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國人大多都善良但並不高貴（1）

國人大多都無一個認同的基本理念和價值觀：一個人無論擁有多大的權力都不能使自己高人一等，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人的價值高於一切。

它讓人聯想到溫總理的一段同樣深刻的話：“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信仰民主之人，在實踐中絕不認為任何有關道德原則、主義或事實等等毫無改善的餘地，也絕不認為他們的見解就是絕對正確的。政黨並不是絕對的明智，“民主主義者”應具備的氣質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相信錯誤難免，鼓勵一切有關的人都參與決策，這才是民主的根本體現。只有允許公民對當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並且主動要求公民在信任之中攙合一些批判精神；理想的況就是，公民與他們選出的官員之間存在着互相忠誠和信任的關係，並且公民具有質疑、批評的自由，甚至具有提出反對的權力，這才是成功的民主。

中國人大多很容易在權力面前卑躬屈膝，很容易把“人”與“國家”、“政權”、“政府”的關係弄顛倒。是的，國家再偉大也不能與人相提並論，“政權”和“政府”僅是國家的有限功能和人的權力的守護者，僅是服務而已，人的生存不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生存是為了人。而對於當今中國大多知識分子來說，他們不但不能自覺地與權力保持距離，而且也沒有自由和勇氣拒絕做工具式的御用文人。

生活領域都是互相聯繫和滲透的，社會生活毋容置疑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政治作為一種“組織”和“支配”以及“控制性”的力量，它幾乎每時每刻都深入地影響着人類的生活。充滿政治激是一種文明的標誌，也是一種現代性的公民素質。准此，我們的知識分子假若想做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就必須充滿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政治激，就必須關心和研究自己時代的政治生活，而不是逃避政治，而我們時代的知識分子集體患上了一種可怕的“政治冷淡症”，養成了與市井小人一樣開“政治玩笑”的習慣，而沒有通過自己的知識力量並以一種健康的、積極的心態關心政治，以此來影響社會以及幫助改善人們的生活。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除了歌功頌德，已經習慣了一種無關痛癢的生活和工作。很多學者和作家，他們對當今現實中的各種重大問題視而不見，要麼寫一些華而不實空洞乏味的文字，要麼就寫一些詞藻堆砌起來的通篇廢話。有一些人在跟着潮流表牢騷，有一些人熱衷於掏祖墳，整天拷問古人或尋找古人，古人“為什麼”是那樣而“為什麼”不是這樣，古人原來是在這裏而不是在那裏……一個時代的學者和作家如果僅僅滿足於享受“藝術”象牙塔里的生活，而永遠站在政治之外，那他們的文字也許是高雅的、純粹的，可毫無價值可，最終必然也是速朽的、短命的。

作為人，應該有善良和高貴這兩個最基本的精神特徵，兩者缺一就不能算是一個健全的和有尊嚴的人，雖然勉強可以稱之為人，那也僅僅區別於低級動物。國人大多都善良，但並不高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活得既不健全，也沒有尊嚴。高貴對應着批判的自由，質疑的態度，反對的精神；意味着人們能夠毫不寬假地對恣睢暴戾的權勢者施以無的質疑和監督、批判、反對；在傲慢的權力面前保持着尊嚴和體面，不做“凱撒”的奴僕，更不做它的盟友，而要做它的敵人。善良，於個人而，對應着人和道義，同和幫助不幸者、弱者，這都體現了一個人的善良，而於群體和當權者而，它對應着人道主義，意味着他們對陷入逆境的不幸者、弱者充滿同，對底層的小人物充滿愛意。對於後者，國人大多是不容置疑的善良，而對於前者，國人大多卻令人失望，很多人都選擇了可恥的沉默，似乎也樂意成為沉默的羔羊。

時至今日，國人在“說話”的問題上都特別敏感，要麼乾脆不說話，要說也是說一些假話、空話，甚至越是具有話語權的人越是不說人話，尤其在對政權、政府的信任中很少有真正的、大膽的批判精神，更談不上執持一種懷疑和反對的態度。“處世戒多，多必失。”（朱柏廬《治家格》），“多數窮，不如守中。”（《老子》）等等，諸如此類的“祖訓”貽害了一代又一代人，成為我們的人生規訓，至今仍然陰魂不散。於是冷漠麻木、隱忍沉默，以及遏抑說衝動，剋制感表達，似乎成為永遠也不可改變的精神現象。國人大多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中佔主流的，是一種樂道人善的氣質和公允執中的心境。在我們的生活中具有主宰的意義的不是一種積極、健康、進步的東西，而是苟安、折中、妥協的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長此以往，坦率、真誠地表達反對或不同意見，竟然成了一種晝警夕惕的禁忌；避忌怒火中燒，推尚克己隱忍，也是為了避免因獲罪，成為很多“聰明人”全身遠禍的妙訣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