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學有術”張之洞（4）（1）

雖然與榮祿拉上關係，榮還主動告訴他要給慈禧的“訓政大典”“賀折”，但他畢竟有開明、求新的名聲，特別是曾與康、梁關係密切，楊銳、劉光第、陳寶箴等均是他的屬下，所以他又成為保守派攻擊的目標。幾個月前曾保奏過他的徐桐現在又上書慈禧，指責他變節，成為康、梁的同路人，要求嚴懲。

洋務派與維新派的決裂是戊戌維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洋務派的支持，維新派其實只是幾個毫無權勢的書生，很難有大的作為；沒有維新派打前鋒，洋務派便暴露在最前列，成為守舊派攻擊的對象。

在保守派的強大壓力下，張之洞想方設法將曾與維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儘可能抹去，有些做法甚為可笑。維新運動初起時，張在南京代理兩江總督，與康、梁交好，一次游鎮江焦山時，突然對時局大感慨，遂在松寥閣題寫長詩，其中有讚揚維新派人士的字句。天下名臣題的詩，寺僧自然將其精裝懸壁。戊戌政變生后，張忙派梁鼎芬乘小兵船星夜趕往焦山，問寺僧張督的題詩是否還在。寺僧拿出捲軸說：不敢損毀。梁鼎芬忙說：張總督想再題跋於後，題好后再還給你。於是將捲軸取回，撕碎后燒毀。

為了洗刷自己以求自保，張之洞開始不遺餘力地攻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等人逃亡日本后，在日本繼續進行反對慈禧的維新活動。張之洞以“通洋務”、能與洋人打交道自命，所以不斷通過日本駐上海領事、駐武漢領事、駐華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將維新人士驅逐出境。日本政府認為張未來在中國政壇將舉足輕重，而且張許諾如果自己渡過目前的政治危機，日後將擴大與日本的合作。在張之洞三番五次的要求下，日本政府最後同意了他的要求，向康有為和王照施壓，迫使二人先後離開日本。後來，康有為從加拿大乘船返港，途經日本橫濱，日本政府仍拒絕其上岸要求。為了在境外將康有為“搞臭”，張之洞竟將其心腹幕僚梁鼎芬編造的充滿誣衊之詞的《康有為事實》送給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刊布行。在他的軟硬兼施下，日本政府同意報紙刊登此文。

這一系列舉措終使張之洞平安渡過了這場重大的政治危機，甚至更獲慈禧信任。但曾經熱接待、誇讚康、梁的張之洞，現在為自保又如此不擇手段，欲置康、梁於死地而後快，必為時人所不齒。章太炎在政變生后，曾鄙夷地對友人說：“今日中國之反覆小人陰險巧詐者，莫如兩湖總督張之洞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舊黨相爭，其人之罪狀始漸敗露，向之極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確實，以“儒臣”、“忠信”著稱的張之洞在這次風波中的表現，使其道德聲譽嚴重受損。或許，張之洞因此格外在意外界對自己的評論，他曾問自己的幕僚高某：“外間對余有何議論？”高某回答說：“人皆謂岑西林不學無術，袁項城不學有術，老師則有學無術。”岑西林為岑春煊，袁項城為袁世凱，岑、袁是否如此另當別論，說張“有學無術”，顯然是門生、幕僚深知老師、幕主心事而曲意討好的諛詞。張之洞聞之高興不已，故作謙虛、實為自誇地說：“予則不但無術，且不能自謂有學。”精通權術者，大都不願承認自己精通權術。

其實，對張之洞最為準確、客觀的評價應是“有學有術”。他的所作所為表明，他所推崇的“學”，即儒學所稱的仁、義、禮、智、信，只能用於“平常時期”，而在生死關頭的“非常時期”，他所實行的恰是他在書本中所不屑、所嚴斥的“術”，如荀子之倡惡、申不害之教人不誠、韓非子之教人不務德行、公孫龍之巧無實、鬼谷之陰賊可鄙……但是，這種絲毫不講信義、不顧道德的權謀術數，其實並非張之洞所獨有，而是**制度下絕大多數官員面臨此此景時合乎理性的選擇。在面臨革職甚至殺頭之險時，能不顧身家性命而堅持理念的官員畢竟少之又少，所以，只要在“平常時期”不貪瀆或少貪瀆，為官一任時能有所建樹，管理一方能大致安穩，能在一定程度上體察民等等，就是難得的“好官”啦。因此，不必因“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就在道德層面上對“張之洞”們過分苛責；在**制度下，確有其“不得不然”之處。**制度必然使官德敗壞，而官德敗壞必將導致社會風氣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