂太郎為首相內閣，桂太郎出身於長州藩，是日本的陸軍長老山縣有朋的掌門弟子，他的主張跟早已退休的山縣有朋一致，那就是反對民主政治，主張藩閥統治，因此也叫山縣派。

此時的桂太郎，正端坐在家中，穿着隨意的和服便衣，在招待一位貴客，而這位貴客也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着號稱日本民主最後守護人，大正時代開創者之稱的西園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並非出身藩閥武士階層，而是出自僅次於“五攝政”家的“九清華”家，所以也是出身豪門，屬於官閥階層，但實際上，他卻是伊藤博文的弟子與信徒，思想上走的是資產階級道路，主張民主政治，因此跟主張藩閥政治的山縣派屬於對立的階層。出於政治以及權術的考慮，明治天皇讓這兩派輪流執政，所以這時期的日本是桂太郎跟西園寺公望輪流當首相的時期，也叫做桂園時代。所以說，此時坐在這裏的西園寺公望跟桂太郎，就是日本此時的權力代表，他們兩個的決策，基本也就決定了日本國的大政方針。

雖然西園寺公望跟桂太郎政見不合，但私下裏，他倆人關係還不錯，經常互相串門，並在私下裏對一些大政方針做一些私人的辯論。

但是，此時西園寺公望的拜訪，卻絕對沒有像平時那種串門子那麼簡單，他實際上是帶有別的目的的，而這個目的對桂太郎來說，卻絕對不能算是個好消息。

“這麼說，你們都決定了？”桂太郎表情淡漠的看着西園寺公望，“你就這麼迫不及待的想要讓我下台？”

“不是我迫不及待。”西園寺公望也淡漠的搖搖頭。接着拿手指指了指上方，“實在是您上台後的所作所為，讓上面跟元老們都大失所望，所以，他們已經失去耐心了，為了給大家一個交代。陛下才不得不如此。”

“大失所望？呵呵，看來那件事都怪在我的頭上了。”桂太郎冷笑了下，“難道我鎮壓那些目無尊上的大逆不道分子也有錯么？如果任由他們這麼繼續發展下去，別說我們大日本的國體了，恐怕你跟我，還有我們的的家族，也早晚要死無葬身之地！法國跟俄國的事情，還不夠讓我們警醒么？”

桂太郎口中的那件事，實際上說的是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是日本這時期相當著名的一個事件，正是這個事件導致了桂太郎內閣的倒台。

具體而言，這個事件是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長野縣的明科鋸木廠里，有一工人被查出攜帶了炸彈到廠。

工人帶炸彈進廠，雖然情況惡劣，但這隻能說是個個案。事情沒查清楚之前，不宜過早下定論。然而，政府卻一口咬定這是個社會主義分子，他的行為是要搞破壞，並以此為借口，鎮壓全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

也就是在1910年的6月，以這個事件為契機。當局開始對全國的社會主義者進行大肆逮捕，並封閉了所有的工會，禁止出版一切進步書刊。

之後，這件事逐漸開始失控，有了擴大化的跡象。從1910年底到1911年1月。政府對被捕的數百名社會主義者進行秘密審判，誣陷日本社會主義先驅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圖謀暗殺天皇，製造暴亂，犯了暗殺天皇未遂罪”。

很快，經大審院一審即終審的特別判決后，於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為死刑，另外兩人為有期徒刑。

消息傳出，立即引起日本國民和世界其他人民的憤慨。在巴黎、倫敦、三藩市、紐約等地，很多日本以及非日本籍的群眾都召開了抗議集會，並向日本駐外使館寫信抗議，各國政府也在藉機譴責日本。在日本人民和世界輿論的譴責和壓力之下，大審院被迫以天皇的名義將死刑中的12人減為無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另外12人卻於1月24日被處以絞刑。

除去正義性不談，在這件事情上，桂太郎的政府的確做的有些不夠謹慎，行動太過粗糙。因為就算要找借口抓捕社會主義分子，打壓社會主義力量，但你起碼也要做的像樣一點，怎麼說也得把證據搞的漂亮一點，更有說服力一點，只是單憑一個帶了炸彈的工人，單憑一個屈打成招的口供，很難有多少說服力。

與此同時，桂太郎政府對這件事的影響力也預估不足，他們只想着儘快打壓社會主義分子，卻沒想到國內外輿論如此洶湧，讓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形象都大受打擊，而且政府也因為這件事，導致威信降低。

要知道，此時的日本還不像裕仁天皇時代那樣，發展到軍國主義的高峰，舉國一體，全民皆醉。實際上這時期的日本還是政治氣氛相當活躍的，相對比較民主的，一些報紙刊物也都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並不是真正的專政政體。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民間對這件事開始大肆報道，導致大量百姓都開始同情幸德秋水這些人，反而開始反感日本政府。

當然，日本老百姓反感日本政府這件事，並不是真的同情幸德秋水，而是藉著這件事來發泄長期以來的不滿罷了。

這時期的日本，還沒有嘗到一戰的甜頭，卻剛剛經歷了日俄戰爭，因此整個國家的財政貧乏，經濟復蘇乏力，加上天災**，人民生活水平相當低，比中國人好不到哪兒去。

可是呢，中國人普遍識字率很低，已經習慣了窮困，可偏偏日本人經過明治維新之後，識字率大大提升，老百姓對窮困的忍耐度比中國人要差不少，在沒有其他方面的刺激，比如軍事勝利等事件的時候，這種對生活的抱怨，就會逐漸演變成對政府的怨憤。日本的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能在這個時期發展的那麼好。也正是因為如此。

在另外一個時空，日本是通過對外擴張，通過掠奪中國來緩解了這種國內矛盾，但在這個時空的這個時期，日本卻還沒有多少更好的辦法與時間去解決這些麻煩。

因此，桂太郎搞的那些。實際上是正確的，正是因為他的雷厲風行，才嚴重打壓了日本的社會主義力量，把這股革命的火苗重新壓下去，但可惜，他做的事情對日本政府是有好處的，但對他自己卻沒有好處。

“您做的事情，我們都看在眼裏。”西園寺公望嘆了口氣，“但很可惜。元老們……”

“不必說了。”桂太郎臉色嚴峻，舉起手來擺了擺，“這件事我早已經有所覺悟，無非就是下台而已，正好，我最近也累了，可以趁此時機好好歇歇。”

很明顯，桂太郎這是氣話。畢竟桂太郎是個很眷戀權勢的人，否則也不會成為日本有史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

實際上。在另外一個時空，桂太郎雖然因為這次事件下台，但在1912年明治天皇駕崩之後，他先是入宮當了內大臣，隨意的擺弄毫無主見且患有腦癱的大正天皇，後來又在1912年底重新組閣。可惜遭到內外強烈反對，他兩次拿出天皇的詔書都無濟於事，大家根本不認，於是終於在1913年2月被趕下台，史稱護憲運動。

由此可見。桂太郎是個權力**很強的人，是不可能安心在家養老的，對此，對他了解甚深的好友兼對手西園寺公望也只是笑了笑：“首相大人何必說這等氣話，國家還是很需要您出力的。”

“哼。”桂太郎哼了下，接着又看向西園寺公望，“其實，今天找你來，不是想說這個，我是想對您說點別的。”

“哦？您想說什麼？”

“支那！”桂太郎眯了眯眼，“我想跟你說的，是支那的形勢。”

“嗯，支那的形勢怎麼了？”

支那，自然就是中國了，此時的支那還不是個貶義詞，相反，對此時的中國人以及日本人來說，這是個褒義詞，這個詞代表了傳統的，漢族為主的中國，是西方的音譯，是有別於清朝的詞，只不過後來隨着抗戰爆發，才逐漸演變成貶義詞，比如孫文等革命分子，此時就經常自稱支那人。

“支那的形勢不容樂觀啊。”桂太郎嘆了口氣，“說實在的，幸德事件我並不是太擔心，這件事的對錯自有公論。我現在最擔心的是我們的鄰國，那裏正在發生的一切，才是讓我憂心重重啊。”

“支那怎麼了？”西園寺公望皺了皺眉，“據我所知，雖然清朝被推翻了，但卻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這對我們來說，應該是好事才對啊。”

西園寺公望雖然也是大佬，但由於這三年來他並非執政黨，所以手中沒有政府資源，也因此對中國的事情了解不多，只是從報紙上了解一些皮毛，知道誰誰誰的名字而已。他都這樣了，就更不用說其他日本人了。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桂太郎搖搖頭。

看到他這樣子，熟知他的西園寺公望知道，他這是又開始賣起了關子，於是也不點破，而是立刻恭敬的問道：“願聞其詳。”

“你聽說過李志高這個人？”桂太郎道。

“李志高？聽說過。”西園寺公望點點頭，“據說，他原本是個從美國歸國的商人，因為能弄到很多奇巧之物，又很會投機取巧，結果勾結官府，當上了太平府的巡防營代統領。此後，他大肆經商，特別是倒賣那些別國所沒有的特效藥物，成為一方大賈。再後來，因為官府覬覦他的財產，他就率兵造反，偽裝成了革命黨，跟南京的第九鎮起義官兵裏應外合，一舉滅掉南京的巡防營軍，並攻下了南京，是為南京起義。”

“嗯，不錯，還有呢？”桂太郎點點頭。

“還有就是，這個人似乎很會抓時機，也很能打仗。”西園寺公望想了想道，“據說，拿下南京之後，他立刻就跟袁世凱私下談判，最後清朝的討伐軍果然要求袁世凱復出。袁世凱成為討伐軍的統領后，養賊自重，故意放任李志高的軍隊不打，反而坐壁上觀，坐看李志高率兵出南京，把整個浙江打了一圈，生生的把浙江的新軍個打滅掉，讓李志高吞掉了整個浙江。此後，安慶那邊的清朝新軍也起了嘩變，跟李志高的軍隊裏應外合，把清政府的西方討伐軍給滅掉，順勢讓李志高得到了安徽與湖北。再然後，袁世凱逼迫清廷退位，他則跟袁世凱划江而治，成了掌握江南大片地區的一大軍閥。”

“你知道的倒也不少了，可惜，都是流於表面。”桂太郎搖了搖頭，“當然，那也不怪你，畢竟是隔了一個國度，消息流傳不便，再加上我又刻意封鎖了消息……算了，不說那個了。西園寺君，以你目前所知，你對李志高這個人怎麼看？”

“很會抓時機的亂世梟雄。”西園寺公望道，“一個有野心的買賣人。”

“是啊，亂世梟雄，一個有野心的買賣人，你的點評倒也中肯。”桂太郎點點頭，“可惜的是，他不僅僅是個會抓時機的買賣人，更是一個帝國最危險的敵人！”

“哦？為什麼這麼說？”西園寺公望問。

“你先看看這個。”桂太郎拿過一本小冊子，輕輕的推過去，“看完這個，我們再說其他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