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十七章為什麼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反而有時比十三世紀的還糟糕（4）

打那時起，隨着貿易頻繁和對道路條件要求的範圍不斷擴大，強制農民修新的公路，因此農民受壓制比以前更大了。在貝里省一七七九年議會的報告中現，這個貧困省份當年通過勞役進行的工程價值高達七十萬里弗。據報告，下諾曼第在一七八七年的勞役工程價值也差不多。這也最能說明農民的悲慘命運了。社會進步使其他階層富裕了，唯有農民看不到希望，好像文明專門與他們過不去。

在大約同時期總督們的通信中，我現勞役並不在鄉村道路上使用，而是專門用於交通要道，當時老百姓稱之為\"王家道路\"。理所當然地將修路的費用強加到了最窮的、也最不可能出去遊玩的農民頭上，這種罕見的做法在所有地方絕無僅有，然後在那些既得利益者心中已根深蒂固。很快他們就完全離不開這種做法了。一七七六年人們試圖把這種強制勞役變成地方稅，因此不平等現象很快就隨之而來了，只是新稅成了載體。

強制勞役本來是領主的特權，後來擴大到王室，進而逐漸推廣到了所有公共事業中。一七一九年強制勞役用來修建軍營，因此各教區必須選派最好的工人，其他工程必須為它讓路。強制勞力負責把罪犯押往監獄，把乞討者押到收容場所。他們還負責軍隊轉移時的輜重搬運工作，當時軍隊裝備沉重，所以這是很苦的差事，必須徵調大量車輛和牛方可運走這些東西。這項工作最初不是很重要，隨着軍隊規模擴大，變成了最繁重的負擔之一。我現一些承包商強烈要求派遣勞力幫他們把砍伐下來的木材從森林運往海軍軍械廠。被召集干這種活兒的農民一般會得到點報酬，但僱主隨意確定數額，往往很低。這種不合理的負擔有時愈演愈烈，連收稅員都為此擔心。其中一位在一七五一年寫道：\"要求農民為修路繳納的費用很快就使他們無法繳納軍役稅了。\"

如果農民周圍有既富足又有知識的人，即使他們無意保護農民，也起碼代表農民和控制財富的貴族進行調解，那麼這些新型的壓迫形式能得以確立嗎？

我看到過一個大地產主一七七四年寫給他所屬省總督的一封信，請求新修一條路。他認為這樣的話給某個村莊帶來繁榮，因為建立個集市，農產品價格就可以翻番。這位好心的公民還補充說，只要稍微出點錢就可能建所小學，這樣可以給國王培養更多刻苦的臣民。他產生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在自己的城堡中被國王關押了兩年，他在信中坦道：\"在城堡里兩年的流放生活使我確信，這些事非常有必要做。\"

然而，那個飢荒年代，維繫農村大地產主和農民的紐帶以及依存關係已經鬆散甚或不復存在了。中央政府因孤立和影響力削弱感到不安，很不適應，也想恢復那些不復存在的個人影響力和政治關係。可是出號召卻沒人響應，政府驚訝地現，原來那些人已經死去，而且正是政府要了他們的命。

這種況下，一些最窮的省份的管理者，比如杜爾戈，非法頒佈命令，要求富足的地產主必須養活農民，直到次年秋收。我現了一些一七七○年的信件，反映了一些教區的牧師向總督提議向當地的大地產主徵稅，包括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理由是他們佔有大量資產卻不在當地住，他們在當地收入豐厚卻到別處揮霍。即使在正常年份，村子裏也到處是乞討者。正如勒特羅納所，窮人在城裏可以得到救助，但是在農村到了冬天，窮人就只能靠乞討求生。

這些苦命的乞丐經常遭到暴力對待。一七六七年舒瓦瑟公爵企圖一舉清除法國的乞討現象。我們可以從他給總督的信件中看到採取的方式多麼殘忍。他們下令讓警察在全國範圍內逮捕乞討者，據說有五萬多人被抓了起來。其中身強力壯者被遣送去做苦役，當時建了四十多個乞丐收容場所專門接收其餘被逮捕者。如果有錢人像過去那樣慈悲該有多好啊！

我之前提到過，舊制度下人們對有地位的人是那麼溫和、羞怯、有禮貌和恭順，對下層人民，特別是農民卻是那麼的粗暴，讓人猝不及防。我查過的文獻中，我沒有現總督下令逮捕資產者的記錄，但卻現農民經常遭到逮捕。有的是在做強制勞動時，有的是在服兵役時，有的是在乞討時，有的是在治安問題上，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有些是設立獨立法庭，展開長時間的辯論，進行公開審判，有的是法官當場終審判決，不得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