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淪陷區內的天海市(一)

第121章 淪陷區內的天海市(一)

天海市市民在淪陷區中,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鹽以及日常雜貨發生恐慌之外,其他的情況,尤其在孤島時期,因為人口集中,可以說繁榮到了極點。可以說是一面天堂,一面地獄!有錢人的奢侈生活,也瘋狂到了極點。一般生意人,因為囤積居奇,發財容易,所以也跟着揮霍無度,因此,舞場的生意特別發達,遊樂場、書場、電影院、越劇場以及話劇場,場場爆滿,這種情況,是天海市有史以來所未見到過的。

孤島時期之所以能有這般發展,原因是由於鄰近戰區人口湧入,天海市租界人口比戰前驟增兩倍還多,從而大大增加了對消費品的需求,同時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還有天海本市和避難來天海的資本家手中有着大量遊資,在幣值日益下跌時,唯有購置房地產、囤積物資、開辦工廠才能迅速獲利。他們紛紛投資開設設備簡單、周轉迅速的小型工廠。資本的利潤扣除物價上漲因素,還是成倍增長。另外天海工業品一向質量較好、牌子名氣響,不僅暢銷於其他淪陷區,而且大量流向後方各地。再加上歐戰爆發,舶來品斷絕,都給“孤島”的經濟帶來刺激。

畸形繁榮的突出標誌,就是投機事業異常興旺。當時貨幣貶值,物價猛漲,囤積倒賣最能賺錢。舉凡黃金、外匯、地產、證券,以至糧、棉、布、煤,特別是戰前依賴進口的物資都成為投機囤積的熱門貨,都可據此獲取暴利,不僅肥皂、煤油、洋燭甚至連草紙、火柴都成了囤積對象,無情地吮吸勞動人民的血汗。因此工商業者都涉足投機市場,投機之風一時極其盛行,在投機浪潮中暴發致富。

“孤島”經濟的畸形繁榮只是一種暫時的表象。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掌握在東洋人手中,受制於敵;銷往外地的產品,要受敵偽的盤剝;由於敵人的掠奪和破壞,加上投機倒把者哄抬物價,攪亂市場,加劇了市場的紊亂;而廣大市民的購買力日益下降,市場日益縮小。所以,到抗戰中期以後,天海租界“繁榮”景象猶如曇花一現,很快消退,經濟走向萎縮。當時有報紙報道:“由於實際消費者少,囤積者多。囤積者眾,造成一種購買力,但其惡果與生產過剩相等。終至因國內外局勢驟變,一般購買力大減,股票猛跌,所囤之貨,紛紛出售,天海淪陷以後表面之繁榮,亦遂崩潰,經營企業者皆談虎色變,而以停業裁員聞”。而就普通市民而言,天海公共租界政府年報也不得不承認:“本年本市工人之收入,大都不足維持全家生活之必需,其生活程度幾已降至最低限度。”拿紗廠工人的生活來說,一個工人的工資收入只能勉強養活一個半人。6口之家就要有4人做工而且不發生意外,才能馬馬虎虎活下去。像這樣入不敷出的,紗廠工人中佔六成左右。可見大部分工人都難以維持自己和家屬最起碼的生活。

抗戰期間,尤其是孤島時期,就天海市面論,因為各處的富翁以及難民紛紛逃來,房屋擠迫得了不得,而遊樂、飲食事業都呈畸形的繁榮,當時市民口頭上常有一句感慨的話,叫作“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有些人鑒於跳舞場熱鬧情形,把這句話改成“前方抗戰,後方跳舞”,說起來真是感慨系之!抗戰期間,也是天海市民娛樂生活畸形繁榮的時期。抗戰期間,天海的舞場,規模都相當大,一流舞廳,都是自己購地或租地建造的,最着名的如百樂門、聖愛娜、仙樂斯、麗都、大都會、米高梅、維也納等,皆有富麗堂皇的裝飾,尤其是百樂門,舞池的地板是有彈性的,舞客跳舞的時候,更覺得輕鬆有趣,這種規模是從未有過的。二流舞廳,數量更多,為大滬、國際、雲裳、大東、大華、新大華等,至於三流舞廳多到不計其數。一般舞廳,都聘有七人以至十餘人的大樂隊,只有三間小型的舞廳是用唱片伴奏的,一個是南京路上的“小都會”,一個是慕爾鳴路的“小舞場”,還有一個是北京路的“勝利舞廳”。當時各舞廳的舞票代價,一流的都是一元三跳,二流的也是三跳,三流的是一元六跳,至於小都會和勝利的舞票,一元可跳十二跳或十六跳,惟有同樣用唱片的“小舞場”舞票,竟然同一流舞廳一樣是一元三跳。那時舞廳里的舞女,一流舞廳總有六十以上至一百二十名,二流亦相仿。三流的不過三五十人。眾多新辦的小型舞廳深受小市民的歡迎。受戰爭的影響,“從前跳五塊錢票子的人,還算是中等以下;現在只要能買三塊錢以上的舞票,便會給舞女們認為不可多得的顧客。大伙兒成群成隊地擠着往小型舞廳里鑽,吃茶不用錢,舞票每元多於大舞廳五倍,花三塊錢便可舞個通宵”。絕大多數舞女的家庭出身“都是一般沒有受教育的失學女子,平均的教育程度是初小三年級不到,可是家中都有寡母、弱弟等”。

另外,新式茶室在戰後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起來。到處是新的茶室,如大東、大新、大三元、新雅、冠生園、錦江、孤島、大華等不下數十家,到處生意都不差。究其原因,一來逃難到天海的人無所事事;二來,茶室既廉價又清潔,食品種類比老式茶館多,佈置更現代化,再加上冷飲甜品誘惑,吸引了很多年輕人。以至於時人感慨“茶室以及零星食品店數亦無不劇增,生意亦無不興隆,其中尤以茶室為最,若某某等大茶室數家,從早至暮無時不在客滿中”。而且此類新式茶室“並非靠賣茶為業,中心營業是點心、食品等類”,此外茶室還有“妙齡少女為茶客服務,所以無一家不是座上客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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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孤島繁榮影響到的不光是中上階層,甚至不少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也受到這股天海摩登的深刻影響。年輕工人受現代都市文明影響尤其明顯,據有關書籍的描寫,他們西裝革履,行坐車(電車或黃包車),吃包飯,過着一種類似學生的生活。其衣食住行多有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另以女工為例,根據抗戰前期的調查,當時女工中燙髮的尚是極少數。然而,孤島時期燙髮的女工越來越多。實際上,雖然戰爭時期天海市民生活較戰前困難,但燙髮、高跟鞋與旗袍卻是當時天海女性的常見裝束。

戰時物價上漲會帶動娛樂消費價格的同步上揚。以電影票價為例,“假若把西片的首輪影戲院說,從幾年前的6角變成今日的1.2元,二輪也從3.3角變成6角,而國產影戲院,無論是首輪還是小戲院,都增加了幾次的票價,現在的首輪要7角,最小的也要花上三毛,才可以佔據一個座位呢!”沒過多久,電影票價又開始上漲,“上漲為日場8角,1.1元,1.5元,夜場為9角,1.3元,1.8元了”。電影院的票價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時間裏普遍上漲了一倍。物價指數的上揚,使得普通市民的消費力明顯下降。流行消費環境比抗戰前“黃金十年”要惡化許多。但同時因為孤島時期的大量人口湧入,到抗戰中期,合計起來尚在營業的電影院數量仍有幾十家之多,而且“最近電影院的營業興盛,差不多每天客滿的現象”。同時,天海的各大影院仍然幾乎完全仰賴美國電影支撐市場繁榮,“查美國影片每年在天海公映,約有三十五萬美元之租賃費”“全市十餘家專映西片之第一輪影院全賴美國影片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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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小子救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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