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的底線

九十年代初期，在古城那地方，開小煤窯確實挺容易，投資小，賺錢快，運氣好的話，短時間內能掙不少錢。

當時小煤窯的煤賣得很便宜，每噸也就四五十塊錢，比大礦的價格至少便宜一半。

儘管當時全國的經濟形勢不好，煤炭產大於銷，很多國營煤礦被迫停產或者限產，但其實對小煤窯的影響並不大，只是價格上不去，礦主掙的錢少了點而已。

雖然售價只有大礦的一半不到，但小煤窯的生產成本低，只有大礦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在大礦虧損嚴重、不得不停產限產的時候，小煤窯反倒迎來了一個爆發期，趁機野蠻生長，不斷擴大自身的市場份額。

榆樹坪井田的範圍大，賦存淺，又是山區，煤層露頭的地方不少，是小煤窯的聚集區。

最多的時候，榆樹坪礦周圍的山坡上溝岔里，有一百多個大大小小的小煤窯，這些小窯的年產量，幾乎攆上了榆樹坪大礦的產量。

和十年後“煤老闆”一噸原煤凈賺上百甚至幾百元不能相提並論，當時小煤礦的礦主，每賣出一噸煤，能落到自己手裏十塊二十塊，他們就很滿足了。

雖然單位利潤不高，看起來不起眼，但架不住量大啊。

隨便一個小煤窯，年產量也是一萬噸起步，老闆一年賺個十萬八萬，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一些地質條件優良，產量高，煤炭質量好的小煤窯，一年的純利潤可能達到七、八十萬，個別的甚至可以超過百萬元。

榆樹坪煤礦礦長楊樹林，是科班出身的高級採礦工程師，正縣團級，工齡三十多年，當時的月基本工資不過七八百元，加上各種補貼和名目繁多的獎金，一年的總收入也不會超過兩萬。

這個收入，是全礦一萬多名正式工的天花板水平，至少是全礦人均收入的四倍。

橫向對比一下，就能知道當時小煤窯老闆的收入，是什麼樣的水平。

小煤窯能賺錢不假，但高收益伴隨的是高風險。

小煤窯的生產條件惡劣，缺少基本的安全防護措施，老闆也捨不得花錢買安全裝備。死人是常有的事，瓦斯煤塵爆炸，塌方冒頂、透水之類的惡性事故也時有耳聞。

當時，國家對國營礦有百萬噸死亡率的考核指標，也就是每生產一百萬噸原煤，允許你死兩三個人。

死亡人數超過了這個指標，說明你們的安全工作做的不好，需要改進。

小煤窯不在煤炭部的管轄範圍內，沒有人去管理考核它們。如果有統計數據的話，八九十年代，各產煤區小煤窯的百萬噸死亡率，可能會驚掉很多人的下巴。

一起大點的事故，可能會讓礦主賠的傾家蕩產，此生難有翻身的機會，也有可能讓礦主身陷囹圄，吃上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牢飯。

雖然我拒絕了大寶合夥開小煤窯的要求，但這傢伙不死心，後來還多次誘惑我。

分一半股份給我，不用我出錢投資，還允諾我不用辭職，也不用拋頭露面，只當幕後老闆，只負責出謀劃策，做決定，其他的什麼都不用管，掙的錢兄弟倆對半分。

這樣優渥的條件，也就衛大寶能給我，但我從來沒動過心。

我很熱愛現在的工作，對自己的未來有明確的規劃。

錢確實是個好東西，沒人不喜歡它。但說實話，我對金錢的態度一直都很淡漠，從來沒有在錢的事情上費過心思，也沒做過大富大貴的美夢。

參加工作前，在老家上學的時侯，我還是個孩子，家裏的事插不上手，衣食有父母操心，學雜費也由他們負責，我兜里沒裝過錢，也沒有花錢的意識和需求。

參加工作后，第一年的時候工資不高。每月領了工資，一半寄給父母，剩下的一半除過買飯票菜票，也沒太多要花錢的地方，到月底總會有結餘。

衣服以單位發的工作服為主，看電影有工會發的電影票，理髮在礦上的理髮室，每月兩張理髮票總要剩下一張，洗澡是免費的，毛巾洗衣粉肥皂屬於勞保用品，單位發的足夠用。

算來算去，除了牙膏牙刷，內衣內褲和每年買兩雙鞋子，也沒需要花錢的地方。

在煤校上學的兩年，同學之間交往應酬多一些，每月的支出比上班的時候翻了一番，但我們是委培生，除了工資外，每天還有八毛錢的補助，我也感覺不到經濟上有壓力。

畢業後進了機關工作，轉了干，工資漲了兩級。

雖然學會了抽煙喝酒，但我是個比較自律的人，抽煙的檔次不高，喝酒的頻率也不高，每月花在煙酒方面的錢不多。

可能也是因為這些原因，一直以來，錢財在我心裏沒什麼位置，也左右不了我的行為。

衛大寶從小在山裏長大，小學沒畢業就棄學了，在家閑逛了兩三年後，參加了工作，在運輸隊當軌道工，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怎麼說呢，他的性格偏軟，缺少主見，不管幹什麼事，總給人一種黏黏乎乎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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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為好朋友后，大寶算是找到了依賴，大事小事，總會先徵求我的意見。

衛大寶的小煤窯，大大小小的事，幾乎都能看到我的影子。

煤窯開起來后，大寶確實掙了錢。

錢壯慫人膽。

有了錢的衛大寶，腰杆子慢慢挺了起來，自信心也有了，整個人的氣質和以前不一樣了，我為兄弟的這種變化感到由衷的高興。

兩年前，我有了女兒，也當了科長，公事家事比以前多了不少，去大寶小煤窯的次數變少了。

大寶知道我忙，找我的頻率也比以前低了。

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淡了，是因為我們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們成熟了。

給兄弟幫忙可以，但不能有任何經濟上的關係，這是我一直堅持的原則，是我的底線。

大寶對此很不滿，發過很多次牢騷，也用過很多招數，總想突破我的底線。

我結婚的時候，大寶包了兩萬元紅包，悄悄塞給了我媳婦，千叮嚀萬囑咐，不能讓我知道這事。

大寶也是蠢，不想想兩萬元是多大的一筆巨款，媳婦怎敢向我隱瞞。

我知道后，從媳婦手裏要過了錢，直接去了大寶家裏，當著他父母的面，從紅包里掏出了一張紙幣，裝到了自己兜里。然後對大寶說，這張是你給哥的賀禮，我收了，剩下的，我替你孝敬叔叔嬸嬸。

此後的兩個月，無論大寶怎麼哀求，我都沒理他。

這件事讓大寶知道了觸碰底線的後果，從此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一年後，在我女兒的滿月宴上，幾個朋友起鬨，說小丫頭有福，攤上了個有錢的小叔，非要看大寶給侄女準備了什麼大禮。

大寶被臊的不輕，覺得丟了大臉，酒也不喝了，扔下筷子跑到門外，蹲在地上捂着臉大哭了一場。

滿肚子的委屈沒辦法跟人說。

他是真想給侄女買個三兩重的純金長命鎖，猶豫了好久沒敢買，今天，只是和其他人一樣隨了二十塊錢的份子。

我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麼會在這個問題上如此不近人情。

也許是性格使然，不想讓兄弟之情被銅臭污染，也許是某種與生俱來的預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知道大寶手裏有閑錢，只要開口，十萬八萬都不是問題。但我就是不想向他開口，寧願腆着臉去求楊樹林，死皮賴臉地和馬科長掰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