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西漢
在一個神秘的時空隧道中，時間和蕭處楠意外地穿越到了遙遠的漢代。
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陌生而古老的世界，周圍是古樸的建築、繁華的街道和身着古裝的人們。
時間感到既興奮又緊張，他好奇地打量着這個新環境，試圖適應這個完全不同的時代。而蕭處楠則顯得相對冷靜，她默默地觀察着周圍的一切，思考着如何在這個古代社會生存下去。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融入了漢代的生活，結交了新朋友，經歷了各種冒險和挑戰。
如果時間和蕭處楠穿越到了西漢，他們可能會遇到以下一些有趣的事：
1.**遇見歷史人物**：他們可能會遇到像漢武帝劉徹、司馬遷、東方朔這樣的歷史人物，甚至有機會親眼目睹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和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情景。
2.**參與重大歷史事件**：他們可能會經歷像張騫出使西域、衛青和霍去病北擊匈奴等重大歷史事件，感受那個時代的軍事擴張和對外交流。
3.**體驗古代生活**：他們可以體驗到西漢時期的日常生活，包括穿着漢服、品嘗古代食物、參加各種節慶活動等。
4.**探索科技成就**：他們有機會了解到當時的科技成就，比如蔡倫改進的造紙術、張衡發明的地動儀等。
5.**遊覽名勝古迹**：他們可以遊覽長安城、未央宮、長樂宮等名勝古迹，感受古代都城的繁華。
6.**參與絲綢之路貿易**：他們可能會參與到絲綢之路的貿易中，與來自西域的商人交流，見識到各種異國商品。
7.**學習古代文化**：他們可以學習古代的文學、哲學、醫學等知識，體驗古代的教育方式。
8.**見證法律制度**：他們可能會見證當時的法律制度和審判過程，了解古代的法制建設。
9.**體驗軍事訓練**：如果他們有興趣，還可以參加軍事訓練，體驗古代的軍事生活。
10.**參與農業勞動**：他們可能會參與到古代的農業勞動中，體驗鐵犁牛耕的農業技術。
當然，這些都是基於歷史記載的想像，真正的西漢生活可能與現代有很大的不同。不過，這樣的穿越體驗無疑會非常有趣和富有教育意義。
如果時間和蕭處楠穿越到了西漢並遇到了漢武帝，他們可能會學到以下歷史知識：
1.**雄才大略**：漢武帝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他採取了積極的對外政策，極大地拓展了漢朝的疆域。
2.**對抗匈奴**：漢武帝發起了對抗匈奴的戰爭，解除了匈奴對漢朝邊境的威脅，這是他一朝最重要的軍事成就之一。
3.**開拓西域**：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
4.**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通過設置刺史制度和其他監察制度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並有效監督地方官員。
5.**儒學獨尊**：漢武帝推崇儒學，使儒學成為國家的主導思想，並在長安設立太學，培養儒學人才。
6.**改革經濟**：漢武帝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包括貨幣改革、鹽鐵官營等，以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
7.**法律制度**：漢武帝時期，法律制度進一步完善，加強了對官員的監督和懲處。
8.**文化繁榮**：漢武帝時期，文化繁榮，司馬遷撰寫了《史記》，這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9.**晚年政策轉變**：漢武帝晚年發佈了《輪台詔》，表達了對過去政策的反思和調整，特別是對軍事擴張和經濟政策的重新評估。
10.**用人策略**：漢武帝用人不拘一格，提拔了許多出身低微但有才能的人擔任要職，如衛青、霍去病等。
通過這些歷史知識，時間和蕭處楠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漢武帝的治國策略以及西漢時期的社會文化狀況。
漢武帝的用人策略具有以下特點：
1.**唯才是舉**：漢武帝不拘泥於門第背景，注重實際才能，從各階層發掘並重用有才華和能力的人。無論是出身貧寒的讀書人還是低級官吏，只要有才幹都有機會得到提拔。
2.**重視培養和考核**：漢武帝設立太學，選拔賢才進入學習，並通過舉賢良對策等方式選拔官員。同時，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定期評價官員表現，保證政府機構的效率和清廉。
3.**大膽使用年輕人**：漢武帝不拘泥於年齡和資歷，給予有潛力的年輕人才實踐機會，讓他們在鍛煉中成長，為漢朝注入新鮮血液。
4.**因才施用**：漢武帝在用人時充分考慮每個人的特長和局限，力求將人才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發揮其最大的效能。
5.**察舉制度**：漢武帝時期，察舉制度是選拔統治人才的重要方式，依靠中央和地方官員從平民或低級官吏中選拔符合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這一制度不問出身，唯才是舉，並有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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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求賢詔**：漢武帝多次頒佈求賢詔，比如《武帝求茂才異等詔》中，他提出要選拔有特異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級官吏，不拘資格，不苛求小節，務期適用，表現了他的雄才大略。
7.**賞罰分明**：漢武帝對有功之人給予豐厚的賞賜，對失職者則嚴懲不貸，以此激勵和約束官員努力圖強、競相上進。
8.**重用酷吏**：漢武帝還重用了一批執行力極強的酷吏，他們處事極端苛刻，幫助漢武帝除去了一大批心懷叛逆的豪強地主，使中央朝廷的權威空前膨脹。
通過這些用人策略，漢武帝不僅鞏固了漢朝的統治，還極大地推進了國家的發展與繁榮。
西漢人的日常生活是豐富多彩、充滿活力的。以下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幾個方面：
1.**服飾**：漢代的服飾文化非常發達，服飾款式豐富，色彩多樣。漢服的基本款式有“上衣下裳”制、“深衣”制和“襦裙”制等類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禮服；袍服（深衣）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則為婦女喜愛的穿着。普通勞動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長褲。
2.**飲食**：漢代的主食以五穀為主，包括稻、黍、稷、麥、菽。麵食在漢代非常流行，有“湯餅”、“蒸餅”和“爐餅”等多種做法。火鍋也是漢代的一種流行食物，當時的人們已經能夠製作饅頭和包餡的麵食。此外，酒是漢代人飲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水果也是他們飲食中的重要組成，包括桃、梨、棗、杏、李、柿、梅等。
3.**居住**：西漢的居住條件因社會地位和財富而異。貴族和富裕家庭可能住在裝飾華麗的宅院中，而普通百姓可能住在較為簡陋的房屋中。
4.**交通**：西漢時期的交通工具包括馬車、牛車和船隻。道路和水路交通網絡發達，方便了人們的出行和貨物的運輸。
5.**娛樂**：西漢人有多種娛樂活動，包括音樂、舞蹈、戲劇和各種遊戲。他們還喜歡參加節日慶典和市場集會。
6.**教育**：教育在西漢受到重視，儒家學說成為主導思想。太學是培養官員和學者的重要機構。
7.**農業**：農業是西漢的經濟基礎，人們種植各種穀物和蔬菜，飼養家畜。
8.**手工業**：手工業也非常發達，包括制陶、紡織、金屬加工等。
9.**商業**：商業活動頻繁，市場上有各種商品買賣。
10.**節日**：西漢人慶祝多種節日，如春節、中秋節等，這些節日通常伴有特定的習俗和儀式。
通過這些生活細節，我們可以看到西漢社會的繁榮和多樣性。
漢代的飲食習慣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多樣化的主食**：漢代的主食以五穀為基礎，包括稻、黍、稷、麥、菽，這與現代飲食中米面作為主食相似。不過，漢代的麵食文化已經相當發達，出現了煮、蒸、烤等多種麵食的製作方法，如“湯餅”、“蒸餅”和“爐餅”等。
2.**豐富的烹飪技術**：漢代已經掌握了炒、煮、烤、蒸等多種烹飪技術，這與現代烹飪方式基本一致。同時，漢代人也注重食物的色、香、味，以及營養的合理搭配。
3.**調味品的使用**：漢代的調味品已經相當豐富，包括鹽、醬、醋等，並且開始使用花椒、姜、蒜等香料來提升食物的口感和藥用價值。
4.**養生理念**：漢代人注重飲食與養生之道的結合，認為食物不僅是為了填飽肚子，更是維護身體健康的重要途徑。這種養生飲食觀念不僅延續至今，也在現代醫學中得到了科學驗證。
5.**飲食儀式感**：漢代人非常講究飲食的儀式感，餐桌禮儀被視為一種社交規範。在宴會或正式聚餐中，人們按照社會地位、年齡和性別的不同來安排座次，體現了尊卑有序的價值觀。
與現代飲食相比，漢代飲食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不同：
1.**食材來源**：漢代的食材相對現代來說更加依賴本地產物，而現代飲食則因為全球化貿易，可以享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食材。
2.**食物加工技術**：雖然漢代的烹飪技術已經相當發達，但與現代相比，食物加工和保存技術仍有差距，現代飲食中可以享受到更多經過精細加工的食品。
3.**飲食環境**：漢代的飲食習慣更多地與自然環境和季節變化相適應，而現代飲食則通過科技手段打破了這種限制，如溫室大棚技術的應用使得反季節蔬菜成為可能。
4.**社交功能**：漢代的飲食儀式感和餐桌禮儀在現代飲食中有所簡化，現代飲食更加註重效率和便捷性，雖然在一些特殊場合仍然會強調餐桌禮儀。
5.**健康意識**：漢代雖然有養生飲食的觀念，但現代飲食中對健康飲食的重視程度更高，人們更加關注食物的營養成分和健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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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漢代的飲食習慣在很多方面與現代飲食有相似之處，但也存在一些差異，這些差異反映了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對飲食習慣的影響。
漢代的養生理念在現代飲食中的體現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1.**飲食有節**：漢代人注重飲食的規律性，提倡按時進食，不暴飲暴食。這種理念在現代飲食中體現為按時三餐、合理分配每餐的熱量攝入，以及控制食物的總量，避免過度飲食導致的肥胖和相關慢性疾病。
2.**食療養生**：漢代飲食文化中，食療是重要組成部分，認為某些食物具有藥用價值，可以用來滋補身體或治療疾病。現代飲食中，食療的概念依然流行，比如使用枸杞、黃芪、人蔘等葯食同源的食材來燉湯或泡茶，以達到養生保健的效果。
3.**均衡飲食**：漢代人認為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合理的搭配可以促進身體健康。現代飲食中，均衡飲食的概念被廣泛接受，強調食物多樣化和營養素的平衡。
4.**季節飲食**：漢代飲食文化中，根據季節變化調整飲食，比如夏天食用清淡食物，冬天食用溫補食物。現代飲食中，也強調根據季節選擇適宜的食物，比如夏季多食瓜果、冬季多食根莖類食物。
5.**飲食儀式感**：漢代人飲食講究儀式感，這種文化在現代飲食中體現為對用餐環境和氛圍的重視，以及在特定節日享用特定食物的傳統。
6.**飲食與健康的關係**：漢代人認為飲食與健康密切相關，現代飲食中，人們更加註重食物對健康的影響，比如低脂、低鹽、高纖維的飲食推薦，以及對食物中添加劑和防腐劑的控制。
7.**飲食禁忌**：漢代人在飲食上有諸多禁忌，比如某些食物不適合某些體質的人食用。現代飲食中，這種理念體現為對食物過敏和不耐受的認識，以及對某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患者的飲食管理。
這些漢代的養生理念在現代飲食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幫助人們形成更加健康、科學的飲食習慣。
漢代的飲食習慣對現代健康飲食的啟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均衡飲食**：漢代的飲食文化強調均衡，注重穀類、蔬果和肉類的合理搭配，這與現代推崇的均衡飲食原則相符，即食物多樣化，營養全面。
2.**季節性食物**：漢代人會根據季節變化選擇合適的食材，利用自然界的規律來養生。現代飲食也推薦食用應季食物，因為應季食物通常更新鮮、營養價值更高。
3.**食療養生**：漢代飲食中食療的概念非常突出，很多食材被用來滋補身體或治療疾病。現代飲食同樣注重食物的藥用價值，如通過攝入某些食物來預防或治療特定疾病。
4.**烹飪方法**：漢代已經掌握了炒、煮、烤、蒸等多種烹飪技術，這些烹飪方法在現代依然被廣泛使用，它們有助於保留食物的營養成分。
5.**飲食儀式感**：漢代人飲食講究儀式感，這種文化在現代飲食中體現為對用餐環境和氛圍的重視，有助於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6.**飲食與健康的關係**：漢代人認為飲食與健康密切相關，現代飲食中，人們更加註重食物的營養價值和健康影響，倡導健康飲食。
7.**飲食禁忌**：漢代人在飲食上有諸多禁忌，現代飲食中，這種理念體現為對食物過敏和不耐受的認識，以及對某些慢性疾病患者的飲食管理。
8.**飲食與審美的結合**：漢代飲食文化中，食物不僅為了果腹，還追求美的享受，這種飲食審美文化對現代飲食的多樣性和創新性有所啟示。
9.**飲食與文化的交融**：漢代通過絲綢之路等渠道傳播到其他國家的飲食文化，促進了跨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新的飲食風格，這啟示現代飲食文化應更加開放和包容。
通過了解漢代的飲食習慣，我們可以發現許多至今仍有借鑒意義的健康飲食原則，這些原則有助於我們建立科學合理的飲食習慣，促進健康生活。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分為西漢和東漢兩個時期，時間跨度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
**西漢**：
1.**建立**：由劉邦建立，定都長安（今陝西西安）。
2.**政治**：實行郡縣制，中央集權制度逐漸加強。
3.**經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對外貿易。
4.**文化**：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司馬遷的《史記》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歷史着作。
5.**科技**：蔡倫改進了造紙術，張衡發明了地動儀。
**東漢**：
1.**建立**：由劉秀建立，定都洛陽（今河南洛陽）。
2.**政治**：繼續實行郡縣制，但中央集權有所削弱，地方豪強勢力增強。
3.**經濟**：繼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但受到自然災害和戰亂的影響。
4.**文化**：佛教開始傳入中國，道教也有所發展。
5.**科技**：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醫學上的重要着作。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時期，對後世有着深遠的影響。
漢朝的郡縣制對後世的行政管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中央集權**：郡縣制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地方官員由中央直接任命，減少了地方割據的可能性，有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
2.**行政管理體系**：郡縣制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管理體系的基礎，形成了州、郡、縣三級行政管理體制，這種體制在後世被不斷完善和沿用。
3.**法制統一**：通過郡縣制，漢朝實現了法律、度量衡、貨幣等的統一，為後世提供了法制統一的範例。
4.**監察制度**：漢朝在郡縣制的基礎上發展了監察制度，如刺史制度，加強了對地方官員的監督，預防和懲治腐敗。
5.**地方自治**：雖然郡縣制強調中央集權，但地方官員也有一定的自治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根據地方實際情況進行治理，這種靈活性對後世的地方治理也有所啟發。
6.**選拔制度**：漢朝的郡縣制也促進了選拔制度的發展，如察舉制，選拔地方官員更加註重才能和品德，這種選拔方式對後世的科舉制度有一定影響。
7.**社會經濟的發展**：郡縣制的實施有助於加強對大規模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管理，如修築長城、開鑿渠道等，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商業活動的繁榮。
8.**文化教育的推廣**：郡縣制下，中央政府能夠更有效地推廣文化教育政策，加強了國家的文化和精神統一。
總的來說，漢朝的郡縣制不僅在當時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提高了行政效率，而且對後世中國乃至世界的行政管理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朝的郡縣制下，地方官員的選拔和監督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選拔機制**：
-**察舉制**：漢代實行察舉制，通過地方官員和民間舉薦的方式，選拔有德行、才能的人擔任官職。
-**徵辟制**：皇帝或高級官員直接徵召有才能的人擔任官職，這種方式通常用於選拔有特殊才能或聲望的人士。
-**太學選拔**：漢武帝時期，太學成為選拔官員的重要途徑，學生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參加考試，成績優異者可被選拔為官員。
2.**監督機制**：
-**刺史制度**：漢武帝時期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負責監察地方官員的行為，包括郡守和縣令，以確保他們遵守法律和中央政策。
-**上計制度**：地方官員需要定期向上級報告地方的治理情況，包括財政、人口、治安等，中央政府通過這些報告來評估地方官員的政績。
-**督郵制度**：在郡一級設置督郵，負責監察縣級官員，並向郡守報告，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監督體系。
3.**考核與獎懲**：
-定期的考核制度，根據官員的政績進行獎懲，政績突出者可得到升遷，不稱職者則會受到處罰或免職。
4.**監察法規**：
-制定了《刺史六條》等監察法規，明確了監察官員的職責範圍和監察重點，使監察行為有法可依。
這些機制共同構成了漢代郡縣制下地方官員的選拔和監督體系，旨在選拔賢能和監督地方官員，以維護中央集權和地方的有效治理。
漢代除了着名的刺史制度外，還有其他幾種地方監察制度，主要包括：
1.**司隸校尉**：司隸校尉是漢武帝時期設置的特別監察官，負責監察京師及其附近地區的官員，包括皇親國戚。
2.**丞相司直**：在西漢時期，丞相府中設有司直，負責輔助丞相，對官員的行為進行監察。
3.**督郵**：在郡一級，督郵代表太守督察縣鄉，負責監察縣級官員。
4.**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在中央政府中負責監察，同時也負責對刺史的監察工作進行指導和監督。
5.**侍御史**：侍御史負責監察違法、舉劾違失、受理中央諸公卿奏事，典法度、掌律令、督察部刺史等。
6.**司隸校尉**：司隸校尉是中央派駐地方的監察官，負責監察京畿地區的官員。
7.**御史台**：御史台是中央監察機構，負責監察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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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這兩者構成了與御史相對峙的另一監察系統，司隸校尉監督所有職權的行使，監察對象包括皇親國戚。
這些監察制度形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嚴密監察網絡，旨在加強對官員的監督和管理，減少腐敗和不法行為，確保中央政策的有效執行。
漢武帝的用人策略中，有許多方面現代企業管理可以借鑒：
1.**唯才是舉**：漢武帝不拘泥於候選人的出身和背景，而是注重其實際才能和表現，這為現代企業提供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借鑒。
2.**建立培養和考核制度**：漢武帝通過建立太學和實行察舉制度來培養和選拔人才，現代企業可以通過建立自己的培訓體系和考核機制來發掘和培養人才。
3.**大膽使用年輕人**：漢武帝敢於任用年輕人，給予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這啟示現代企業要敢於啟用有潛力的年輕人，為他們提供成長的空間。
4.**因才適用**：漢武帝善於根據每個人的特長和局限來安排職位，現代企業在人力資源配置時也應考慮到員工的個性和專長，以提高團隊的整體效能。
5.**賞罰分明**：漢武帝對有功之人給予豐厚的賞賜，對失職者則嚴懲不貸，這種明確的獎懲機制可以激勵員工積極工作，現代企業可以借鑒這種做法來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和忠誠度。
6.**鼓勵創新，寬容失敗**：漢武帝允許失敗，鼓勵創新，這種寬容的態度有助於激發員工的創造力，現代企業也應該為員工提供一個允許犯錯和嘗試的環境。
7.**嚴明的法紀**：漢武帝執法嚴格，不循私情，這對現代企業的法制建設提供了啟示，企業需要有一套公正嚴明的規章制度來保障企業的良性運作。
8.**禮敬諍臣，擇善從之**：漢武帝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包括批評和建議，這種開明的態度有助於企業領導者從不同角度審視問題，做出更全面的決策。
通過學習漢武帝的用人策略，現代企業可以更好地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激發員工潛力，推動企業的持續發展和創新。
西漢的農業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其特點和對現代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1.**農業政策**：西漢政府非常重視農業，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來促進農業發展。例如，政府推行了罷兵革、復田宅、賜爵授田、與民休息等措施來保障農業勞動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2.**農業技術**：西漢時期，農業生產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趙過推行的“代田法”是一種適應北方旱作地區的耕作方法，通過改進耕作方式，提高了農業產量。此外，鐵制農具的廣泛使用和牛耕技術的推廣，也顯着提升了耕作效率。
3.**水利工程**：為了支持農業生產，西漢政府大力興建水利工程，如龍首渠、六輔渠、白渠等，這些水利工程不僅提高了灌溉效率，還有助於防洪和改善土壤。
4.**農作物種植**：西漢時期的主要糧食作物包括粟、麥、稻等，同時桑麻的種植也相當普遍。隨着絲綢之路的開通，一些西域的作物如葡萄、石榴等也開始在中原地區種植。
5.**農業科學着作**：西漢時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農業科學着作，如《泛勝之書》等，總結了當時的農業生產經驗和操作技術，對後世農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6.**農業與畜牧業的結合**：雖然農業是西漢的主要生產部門，但畜牧業也有一定的發展，特別是在邊疆地區。農業與畜牧業的結合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了更為豐富的食物來源。
7.**精耕細作**：隨着人口的增長和土地資源的相對緊張，西漢農業逐漸走向了精耕細作的發展道路，通過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來滿足更多人口的需求。
西漢的農業發展為後世的農業政策、技術革新、作物種植、水利建設等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同時，西漢農業的特點也反映了古代中國農業文明的成熟和進步。
西漢時期的水利工程對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高農業產量**：通過修建灌溉系統，如龍首渠和其他灌溉渠道，增強了對農田的灌溉能力，顯着提高了農業產量。
2.**防洪減災**：漢武帝時期對黃河等河流的治理減少了洪水災害，保護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也保障了農業生產的穩定性。
3.**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水利工程的建設帶動了相關地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關中地區，水利工程的建設使得原本易受乾旱影響的地區變成了肥沃的農田，提高了整個地區的糧食自給能力。
4.**改善漕運系統**：水利工程的建設改善了漕運系統，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促進了商品和資源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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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動技術進步**：水利工程的規劃和建設推動了當時工程技術的發展，如井渠法的發明和應用，為後世水利工程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6.**增強中央集權**：漢武帝時期大力興建水利工程，這些工程的成功實施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對地方的控制力。
7.**社會勞動力的動員**：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需要動員大量的勞動力，這不僅提高了就業，也加強了社會的組織能力。
8.**環境改善**：通過水利工程對水資源的有效管理，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使得一些原本不宜居住和發展農業的地區變得適宜。
西漢時期的水利工程是中國古代水利建設的重要篇章，其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一直延續到後世。
西漢時期的手工業非常發達，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有着重要的影響。以下是西漢手工業的一些主要特點和作用：
1.**官營與私營並存**：西漢時期的手工業既有官營也有私營。官營手工業由政府直接管理，主要生產軍需、皇室和貴族所需的物品，而私營手工業則生產民間日常用品。
2.**行業多樣化**：西漢時期的手工業門類繁多，包括製鹽、冶鐵、銅器製造、制陶、漆器、玉器等。這些行業不僅滿足了社會的需求，也推動了技術的發展和創新。
3.**技術進步**：在西漢時期，手工業技術取得了顯着的進步。例如，鐵器的廣泛使用和冶鍊技術的提升，銅器製造的精細加工，以及制陶業的燒制技術等。
4.**生產規模化**：一些手工業部門已經形成了較為規模化的生產，如鹽鐵業。《漢書·地理志》記載了太原郡的晉陽設有“鹽官”，大陵設有“鐵官”，這些官府統一經營和管理鹽鐵的生產和銷售。
5.**手工業產品的商品化**：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產品越來越多地進入市場，成為商品交換的一部分。
6.**對農業的支持**：手工業為農業提供了重要的生產資料，如鐵制農具，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7.**促進城市發展**：手工業的集中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如漢長安城內發現的手工業遺存表明，這裏有制陶、鑄錢和鑄鐵等手工業。
8.**影響社會結構**：手工業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多樣化的就業機會，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細化。
9.**文化和藝術的發展**：手工業不僅僅是生產活動，也是文化和藝術的體現，如漆器和玉器的精美工藝反映了當時的審美趣味和文化水平。
綜上所述，西漢時期的手工業不僅在經濟上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而且在社會、文化和技術發展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時期的手工業產品種類繁多，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個重要領域：
1.**制陶業**：生產磚瓦建築材料和陶俑，為建築和帝王陵墓提供必需的材料。
2.**冶鐵業**：生產鐵器，包括農具和各種工具，是當時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物資。
3.**銅器製造業**：製造各種銅器，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和工藝品。
4.**漆器業**：生產漆器，漢代是中國古代漆器製造的全盛時代，漆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銅器。
5.**紡織業**：絲織品、麻織品、毛織品和棉製品的生產，紡織品是漢代重要的日用品和出口商品。
6.**玉器加工**：製作各種玉器，漢代玉器工藝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
7.**鑄錢業**：鑄造錢幣，西漢中期以後，中央控制了鑄幣權，專門設立上林三官負責錢幣鑄造。
8.**造船業**：建造船隻，漢代的海上和內河航運發達，對船隻的需求量大。
9.**釀酒業**：生產酒類產品，酒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這些手工業產品在當時社會中扮演了多重角色：
1.**經濟發展**：手工業是西漢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國家財政提供了重要支撐。
2.**技術進步**：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技術革新和工藝的提高。
3.**文化交流**：手工業產品不僅是國內消費的主要商品，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促進了文化的交流。
4.**社會分層**：某些手工業產品，特別是奢侈品，成為社會地位和財富的象徵。
5.**日常生活**：許多手工業產品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陶器、鐵器和紡織品。
6.**國家控制**：西漢政府通過官營手工業控制關鍵資源和商品，增強了中央集權。
7.**就業機會**：手工業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
8.**軍事用途**：鐵器製造業為軍事提供了武器和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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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時期的手工業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並且為後世的手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西漢時期的鑄錢業對當時的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統一幣制**：漢武帝統一幣制，實現了貨幣的標準化，這有利於提高貨幣的信譽和流通效率。
2.**促進商業發展**：統一的貨幣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和市場的繁榮。
3.**增加財政收入**：通過鑄錢，中央政府能夠直接控制貨幣的發行，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為國家的大型建設項目和軍事擴張提供了資金支持。
4.**抑制私鑄**：通過嚴格的法律和政策，西漢政府試圖抑制私鑄貨幣的行為，以保證貨幣的穩定和防止通貨膨脹。
5.**推動技術進步**：鑄錢業的發展推動了鑄造技術的進步，如王莽時期疊鑄鑄錢工藝的創新，這不僅提高了鑄錢的效率，也提升了鑄幣的質量。
6.**影響社會經濟結構**：鑄錢業的發展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興起，同時也加劇了貧富差距。
7.**加強中央集權**：通過控制鑄幣權，中央政府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了中央集權。
8.**與礦產資源管理相關**：鑄錢業的發展與礦產資源的管理密切相關，西漢政府對礦產資源的控制也更為嚴格。
9.**對外經濟交流**：鑄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與外國的貿易和經濟交流，如通過絲綢之路的貿易。
10.**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統一的貨幣制度有助於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為後世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時期的鑄錢業改革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在經濟上，也在政治和社會結構上引發了重要的變化。
西漢時期的經濟活動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了鑄錢業之外，還包括：
1.**農業發展**：西漢時期，農業是經濟的基礎，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農政策，如文景時期的貴粟政策，增強了農業的生產力。鐵制農具的廣泛使用和牛耕技術的推廣，以及新的耕作方法（如代田法、區田法）的創新，都極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2.**手工業的進步**：手工業門類齊全，冶鐵、鑄銅、紡織、漆器製造、造船等行業都有顯着的發展。特別是冶鐵業，不僅支撐着農業發展，也是手工業發展的重要指標。漆器製造業在漢代達到全盛時期，其產品種類繁多，工藝精美。
3.**商業的繁榮**：儘管初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但商業仍然得到了發展。文景之治后，商業勢力迅速增長，城市中的集貿市場活躍，商品經濟得到了發展。國際貿易方面，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西漢與西域、東南亞、南亞等地區有廣泛的貿易往來，推動了經濟的繁榮。
4.**土地制度**：漢代的土地所有制允許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需要向國家繳納耕地稅，這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國家稅收，也促進了土地的有效利用。
5.**人口激增**：通過黃老政策的實施與民生息，以及漢武帝時期的領土擴張，人口數量大幅提升，這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6.**城市化進程**：漢代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中心的發展促進了商業、手工業的集中，提升了經濟活動的效率。
7.**國家干預經濟**：漢武帝時期，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加強，如將鹽鐵等重要物資的產銷收歸國有，這些措施在短期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為對外戰爭和大型建設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持。
8.**桑弘羊的經濟改革**：桑弘羊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對西漢經濟的增長貢獻很大，尤其是在財政方面的改革，有效地緩解了國家財政危機，促進了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綜上所述，西漢時期的經濟活動在農業、手工業、商業、土地制度、人口增長、城市化以及國家經濟管理等方面都對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西漢時期的商業繁榮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開拓貿易路線**：隨着張騫出使西域，陸上絲綢之路被正式開通，這成為了連接中國與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商貿要道。通過這條路線，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商品被運往西方，同時，來自西方的珠寶、藥材、香料等商品也被引入中國。
2.**增加商品流通**：商業的繁榮促進了商品的大流通，中國的商品如絲綢、茶葉、瓷器等通過絲綢之路被運往中亞和歐洲，而西方的特產如葡萄、胡麻、胡桃、胡蘿蔔等也被引入中國，促進了商品和文化的交流。
3.**推動經濟發展**：商業的繁榮帶動了手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形成了全國統一市場，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為國家的大型建設項目和軍事擴張提供了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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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進技術交流**：隨着國際貿易的開展，許多技術也通過這條路線傳播，比如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四大發明，這些技術的傳播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5.**加強文化交流**：商業的繁榮和國際貿易的開展，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傳入中國，以及中國的儒家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6.**提升國家地位**：西漢時期的國際貿易不僅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也提升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使中國成為了古代世界的重要商貿中心。
7.**貿易機構和管理**：隨着對外貿易的發展，西漢政府設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和制度，如在邊境地區設立市，進行對外貿易的管理，這為後世的國際貿易管理提供了經驗。
綜上所述，西漢時期的商業繁榮極大地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時期的商業繁榮促進國際貿易的方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開拓貿易路線**：除了着名的絲綢之路，還有海上絲綢之路，以及通過四川、雲南到緬甸、印度的“南方絲綢之路”和通過蒙古高原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
2.**豐富貿易商品**：中國的商品如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通過這些貿易路線傳播到西方，同時，西方的玻璃、寶石、香料等也傳入中國。
3.**建立貿易站點**：在關鍵地區如西域設立了使者校尉和西域都護府，保障了貿易的順利進行，並促進了文化的交流。
4.**促進技術交流**：絲綢之路不僅是商品交易的通道，也是技術和文化交流的紐帶。例如，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等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方，推動了當地社會的進步。
5.**加強外交關係**：通過貿易加強了與沿線國家如中亞、西亞、地中海地區的聯繫，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外交關係。
6.**推動地方經濟發展**：貿易的興盛帶動了地方手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形成了全國統一市場，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7.**文化交流**：商業的繁榮和國際貿易的開展，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傳入中國，以及中國的儒家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通過這些方式，西漢時期的商業繁榮不僅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站點通過多種措施來保障貿易的順利進行：
1.**建立貿易站點**：絲綢之路沿線的城市充當了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為商隊和旅客提供了休息和交易的場所。
2.**提供補給和庇護**：商隊在穿越惡劣的沙漠和險峻的山地后，可以在這些貿易站點獲得食物、水和庇護所，確保了旅途的安全和貿易的連續性。
3.**促進商品和文化交流**：貿易站點不僅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也是技術和文化、語言和思想交流的平台，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和融合。
4.**提供安全保障**：為了保護商人和商品的安全，貿易站點通常配備有守衛和防禦設施，以抵禦盜賊和外來侵襲。
5.**法律和管理制度**：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站點往往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如唐朝時期的“過所”制度，這是一種通行證制度，對商人的流動進行管理。
6.**稅收和關稅政策**：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並鼓勵貿易，絲綢之路上的國家和地方政府通常會制定合理的稅收和關稅政策。
7.**促進區域合作**：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沿線國家加強了法制協同，為貿易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8.**建立信息服務平台**：為了提高貿易政策的透明度，沿線國家建立了貿易政策信息服務平台，方便商人了解最新的貿易政策和市場動態。
9.**物流和交通支持**：為了確保貨物的順利運輸，貿易站點通常具備良好的交通網絡和物流設施，包括馬車、駱駝、船隻等運輸工具。
10.**風險評估和預警**：政府和商人會對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環境進行風險評估，以預防和減少貿易風險。
通過這些措施，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站點不僅保障了貿易的順利進行，也促進了沿線國家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文化交流。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站點通過一系列措施來保障貿易的順利進行：
1.**建立驛站和補給點**：沿絲綢之路設置了驛站和補給點，為商隊提供食物、飲水和休息場所。
2.**提供安全保障**：站點通常配備守衛和防禦設施，以抵禦盜賊和外來侵襲，保護商人和商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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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稅收和關稅政策**：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站點可能會徵收稅費，但同時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護和法律仲裁，確保貿易的公平性。
4.**促進文化交流**：貿易站點不僅是商品交易的場所，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和融合。
5.**建立信息服務平台**：為了提高貿易政策的透明度，沿線國家建立了貿易政策信息服務平台，方便商人了解最新的貿易政策和市場動態。
6.**維護交通網絡**：保證絲綢之路主幹道和支線的暢通，對道路進行維護和修繕。
7.**法律和管理制度**：如漢朝的“過所”制度，對商人的流動進行管理，類似於現代的通行證制度。
8.**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統一的貨幣和度量衡系統，便於貿易結算和商品的計量。
9.**與當地社區的互動**：貿易站點的維護和管理往往需要與當地社區合作，確保當地民眾的支持和參與。
通過這些措施，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站點不僅保障了貿易的順利進行，也促進了沿線國家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文化交流。
【註：摘自百度百科：
西漢（公元前202年[216]—8年[173-174]），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朝之後的中央王朝，漢高祖劉邦所建，傳十一代十二帝[2]，歷時210年[184]，史稱為“前漢”，亦有“西京”之稱。[1]
劉邦和項羽在反秦鬥爭中，分別發展了各自軍事力量。秦亡后，經過楚漢之爭，劉邦擊敗項羽，最終建立西漢，[3]初定都洛陽，后遷長安[176][225]。漢初吸收秦亡教訓，實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國策，[5]文景二帝勸課農桑，減省租賦，削弱諸侯王勢力，社會經濟迅速恢復，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空前繁榮，全國戶口有所增長，史稱文景之治。[6]漢武帝繼位后，推行推恩令、中朝、刺史、鹽鐵官營等加強中央集權，並獨尊儒術統一思想。[3]對外開拓朝鮮、南據越南、西逾蔥嶺、北達陰山，奠定漢地基本範圍，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使西漢出現強盛局面。[226]漢昭帝繼位后，霍光輔政，息兵養民，恢復漢朝國力。漢宣帝時期，設置西域都護府，正式將西域納入版圖。[8-10]對內整頓吏治、輕徭薄賦，國力極盛，史稱昭宣中興。[183]漢元帝即位后，皇權旁落、外戚與宦官勢力興起，西漢開始走向衰敗。8年，王莽廢除孺子嬰太子之位，建立新朝，西漢滅亡。[4]
漢承秦制，中央實行三公九卿，地方實行郡國制，[201]后又有刺史制度，[7]而此時牛耕和鐵器普遍流行。西漢時期諸夏人民的文化交融使漢族正式成型，[186-187]中國人和漢人劃上了等號。[188]同時也是中國的黃金時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高峰，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展，文學、史學、藝術和科技等領域的成就輝煌燦爛，[189]隨着絲綢之路，對外交往的日益頻繁，成為當時世界上的強國。[185]
項羽以“巴蜀漢中四十一縣”封劉邦，以治所在漢中稱“漢王”[12-13]，稱帝后遂以封國名為國號，又都城長安位於劉秀所建東漢都城洛陽的西邊，故稱“西漢”，而劉邦建立的漢室在劉秀所建漢室之前，故又稱為“前漢”。[14]
西漢或前漢的代號也有西京一說。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相對地理方位一西一東，故稱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兩都城分別是西漢和東漢的政治中心，又引申西漢為“西京”，東漢為“東京”。《後漢書·皇后紀》論：其餘無所見，則系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雲尓。王先謙《集解》引惠棟云：“謂繼前漢《外戚傳》也。”范曄所言“西京”，清人惠棟說是“前漢”，這就表明“西京”是“前漢”，即“西漢”的代稱。[14]
歷史
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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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漢之爭
楚漢之爭
秦末天下大亂，劉邦和項羽趁勢而起。項梁立楚王的後代為楚懷王（后改為楚義帝）[15-16]，並且各自舉兵討伐暴秦。劉邦於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關中[17]，秦王子嬰投降，劉邦入據秦都咸陽。項羽未實現“先入關者為王”[13]的約定，後退軍霸上[18]。此後，項羽漸握大權，並建立西楚，分封諸侯，立楚懷王為楚義帝，自封“西楚霸王”[16]。一共分封18個諸侯，[19]將劉邦封在巴、蜀、漢中地，且將劉邦的封國國號定為漢。[12]
前206年八月，因楚義帝為項羽所弒，劉邦揮軍東出，拜韓信為大將，公開聲討項羽，拉開了楚漢之爭的序幕。前期雖屢屢受挫，但知人善任，重用韓信、張良、蕭何等人才，在最後的垓下戰役中，劉邦贏得勝利，項羽自刎烏江，西楚覆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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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建立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清人繪）
前202年二月，劉邦大軍行至泛水之北時，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等諸侯王聯合上書，請求劉邦稱帝，[22]經過幾次謙讓后劉邦才答應。[13][22]二月初三劉邦在汜水之北的定陶（今山東菏澤市定陶區）稱帝，建國號為漢。[23]
劉邦起初定都洛陽，婁敬向劉邦分析了將國都定關中的好處，[24-25]，使劉邦有定都長安之意，但遭群臣反對。[26][175][176]劉邦問張良，在張良的支持下入主關中，因咸陽宮戰亂損毀，故先在秦國舊都櫟陽暫居，[190]同時命少府陽城延在原秦都咸陽以東的長安鄉修建新城，至漢高祖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規模，正式遷往長安。
休養生息
西漢建立后採取“休養生息”[27]的國策。休養生息政策自劉邦開始，歷經幾代統治者，執行了六七十年。取得“海內殷富，國力充實”的成就。班固曾言：“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28]”
百科x混知：圖解郡國并行制
劉邦稱帝后採取“郡國制”，郡縣和封國並存，在中央實行與秦朝相同的三公制，地方實行分封制。[29]皇帝分封侯國和王國，其中侯國只享有封地內的稅收而無軍事和行政權並受郡的管轄，而王國則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權力。對內注意興修水利，減免賦稅，為恢復農業發展創造條件；對外則和親匈奴，維持邊區和平。漢初的政策對恢復經濟有顯着效果，但亦導致一些弊端，對內的輕徭薄賦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強勢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對外則匈奴寇邊日頻。
劉邦晚年對有大功的異姓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韓信最終被蕭何用計被呂后處死，[30-31]隨後彭越、英布等異姓諸侯王也相繼被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劉姓諸侯王。劉邦曾立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32]”前195年，劉邦在討伐英布叛亂時受傷，不治身亡。
文景之治
漢文帝
劉邦死後，呂后逐漸掌權，繼位的漢惠帝因受到呂后的刺激抑鬱而終，漢惠帝死後，呂太后連立前後少帝為傀儡，並漸漸削弱劉氏，並封諸呂為王，掌握朝政長達十五年。[191]
呂后死後，大臣不滿呂氏干政，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施計奪取呂氏的兵權。[33]並迎立劉恆繼帝位，是為漢文帝。[34]劉恆即位后減免賦役、主張寬刑，其子漢景帝劉啟即位后沿襲，文景二帝主張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倡導以農為本，進一步推行“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政策，使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在此期間國力顯着增強，史稱“文景之治”。[35]
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詔“除田之租稅”；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稅一，並成為漢朝的定製。文景時還減少地方的徭役、衛卒，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民耕種；並頒佈了賑貸鰥寡孤獨的法令。這些措施的施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糧價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數十錢”。[192]
百科x混知：圖解文景之治
文景時期，文帝、景帝以“無為而治”，在恢復經濟的同時，“懲惡亡秦之政，倫議務在寬厚”，推行“約法省禁”的政策，廢除一些嚴刑苛法，如妻孥連坐法、斷殘肢體的肉刑等，並減輕笞刑，以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因此，許多官吏斷獄從輕，不求細苛，以至有“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之說。這和秦時“斷獄歲以千萬數”的慘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對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一定的作用，從而使專制統治進一步鞏固。[36]
此外，文、景重視生產，帶頭籍田，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廢除酷刑，寬減刑罰，因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秩序日益安定。國家財富日益增多。[192]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37]。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台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38]，經過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漢國勢蒸蒸日上，為大規模反擊匈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1]
漢景帝在位期間進行削藩，爆發七國之亂，委任周亞夫平定[39]。七國之亂后，漢廷設法剝奪諸侯王的力量，加強中央集權。[192]文景時期，西漢仍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然匈奴仍屢屢犯境，邊患日益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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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盛世
漢武帝劉徹
漢景帝死後，劉徹即位，即漢武帝。漢武帝在位期間對內頒佈推恩令，削弱諸侯王勢力；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對外派衛青和霍去病反擊匈奴，將匈奴驅逐至漠北，始通西域，開闢絲綢之路；[40]但對外的戰爭也大量損耗了國力，賦役繁重、刑罰嚴苛導致後期發生民變；因開銷甚大而創立“均輸”、“平準”官，與民爭利。另外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了中國專制社會的正統思想。
漢武帝時期，四處征戰，吞併衛滿朝鮮、收復南越、降服西南夷、遠征大宛，開拓了北抵陰山、西逾蔥嶺、南包交趾、東並朝鮮的遼闊疆域，奠定了漢地的範圍[41]。
漢武帝在位期間奠定了西漢強盛的局面[42]，故有“功莫大於秦皇漢武”之稱，漢武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均有建樹，因此歷代史學家對其充分認可和讚歎。[43]漢代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稱讚他：“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44]”清人趙翼在書中說：“武帝駕遠馭……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毛澤東亦非常欣賞漢武帝，稱其“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詔，不失為鼎盛之世。”[193]漢武帝晚年頒佈輪台罪己詔，自我反省過錯，重啟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致使國勢趨於穩定，為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21]
昭宣中興
漢宣帝劉病已
劉徹之後，漢昭帝、漢宣帝相繼即位，任期內西漢經濟繁榮、政治穩固、文化昌盛、科技發達、疆域遼闊、四夷賓服，被今人合稱為昭宣中興。[45]
百科x混知：圖解昭宣中興
漢宣帝時期，西域各國紛紛脫離匈奴歸附西漢，中原與西域交往日益頻繁。前61年擊敗西羌，后委任將軍趙充國實行屯田，加強邊防，使羌人歸順。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萬餘人歸附[46]，鄭吉大破車師、威震西域，漢宣帝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北），正式設西域都護府，監護西域諸城郭國，總管西域事務，保障絲綢之路的安全與暢通，正式將西域納入中國版圖。[9]匈奴呼韓邪單于於前51年朝見漢宣帝於甘泉宮[47]，降服匈奴為北藩解決邊患問題[8][48]，促使西漢國力達到極盛，史稱孝宣中興[49]。
日落西山
前49年十二月，漢宣帝駕崩，太子劉奭繼位即為漢元帝，漢元帝在位時期崇尚儒術。前36年，匈奴郅支單于被陳湯斬殺於康居，發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強音，[50]至此唯一反漢的匈奴單于被剿滅，漢匈戰爭告一段落。前33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親，漢元帝以宮女王嬙與之和親。[51]漢元帝在位後期，因土地兼并盛行、中央集權衰落、階級矛盾加深致使西漢由盛轉衰。
西漢疆域
西漢後期，政治日益腐敗，土地兼并成風，社會動蕩不安。面對這種形勢，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決危機的辦法。漢哀帝時，大司馬師丹針對當時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愈困的現象，提出對貴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數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詳盡的措施：從諸侯王到吏民百姓，擁有田產最多不能超過三十頃；佔有奴婢的數量，諸侯王不得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過一百人，關內侯、吏民百姓不得超過三十人；富商大賈不得做官、不得擁有田產；田產、奴婢數量超過以上限制者，一律沒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歲以上者，可以免為庶人。[52]由於當時絕大多數豪強地主、貴族官僚都早已超過最高限額，因不願放棄自身利益，所以這個建議剛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閣，成為一紙空文。切中時弊的建議無法實施，荒誕、迷信的理論蔓延起來。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宣揚漢代將終，應當改朝換代[53]，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眾的罪名下獄病死。甘忠的弟子夏賀良又提出漢歷中衰，當更受命的理論，他對漢哀帝說：成帝不應天命，所以絕嗣。現陛下久病不起，災異屢現，正是上天對世人的警告。為了延年益壽，生育子女，杜絕洪水災異，應當更改年號。
王莽篡漢
新朝建興帝王莽
內外交困的漢哀帝，在黃門侍郎李尋、司隸校尉解光等人的慫恿下，將這種作法當成救命的稻草，宣佈再受命，主要內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前5年）為太初元將元年，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一個多月以後，漢哀帝的病情沒有好轉，卻發現夏賀良與李尋、解光等人串通勾結，企圖罷退丞相、御史，以李尋、解光輔政，進而控制政權，遂將夏賀良下獄處死，李尋、解光也被流徙到邊郡。
此時的劉姓皇統在社會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經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崛起，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頌其功德者竟達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斷向王莽獻祥瑞，為其製造代漢的輿論。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擁護下，由“安漢公”到“假皇帝”，終在8年十二月，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西漢滅亡。
百科x混知：圖解王莽篡漢
疆域
播報
編輯
領土範圍
漢武帝時期武功昌盛，大規模開疆拓土，漢朝國威遠揚。元朔二年（前127年），遣衛青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置朔方郡、五原郡[54]；元狩二年（前121年），漢將霍去病出隴右擊滅居於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55]，以其地設武威郡、酒泉郡[56]，后又分出張掖郡、敦煌郡[57]；元鼎六年（前111年），攻滅南越國並進佔海南島，於該地設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58]，又平西南夷設犍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六郡[59]；同年又平定東甌、閩越，將其民遷往江淮[60]；元封二年（前109年），吞併滇國置益州郡[61]，將西南邊界推進至雲南哀牢山和高黎貢山；元封三年（前108年），滅亡衛氏朝鮮設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62]；太初三年（前102年），又遣光祿勛徐自為築外長城之光祿塞和居延塞[63-64]，將西漢北疆推進到戈壁沙漠一帶，自此奠定了漢地的基本格局；到了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在烏壘城（今輪台縣）置西域都護府，正式在西域設官、駐軍、推行政令，開始對西域的控制。[65]
西漢極盛疆域東並朝鮮、南據交趾、西逾蔥嶺、北抵大漠，國土東西寬9302里，南北長里。是當時世界上領土遼闊而強盛的國家。[194]
行政區劃
一級政區：郡國
西漢地圖(13張)
漢初年設13郡7國，到漢平帝時，全國有103郡，1314縣，32個道，241個侯國。[66][194]長官最初稱郡守，景帝時改稱太守。
二級政區：縣（侯國、邑、道）
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設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政區。2年，共有縣、侯國、邑、道等縣級政區1587個。萬戶以上的縣稱縣令，萬戶以下的縣稱縣長。
行部（又稱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設了13行部，每個行部管轄若干郡（國）。但此時的行部是監察區，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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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思想
劉邦和開國功臣出身低微，從而在漢初形成布衣將相的局面。春秋戰國以前世襲貴族主宰政治的時代基本結束。漢朝統治者吸取秦朝短命而亡的歷史教訓，變秦朝的急切苛刻為漢初的寬筒疏緩，奉行黃老思想，實施“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並在此基礎上成就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文景之治”。[21]
三公九卿
參見：三公九卿
漢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到了漢惠帝、呂后時期分為左右丞相，漢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67]其職權大抵如陳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68]宰相的具體權力分為五個方面：選官權、督察百官並有一定的執法權、上計考課權、總領朝議與奏事權、封駁與諫諍權。[69]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別掌管軍事、政務和監察，與丞相統稱為“三公”。“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地方行政機構，除沿襲秦朝的郡縣制外，漢初還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面。郡縣官制承襲秦代，封國官職仿照中央。[201]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為鄉、里。這樣就恢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統治機構。
漢武帝時期，出於加強皇權、弱化相權的目的，設立內朝逐步對相權進行削弱，並通過頻繁更換宰相以及以細事誅殺宰相來加強皇權、樹立自身對中央政權的控制。內朝的設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後，在漢武帝統治期間對外戰爭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內朝作為一項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與成熟的。內朝具有根源於皇權的巨大的依附性，脫離皇帝領導，內朝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權力機構存在。同時，宰相不得過問內朝事務，也使得內朝成為政權內部一個相對於外朝的獨立單位。總之，從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看，內朝的設立增強了皇帝對朝政的控制權，使得專制制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使得以宰相為首的外朝逐漸退化成為一個大政方針政策的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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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官制度
參見：察舉制、徵召
漢初，官吏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按軍功爵位的高低，選任各級官吏，二是選自郎官，即郎中令屬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議郎等。郎官的職責是守衛宮殿和做皇帝隨從，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額，即可由郎官中選用。軍功地主到武帝時已經沒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貲選”，難於選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漢武帝即位后，為了擴大統治基礎，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頒行了一套新的選官制度：
察舉制。漢文帝時已有“賢良”、“孝廉”之選，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時，開始明文規定下來，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舉，經過考核，任以官職。不久又規定依人口的數量，按比例選舉，取消了資產的限制。這樣使察舉制逐步完善。[217]
徵召，徵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見，確有才能，授予官職。與此同時相配合的還有“公車上書”之制，天下吏民上書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長，授以官職。
博士弟子考試成績優異者，也可入仕。前124年，漢武帝採納公孫弘建議，置五經博士弟子，每年考試，凡能通一經以上者，可補文學掌故的官缺，成績得甲等者並為郎官。武帝通過這些措施，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從而進一步加強了統治機構。
漢律九章
參見：九章律
劉邦在入關之初的時候就約法三章，[70]但只是臨時措施。西漢建立后，劉邦令蕭何根據《秦律》制定《漢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連坐法，在秦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三章，合為九章，故稱《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執行。[202]
刺史制度
漢武帝為了加強對地方官吏的控制，於前106年，把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稱為“州部”。每州設刺史一人，以監察地方。刺史每年秋天巡行郡國，以“六條問事”。第一條是監察“強宗豪右”，其他五條是監察郡守、尉和王國相。凡地方官吏不奉詔書、苛虐百姓、察舉不公，子弟不法。或與豪強有勾結行為的，刺史聞察后，直接上奏皇帝，進行制裁。這對抑制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對地方官吏的控制有明品的作用。[203]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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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為了鞏固統治，西漢建立了比秦朝更為完備的武裝力量。西漢前期是實行徵兵制，以正卒兩支來守衛京師。一支為南軍，守衛宮城，歸衛尉率領；另一支為北軍，保衛京師，歸中尉率領。兩支各有兩萬人。武帝時，各減至一萬人。正卒一年一輪換，不利於保衛京師。漢武帝時期強化了軍隊，着手組建職業兵為侍從軍和禁衛軍，增設樓船（水軍）等軍種。軍隊的加強，使中央集權有了更堅強的支柱。同時也加強了對外和對內鎮壓的力量。[203]
期門軍和羽林騎
侍從軍有三支，就是期門、羽林和孤兒。期門軍是漢武帝於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騎射者組成，共約有一千人，歸光祿勛掌管。因常為侍從漢武帝而期待於殿門，故有“期門”之名。羽林騎是於太初元年（前104年）選六郡良家子組成，約七百人，亦屬光祿勛。羽林騎原叫做建章營騎，因守衛建章宮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騎”，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兒是由戰死者的子弟組成的，因養在羽林官署，教習戰射，而有此稱號。[203][217]
八校尉
禁衛軍是於元鼎六年（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約七百人，由八個校尉率領，因稱“八校尉”。八校尉為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來，是職業兵，這是中國古代有募兵制的開始。這支軍隊後來發展為西漢的軍事主力。[217]
地方
在地方，有經過訓練的預備軍叫郡國軍，根據地區的具體條件，分別設材官（步兵）和騎士（騎兵），這些預備隊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備軍和預備軍的兵員，都由郡國徵調來的“正卒”充任。[203]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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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漢朝經濟
西漢時期牛耕和鐵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紡織業和瓷器製作發達。西漢是中國古代商業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國家的穩定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僅國內貿易，而且對外貿易也非常發達。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甚至與古羅馬、印度等國家有間接的貿易關係。[71]
農業
牛耕普及
漢初，為了恢復經濟和農業生產上的需要，西漢政府曾下令禁止殺牛和盜牛，並曾在北方邊境設苑養馬。這一舉措使得廣大農民更加視飼養牲畜，牛耕，也輔以馬耕進一步普遍，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而在江南地區由於開發晚和冶鐵業不發達，還處的火耕水耨的狀態。[177]
鐵農具推廣
鐵制農具的製作與使用比較廣泛，在漢武帝時期，冶鐵業歸國家壟斷，鐵器的推廣更為迅速。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制農具的種類也增多了。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鏵、尖鋒雙翼犁鏵、舌狀梯形犁鏵，還有大型的犁鏵。[177]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耕作技術有了顯着的改進。特別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陝西西安、咸陽等地都發現有鐵犁壁。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鬆土、起壠作畝的作用。[218]
興修水利
西漢的水利事業比戰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突出的是治理黃河和關中等地興修了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漢初，黃河屢次決堤。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16郡。前109年，漢武帝徵調幾萬民工前去修治。經過這次治理，黃河在八十年間沒有發生大災。治理黃河是西漢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204]
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了幾條較大的灌溉渠。前129年，為了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在徐伯的領導下，徵發幾萬民工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東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餘頃地受益。與此同時，又修龍首渠。這條渠是從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渠道要經過商顏山。這裏土質疏鬆，渠岸易於崩毀，不能採用一般的施工方法。於是發明了“井渠法”，使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里寬的商顏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前111年，在鄭國渠上游修了六條輔助的小渠，稱六輔渠。[178]前95年，從仲山口（陝西涇陽西北）引涇河至櫟陽（陝西臨潼櫟陽鎮），這就是白渠。全渠長近二百里，灌溉農田4500餘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東泰山下引汶水灌溉農田，在甘肅境內引黃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內引淮水灌溉，等等。[205]
耕作技術
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鬥爭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所謂“代田法”就是將每畝田分成六份-三壟（壟台）三甽（壟溝），每年壟甽互換位置以休養地力。具體辦法是甽寬一尺，深一尺壟也寬一尺，壟甽相間，把種子種在甽里。出苗后，除去壟邊雜草並翻土以培苗根。到夏天，則壟盡而根已深。次年，互換甽和壟的位置，依樣種植。[177]
趙過還發明了耬車。耬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種新式農具。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制耬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耬畫像，證明當時已廣泛採用耬車播種技術。[177]
到漢成帝時，泛勝之又總結了一種新耕作方法─“區種法”。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177]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余頃，人口達六千餘萬，比秦朝增加兩倍以上。[179]
農產品加工
漢代之前主要靠人工春米或其它穀物。漢武帝時，已經有了用畜力拉的大石磨。此外，腳踏的“戥碓”，利用水力的水碓和水碓磨，篩谷用的風車，在西漢也都已出現。桓譚《新論》在談到糧食加工時說：“及後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春，又復設機關，用驢、贏、牛、馬及役水而春，其利乃且百倍。”河北滿城中山王陵墓曾出土過一件用畜力拉、帶有銅漏斗的大石磨。史學界一直認為扇谷用的風車到北宋時才出現。在河南洛陽和濟源漢墓中出土了兩件風車模型，從而也把風車的歷史提前到了西漢。[177]
糧食產量
關於西漢的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晁錯曾說：“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漢初行小畝，每畝約當今0.2882市畝，[180]每石約當今0.2市石。按照這個數字，漢初每市畝田地約可產粟或麥六斗九升。《淮南子·主術訓》又提到：“一人躔耒而耕，不過十畝，中歲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淮南子》成書於漢武帝時候，開始行大畝，每當合今0.6916市畝，四石之收，摺合今制每市畝約產案或一石一斗五升。[181]不過這大概已是高產田了。[182]
手工業
冶鐵業
漢代武器
漢代的冶鐵業作坊多，規模大。20世紀50年代后，在河南、山東、北京、江蘇等地發現了許多漢代冶鐵遺址，其中以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和南陽北關瓦房庄等地遺址規模最大。從遺址可以看出西漢冶鍊工序集中，設備齊全。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了一件鐵工具，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有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標準一類A級石墨相當。同時發現炒鋼爐一座。炒鋼這一嶄新的高效率的先進技術的出現，說明西漢的冶鐵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鋼鐵冶鍊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06]
戰國時期冶鐵業一般只能冶鑄農具和少數手工工具，鍛制兵器還比較少。到了西漢，不僅能生產鐵制長劍、長矛、環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雜用工具也廣泛使用鐵制，如燈、釜、爐、剪等都已在西漢中期的遺址中發現。[219]
絲織業
漢服--素紗禪衣
西漢時期漢服絲織業發達，紡織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當時，長安和臨淄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長安設有東西織室，臨淄和陳留襄邑（今河南睢縣）等地設立了大規模的官營作坊，作坊的織工常達數千人之多。在絲織業發達的城市裏，有富商大賈經營的作坊。農民家庭則主要是紡織自己穿用和繳納賦稅的麻布、葛布和絹帛，有時也出售一小部分紡織品。[207]
漢服服飾--曲裾
絲織品的種類很多，官營作坊以生產比較貴重的錦、綉、紗縠為主。1972年，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絹、紗、綺、錦、起毛棉、刺繡、麻布等絲麻織品，這些絲織物，用織、綉、繪、印等技術製成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菱形等花紋，反映西漢的漢服紡織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207]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中已有單錠紡車的圖像。特別是1956年在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刻有幾個人物在織布、紡紗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展示了一幅紡織漢服生產的生動情景。
西漢時不僅有紡紗的工具，而且出現了織布機。秦漢之際，斜織機在南北方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在農村廣泛地採用了腳踏提綜的織機。同時還有織造提花織物的機械──提花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漢錦是漢代織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織物。經對絲織品的化學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藍靛作染料，可染成綠、紅等色。這比戰國時的染色工藝提高了一步。[219]
工藝水平
西漢手工業的發展，還表現手工工藝水平上。
漢代青銅器
1968年，在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發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長信宮燈”，製成一個宮女雙手執燈的形象，十分生動，設計更為精巧，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隨意調整燈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宮女頭部可以拆卸，體內空虛，右臂與煙道相通；通過煙道而來的蠟炬的煙被容納於體內，以保持室內的清潔。墓中還有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由2000多塊玉片和黃金製成的絲縷編綴而成，其製作工藝非常精美。
在西漢官營手工作坊中，主要生產者是工奴和刑徒，私營作坊中的勞動者，主要是奴隸，只有家庭手工業的生產者是“編戶齊民”。
西漢五銖
銅鏡
金縷玉衣
西漢青銅器
長信宮燈
西漢雞心佩
漆器業
西漢的漆器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在蜀郡（今成都）和廣漢等地設置工官監造漆器。當時上層之家都使用漆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種類很多，有耳杯、盤、壺、盒、盆、勺、枕、奩、屏風等。大多色彩鮮艷，光澤照人，精緻美觀，特別是漆器上的彩繪，技巧更高，畫法瀟洒生動，奔放有力，線條幹凈流利。[207]
商業
“交通王侯”
漢初，雖然曾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作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72]，非常活躍，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響的勢力[73]。
西漢時商業經營的範圍很廣，據《史記》所載，當時市場中陳列着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幾十種商品。
收回鑄幣權
五銖錢
漢初，聽任郡國自由鑄錢。這造成幣制混亂，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換，另一方面，一些貴族官僚、富商大賈操縱造幣之權，富比天子，威脅中央。吳楚七國之亂時，鑄幣便為其提供了重要財力支持。前113年，漢武帝下令宣佈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各地私鑄的錢幣運到京師銷毀，把錢幣大權收歸中央。成立了專門的鑄幣機構，即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鍾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這次新鑄的五銖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於流通，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貨幣。[208]
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
漢初，鹽鐵為私人經營，對鹽鐵經營採取放任政策，國家僅設官收稅。漢武帝採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咸陽建議，把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產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並任命當地的大鹽鐵商為鹽、鐵官，管理煮鹽、製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不產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鹽鐵官營后，嚴禁私人鑄鐵和煮鹽。自從鹽鐵官營后，漢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鹽鐵的官吏多為鹽鐵商人，經營不善，往往產品質量低，價格昂貴，貧民購買不起。[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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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在實行鹽鐵官營的同時，推行了均輸平準政策[74]。前110年，漢武帝採納桑弘羊的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原先漢政府各部門常常搶購物資，引起物價上漲，地方上交中央的貢賦，往來煩難，“或不償其費”。而且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於是由大農令統一在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徵發從郡國徵收來的租賦財物，並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又由大農令置平準官於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做為官家資本經營官營商業。“貴則賣之，賤則買之”[75]，調劑物價，並獲取收益。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政策后，“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209]
算緡和告緡
為了打擊富商大賈、高利貸者的經濟力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漢武帝於前119年，頒佈了算緡和告緡的命令。[76-77]
算緡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經營手工業者的財產，凡四千錢，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每輛抽稅一算，商人的車，則徵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隻船抽稅一算。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者，鼓勵知情者揭發，叫做“告緡”。凡揭發屬實，即沒收被告者全部財產，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獎給被沒收財產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爭相告緡。在楊可主管告緡事務時，告緡之風，遍及全國。[76]
上述各項措施的實行，限制和打擊了富商大賈、豪強、貴族的經濟勢力，增加了西漢政府的財政收入，暫時解決了由於戰爭和奢侈浪費所造成的困難，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經濟力量。但卻對商品經濟產生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76-77]
西漢鹽鐵工宮商業城市及交通
城市
漢代長安圖
當時西漢最大的都市是京師長安。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長多米，相當漢代六十多里長，超過古代羅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個城門，可容四輛大車并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縱街）九陌（橫街）之稱。街道三道並列，與城門的三個門道相連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別寬大，是皇帝專用的“馳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幾乎全是宮殿區，佔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東、西九市，是商業活動區。[210]長安商業很繁華，在九個市場之內，聚集着各種大小商店，出賣各地的貨物。同類商店又集中在一處，成為許多市，如酒市、牛市、馬市、羊市等。這些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東、西九市不僅是商業區，而且也是手工業區，如市內便有官府手工業作坊。城內北邊一部分是居民區，佔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據記載，西漢末長安人口有24萬之多。[221]除長安之外，洛陽、臨淄、邯鄲、宛（南陽）、成都等都是當時着名的大都市。[220]洛陽水陸交通方便。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密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鐵業很發達。成都的手工業，特別是蜀錦，馳名全國。西漢的城市，不僅在中原地區星羅棋佈，就是在南方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吳（江蘇蘇州）、番禺（廣州）等，或為一方都會，或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221]
賦稅
西漢的賦稅制度包括田租、人口稅和更賦三項。田租，是按土地徵收的賦稅。漢初以來，先後實行過十五稅一、十稅一、三十稅一和臨時免收等法。人口稅，按年齡不同又分為算賦和口錢兩種，算賦即丁稅，15歲至56歲男女，每人每年納120錢，稱為一算。口賦是兒童稅，7歲至14歲的兒童每人每年納20錢。更賦，是一種代役稅。西漢規定男子23歲至56歲之間，除服兵役兩年外，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一個月，稱為“更卒”，不服役的，出錢2000，叫“踐更”；每人每年還要戌邊3天，不服役的，出300，由政府用錢僱人，稱為“過更”。是一種以錢代役的辦法。西漢初期賦役制度，雖然沿襲秦制，但其判削程度比秦朝大為緩解。[203]
戶籍
劉邦入據關中以後，蕭何按照秦的圖書戶籍征賦課稅。西漢建立后，進而把這一措施推廣到全國。下令逃散在外的農民一律返回本鄉，進行了全國的人口登記，按秦制，在縣以下建立鄉、里、什、伍組織。鄉設三老；里設里正，掌百家；什長主10家；伍長主5家。建立了周密的戶籍制度，稱為“編戶齊民”。用以督繳賦稅、催派徭役、維護地方治安。[203]
人口
秦代末年由於長期戰亂人口銳減，西漢建立時人口約為1300萬[78]，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至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國人口約達3600萬，漢武帝後期因沉重徭役導致在籍戶口銳減，至於史書中的”戶口減半“是因民眾不堪重負逃稅導致人口登記不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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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晚年頒佈罪己詔重啟漢初息兵養民的國策，繼任者霍光、劉詢沿襲，至漢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達5000萬。[78]到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在籍人口達人，墾田頃，為西漢之最。[79][179]學者考慮到未納入統計的隱戶及遷居漢地的外族，因此認為西漢末人口應有6300萬。[21][80]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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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參見：漢朝文化
文學
漢賦
賦是西漢時期的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當時一般文人都愛作賦。漢初流行騷體賦，是從楚辭發展起來的一種長篇韻文，主要為抒情言志。代表作品有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和枚乘的《七發》等。到西漢中期，一種鋪陳誇飾的散體大賦逐漸盛行，以稱頌宮廷的豪華壯麗、渲染帝國的強盛繁榮為主要內容。中後期賦家甚多，以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和揚雄的《長陽賦》、《羽獵賦》等為代表作。漢賦內容空泛，詞句華麗，形式呆板，因而文學價值一般，但在藝術形式和技巧上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213]
樂府詩
樂府詩是西漢時期的新文體。漢武帝時設立官府音樂機構，由協律都尉李延年主持，搜集民歌加工為樂府歌曲，於是形成了樂府詩這種文學形式。由於它以民歌為基礎，所以內容廣泛，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十五從軍征》，寫了一個長期服役的老兵，80歲時回到家鄉所看到的親故皆亡、家園殘破的景象，其他如《戰城南》、《東門行》、《陌上桑》等，都從不同的角度暴露了時弊，有一定的人民性和濃厚的生活氣息。[214]
散文
西漢的散文一反獻體的文風，特別是文字生動，說理深刻的政論文影響較大。以賈誼的《陳政事疏》、《治安策》、《過秦論》，晁錯的《論貴粟疏》、《徙民實邊疏》，桓寬的《鹽鐵論》為代表。這個時期散文最高成就當推司馬遷《史記》，書中內容，許多傳記，內容保刻、形象生動、文筆優美，把歷史人生寫活了。《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名着，而且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魯迅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214]
民歌
漢代民歌的體裁多種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動靈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東漢以後的五言詩的先聲。[222]
哲學
春秋戰國時代有所謂“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國后，漢朝有鑒秦亡經驗，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國，是為黃老之術。直到漢武帝時，思想上已有大改變，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儒學深深影響中國文化之始。[211]
黃老思想
漢初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採取黃老思想指導的“無為而治”統治政策。“黃老學說”實際上是道家學說中的兩派。“黃”指“黃帝之學”，“老”指老子學說。黃帝之學是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一個學派。《漢書·藝文志》記載有關黃帝書5種，計有：《黃帝四經》4篇，《黃帝銘》6篇，《黃帝君臣》10篇，《雜黃帝》58篇，《力牧》22篇。但是，由於“黃帝之學”的着作均已佚失，所以“黃帝之學”是否在歷史上作為一種獨立的學派存在過，後世不太清楚。自從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發現了帛書《十大經》、《經法》、《稱》、《道原》等珍貴文獻之後，這個問題就比較清楚。可以肯定，上述帛書就屬於“黃帝之學”的着作，黃帝學說是道家中的一派。它與老子學說的根本區別是：黃帝之學不僅講道，而且講法。漢初把黃老糅合在一起，成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223]
黃老學說的特點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統王朝的統治秩序，承認君臣關係不可改變的前提下，極力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用少所作為的辦法，就能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相反，統治階級愈“有為”，民就愈“難治”；統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使“盜賊多有”，這和原來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種維護統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漢初統治者採取“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政策，以適應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漢初的幾任丞相，大都“治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如蕭何死後，曹參為相，舉事皆循舊例，無所變更。對於“言文深刻，欲務聲名”卬的人，斥而不用；對於“謹厚長者”，給予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所以當時老百姓歌頌道：“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223]
西漢初年黃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陸賈的《新語》。陸賈總結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后，提出了無為的政治主張。他認為：“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他理想的政治是：“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也就是主張統治者對人民少干擾，使其安居樂業，這樣就可以緩和矛盾。[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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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促進丁封建統治秩序的鞏固，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創造丁條件。但是，隨着漢政權的逐漸鞏固，出現了新的問題。“和親”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騷擾，“分封”潛伏着割據分裂的危機。因此，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尖銳地指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這樣，到文景時期，逐漸由無為變成有為，儒家思想逐漸抬頭，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條件。[223]
儒學思想
董仲舒為了適應漢中期統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學獨尊，而且把孔子的學說宗教化，把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系統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給漢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這一思想體系的具體說明，《春秋繁鍀》是其代表着作。[223]
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說和“天人感應”說。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間的一切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會的一切變化，國家的興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現。天意與人事緊密相連，天以祥瑞災異影響人，人的活動也能感動天。這為兩漢讖緯迷信思想的進一步泛濫提供了理論依據。董仲舒還認為天給人類社會設立了一個最高權力的“君主”，人間的皇帝就是代天意進行賞罰的權威。他說:“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從皇帝，也就是服從天道，誰反對皇帝就是反對上天，以此來論證皇權的神聖性，為加強皇權提供了理論根據。董仲舒在宣揚君權神授說的同時，也企圖假天之威，對皇帝的過分殘暴加以限制。他說天不是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對人民有好處，就能繼續做下去，否則天就要削奪他的皇位。這種學說當然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皇權。[224]
董仲舒還大力宣揚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並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他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三綱”、“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綱”，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構成了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種統治權力。這種封建宗法思想，成為封建倫理關係的準則，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
董仲舒還提出了“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是有等級的；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可善可惡。上等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經過“教化”可以變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賤，只能永遠當牛馬和奴隸。他以這種地主階級的人性論來論證封建等級制和封建統治的合理性。[224]
從上述董仲舒的學說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從維護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的立場出發，神化專制皇權，并力圖把封建政權、神權、族權、夫權結合起來，為地主階級服務，所以長期以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信奉。[224]
史學
《史記》由司馬遷所着，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中國的歷史學和文學中佔有特殊的地位，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包括上下3000年的歷史，尤詳於戰國、秦、漢。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本紀12篇，按年記述帝王之事，為全書之綱；表10篇，按世代或年月分別記載歷史大事；書8篇，對古代經濟、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進行專門記載和論述；世家30篇，敘述秦以前各地方政權和諸侯王的歷史和事迹；列傳70篇，記載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隱士、說客、名醫、刺客、卜者、演員的事迹。全書共130篇，52.6萬餘字，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和紀事，體例嚴整，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此後2000年間的正史編纂開了先河。[212]
目錄學
《七略》為劉歆編寫的中國最早的目錄學專書，漢成帝時，下令在全國徵集圖書，由劉向負責校對，整理。劉向對各種圖書校定篇目、編排次序、校勘訛字脫簡，然後寫成正本；同時對每書撰寫一篇敘錄（述內容提要、作者生平和學術源流等內容），載於書內。劉向又彙集眾書敘錄面成《別錄》20卷。但他未竟其業而亡。漢哀帝復命劉向之子劉歆繼任校書事業、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撮要編成《七略》：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中，輯略為全書總述。後來，班固刪削《七略》而着《漢書·藝文志》。《七略》不僅是中國目錄學和圖書分類學的開端，而且是一部珍貴的古代學術史。[213]
宗教
西漢時期宗教本意在於強化君權，但在方士的影響下，漢武帝時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於追求一己成仙。經過儒生的不斷努力，通過改變祭祀地點、儀式與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漢末期使國家宗教政治倫理化，並恢復了其世俗性功能，從此，封建王朝的國家宗教才成為維護統治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81]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
科學
播報
編輯
《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是中國最古老的數學着作。另外，從西漢時期開始中國也有非常詳細的天文記錄，包括公認的人類第一次對太陽黑子的記錄，此外針灸和造紙術可能是在西漢時期被發明的。
天文
西漢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讖緯神學的流行，對觀測星象很重視。長安建有很高的觀象台，天文郎晝夜不停地觀察天象的變化，如實地及時記錄下來，為天文學積累了大量資料。《漢書·天文志》就有關於流星雨、客星（恆星明亮突變現象）的記錄和太陽黑子的兩次記載。一次是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四月所記黑子的情形是“日黑居仄，大如彈丸”；另一次是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所記黑子的形狀為“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這是世界公認的關於太陽黑子的最早記錄，比歐洲早900年，伽利略在1610年方看到黑子。[195]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占》中，記載了秦漢之際五大行星的運行規律，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星表實物。武帝時落下閎、宣帝時耿壽昌等人曾創造了早期的渾天儀，用來觀察天象，表明西漢時的天文學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195]
曆法
西漢的曆法成就較大。漢初，使用秦時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到西漢中期，《顓頊歷》出現了“朔晦月見，弦望滿虧”的現象，不精確。於是漢武帝命司馬遷、落下閎、鄧平和唐都等改訂曆法，於太初元年（前104年）編成了新曆，這就是有名的《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第一次把24節氣訂入曆法，並可預知日食，校正朔望，指導農時，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漢成帝時，劉歆又依據《太初曆》製成《三統曆》，規定一年為
日，一個月為
，19年置7個閏月。《三統曆》是比較精密的曆法。[196]
數學
《周髀算經》是中國《算經十書》之一。大約成書於西政中期，主要闡明當時的蓋天說和四分曆法，在數學方面，它使用複雜的分數算法和開平方法，並最早利用勾股定理，還提出“一周三”的圓周率，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數學名着。[196]
《九章算術》是《算經十書》中最重要的一種。它的出現標誌中國古代數學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着作。[199]作者不詳。西漢早期着名數學家張蒼、耿壽昌等對它進行過增補刪訂。全書分9章，246個例題。其內容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個章節，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從先秦到漢代的數學成就。其中負數，分數計算，聯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數學成就。上述成就比印度早八百年，比歐洲早一千餘年。此書於隋、唐時傳入朝鮮和日本，被定為教科書，現已譯成英、日、俄等國文字。[200]
通過《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這兩部書，可知西漢中後期的數學成就已經很高了。[198]
農學
泛勝之是西漢着名農學家，曾以輕車使者的名義在關中平原提倡種麥，獲得豐收。他所撰的《泛勝之十八篇》被後世統稱為《泛勝之書》。該書總結了關中一帶農民耕作的經驗，其中最突出的是區田法（區讀音ou，即點種法）和浸種法（在種子上粘上一層糞殼作為種肥）。此外還有耕田法、種麥法、種瓜法、穗選法、調節稻田水溫法等。發展了戰國以來的農學，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196]
醫學
西漢時期醫學有很大發展，建立了較完整的中醫學體系。當時的醫學理論儘管有陰陽五行的外衣，但對生理現象、病理現象和治療方法的解釋，則包含着辯證觀點。《黃帝內經》和《難經》是西漢醫學理論的代表作。《黃帝內經》包括《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闡述病理現象和治療原則，《靈樞》記述了針灸法。《難經》是講述經脈、腑臟、針法及處方的專着。當時着名醫家淳于意，醫術甚精，還注意把病人情況和治療過程記錄下來，為中國最早的“病歷”創始人。[196]
西漢時，屍體的防腐技術很高。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赤眉軍在長安發掘了皇室陵墓，發現歷200餘年的呂后屍體“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1972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發現的女屍和江陵鳳凰山發現的男屍，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屍體基本完好，這可以說明西漢時防腐技術已相當先進。[197]
造紙
西漢時發明造紙術。1933年在新疆、1976年甘肅地區的漢代烽寨中，1978年在陝西扶風縣的西漢窖藏中出土現了漢宜布時的麻紙片。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漢墓中出土了西漢早期的紙，繪有地圖，紙薄而的，紙面平整光滑，說明當時造紙技術已到相當水平。紙的發明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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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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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
西漢時期的美術起點是戰國時代美術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寫的對象，開始逐步發展寫實的風格，而這也是古代美術發展的新的起點。藝術的認識生活的作用，在範圍上和方法上，都因漢代美術的發展而進入新的階段。
西漢美術題材的多方面性，說明西漢美術的百科全書的性質。文學、歷史、天文、地理、哲學等社會思想意識的內容，美術家都企圖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現。相對於這一時代的歷史水平，西漢美術的題材是廣泛地來自社會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的。
雕刻
西漢的雕刻藝術有很大發展，以石雕最具代表性。保存至今的陝西興平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引人人勝。內有一尊“馬踏匈奴”雕像，是為紀念霍去病的戰功而刻的，造型生動，神態逼真。其餘伏虎、卧馬等許多石刻，利用天然石料順勢加工而成，都氣魄雄偉、形象動人。此外，四川雅安高頤墓前的石辟邪(石像)，氣勢雄壯，栩栩如生。[214]
音樂
西漢時的音樂也有很大發展，漢武帝時李延年曾為《漢郊祀歌》十九章配樂，並組織大型宮廷樂隊，演唱劉邦的《大風歌》時，有歌隊120人。李延年又模仿張騫從西域傳來的《摩訶兜勒》曲，作“新聲”二十八解，用于軍中，稱“橫吹曲”。長沙馬王堆軟侯墓出土的木瑟、竽、十二樂律管，說明當時的顯貴之家都有自己的樂隊，也表明西漢音樂的發展情況。漢武帝以後，琵琶、箜篌等樂器從西域傳入中土，豐富了漢人的音樂。[214]
舞蹈
西漢初年，盛行楚舞，後來巴渝舞也傳入了長安官，漢武帝時，安息曾以驪軒“善眩人獻於漢”。西漢人喜愛舞蹈，無論民間酒會或是祭祀喜慶，一般都載歌載舞。1969年在濟南無影山發現了西漢舞樂俑一盤，上有舞俑、奏樂俑、雜技鋪、指揮俑。拱手立觀俑等，形態通真，生動反映了當時歌舞表演的場面。[215]
漢代人們善於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等情感通過歌舞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也是漢代歌舞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漢畫像石、漢俑中的圖像就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
器樂的合奏與伴奏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間音樂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戲共同構成的宏大場面中，器樂演奏為更好地表現樂舞百戲，烘托氣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漢畫像石中主要的樂器有吹奏樂器，如塤、排簫、笙、笛等；弦樂器，如琴、瑟、箜篌等；打擊樂器，如建鼓、鞀鼓、築、節等。
角抵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國源遠流長。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禁止民間私藏兵器，作為徒手相搏鬥的角抵興盛起來。漢代，民間出現了一種由“蚩尤戲”發展而成的兩個人在公開場合表演的競技活動，已經具有後來摔跤的基本特色，並有着特定的文化內涵。漢代角抵活動十分普及，據載當時的角抵戲規模宏大，轟動京城，老百姓們甚至跑幾百里的路去觀看助威。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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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擊匈奴，征大宛，收服兩越，通西南夷，東滅朝鮮，後來設立“西域都護府”，正式將西域納入中華版圖，正是從西漢開始，奠定了中華的版圖疆域。
匈奴
白登之圍
秦漢之際，冒頓首次統一匈奴，建立了奴隸制政權。冒頓乘楚漢相爭之機，東破東胡[82]，西攻月氏[82]，征丁零[82]、堅昆等部（約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亞一帶），南滅樓煩、白羊（約今內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國北部、東北部和西北部廣大地區[82]，擁有騎兵三十餘萬[83]，勢力十分強大。
漢武帝與匈奴戰爭示意圖
隨着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匈奴的國家機構日益完善。最高首領叫單于[84]，單于之下設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等，這些大貴族都統率軍隊，多的萬餘騎，少的數千騎。大貴族之下還設有各級軍官；處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等等。這些職位都由貴族世襲[85]。單于又將全國疆土分為三部分，左屠耆王統治東邊，單于居中直接統治，右屠耆王統治西邊[86]。
匈奴經常侵擾西漢邊疆。前201年，冒頓單于圍攻馬邑，韓王信投降，次年攻晉陽（今太原）。[87]劉邦聞訊，親率三十萬大軍迎戰，被圍困於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南）[88]。後來用陳平計，向單于閼氏行賄，才得脫險。史稱平城之圍[89]。
“和親”與“實邊”
漢初，由於經濟急待恢復，政權尚未鞏固，採取“和親”辦法，把漢室公主嫁給單于，送去絲綢、糧食、酒等物品。但是和親政策，並不能阻擋匈奴的掠奪[90]。漢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單于率騎兵十四萬攻殺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鋒到了雍（陝西鳳翔）和甘泉（陝西淳化），火燒回中宮[91]。八年後，匈奴又從雲中（內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陝西榆林南魚柯堡附近）兩郡各侵入三萬騎，長安城警報頻傳[92]。
文、景時期，雖然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93]但為抵禦匈奴的侵擾，也作了些防備工作。如漢文帝改革了邊防軍輪換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移民“實邊”。還大力提倡養馬，準備對匈奴進行反擊。
反擊匈奴
漢武帝反擊匈奴之戰
漢武帝即位后，國家的經濟實力空前雄厚，反擊匈奴的條件成熟。[94]漢武帝時期，反擊匈奴的戰爭主要在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間進行，先後打了十幾仗，其中帶決定性的大戰役有三次。
第一次戰役發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漁陽（北京密雲縣）[95]。漢武帝派車騎將軍衛青、將軍李息率兵出雲中，對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軍發起突然襲擊，匈奴白羊王逃走[96]。西漢完全收復了河南地區，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西漢在這裏設置了朔方郡（內蒙古杭錦旗）和五原郡（內蒙古五原）[97]。
霍去病西征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越過焉支山（甘肅山丹縣東南胭脂山）西進，入匈奴境千餘里，和匈奴軍短兵肉搏，大獲全勝[98]。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澤（內蒙古居延海），攻到祁連山，大破匈奴軍，河西的匈奴貴族損失慘重。[99]同年，匈奴內部分裂，渾邪王率四萬人降漢[100]。這次戰役后，漢在這裏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歷史上稱“河西四郡”[101]。從此打開了漢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決戰
元狩四年（前119年），為了徹底擊潰匈奴，漢武帝召集諸將商議，決定深入漠北反擊匈奴[102]。同年，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十萬騎兵，分東西兩路進軍[103]。針對匈奴認為漢軍不能遠征的錯誤判斷，西漢採取了奔襲追擊的戰術。衛青率領的西路軍，從定襄，越沙漠，北進千餘里，對匈奴單于大軍進行包圍。經過激戰，匈奴單于率數百騎突圍遠逃，其主力全部被殲，漢軍直追至趙信城（蒙古杭愛山下）[104]。霍去病的東路軍從代郡（河北蔚縣一帶）出兵，深入二千餘里，跨過大沙漠，擊敗匈奴左賢王[105]。經過這次戰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無力大舉南下。
“單于和親”
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制止了匈奴殘暴掠奪，保護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使北部邊境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便利了漢與西域的交通。
隨着匈奴軍事力量的削弱，匈奴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鬥爭也日益強烈，匈奴統治集團發生內訌。漢昭帝時，發生了五單于爭立事件，接着分裂為南北兩部。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降漢[106]，北匈奴的郅支單于被迫西遷，后被西漢所殺[107]。
竟寧元年（前33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嬙（王昭君）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匈之間的武裝衝突。此後約有半個世紀，在北部邊境出現了和平景象。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出土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是漢、匈關係改善的有力證明。
西域
張騫出使西域
前2世紀左右，西域分為三十六國，互不統屬[108]。在天山以北的準噶爾草原有烏孫、且彌等國；在天山以南，昆崙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區，又分為為南道諸國和北道諸國。
北道諸國有龜茲（新疆庫車）、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車師（新疆吐魯番）等較大的國家[109]。南道諸國有莎車（新疆莎車）、于闐（新疆和田）、樓蘭（新疆羅布泊西）等國[110]。公元前2世紀初，匈奴冒頓單于征服了西域，設官徵稅，並以此為據點[111]，向西漢進攻。
西漢建西域都護府，開始了統治。
建元三年（前138年），西漢從匈奴降人的口中獲悉：在甘肅敦煌一帶原來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擊，被迫西遷，對匈奴入時刻想報仇雪恨[112-113]。漢武帝為反擊匈奴，截斷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114]，以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112]。張騫應募遠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餘年[115]。後來，他乘機逃走，越過蔥嶺，經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116]。但大月氏已佔有大夏故地，不願東歸。張騫只好東返[116]。他再一次衝破匈奴的拘禁，於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長安[117]。張騫的任務雖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國地形、物產和風俗，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礎。張騫是西漢開闢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前119年，漢進軍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卻，依靠阿爾泰山以南各國的人力、物力，和漢朝對抗[118]。因此，徹底割去匈奴右臂的問題，便被提到日程上來[119-120]。同年，漢武帝任命張騫為中郎將，率領三百多隨員，攜帶大批金幣絲帛以及牛羊向西域進發[121]。張騫到達烏孫后，原定目的雖未達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122]。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騫回來，烏孫派使者幾十人隨同張騫一起到了長安。此後，漢朝派出的使者還到過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鹹海與裏海間）、條支（安息屬國）、犁軒（附屬羅馬的埃及亞歷山大城），[123]中國使者還受到安息專門組織的二萬人的盛大歡迎[124]。自此，絲綢之路正式開通。
打開西南之路
元封三年（前108年），漢武帝命趙破奴率軍進攻樓蘭、車師，並在酒泉至玉門關一帶設立亭障，作為供應糧草的驛站和防守的哨所[125-126]。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武帝派李廣利出征大宛，擊敗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順[127]。西漢又在樓蘭、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輪台（新疆庫車縣東）等地設校尉管理屯田，這是漢在西域最早設置的軍事和行政機構[128-129]，為後來設西域都護創造了條件。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匈奴在西域的影響日益縮小[130]。漢宣帝乃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治所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境）[131]。都護是西漢中央駐西域的最高長官，從此，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完全確立[132]。漢對西域有權冊封國王，頒賜官吏印信，調軍征糧。這說明，原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新疆地區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自張騫通西域后，漢族與西域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聯繫日益密切，中原地區的先進技術不斷地傳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術對西域的影響很廣泛。井渠法對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適應，後來流行於西北地區，稱為坎兒井。此外絲織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業品大量向西域行銷。西域人民也把生產經驗和創造，如繁殖和飼養牲畜的方法、種植瓜果蔬菜和豆類的技術傳到了內地，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西南夷
西漢時期，在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帶，居住着許多語言、風俗不同的少數民族，當時統稱之為"西南夷"[133]。在貴州境內以夜郎（貴州遵義、桐梓一帶）為最大[134]。在雲南東部也有幾十個部落，以滇（昆明一帶）為最大[135]。自滇以北，到四川涼山一帶，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為大[136]。他們過着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137]再往西去，有巂、昆明（雲南大理一帶）等部落，他們以游牧為主[138]。[139]
漢武帝時，西南各族人民與內地的聯繫與日俱增。漢武帝曾派唐蒙為中郎將，進入夜郎，此後夜郎及其附近的許多城邑相約歸附漢朝。漢朝在那裏設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140-141]不久，漢武帝又派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裏設官管理。張騫從西域歸來后，漢武帝想打開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後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終因無法前進而停止。[142]公元前111年，西漢破南越之後，在西南設越巂郡（今四川西昌東南）、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縣北）和武都郡（今甘肅成縣）[143]。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發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今雲南晉寧），並賜"滇王之印"[144]。這顆"滇王之印"，已在晉寧滇族貴族墓中發現。此後，西南大部分地區都歸入西漢的直接管轄之下。
三越國
秦始皇開發嶺南，設置郡縣，越、夏兩地人民的聯繫進一步加強[145]。秦末時，閩越首領無諸及東甌首領搖曾率本族參加了反秦戰爭[146]。西漢建立后，封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福建福州）[147]。公元前192年，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號東甌王[148]。在南越地區，原秦南海郡尉趙佗，乘秦亡之機割據南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149]。西漢建立后，中央立趙佗為南越王[150]。呂后時，漢政府與南越關係惡化，趙佗遂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151]。漢文帝即位后，趙佗廢帝號稱王[152]。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王便向西漢中央請求內徙，遂被遷到江淮之間，和漢族人民雜居，接受西漢的直接統治。
公元前111年，東越王余善自立為武帝，漢武帝派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分四道攻入閩越。征服了閩越地區的叛亂[153]。漢武帝又把閩越人遷徙到江、淮一帶[154]。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宣諭南越王趙興和王太后入朝[155]。南越王及太后也願意"內屬"，唯丞相呂嘉反對，並起兵殺趙興、太后及漢使者，立建德為王[156-157]。公元前112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等率軍分路進擊[158]。年底，破番禺（廣州），滅南越，將南越故地分為九郡：南海（今廣州）、郁林（今廣西桂平縣西）、蒼梧（治今廣西梧州市）、合浦（今廣東合浦縣北）、珠崖（今廣東瓊山東南）、儋耳（今海南儋縣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158]。從此，東南沿海地區與內地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特別是中原人民不斷南遷和許多越人遷居內地，更促進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夏、越人民的進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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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胡
夫余、肅慎
西漢時期，在中國東北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夫余、肅慎、挹婁、高句麗、烏桓、鮮卑、沃沮等。
肅慎是古老民族，也稱“息慎”、“稷慎”等。從殷周至漢武帝時期，與中原地區經常有文化、經濟上的交流。挹婁，與肅慎屬於同一民族，挹婁在肅慎北，大致在牡丹江以東、松花江以南一帶。
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與中原地區有經濟交流。西漢時出現了階級分化，有了軍隊、牢獄、宮室等。
烏桓、鮮卑
烏桓和鮮卑是東胡族的分支。西漢初，東胡被匈奴打敗，其中一支退居烏丸山（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稱烏桓。烏桓還處於原始社會階段，以畜牧業為主，隨水草遷徙。漢武帝時，霍去病打敗匈奴，烏桓人請求內屬，於是遷入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塞外，西漢設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西漢初，被匈奴打敗后，逃至鮮卑山（內蒙古洮兒河與西喇木倫河之間），因此得名。鮮卑與烏桓為鄰，其社會風俗、習慣、語言均與烏桓相似。
高勾麗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際，為東北的“高夷”。居於夫余南，鴨綠江以西。漢武帝時以高勾麗為縣。西漢後期，夫餘人朱蒙（或雲鄒平），建立高勾麗國。高勾麗人與夫餘人習俗差不多，主要從事農業，善釀酒，能歌善舞，與漢族來往密切。西漢時期，隨着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進一步形成了。東起東海，西到巴爾喀什湖，北自貝加爾湖，南迄南海，在這樣一個遼闊的疆域之內，以漢族為主體的各兄弟民族之間友好相處，通過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各民族日趨融合，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正處於鞏固發展的時代。
外交
播報
編輯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拓了連結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歐亞非的絲綢貿易就此成型。漢使到達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罙諸國。其中最遠到達的犁軒城，位於埃及亞利山大港。西漢文化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深刻，越南、朝鮮、日本等周邊國家都接受漢文化的影響，東亞文化圈開始形成。[71]
東亞
朝鮮
朝鮮半島
中朝兩國之間很早在經濟文化上就有了頻繁交往。戰國時，燕、齊兩地人民曾成批地遷往朝鮮，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159]。西漢初，燕人衛滿率千餘人奔朝鮮[160]，后被立朝鮮王，建都王險城（平壤），統治朝鮮半島西北部。漢惠帝、呂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161]。元封二年（前100年）秋，漢武帝派樓船將軍楊仆等分兩路進攻朝鮮。朝鮮首領衛右渠率眾抵抗，漢軍屢敗[162-163]。最後因朝鮮上層內部分裂，衛右渠被殺死，衛氏朝鮮亡，漢武帝在其原境內設漢四郡統治。[164]
日本
西漢與東亞的日本有了友好往來關係。漢武帝時，日本有三十餘國派遣使者和漢朝交往。這是中日兩國使節往來的最早記錄。
南亞
印度
西漢時印度被稱為“身毒”或“天竺”。早在前2世紀，中國和印度就有經濟往來。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從身毒販運去的中國邛竹杖和蜀布[166]。後來，張騫的副使也到過身毒。西漢晚期，印度的佛教通過西域也傳入中國內地。
斯里蘭卡
西漢時期的南海航線還可以到達黃支國（印度建志補羅）[169]，和的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169]，
東南亞
西漢時，與東南亞等國有了友好往來關係。
越南
自古以來，中國和越南在經濟、文化上就有密切聯繫。戰國末期，越南北部有甌雒國。秦統一后，進軍南越及甌雒國[145]。秦漢之際，趙佗佔據南海、桂林等郡稱王自立，滅甌駱國，並通過甌雒的駱侯、駱將和蒲政進行統治[149]。漢武帝滅趙氏政權后，在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趙氏統治方式。[165]
緬甸
緬甸從前2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就與中國之間有往來，從四川經雲南可到緬甸。當時中國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這條道路運往身毒、大夏等國的[167]。同時從交州沿海乘船去緬甸的海上航路已經開通，使兩國的聯繫更加密切。
南海航線
秦漢時期就有了中國到東南亞各國的通道，除陸路經由中亞、緬甸外，還有海道，西漢對外的水路交通正式開闢。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船舶從合浦郡的徐聞縣（廣東徐聞縣西）出發[168]，行五個月可到都元國（馬來半島）[169]，又繼續航行四個月，抵邑盧沒國（緬甸沿岸）[169]，再航行二十餘日到諶離國[169]，然後棄舟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緬甸蒲甘城附近）[169]。從此處再乘船航行，最後抵達黃支國（印度建志補羅）[169]。回程從黃支國起程，先到南邊的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169]，從此繼續航行，經過八個月抵中途的皮宗（馬來半島）[169]。過皮宗後轉向東北航行回國。西漢的官營海外貿易，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私營的海外貿易則早已存在，並不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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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亞
絲綢之路
新疆地區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亞各國有着密切的交往。張騫出使西域，使中國和中亞、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騫曾經到達大宛（今錫爾河上游東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錫爾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國。張騫的副使還到達過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國[170]。以後漢武帝的使者還到達奄蔡（黑海以北）、條支（敘利亞）等國。中亞、西亞等國也派遣使者到西漢訪問和通商。為了適應中西交通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需要，西漢政府在西邊設立亭障，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交通往來。從此，西漢和蔥嶺以西各國的使節和商旅往來絡繹不絕。
自張騫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見發達，除了外交活動外，商業貿易也日益頻繁。商人們除了將中國的絲織品運往西方外，中國的冶鐵技術、鐵器、井渠法等也傳入大宛、安息等國。並且通過大宛等國，往西傳至更遠的羅馬等地。同時，中亞、西亞等地的特產如毛布、毛氈、汗血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此外，中亞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也傳入中國。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西漢末年時，通過新疆的中西陸路交通有南北兩條大道：南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鄯善（新疆羅布淖爾以南石城鎮）、于闐、莎車等地，越蔥嶺（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等國。北路經敦煌、車師前王庭（吐魯番附近）、龜茲、疏勒等地，越蔥嶺到大宛、康居、奄蔡。這兩條大路成為當時中西交流的兩大動脈。那時，中國的絲織品在當時國際上享有盛譽，通過這兩條通道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所以也被稱為"絲綢之路"。
社會
播報
編輯
西漢這時糧食的品種，在北方以粟、麥為主，也種植少量的黍、豆、麻、高粱、粳稻等；在南方仍主要種稻。入漢以後，北方人民已改變了戰國以菽、粟為主要食糧的習慣，而以粟、麥為主食。[178]
帝王世系
播報
編輯
追封皇帝
追封皇帝
廟號
謚號
姓名
在世時間
曾經封號
追封時間
世系
——
——
劉煓
前271年—前197年
太上皇帝
前197年
劉邦之父
無
恭皇
劉康
?―前23年
定陶恭王
前5年
劉欣之父
在位皇帝
在位皇帝
廟號
謚號
姓名
在位時間
年號
年號使用時間
世系
太祖
高皇帝
劉邦
前202年—前195年
無
無
劉煓三子
——
孝惠皇帝
劉盈
前195年—前188年
無
無
劉邦次子
——
——
劉恭
前188年—前184年
無
無
劉盈長子
——
——
劉弘
前184年—前180年
無
無
劉盈四子
太宗
孝文皇帝
劉恆
前180年—前157年
（前元）
前179—前163
劉邦四子
（后元）
前163—前157
——
孝景皇帝
劉啟
前157年—前141年
（前元）
前157—前150
劉恆長子
（中元）
前150—前144
（后元）
前144—前141
世宗
孝武皇帝
劉徹
前141年—前87年
建元
前140年—前135年
劉啟十子
元光
前134年—前129年
元朔
前128年—前123年
元狩
前122年—前117年
元鼎
前116年—前111年
元封
前110年—前105年
太初
前104年—前101年
天漢
前100年—前97年
太始
前96年—前93年
征和
前92年—前89年
后元
前88年—前87年
——
孝昭皇帝
劉弗陵
前87年—前74年
始元
前86年—前80年七月
劉徹六子
元鳳
前80年八月—前75年
元平
前74年—前74年
——
——
劉賀
前74年—前74年
（在位27天）
無
無
劉髆長子
（劉徹孫）
中宗
孝宣皇帝
劉詢
前74年—前49年
本始
前73年—前70年
劉進長子
（劉徹曾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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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節
前69年—前66年
元康
前65年—前62年
神爵
前61年—前58年
五鳳
前57年—前54年
甘露
前53年—前50年
黃龍
前49年—前49年
高宗
（后除廟號）
孝元皇帝
劉奭
前49年—前33年
初元
前48年—前44年
劉詢長子
永光
前43年—前39年
建昭
前38年—前34年
竟寧
前33年—前33年
統宗
（后除廟號）
孝成皇帝
劉驁
前33年—前7年
建始
前32年—前29年
劉奭長子
河平
前28年—前25年
陽朔
前24年—前21年
鴻嘉
前20年—前17年
永始
前16年—前13年
元延
前12年—前9年
綏和
前8年—前7年
——
孝哀皇帝
劉欣
前7年—前1年
建平
前6年—前3年
劉康之子
（劉奭孫）
太初元將
前5年6月—8月
元壽
前2年—前1年
元宗
（后除廟號）
孝平皇帝
劉衎
前1年—公元6年
元始
公元1年—5年
劉興之子
（劉奭孫）
——
——
劉嬰
6年—8年11月
居攝
6年—8年11月
劉顯之子
（劉詢玄孫）
初始
8年11月—8年11月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17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