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祖國高於一切（4）

人們往往以為，一場戰鬥勝利結束了，就可以痛快一下。但是王運豐是這樣疲乏，以致沒有精神來享受曾經那麼期望着的勝利的日子。是的，只是在任務完成之後，他才一下感到精力衰竭，難以支付生命的需要。生活是苦啊。“李師傅，你怎麼沒吃飯去？”“王總，是，是這樣，我糧票沒了。”“李師傅，拿着，快買飯去！”“三斤？！”“快去！”他回家了。孩子們餓得用自來水把生高粱面沖得稀稀的，當飯吃呢。可憐的孩子啊，爸爸怎麼忍心看着你們挨餓啊！他暈倒了。營養不良性關節炎，脊椎硬化，等等。他近乎癱瘓地卧床了。一般的人，誰不願意生活得好一些，活得長一些，留給子女的錢多一些。老年得病難免會想這想那。但是他最揪心的，是他的才能沒有得到預期的、真正的揮。就說在柴油機廠吧，書記很好，帶頭吃苦。可工廠是多頭領導，總工程師制又沒建立。他這個黨外人士又只能擔任副職。他的職權範圍就相當有限。想作一些重大的改革，無職無權，無法推廣，才能施展不出來啊！醫治這種制度上的弊病，比醫治營養不良性關節炎要難多了。

當他幹活的時候，他只有一個要求：不要把他的手腳束縛起來。但是難啊，總有一些繩索從他的前後左右伸將過來……1975年，他靠邊站時，有一位老上級請他到南京幫助籌建電子計算機站。他是個給剝奪了工作權利的“德國特務”，到南京去當臨時工，政治上可是擔風險的事。但他說去就去了，就像當年走向重災區。他從大量的技術資料中，現外國某公司提供的電子計算機，和合同中規定的型號不一樣。這是一套拼湊的舊設備，連正規的出廠合格證都沒有。可我們的幹部說：“我們已經驗收了，而且支付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貨款。”“不能聽任外商欺騙！”“客人是我們請來的，別談電子計算機的問題。”王運豐震驚了：這麼奴顏婢膝！是啊，往往愈是真心實意地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的人，愈是有自力和奮的精神；而排外的人，往往走向媚外。科學使人人格高尚，而無知使人人格萎縮。

“我要向國際法庭控告你們！”外商想先制人。

真鬧出事兒來，王運豐當然是罪加一等。那麼又會有一輛卡車把他帶走。也許是囚車。不過他這時倒冷靜了：其實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一部分。當初轟炸柏林時，年輕輕的都不怕死，何況現在？人要是能死在他所愛的事業上，那也就找到了最好的歸宿。可是孩子們怎麼辦？這些年他們插隊、淘糞，而且因為顯而易見的外國血統而給人圍觀！活着，還能送去一片父愛……唉，人老了，更重感了。這三個孩子從小離開了媽……當初在柏林法庭上離婚的勁頭哪去了？我是個科學家，一個熱愛祖國母親的科學家。母親可以一時錯怪她的孩子，但我不能不愛母親。讓我們感謝祖先傳給我們的這種默默的獻身精神吧！我已經和計算機站的領導同志研究了一切材料和數據，我們決不能花錢買一架廢物，更不能讓外國人把中國人當做廢物。“科學是使人的精神變得勇敢的最好途徑。”布魯諾又在給我以啟示了……

勇敢戰勝了欺騙。外商同意交一套新產品：“你們中國還是有人才的。”

還是有人才的？僅僅“還是”？不，我們有的是人才！但是在我們這塊充滿着人才的土地上，還延續着一種扼殺人才的習慣：有些掌握科學而不掌權的，得服從本單位掌權而不掌握科學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麼乾的，得服從不想干且不知道怎麼乾的。在兩種對立的精神品質的陰錯陽差、東拉西扯中，人才還在給消耗着，但是人們往往不震驚，不憤怒，因為這一切都已習慣了。而習慣是一種何等不可思議的力量！它能把一切可笑的和可泣的、可憐的和可嘆的、可鄙的和可贊的、可惡的和可愛的統一起來，維繫着一個偉大而落後的國家。

“王院長，您來了！”是的，在五機部黨組、國防工辦和王震副總理的一次次關心下，王運豐副院長沐浴着黨的政策的春雨，來到五機部科學研究院。“王院長，您來了！”是的，他又來到了以人相待的社會裏，重新感到在人和運動的千差萬別中，還有禮貌這一說。而禮貌，正是對人的價值的肯定。他回國三十年，實際工作時間只十五年。其他時間除了挨斗、靠邊，還有讓他干坐辦公室。他本來可以創造多少價值？他自己無法估計。他又忙於籌建電子計算中心。“如果說，機械化是19世紀進入20世紀的一個象徵，那麼，電子計算機科學將是從本世紀過渡到21世紀的重大標誌。”——他什麼時候成了電子計算機的義務宣傳員了！他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交遊廣闊！他幾次去西德尋找三十年前的同學、老師。在國際合作中，有時私人友誼比官方談判更起作用。他聯繫派遣了一批中國實習生去西德學機械製造業，又幾次請來西德的專家、教授來我國講學，進行造船、建工等方面的合作。“王先生，”柏林大學的老校長望着他三十多年前的學生，“在我有生之年，能為中德教育合作建立關係，是最大的愉快。”而王運豐也感受到一種意識到自己的價值的愉快。可是我們的行政效率……直到他第三次赴德找老校長時，教育合作才剛有所進展，而這時，老校長已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