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東亞、拉美、印度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比較（37）

在完成這樣一個討論后，我準備再用一年左右的時間，討論和回答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怎樣調整模式，怎樣走現代化道路的問題，即寫下部《中國崛起之路》。

這部《中國向何處去》近40萬字的書，只有個別章的數據計算，僅有幾千文字，是由博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導下完成外，其他全部是由我思考、研究、計算和撰寫的。需要看大量的文獻，包括書籍、雜誌和網上資料；需要到國家各部門的網站上，包括各種統計年鑒和相關文獻中獲得數據，並整理計算；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結果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來；還要進行修改和定稿。期間，還要撰寫其他文稿，進行其他項目的調研，一些課題需要提出框架結構和提綱，一些研究報告還要進行修改，參加政府有關部門的會議，接受邀請去講演等等活動，其中的辛苦和勞累自然不而喻。還好，自己覺得自己做人還比較豁達，心也比較樂觀，小事不怎麼在意，每天還去散一個小時的步，雖然勞累，倒也沒有垮倒。

如果從經濟學的機會成本講，一個學者，單槍匹馬做這樣的關乎長遠的民族和國家命運的研究，在一個經濟學者出席一場會和一個講演就可以得到較多收入的火熱的時代里，即使這樣一本出版後有一定的報酬，對於我個人的生活質量和收益講，與研究其他項目和講課相比，也是極不合算的。

然而，我出生在青海東部的一個小鎮上，幼年和少年時代，在山區回漢族小村子渡過的，高中畢業後到農村上山下鄉和當公社幹部五年，沒有鄧小平教育體制的改革，沒有1980年去東北財經大學從本科讀到博士，也就沒有我的今天。我感恩曾經養育我的那一方並不富裕的土地，也感恩幾十年來教育過我的許多老師和汪祥春和蘇星兩位導師。既然這一方水土投入了這樣大的財力物力培育了你，你也總得能做點什麼，就為她做點什麼。這可能就是潛意識中的報恩吧！學者當以研究和紙筆報國。

學者要講社會責任。因為，學者可能因研究歷史的規律，看得深一些，看得透一些，需要把自己研究和看到的正確的認識指出來；學者也常常被人民群眾所信賴，因此，需要正確地研究並揭示問題，更不能以可能是拿不準的研究成果去誤導社會；更重要的是，學者可能看得更遠一些，需要對未來進行研究和提出戰略、體制和政策建議，這就是學者的責任。

1994年調入中央黨校已經有15年了，這裏我從一個學院式的學者，轉向到更多地研究國民經濟實際運行，研究戰略、體制和政策的學者。而且，我也非常感謝中央黨校和各屆領導給我們這些學者創造的能夠解放思想進行研究的寬鬆的學術環境。

怎樣做一個中國**黨的體制內的學者？我認為，要真心和有用地幫助我們的黨，需要真心地在黨、政府、人民之間進行溝通，中國**的宗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是代表全中國人民利益的，因此，作為一個黨的學者，要為人民的創業、就業、收入、住房、社保等這樣的實實在在的民生利益向黨和政府建獻策，有時還需要對政府、政府一些部門和行政**業機構可能不對的戰略、體制和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見，幫助政府和有關單位改進，更好地執政為民。這是一個黨的體制內的學者應有的良心。

進行了這樣一個宏大課題的討論，我覺得，研究也需要解放思想。比如，傳統的觀念認為，公平就得在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方面做文章，其實，深入地進行分析，無論是從各國展的經驗教訓，還是從中國各地的實踐，與農業剩餘勞動力與農業產出水平有關，與城市化水平有關，與小企業展和就業是不是充分有關。公有比重高和計劃，在一些國家裏，甚至是導致人民貧窮和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學者應當拿實事說話、拿數據說話、拿比較說話，應當實事求是。這樣，我們才能客觀、準確和科學地研究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最好的思路和辦法。

國內外著名的經濟學家鄭新立先生在看了本書稿子后，提了很寶貴的修改意見，並對寫下一本《中國崛起之路》也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意見，還欣然為本書寫了序。博士胡鋒、孟耀，碩士陶文傑等在數據計算和一些文字工作方面，也付出了他們的勞動。人民日報出版社的鞠天相主任和其他編輯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朋友王斌先生及其助理廖曉文也為本書的出版問世付出了辛勤勞動。還有夫人張彌女士，也在搜集資料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在此一併表示深深的感謝。

周天勇

2010年1月28日於海淀大有庄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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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