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74年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的圍剿（2）

但是，地下文學在進入冬眠之前，已註定要遭受一次浩劫。***

《九級浪》作者畢汝協的“漏網”

1974年1月，趙一凡的文藝沙龍被公安局抄獲。大量地下文學資料作為“反革命文藝”材料抄沒。趙一凡被定為“第四國際”反黨集團犯，其餘十幾人作為集團主要人員被捕入獄。北京地下文壇已在**集團嚴密監視、控制之下。北京地下文藝沙龍紛紛解體，地下文藝進入低潮。

在1974年秋天，姚文元下令對地下文學進行全國範圍大清查。於是，從南到北，一場圍剿開始了。各地的公安局奉命查抄手抄本。北京各機關、工廠、學校傳達中央精神，要求大家交出手抄本，並相互揭。在此次圍剿中，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利用小說反黨”的活動被清查出來。落網分子，有的被群眾批判，有的被隔離審查，有的被關押、監禁，株連甚廣。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查抄的結果：抄出的地下手抄本數量之多，種類之繁雜，大出人們意料。當時就有消息傳入軍隊知青的小圈子，說僅北京市一個區，抄出的手抄本文學作品就有幾十種。

在查禁的書目中，有黃色小說《少女的心》，也有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九級浪》。事後，有人遇到了《九級浪》作者畢汝協，向他詢問1974年文化圍剿之役中，他的命運如何？畢汝協說，他當時感到風聲很緊，指名要追查《九級浪》的作者，他匆忙地改名為“畢磊”，畢磊者，壁壘也。畢磊躲在家中，加上有親戚在公安部門，所以竟僥倖躲過了這一劫難。

“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

以趙一凡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擴大，不少文學青年以及關心政治的青年不斷出入趙一凡的沙龍。許多青年經他人介紹與趙一凡相識、交談，並建立通信聯繫。青年們聚在沙龍中不僅談小說、詩歌、談樣板戲，也談“批林批孔”運動。到了1973年底，這個圈子無形中成為與諸多青年圈子溝通的輻射網，由北京輻射到全國各地。

1974年1月28日深夜12點，由當時的公安部長簽署逮捕證，趙一凡被公安局逮捕，與此同時，在同一個時間徐曉也被捕入獄。因為兩人是在一個城市，相距比較近，怕相互串通，所以公安局採取統一行動，同時加以逮捕。

在1月26日，徐曉已聽到風聲。有人向她透露，“你要小心，你已被人注意上了！”當時徐曉20歲，思想比較單純，根本想不到會被抓進去，只想到領導會找她去“談話”，頂多辦她的“學習班”，再也想不到別的了。入獄后，通過幾次審訊，徐曉才了解到“案複雜”，並且牽連了幾十個人，十分震驚。

案還需從頭講起：在1973年徐曉認識了一些由外地來京的朋友。當時，如果認識了一個知青並獲得信任，就會通過此人結識一幫朋友。反之，徐曉也將自己的一幫朋友介紹給這個人。這是一種“滾雪球”式的方法。徐曉就這樣結識了一些東海艦隊的部隊朋友。當時，大家年齡都不大，在信中不僅談文學，也涉及小道消息“批林批孔”。這些通信後來受到郵檢。拆開一個人的信，根據其內容再拆另一個人的信，不斷擴大偵察面，最後擴大到全國範圍：北京、山西、陝西、河北等地。最後給這種聯繫定了一個組織名稱“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趙一凡為犯，徐曉為聯絡員。

因此案坐牢的人很多，不算其他受株連的，與徐曉直接有關係的就有10人左右。山西還因此案查出其他所謂問題，其中二人被判死刑，“四人幫”打倒后兩年，這兩人才放出來。也算命大，因為半年後就要對這兩人執行槍決了。

因“第四國際”案坐牢的還有鄭紅丹。她的姐姐鄭小丹參與遇羅克搞“出身論”，被殺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載：鄭小丹為地質學院附中學生，曾宣傳《出身論》，還公開向中央文革提出18個問題，向康生、**及**出挑戰，於1968年6月6日慘死獄中。鄭家是軍隊幹部，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邢台。鄭小丹生前與趙一凡交往很深，鄭小丹死後，其妹鄭紅丹也到趙一凡處去。鄭紅丹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對“文革”中的一切都看透了，恨得要命。她的男朋友王xx，也受牽連被捕入獄。所有這些人，大多數都與趙一凡認識，大家全被一鍋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