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總論：中華民族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中間（4）

我在書中預計，如果沒有特殊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如果未來30年中，全球中國以外的經濟每年平均增長4%，中國gdp年平均增長7%，中國gdp規模將從目前佔世界gdp總量的6%上升到13。69%，如果未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00%，2040年時，將會恢復到1700年時中國經濟展佔世界gdp總量1/4的水平，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時，恢復到1820年時中國gdp佔世界總量1/3的水平，中華民族經過近200年艱苦卓絕的奮鬥，實現在21世紀中葉的偉大復興。

三、30年經濟高速增長之謎的解釋

本書的第二篇用了3章的篇幅，探討了中國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能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迹。

政治集中體制的經濟增長優勢。展中國家，特別是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結構變動過程中，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究竟如何搭配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按照一般的設想，只有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儘快推進民主化進程，才能實現經濟的快速展。但是，從中國的經驗看，改革開放的30年，先，是政治轉型，即中國**的工作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向團結一致向前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且意識形態方面從無私奉獻，轉向務實地承認人的物質利益，調動了人們工作的積極性，使經濟展有了內生的動力和活力。其次，集中的政治體制，在重大事項決策方面，有其效率；在辦大事方面，有集中資源的能力；在展規劃、征地拆遷、投資建設等方面，政府有較強的推動力；各地方政府競相展的積極性，也強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成長。再次，中國高層領導政治交替平穩，雖然有過1989年的動蕩，但是，社會基本上長期穩定，創造了經濟展的政治穩定條件和社會安寧環境。政治上這樣三個方面的優勢，是前蘇聯、印度、拉美、菲律賓等轉型和展模式無法比擬的。

資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結構的改革是30年來經濟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來源。計劃經濟模式，是一個理論上的設想，由於實際社會經濟生活中信息成本不為零、計劃制定執行監督需要成本、執行計劃的各個層級之間利益不一致、計劃人員不能預期中遠期的供給與需求等等，實踐上是行不通的。並且帶來浪費大、效率低等一系列的問題。而傳統的“一大二公”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由於產權不清、責任不明、績效與分配不對等、撥改貸后資本金無注入來源，以及工資等成本上升對資本密集型企業利潤的擠壓，導致勞動和工作效率低、廠長不負責任、負債特別高危及金融體系的安全、冗員多和工資的增長使企業虧損和破產，也難以生存和展。傳統的計劃經濟與單一的公有制需要徹底轉型。

在資源配置方式上，我們從有計劃的產品經濟，先轉向了計劃為主和市場調節為輔的商品經濟，又進一步轉向了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方面，我們從“一大二公”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轉向了多種所有制共同展的格局。產權的明晰，使投資人、技術明者和提供人員、勞動提供人等各自的權力、責任和義務對等，各種要素在法律的保護下，投入得到各自的利益，調動了經濟展的投入、經營、工作動力，使經濟展充滿活力；而市場供需和價格機制，則調節要素在企業、產品和產業間的合理配置，並促進競爭，劣汰優勝；臨時居住和能在城市裏工作制度的形成，對於農業中剩餘的勞動力在出口加工領域中，在城市的建築業和服務業中，在城市內向的加工工業中，得到了利用，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使個體私營、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等蓬勃展，利用了70%的勞動力資源，整合了大量的民間資金，成為出口和創造gdp的骨幹力量；而市場經濟和多種所有制共同展，又在分工的深化、促進專業化、調節資本集中和集聚、展規模經營、積累人力資本、提高人力素質等等方面創造了機制和條件，這些因素也成為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的重要因素。簡之，沒有對傳統計劃經濟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就沒有中國經濟展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