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欲說 第二章（14）

那個人便是省委書記劉思毅，而自己在給他打電話的時候，就是“對方”——這一點，難道還有什麼疑義不成么？……

趙慧芝這位身為省委常務副書記的女性，雖然從來都不曾是一位智能的女性，卻一向是一位經驗型的女性。她說什麼話，做什麼事，在什麼況之下怎麼說，在什麼時候怎麼做，主要憑的不是深思熟慮，而是憑的經驗。她對她那一種經驗的正確性，一向又是很自信的。什麼話，在什麼況之下，經驗告訴她該怎麼說，她瞬間就會決定了那麼說；什麼事，在什麼時候，經驗告訴她該怎麼做，她也馬上就會那麼去做。說過之後，做過之後，她又總是會獨自沉思一下，檢驗自己是否是按照自己的某些經驗去做的，有沒有做得背離經驗的地方。如果背離了，居然效果同樣不錯，那麼她就會吸收成新的經驗。如果並沒有背離，效果卻並不理想，甚至事與願違，通常她也不會多麼的後悔，更不會因而便懷疑自己經驗的正確性，而先懷疑和檢討自己運用那些經驗的方式方法……

現在，她又多了一條做省委常務副書記的經驗，那就是——倘一位省委常務副書記可以而且能夠與一位省委書記建立較為密切的關係的話，在前提條件明明白白地存在着的況下，坐失良機是遺憾的。也是迂腐的。

她很高興在除夕之夜自己心裏並沒留下那麼一種遺憾，也很高興事實證明自己並不迂腐。

她又想了想，起身將家裏所有的電話連線都拔掉了。接着，將手機也關了。

她這麼做也是一種經驗使然。

自從當上了省委組織部長以後，十餘年來，一到節日長假，尤其在春節這一個最傳統的節日期間，要往她家撥入一次電話那是很難的。打通她的手機那更是難上加難。因為在此之前，她該用電話和別人說的話，她已經說過了。她希望接到的電話，往往也接到了。由組織部長而省委副書記以後，在除夕之夜，她給別人打電話的次數越來越少。而在這一個除夕之夜，她覺得只給省委書記劉思毅一個人打一次電話就行了。如果說這次電話打得好，那麼好在當止即止，尤其好在止於自己。其實她本就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話要對劉思毅說，要的只不過是劉思毅的一種記憶——在這一個除夕之夜，她這一位省委常務副書記，給他這一位從別省調來的省委書記打過電話了。如果他的時間很從容，她還真不知接下來應該再和劉思毅談些什麼呢。十餘年前在中央黨校，她和劉思毅較長時間地交談了二三次。是她主動找他討論某些政治學習方面的問題，可是十幾分鐘后，她就只提問題，不表任何個人看法了。因為她雖然不夠智慧，但很有自知之明。她當年的經驗告訴她，她這樣的一位女性，儘管當年已經是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了，儘管劉思毅當年也只不過是省委宣傳部長，但他們之間實在是難以在同一種思想水平的層面上討論什麼問題的。她看出劉思毅和她討論問題時很是為難，顯出挺吃力的樣子。似乎說深了不是，說淺了也不是。幸而她有自知之明，劉思毅很快獲得了解脫。起初她打算與他進行的討論，後來變成了她向他討教。這麼一變，劉思毅輕鬆了，她自己也輕鬆了。事成了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一件事了……現而今，趙慧芝雖然已由省委的一位副部長而省委常務副書記，但是她心底對劉思毅還是有幾分怵畏。是的，不是敬畏，而是怵畏。也不是怵畏他這個人。對於劉思毅這個人，她一點兒也不怵畏，何況劉思毅是一個對人很和氣、對女性尤其和氣待之的男人。曾有黨校同學時期是“思毅助理”的那麼一種特殊關係，她對他這一個人並沒有什麼可怵畏的。她怵畏的是他頭腦里的思想。他是她所接觸過的頭腦里有着最具個性鋒芒的思想的官員，個性鮮明得幾乎可以用“另類”來形容。只要她企圖嘗試用自己的思想與劉思毅的思想生“親密接觸”，那麼她頭腦里對中國之事，其實並沒什麼思想可這一點，立刻便會在劉思毅面前完全暴露了。她怕的是這個。她也知道自己頭腦里其實並沒有什麼思想可，有的只不過是某些身處高位的經驗、感覺。綜合起來說，只不過是某些適應性的“官場哲學”。“官場哲學”一旦遭遇有質量的“政治思想”，自然很容易就會暴露出不倫不類的馬腳，這是她每覺無奈且苦悶的事。同時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官場上像她這樣的人不少，像劉思毅那樣的人委實不多。那麼另類的他，怎麼竟會平步青雲幾乎是順順噹噹地當上了省委書記呢？官場非歌仔樂壇，本不太見容另類的啊！所以有時候連她也不由得相信起某些傳來——劉思毅這一位從外省調來的省委書記是有政治背景的，是帶着特殊使命來對這個省的領導班子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的。這種傳在本省從官至民，人人皆以為真。只不過民口播之，官腹測之，趙慧芝不由得也信了，心中難免有時隱存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