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北國草 第八章（六）（9）

孔羅蓀同志在一篇《我們需要中篇小說》的文章中，稱讚《大牆下的紅玉蘭》，起到了短篇小說《班主任》的作用，“把中篇小說推向了時代的前列”（見《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我認為這是前輩作家對後來者的鼓勵。讓我自慰的倒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我表了《大牆下的紅玉蘭》，雖然它是第一個描寫了監獄生活的作品，卻和三中全會的脈搏相通，並且為新中國歷史上的暗夜，勾了一幅形象逼真的畫面。

我很笨拙。我不太相信“靈感”而相信生活。其它幾部反響比較強烈的中篇，如《泥濘》、《遺落在沙灘的腳印》、《遠去的白帆》都不是面壁虛構的“靈感”顯聖，而是來自於堅實的生活。當然，藝術創作不是機械地照相，需要藝術加工。但是我這些中篇里的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依據，甚至有其生活的原型。我將這些年的生活，寫成小說，不外是對歷史進行“反思”，表現自我的愛憎，為使已經過去的歷史悲劇，不在今後的歲月中重演。我要求我的作品忠實於歷史的真實，既不粉飾生活，也不歪麴生活。在我看來，一個作家的主觀傾向性大於客觀真實性的時候，作品就會走向兩個極端。要麼寫出謊文學——製造像“大躍進”時畝產萬斤那樣並不存在的神話；要麼扭麴生活本來面貌，把新中國的歷史寫得漆黑一團。這兩種傾向都是背離現實主義文學的表現，我力避之。

此次，我去澳大利亞訪問，一個外籍漢學家曾就我的小說，有過下面一段對話：

“您寫的幾部悲劇性的小說，我都看了。”他說。

“您有什麼想法？”我問。

“我到過中國，您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真實。可是您寫的東西，和蘇聯索贊尼辛描寫監獄生活的作品不太一樣。”

“您的評價，使我很高興。”

他很不理解地說：“為什麼？”

“坦率地告訴您，我認為索贊尼辛的主觀傾向性大於客觀真實性了，因為他抱有強烈的仇恨緒，因而在他筆下沒有一個好人。蘇聯統治集團執行的對內對外政策，和歷史的趨向相悖，但不能說蘇聯的社會結構中的各個角落，都沒有好人。您認為這是生活的真實嗎？”

他說。“您指他哪一部作品？”

“比如《癌病房》。”我說，“只有那個大夫是個善良的人，其餘的人都是愚蠢、麻木的冷血動物，您認為那是客觀真實？還是索贊尼辛作了仇恨的歇斯底里症？”

他問：“那麼，您是怎麼寫那些勞改生活的小說的？”

我回答得很明確：“我在處理這些悲劇性題材時，是把個人所承受的痛苦，和祖國的命運緊緊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筆下的受難者，如《泥濘》中的高水，《遺落在沙灘的腳印》中的陸步青，《大牆下的紅玉蘭》中的葛翎，以及《遠去的白帆》中的自我形象，都是愛國主義者。我在描寫我過去的生活時，不漏掉那些壞得流膿的人物，也不忘懷那些好的幹部。那些好同志，在我痛苦的歷程中，幫助過我，安慰過我，給我以精神的火光。”

他半信半疑地問：“您能不能用事實說明？”

我僅對這個漢學家，講了一件事：當我剛進勞改隊的時候，一個勞改隊幹事沒收了我的一支派克筆。後來勞改隊不斷轉移，我已經忘了這支筆。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我在和另一勞改幹部閑談時，提到了這件事，過了不久，這支派克筆被追回來了。同時，那個勞改幹部，還給我寫了一封長信，信的收尾尤其使我感動。他寫：“相信歷史吧！有一天，你還會拿起這支筆來的。是金子就要經得起冶鍊。”。我告訴那個漢學家，類似這樣的幹部，在勞改部門並非一個兩個，有個負責改造“右派”的指導員，許多“右派”都成了他的朋友。我返回北京不久，專門去探望他，感謝他在極端困難的歲月里，給了我精神上的支撐。我們坐在一起，像兄弟般地喝茶敘舊。

這個漢學家被感動了。

我說：“您想，我寫我過去的苦難生活時，能故意刪掉這些人物不寫嗎？那能算生活真實嗎？西方一些評論家，評斷中國文學作品的價值，常常不是評論文學，而是評論政治，似乎只有把生活寫成一團漆黑，才是真實的。這是出於他們政治上的某種需要。所以，索贊尼辛獲得的諾貝爾獎，與其說是文學獎，不如說是政治獎更為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