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者與編輯的緣分(2)

2.作者與編輯的緣分(2)

我想起齊武帝時中書舍人紀僧真的故事,據《資治通鑒·齊紀二》,此人“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有一天,他跑去對齊武帝說:“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經為他兒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兒,他還嫌不過癮,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

紀僧真怎麼出這口惡氣,史無記載,但這股憎惡文化和文化人的無名毒火也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以後,瘋狂滅絕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惡行,得以猖獗的由來。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義和團,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許多精美雕刻的腦袋統統幹掉?為什麼“文革”期間的造反派頭頭、紅衛兵小將,也如出一轍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薩的頭部不可?後來,才恍然大悟,所謂“打砸搶”的“砸”,就因為那雕像上一雙雙凝固着歷史文化積澱的眼睛,使他們那空虛乾癟的靈魂,感到不寒而慄,才動手去敲去砸,還要踏上一腳的。

如果誰有興緻趁着當事人尚未死絕的況下,將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中整人者與被整者的運動雙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識面、智商值,作一個調查的話,準會現一個驚人的規律。那就是,在一個陷入無理性狀態的社會中,必然是無能的人,勝過有能的人;無知的人,壓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駕馭智商高的人;學問不大的人,領導學問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隊伍中間,那些寫不出好東西,甚至寫不出像樣東西的,就要把寫得出東西,尤其寫得出好東西的人,打入十八層地獄。

這種知識分子受制於非知識階層的權杖,唯有俯聽命的規律,也同樣適用於“二十五史”和以後的任何一個朝代中的不正常時期。莎士比亞先生在他十四行詩里哀嘆過的境遇,僅僅是生在十五世紀伊麗莎白女王執政的時期嗎?

比方,眼見天才註定做叫化子,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

李敬澤編這部小說選集時,挑來挑去,“文革十年”,無可選,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寫的大毒草外,基本也無可選,不禁感慨嗟嘆再三。這一點也不奇怪,政治運動一起,實際是給小人提供了報復的機會,於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無聊草包,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的蠢貨,得以拿起鐵鎚,去砸碎他們所嫉恨的一個個雕像的頭。

頭都掉了,還有小說嗎?

按照這種規律,我想,即使我不寫《改選》,也在劫難逃。

於是,我也就不悔這一次文學的選擇。

說到這裏,還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沒有把無名之輩的我的一篇來稿,不屑一顧地撇在一邊。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現在,那座小院已經蕩平,只留下一棵槐樹,算是這段文字之交的見證。我不想用伯樂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那實際等於變相地認為自己是千里馬的吹噓。我遠非千里馬,但也不是一匹駑馬,這一點自信,確實來自崔道怡的第一聲肯定,他這一聲好,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編輯,文學的助產士,這是值得尊敬的行業!

那時我二十七歲,寫出被誤以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寫出“隱含的敵意”,寫出“惡毒”,這在當時是嚇得死人的罪名,今天來看,其實是對我創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鑒賞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遺餘力,加之李清泉老師,秦兆陽老師的器識,敢將一無名作者的作品,放在當年七月份改版革新號的頭條位置刊出,所給予我的這份文學信心,是我當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沒有沉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謝謝啦!

我很幸運,在我文學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盡職的優秀編輯。一個作者,遇到一位賞識自己的編輯,可算一段緣分。無論是海晏河清、歌舞昇平的歲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礪,還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網下的風險共擔,相濡以沫,編輯和作者所結成的文字之交,彌足珍貴。我的每一篇由原稿變成鉛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編輯或多或少的心血,絕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們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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