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者與編輯的緣分（2）

我想起齊武帝時中書舍人紀僧真的故事，據《資治通鑒·齊紀二》，此人“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有一天，他跑去對齊武帝說：“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經為他兒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兒，他還嫌不過癮，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

紀僧真怎麼出這口惡氣，史無記載，但這股憎惡文化和文化人的無名毒火也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以後，瘋狂滅絕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惡行，得以猖獗的由來。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義和團，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許多精美雕刻的腦袋統統幹掉？為什麼“文革”期間的造反派頭頭、紅衛兵小將，也如出一轍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薩的頭部不可？後來，才恍然大悟，所謂“打砸搶”的“砸”，就因為那雕像上一雙雙凝固着歷史文化積澱的眼睛，使他們那空虛乾癟的靈魂，感到不寒而慄，才動手去敲去砸，還要踏上一腳的。

如果誰有興緻趁着當事人尚未死絕的況下，將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中整人者與被整者的運動雙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識面、智商值，作一個調查的話，準會現一個驚人的規律。那就是，在一個陷入無理性狀態的社會中，必然是無能的人，勝過有能的人；無知的人，壓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駕馭智商高的人；學問不大的人，領導學問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隊伍中間，那些寫不出好東西，甚至寫不出像樣東西的，就要把寫得出東西，尤其寫得出好東西的人，打入十八層地獄。

這種知識分子受制於非知識階層的權杖，唯有俯聽命的規律，也同樣適用於“二十五史”和以後的任何一個朝代中的不正常時期。莎士比亞先生在他十四行詩里哀嘆過的境遇，僅僅是生在十五世紀伊麗莎白女王執政的時期嗎？

比方，眼見天才註定做叫化子，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

李敬澤編這部小說選集時，挑來挑去，“文革十年”，無可選，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寫的大毒草外，基本也無可選，不禁感慨嗟嘆再三。這一點也不奇怪，政治運動一起，實際是給小人提供了報復的機會，於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無聊草包，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的蠢貨，得以拿起鐵鎚，去砸碎他們所嫉恨的一個個雕像的頭。

頭都掉了，還有小說嗎？

按照這種規律，我想，即使我不寫《改選》，也在劫難逃。

於是，我也就不悔這一次文學的選擇。

說到這裏，還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沒有把無名之輩的我的一篇來稿，不屑一顧地撇在一邊。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現在，那座小院已經蕩平，只留下一棵槐樹，算是這段文字之交的見證。我不想用伯樂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那實際等於變相地認為自己是千里馬的吹噓。我遠非千里馬，但也不是一匹駑馬，這一點自信，確實來自崔道怡的第一聲肯定，他這一聲好，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編輯，文學的助產士，這是值得尊敬的行業！

那時我二十七歲，寫出被誤以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寫出“隱含的敵意”，寫出“惡毒”，這在當時是嚇得死人的罪名，今天來看，其實是對我創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鑒賞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遺餘力，加之李清泉老師，秦兆陽老師的器識，敢將一無名作者的作品，放在當年七月份改版革新號的頭條位置刊出，所給予我的這份文學信心，是我當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沒有沉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謝謝啦！

我很幸運，在我文學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盡職的優秀編輯。一個作者，遇到一位賞識自己的編輯，可算一段緣分。無論是海晏河清、歌舞昇平的歲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礪，還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網下的風險共擔，相濡以沫，編輯和作者所結成的文字之交，彌足珍貴。我的每一篇由原稿變成鉛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編輯或多或少的心血，絕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們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