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作者與編輯的緣分（4）

“麻煩你啦！”我一個勁地抱歉，為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擾，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現在回憶起來，作為知識分子的骨頭，那樣缺乏鈣質，也真是汗顏呀！說實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誤了歸隊日期，或者，索性在家過了年再回工地，會殺頭嗎？而在那些年裏，整人者對你百般凌辱，肆意施虐，活脫一群法西斯，蹂躪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時候，你甚至有“吾與汝偕亡”的殺人之心，不也由於顧惜妻子兒女，寧可得過且過地苟活着，而強咽下這口氣嗎？

不敢哪，真是一點點也不敢，而且，這個念頭還未形成，立刻就覺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麼法子，知識分子靈魂中的對於強權軟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傷啊！我讀過一篇談論外國作家自殺的文章，反過來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慚愧之極，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誰不曾磕頭如搗蒜地低頭認過罪呢！所以，我對時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們從來是不畏強暴的人中豪傑，說心裏話，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達彼岸，我向這位擺渡人致謝的同時，絕非討好地打聽他的名字，希望記住這位於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時，我幾乎沒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對着我。他不了解我的嚶鳴之心，只當作普通渡客那樣，說了一句話：“告訴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證你就忘了。”

想起這段擺渡的往事，只是想說明在中國文壇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面前都橫亘着一條河，也許並不寬，但要到達彼岸，卻必須依賴文學編輯。但過了河以後，很快忘掉擺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記住這位駕船渡我過河的第一位艄公，因為是他表了我的處女作《改選》。由於他沒有將來稿扔進字紙簍，使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這個太刻骨銘心的記憶，無論上岸後走多遠，也不會忘記道恰君的。近半個世紀來，顛沛流離的我，仍保存着他接到我稿子后，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的一紙黃變脆的短札，就是證明。

現在已經記不起1957年那個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賓衚衕當時《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細節了。崔道怡很高的個子，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絕不像如今這樣明顯。看來，划船擺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來，他這個艄公當得夠辛苦的。他這職業使他讀過的稿件字數，當以億計了，經他手出的作品篇數，當以萬計了，矢志不移，為他人作嫁衣，這精神，實在令人感動。我知道，他年輕時與許多老作家打過交道，等他不再年輕時，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輕的作家推出來，其中，有許多足以嚇人一跳的名字。

這些名字，我可以寫出一串，但考慮到有的認這個賬，有的並不認這個賬，乾脆就免了。但他對認賬者，謙謹誠摯，熱烈平和；對不認賬者，平和熱烈，誠摯謙謹，可以說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從他臉上，到他心裏，看不出什麼兩樣。哦！他當這個艄公，可以說進入化境。我很賓服他，因為我修養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編，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當代文學史上，不論是哪位明公編寫的，都沒有記敘文學編輯業績史實的章節，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我認為，道怡君對於當代小說的貢獻甚大，他的賞鑒、品識、辨別、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陽老師的一個惹了大禍的術語，也就是“廣闊的現實主義”作品中間，這些他所熟悉的審美領域裏，與他同輩編輯相較，絕對是第一流的。如果有人若在當代文學史里設立編輯一章，崔道怡對於小說藝術的成長進展，所起到的作用，似應有專門寫他的一節。這自然是痴人說夢的事，因而我多次動員他自己來寫，哪怕是一部文壇掌故也好，老崔總報之以嘿嘿，五嶽歸來不看岳，黃山去后不看山，大有閱人多焉，夫復何的意思。

當年七月，作品見刊，毒液四濺，輿論大嘩，黑雲壓城，頃刻間，我被宣佈完蛋，帽子一頂，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後，居然不死，重回文壇。22x365的天數，約相等於我一篇《改選》的字數，嗚呼，為每一個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價，這懲罰也太殘酷了。我當然不會“感謝”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陽兩位老師，其實我應該“感謝”的，是那個時代里，無知對於知識的憎恨，愚昧對於文明的幽閉，而施加之於知識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難，成為潮流與時尚。到了“文革”期間，其甚者，與希特拉的反猶，與中世紀對異教徒的迫害，也相差無幾，又有幾個不倒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