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鐵路與政爭李鴻章修鐵路（4）（1）

在衙署披閱公文的張之洞

1880年年底生關於鐵路的第一次大爭論時，雙方基本只能空論修路的利弊，無法以經驗、事實來檢驗。***這種空論無疑使頑固派的“道德”、“意識形態”話語顯得更有力量，再加上頑固派比洋務派強大得多，爭論以洋務派失敗告終。而現在這一次大爭論，則有已經修成的唐津鐵路以事實證明了鐵路的優越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使爭論從“道德”、“意識形態”層面“降低”到技術層面；再加上中法戰爭后奕意識到鐵路的重要而堅決支持修路，這樣贊成與反對雙方力量旗鼓相當。面對這種兩派勢均力敵的局面，朝廷一時拿不定主意，轉而認為各位“廷臣於海防機要，素未究心，語多隔膜”，而各省將軍督撫向身處各重要地方，親自辦理防務，“利害躬親，自必講求有素”，所以慈禧於1889年2月14日布懿旨，要地方大員也表意見。但這些“地方官”都諳熟官場的遊戲規則，知道贊成與反對兩派在朝廷各有勢力，不能輕易得罪，結果明確表態支持與反對的都是少數，大多數都是含糊其辭、態度曖昧。這時，兩廣總督張之洞經中法戰爭后已轉而贊同洋務，所以明確表態支持修鐵路。不過，他的建議卻是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幹路，即從盧溝橋到漢口的盧漢路。幾經權衡，清廷最後採納了張之洞的建議，決定緩建津通路，先建盧漢路，歷時半年的大爭論遂告結束。

從是否修鐵路來說，這次爭論乃以洋務派勝利告終，所以奕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高興地稱讚張之洞的建議是“別開生面，與吾儕異曲同工”。然而，李鴻章的心卻複雜得多：一方面，從1872年俄國出兵侵佔我國伊犁他提出改“土車為鐵路”的主張起，到現在已近二十年，雖然耽誤了二十年寶貴時光，但朝廷最終同意修路，他當然為此高興；但另一方面，張之洞的建議明顯是為限制自己的北洋系勢力的進一步擴張，而朝廷的決定也明顯是揚張抑己，所以又有深受打壓之感，時有怨憤。而洋務派內部確有不少人對李鴻章北洋系擴張過快大為不滿，如威望甚高的曾國荃上奏堅決主張修鐵路，認為今天不修明天肯定也要修，各國皆同，但對修津通線一事卻三緘其口，決不附和，亦不欲李鴻章勢力過大也。

不過，李並不甘心自己的計劃落空、勢力受損。他知道，要修長達三千華里的盧漢路談何容易，約需三千萬兩白銀，幾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所以他在給其兄的信中不滿地說張之洞“大無實”，最後“恐難交卷，終要瀉底”。因此，他對修盧漢路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但張之洞不愧是洋務運動的後起之秀，也是官場高手，想方設法也要讓李鴻章“上馬”為他所用。他向朝廷建議盧漢路分幾段修築，先修南北兩段：南段從漢口到信陽，由他負責；北段從盧溝橋到正定府，由李鴻章負責。他還提出以十年為期，前幾年先建鐵廠、鋼廠，後幾年再開始修建鐵路，“兩端並舉，一氣作成”。對此主張，李鴻章大不以為然，曾以此中前輩教導後輩的口吻致電張之洞說，從開採鐵礦、鍊鋼到做成鐵軌、機車實非易事。如日本一直在大修鐵路，工、料雖然都用土產，但直到當時鋼軌仍不得不從西洋進口。最後，他表示：“自愧年衰力薄，不獲目睹其成耳！”一是以此推脫，二是表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其實是對張大潑冷水。

就在李鴻章辭就兩難之際，沙俄加緊修建東方鐵路，直接威脅到清朝“龍興之地”中國東北的安全，李便於1890年3月會同總理衙門上奏朝廷，提出東北、朝鮮受到日本、俄國嚴重威脅，建議緩建盧漢路，先修山海關內外的關東鐵路以加強防務。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諭令李鴻章督辦一切事宜。李鴻章大喜過望，再不以“年衰力薄”推卻，迅速派人前往測量勘路。以當時形勢而，確應先修關東鐵路，而李鴻章也確實善於把握機會擴大自己的勢力。

關東鐵路實行官辦，原來修盧漢路的每年二百萬兩白銀移作關東鐵路之用。因為唐津鐵路已修至灤州的林西鎮，李鴻章決定關東鐵路由林西造幹路出山海關至瀋陽，再到吉林，再從瀋陽造到牛庄、營口的支線。1891年，他在山海關設立了北洋官鐵路局。當一切按計劃進行，林西至山海關段一百多公里長的鐵路於1894年春建成通車后，戶部決定挪用關東鐵路經費給慈禧太後作六十壽辰慶典之用，山海關到瀋陽等主要部分鐵路被迫停建，而這正是甲午戰爭前夜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