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節生計方式互補（1）

中國俄羅斯族自清末遷入中國后，即與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相互雜居、和睦相處，並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不斷調適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面對中國的多元文化和眾多民族，俄羅斯人並沒有選擇自我封閉，他們似乎更願意敞開胸懷，對不同文化兼容並蓄。在正式成為中華民族一員之後，中國俄羅斯族便迅速以主人翁的姿態和兄弟民族一同共赴國難、一同迎接新中國的曙光，一同投身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漫漫的歷史長途一路走來，他們早已和其他兄弟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聯繫。這期間雖然也有過各種誤會與矛盾，但彼此的寬容和理解最終還是釋解了這些歷史的尷尬。今天，在中國不斷崛起、中華多元文化澎湃展的時代大潮中，中國俄羅斯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更是將這種血肉聯繫升華為對祖國的熱愛和對中華民族的高度認同。

以寬容真誠之心對待他人是中國俄羅斯族給予當代社會的精神財富，他們所營造的多民族和諧家庭與社區已成為多元文化交融的典範。可以說，如此和諧的族際交往理念不僅植根於中國俄羅斯族與其他兄弟民族之間的“共生互補”，而且更加體現在他們對祖國偉大復興的共同理想之中。

“共生互補”主要是指中國俄羅斯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在生計層面的互補，這種互補性在中俄兩國邊民的早期接觸中就已經表現出來了。以新疆布爾津縣為例，《新疆圖志》載：光緒八年（1882年）中俄分界后，俄國人的輪船溯額爾齊斯河而上直達阿勒泰。《中國交通叢書》載，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從齋桑湖順額爾齊斯河到阿拉克別克河口中國邊境的定期輪船開通，俄國日用品、石油、布匹不斷與布爾津的活畜、畜產品交換，有零散的俄國商人、遊民入居布爾津。1913年7月，300餘戶俄羅斯族農民進入布爾津，佔取土地、牧場和水渠，經營農牧業。除布爾津外，俄羅斯人進入新疆后還主要居住在伊犁、塔城兩地，主要以經商、耕種和經營小手工業為生，他們經營的對象正是當地的各民族民眾。

同樣是生計之需，清末至民國，我國山東、河北等地的農民因天災無法生活，遂“闖關東”以求生存，其中部分人流落到西伯利亞，並與流落或定居至此的俄羅斯人多有接觸。據載，到十月革命前，在西伯利亞生活居住的中國勞工已達30萬人，多為體力勞動者，其中有部分人略通文字。因長年居住在此，部分中國勞工與當地俄羅斯姑娘結婚、生兒育女，主要從事木匠、鐵匠、機匠、成衣匠、靴匠、瓦匠等工作。1931年後，日本間諜頻繁在遠東開展活動，蘇聯對此頗為忌憚。由於華僑與日偽間諜長相併無差異，所以華僑及其眷屬在蘇聯強制驅逐間諜的過程中被遣返，經新疆伊犁霍爾果斯邊卡和塔城巴克圖邊卡遣返回國。一方面，這部分人掌握的農業、手工業和部分現代工業技術恰好彌補了這些地區傳統牧業生產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們的俄裔家屬和兒女也成為當地民眾之一員，是為中國俄羅斯族。

此外，在內蒙古也是如此。1907年呼倫貝爾副都統宋小濂報稱“數年之間，俄人越界搭蓋窩棚三百餘處，蒙包五架，男女一千五百餘口，開墾荒甸十二段，地約一萬餘”，5月又報“俄民越界私墾，佔地三百餘畝，計數百家”。宋小濂在《賜福瘺啟事》中載：1907年“額爾古納河南岸數百里，土地膏腴，有地無人，俄遂因以為利。該處與俄境僅一水之隔，俄民之越墾者，朝而來，暮而歸；春耕時而來，獲畢而返……該處已有俄人墾成熟地二十萬畝”。這些人在三河流域從事季節性或長年性農牧業生產，已形成村屯。1860年，鄂倫春人在元寶山各地得黃金數塊，俄羅斯人聞訊，蜂擁而至，私自探采。到1884年，採金者竟達1。5萬人。1907年，呼倫貝爾護理副都統蘇那木策林編的《呼倫貝爾調查》一書中提到，“阿普法圖卡倫迤南接煤礦數處……庚子一千俄人私行開挖，今已共十井洞。其庫克多博（今額爾古納市黑山頭）一代俄人深挖礦坑二百餘處”。俄國勢力延伸至我國東北后，商販蜂擁而至，先是在額爾古納河北岸設置貿易點，後為方便，竟在南岸中國境內設貿易點，尤以皮毛交易為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