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七章 動蕩的婚床（2）

審判員安振穎

書記員張岩

2003年3月1日

安振穎將“民事調解書”交給原告與被告，鄭重地說：“拿到這張調解書，意味着你們之間的婚姻關係從即時起解除了。***夫妻一場是一種緣分，夫妻關係解除了，祝願你們能成為真誠的朋友。同時，你們還繼續承擔著共同撫育孩子的義務。”

我在法庭外採訪了紅柳。

她告訴我，他們是經親戚介紹認識的，談朋友的時候就覺得性格有些不合，當時也有些猶豫，但礙於親戚的面子，還是結婚了。結婚後，現雙方的性格越來越不合。我的脾氣大大咧咧，可他作為男人反倒小肚雞腸，常常為一些小事鬧彆扭。有了孩子后，又為一些經濟問題吵架。吵得你心煩意亂，影響了工作，對孩子的成長也有影響，覺得這日子過得實在沒勁兒。幾年前就打算分手，可聽說離婚即便是雙方都同意，還得雙方單位同意，開出證明去街道民政科，街道還不是一去就給你辦，還得考驗一些日子，看兩口子是不是真沒感了。我們不願意把事鬧大，可到單位開證明，非鬧得滿城風雨不可，所以便拖了下來。前些日子，聽說這裏有個“便民法庭”，只要雙方同意，什麼證明都不用，馬上可以辦理，我們就來了。

我問：“你是怎麼看待離婚的？”

紅柳說：“離婚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嘛！誰不願意和和美美，白頭偕老？但兩口子既然走不下去了，整天在吵架中生活，還不如好合好散，離了好。”

“現在離婚壓力大嗎？”

“比原來好多了，人們對離婚的觀念，現在生變化了，親朋好友都能理解。設立這種‘便民法庭’很好，到民政部門辦理離婚手續需要單位開證明，可離婚屬於個人**，多數人不願聲張。鬧得滿城風雨，也不利於雙方以後的工作和生活。”

二十八歲的謝女士和胡先生在“便民法庭”辦完離婚手續后，謝女士高興地從手提包中抓出一把糖果放到法官面前，她說：“離婚對我們來說的確是件喜事。我們上大學時相識、相戀，大學畢業后很快就結婚成家。婚後不久現雙方在生活習慣、思想觀念以及處理家庭關係等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我們兩人都很好強，誰都不願屈從於准，所以婚後經常生矛盾，彼此感到非常痛苦。”

謝女士和胡先生都受過高等教育，夫妻間出現矛盾時，沒有大吵大鬧，經過冷靜的思考和交流，雙方感覺彼此不適合做夫妻，最終選擇了離婚。離婚使他們解除了痛苦，重新找到了自我，重新獲得了追求完美婚姻的權利。所以，他們認為離婚也是喜事。

好幾對名人夫婦像聶衛平、王剛，也是選擇在“便民法庭”辦理離婚手續的，前後不到一個小時，等媒體聞到風聲，匆匆忙忙趕來想抓點“新聞”時，他們早已離開了。

安振穎法官手頭有個統計，今年一、二月份她共經手辦理離婚案件一百四十件，其中因夫妻性格、脾氣不合離婚的五十五件；因家庭瑣事（包括孩子教育、生活習慣、婆媳關係等）離婚的六十件；因長期分居離婚的十二件；因“第三者”插足離婚的三件；因性生活不和諧離婚的二件；其他原因造至離婚的八件。

“便民法庭”三個審判員、兩個書記員，處理的案件數額佔全院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四十。劉珍說：“‘便民法庭’實行‘模式化’管理，方便當事人，提高辦案效率，同時還節約了司法資源。”

“便民法庭”是一個窗口，在這裏我們看到人們對婚姻質量的關注，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對離婚的寬容；

“便民法庭”同時也讓人深思，在社會多變的價值取向面前，婚姻為什麼會變得如此不堪一擊？

懶得離婚

離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離婚是一種民事權利，對過錯行為的法律調控。

離婚，作為社會最小的細胞——家庭的裂變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一直被人們所關注。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曾經出現兩次離婚**。第一次，生在—九五o年《婚姻法》頒佈后，一九五三年，全國各地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高達一百一十七萬件，形成了解放以後第一次離婚**。第二次，則出現在一九八o年第二部《婚姻法》實施后，離婚率一直處於上升趨勢。據法院系統的統計表明：一九九九年，各地法院受理了一百一十九點九萬件離婚案，比一九八o年的二十七點二萬件翻了兩番，年均增長百分之八點一。其中，一九八o年至一九九o年為急劇增長期，年均遞增達百分之十一點六。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儘管增幅有所減緩，但仍在穩步上升，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離婚案的審理數年均遞增百分之四點四。另據民政部門統計：一九八o年到民政部門辦理協議離婚的為十八萬對，到一九九九年，已上升至四十七點七萬對，年遞增均為百分之五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