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糞桶妙計”與“師夷長技”（2）（1）

對楊芳的所作所為，當時就有人以詩譏諷道：“楊枝無力愛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糞桶尚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試看鳳凰岡上戰，一聲炮響走回頭。”（《平夷錄廣東·感時詩》）還有人作對聯嘲笑琦善、楊芳、奕山和祁貢道：“琦侯爺痛哭龍牌，楊參贊廣收馬桶，奕將軍潛師赴敵，祁宮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聯語》）

不過，以馬桶，尤其是婦女溺器等作為破敵法寶，並非楊芳的明，而是頗有些年頭的傳統。其實，楊芳還算是“文明”的，因為他並未如傳統那樣直接以婦女下身面對敵陣。

明萬曆年間，四川播州土司楊應龍造反，巡撫李化龍奉命征剿。據李化龍編撰的《平播全書》記載，當他用火炮轟擊敵陣時，楊應龍令數百*婦女排立於高處，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賊鋒厲，我兵即以狗血潑之”。在他的記載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賊凡遇我兵放銃，即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軍中即斬黑狗血灑之，法立破”。名重一時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學家方以智向來注重方術，所以又被認為是明代的科學家，他的《物理小識》對此事亦有記載。方以智同時還記述了崇禎八年（1635），張獻忠圍攻安徽桐城時，守城官軍在城上架炮，張獻忠逼迫婦女“裸陰向城”，城上火炮頓啞，但官軍立即“潑狗血、燒羊角以解之，炮竟矣”。方以智認為，這也是自古以來凡鑄劍、鑄鐘、煉丹等都不許婦女在場的原因。據《流寇志》記載，張獻忠在圍攻安徽滁州時，將許多婦女斬，*倒埋坑中，使其*露出向城，結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啞不能放。守城官軍立取民間糞器掛在牆頭，於是“炮皆”、“賊大創”。後來，李自成進攻開封時，也以“*陣”攻之，守城官軍則以僧人*站在城牆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東王倫白蓮教起事，亂軍圍攻臨清城，被守軍所敗，《臨清寇略》詳記此事。開始時，城上守軍向敵軍開炮，但並不能命中，敵軍仍然向前衝鋒。守將葉信將雞血、糞汁灑在城上，並叫來一些*站在城上以*向敵。此招果然有效，一開炮就命中敵兵敵將，臨清之圍遂解。大學士舒赫德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摺中也細述此事，只是他說守軍在城上灑的是狗血。

由於其由來已久，楊芳在鴉片戰爭中自然仍用此法寶。甚至幾年後，太平軍可能也用過此法。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回憶了小時家中女傭阿長的故事，阿長對他說，長毛占城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魯迅對她產生過空前的敬意，因為“這實在是出於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

直到20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時，團民們也認為女性身體是污穢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歸因於教堂內有許多婦女赤身*或手拿穢物站在牆頭，或騎在炮上，破壞了神拳的法術。當他們因火燒教堂或一些店鋪而延燒到附近民房時，則經常歸因於路過的婦女或出門潑“穢水”的女性。因此對女性外出有種種“以防污穢”的限制、規定，有時嚴禁外出，有時准許外出但必須頭戴紅布或轎蓋紅布，有不少不知者無辜被殺。由女團民組成的“紅燈照”，卻有避穢去邪的神功。

這種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觀念，來自於傳統的認為婦女“不潔”、“骯髒”的深深歧視。在國門大開已久的20世紀初，義和團還堅信此點，那麼，在國門尚未打開的19世紀中葉，楊芳在鴉片戰爭中以“糞桶妙計”禦敵便不足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的，卻是在此背景下，林則徐、魏源能“睜眼看世界”，進而提出“師夷長技”；他們因此被指為“潰夷夏之防”、有失國體而受到輿論的強大壓力，也就不足為怪了。愚昧排外、堅持“天朝上國”的妄自尊大觀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據當時人記載，由於被“夷”所敗，不要說“師夷”，連談海外之事都成為禁忌：“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林、魏的“師夷勝夷”主張，當然更是“犯諸公之忌”而“舉世諱之”。“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國近代化“開篇”的遭遇，預示着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艱難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