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總督的抉擇（5）（1）

6月28日，即“東南互保”的《章程》簽訂兩天後，朝廷的“宣戰”諭旨才在上海公佈，張之洞、劉坤一向盛宣懷等保證，一切責任都由他們兩人承擔。但慈禧在“宣戰”后給他們的上諭中，對他們的違旨不但沒有責備，反而稱讚他們的“互保”是“老成謀國之道”，並且朝廷“與該督等意見正復相同”。經過一番串聯，廣東、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河南等省份也先後參加“互保”。

8月15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慈禧攜光緒倉皇出逃，張之洞、劉坤一在8月17日忙致電各國駐上海總領事，為慈禧開脫，說“東南互保”“各督撫均系奉旨辦理”，所以請求聯軍“萬萬不可震驚我皇太后、皇上”。引電雖短，卻用意殊深。慈禧此時最怕被列強作為“禍”嚴懲，為其開脫正中下懷；為其開脫而將“東南互保”說成是按照慈禧旨意辦理，慈禧根本不敢也不願否認。所以，此電在討好慈禧的同時，又使她不能否認“東南互保”是“奉旨辦理”，因此更具“合法性”。

於是，中國大地出現了奇怪的一幕：華北地區清軍和義和團奉旨與八國聯軍浴血奮戰，烽火連天、血雨腥風、生靈塗炭，東南地區卻與“敵國”簽約兩不侵犯，互保平安。如此“怪象”充分說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已迅速減弱，因此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地方大臣竟敢並且能夠聯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為他們使出渾身解數，抗衡朝廷幾近瘋狂的決策而“東南互保”，才使中國最富庶繁華之地、為數不多的新式工商業最集中之區局面大體穩定，免於被戰火破壞，人民生命財產得以保全；同時也阻止了列強勢力在長江流域更迅速、更強烈的深入。從清廷的角度來看，“東南互保”的確為朝廷後來“轉圜”、與列強議和、慈禧被免於懲罰作了重要鋪墊。所以，當朝廷與列強“議和”成功，當初強烈主戰的頑固派大臣如載漪、毓賢等受到嚴懲，而“東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張之洞、劉坤一大受表彰。張賞加太子少保銜，劉賞加太子太保銜。1909年張之洞病故，清廷在褒獎上諭中還不忘提此一筆：“庚子之變，顧全大局，保障東南，厥功甚偉。”

*自立軍

就在緊鑼密鼓地籌劃、運作“東南互保”的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使張之洞緊張萬分，一時竟不知應如何處理是好。

原來，戊戌政變后康、梁亡命日本，一直積極從事力促慈禧歸政光緒的“保皇”活動；此時，孫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雙方在反對慈禧集團方面有一定共識。北方義和團運動進入**，清王朝政治頓時一片混亂。康有為、梁啟超認為時機已到，決定“武裝勤王”，即用武力救護光緒皇帝，使其重新執掌大權。年輕的維新志士唐才常，主動承擔了這個危險而艱巨的任務。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湖南瀏陽人，是張之洞創辦的武昌兩湖書院的學生，因學習成績優秀，很得張之洞器重。而張在甲午之後痛責李鴻章賣國之舉，則使唐對張之洞欽佩異常。由於思想觀點一致，性相投，又是湖南瀏陽同鄉，因此唐與譚嗣同更是刎頸之交。維新運動**時，譚曾從北京致電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來京，共襄維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滿懷希望進京、途經漢口時，傳來戊戌政變生、譚嗣同被殺的消息。唐才常失聲痛哭，準備赴京為譚收葬，後知譚的屍骸已經南運，於是折回家鄉，不久輾轉到日本。在日本，他不僅積极參加康有為、梁啟超的各種“保皇”活動，還經人介紹結識了孫中山及一大批中國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