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漱溟的意義（4）（1）

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孔子、儒學並非反對、拒斥，而是不同意將其作為一種“准宗教”的國家意識形態強迫學校灌輸、學生接受，反對將其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對孔子頂禮膜拜。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他謹慎地表示對於“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後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在臨時教育會議上，他又提出“學生不應拜孔子案”，由教育參事蔣維喬作說明，列舉了學校不應拜孔子的三項理由：一、“孔子並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儀式崇奉於學校之中，名為尊孔，實不合理。”二、“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儀式行於學校，既悖尊孔之義，尤乖教育目的。”三、“憲法公例，信教自由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學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子弟，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學，既悖憲法公例，尤於教育普及大生障礙。”在他看來，思想自由、多元，是教育獨立的重要條件。

將教育從統治者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來，強調教育的獨立性，確有劃時代意義。再進一步說，即便作為純學者、純教育學家，提出這種觀點在當時已屬不易，而身為主管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員，蔡元培不僅不擴大自己的權力，反而主動“放權”，則更為難得。因為古往今來，從政之後為權、利所誘，改變、背棄自己原來的學術觀點、政治思想的學者比比皆是，數不勝數。“昔賢垂範到斯今”，作為教育總長卻提倡教育獨立，而不是強調、擴大*和總長對教育的權力，唯願後世主管教育的官員們都有這般識見與胸懷。

身體力行是蔡氏特點，在民國初年黨派紛爭激烈的環境中，他請資深教育家范源濂（字靜生）做*次長。由於范是與國民黨作對的共和黨人，一些國民黨*、亦是其好友對此舉大為不滿，頗為憤慨，而另一方面範本人也不願為“敵黨”所用，堅辭不就。蔡元培不顧黨內同志的反對，兩次拜訪范源濂，誠懇地對他表白：“現在是國家教育創製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國民黨里並不是尋不出一個次長；我現在請先生做次長，也不是屈您做一個普通的事務官。”“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我請出一位異黨的次長，在國民黨裏邊不是沒有反對的意見；但是我為了公忠體國，使*有全國代表性，是不管這種反對意見的。聽說您們黨里也有其他看法，勸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給異黨、給老蔡撐腰；可是，這不是為國民黨或我個人撐腰，乃是為國家撐腰。我之敢於向您提出這個請求，是相信您會看重國家的利益超過了黨派的利益和個人的得失以上的。”經過他的勸說，范氏欣然就職。蔡元培在報上看到前清學部人員胡玉縉的《孔學商榷》一文，頗為欣賞，便邀胡到*工作，並不介意胡曾是“舊政權”的官員。沒想到，*承政司在委派胡工作的便函中有“奉總長諭”字樣，胡甚不滿，立即寫信給蔡元培，毫不客氣地批評說：“惟‘諭’字似承亡清陋習，現雖一切程式尚未規定，而**性質之字樣，必屏而弗用。民國前途，方有冀幸。”對胡的批評，蔡元培不僅不以為忤，反而複信致歉，表示接受，承認自己對此“字句小疵”負有責任，並進一步反思道：“無論**、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諭，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議，致承政廳遂襲用之。”

蔡元培後來曾回憶自己當教育總長時的用人原則：“我那時候只有能者在職的一個念頭，竟毫沒有顧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組織時，部員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提出的，大約留學歐美或日本的多一點，一半是范君靜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經驗的多一點，卻都沒有注意到黨派的關係。”*一半部員竟由范源濂提出，可見他請范源濂出任次長是真正授其實權，並非要其僅僅“挂名”，只是顯示自己包容各派的“點綴”。

教育要超越黨派，承認教育是“天下公器”而不是一黨之私產，因此教育應“立在政潮外邊”，確是他的真知灼見；而以一個黨派要員執掌教育行政部門，卻力邀敵對政黨的合適人才做自己的副手，則是他的胸襟、人格的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