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序（2）

在中國也有這樣的事。***當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這種歷史的選擇，本身是無誤的。國民黨執政以後，雖然做過許多錯事，但也做過不少應該做的事，所以直到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以後，淪陷區老百姓還是盼望着國民黨把日本侵略者打敗。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確實表現很不錯，進行過頑強的抵抗。但是，最糟糕的是抗戰後期，國民黨官員們養尊處優、醉生夢死、貪污受賄、**透頂，並在抗戰勝利后利用接收機會巧取豪奪，變“接收”為“劫收”。當時，老百姓都說，盼回來的國民黨變了樣。他們無心再治理國家，使社會經濟日益接近崩潰，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國民黨的社會公信力急劇下降，老百姓的罵聲不斷，誰也不再支持它。國民黨是自己毀了自己的典型，當然要被歷史所拋棄。同樣，中國**被歷史選擇之後也不斷經受着歷史的考驗。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是改變落後面貌的起點。中國**為了建設好社會主義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出現“左”的錯誤，引導社會主義走上不健康的展道路。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社會展停滯十年之久。幸好，**、“四人幫”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鄧小平復出，總結歷史教訓，立志改革開放，指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此後的三十餘年，社會生產力大大展，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人們重新看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這說明，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糾正了錯誤，扭轉了危機局面，走上了正確道路之後，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原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國際聯絡部的艾廷格爾博士說得好：“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有希望”。

其實，堅持社會主義的不僅是中國，還有別的國家。本書中有訪問古巴的散記，內容很感人。古巴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能夠堅持社會主義，實在不容易。至今，古巴仍在實行基本生活品的定量供應，大米、雞蛋、豬肉、牛肉和雞肉還十分緊缺；住房也比較緊張；人均月工資收入十分低下，只有245比索，合人民幣96元。向前對此生感慨：“這個弱小民族在壓力面前，反而增強了鬥爭勇氣。他們那種不畏強權，堅決維護主權獨立和民族自尊的精神被更大地釋放出來”。由於古巴**是一個得到人民信賴和具有領導能力的執政黨，所以，在最困難的時候，古巴人民沒有拋棄它。向前在這篇訪問古巴的散記中說：“一個執政黨，有國內外少數敵人反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關鍵時刻人民不支持它。”這話說得太對了。

在本書中，向前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怎樣寫**的歷史。對這個問題，許多國家的政治家、學者在談話中都或多或少的接觸到。向前在記述他們的談話中，特別是在他自己寫的《關於處理理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兩個思考》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原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高級黨校負責國際合作的迪克曼說到寫黨史不要只寫黨的決議、文件，而要寫總的展況，把黨的決議同實際聯繫起來的看法，說到“要寫別人愛看的東西”的意見，都很好。向前在自己的文章中說，人不可能不犯錯誤，政黨也不可能不犯錯誤，寫**的歷史要把犯錯誤的真實況告訴群眾，並深刻分析其原因，讓人們從中吸取教訓，從而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同、信服和支持。相反，人民群眾最為反感。向前認為，要把歷史真相說清楚，除了要解放思想，不為尊者諱之外，還要下大功夫研究第一手材料，把歷史的基本過程搞清楚，這是史學工作者的基本功。向前的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是他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多年來參加修史的體驗。

看了這方面的內容之後，也引了我的一些想法。我認為，無論是國外的**的歷史，還是中國**的歷史，都只是記載精英活動的歷史。就說**歷史，“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能夠寫上名字的只有**，個別地方有孫中山、**、周恩來、朱德，其他能夠見到名字的多是黨內外的反面人物。“文化大革命”以後，逐漸有很大改觀。比如，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歷史》第一卷中寫到新文化運動時，現在就除李大釗之外，還加上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魯迅、錢玄同、沈尹默；寫到**一大時，13個代表的名字都在上邊。人名確實比過去多很多，該書中的國內外正反面人物共計1083個。但無論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仍均屬於精英。當然，書中並不是沒有說到群眾，不過都是形成運動才寫，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我不是說，寫**的歷史不要寫精英。精英一定要寫，特別是**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活動，一定要突出寫，但在寫精英的同時也必須寫**員群體和老百姓中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對社會展的作用。否則，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歷史實際。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精英人物確實起着重要作用，但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會一事無成，所以歸根結底是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中國**歷史展的全過程也說明，無論在革命時期，特別是在執掌全國政權以後的時期，**中央領導層的一切決策，都是靠**員群體和老百姓中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貫徹執行，才能推動社會前進的。比如，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進分子引進新思潮，先提出“民主”與“科學”，隨後又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們寫文章、在大學裏講課，當然對後代人接受新思想有作用。但先進分子畢竟是少數，影響面不可能太大，而要使更多人接受新思想，至少要考慮到當時大中小學教師群體中贊成新思想的人在課堂上傳播新思想的作用。正是這種群體揮的作用，才使他們的學生在後來的歷史時期中或者直接參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革命，或者以新的思想為指導在自己從事的職業中做出貢獻。無論何種況，都能夠促進社會展。再如，當前甲流傳染病橫行，中央決策進行防治，靠誰來貫徹執行呢？當然要靠各級政府去辦，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但真正落實起直接作用的，一個是大中小學學生群體，因為這種傳染病的易感人群是青少年。由於大量大中小學學生提高了認識，積極注射甲流疫苗，就立起了一個屏障，使甲流傳播率下降。一個是醫務工作者群體，他（她）們奮鬥在第一線，努力防止傳染源的擴散，努力醫治已感染病人，爭取早日恢復健康。特別是中醫群體使用中藥，治療更佳。這樣的例子非常之多，舉不勝舉，都說明黨員群體和社會群體的作用。總之，精英史觀和民眾史觀兩方面都講全，就會更符合歷史實際，也就會更有看頭。以往對群體的研究很不足，應該分別深入研究，為納入通史打基礎。但是，群體的研究與精英人物的研究不同。後者要突出每個歷史人物的獨特貢獻，前者則應注意其合力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在群體的相互影響、相互協調、相互支撐、相互補充的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的群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起着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