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節族稱族源（2）

二是在努力做到內容全面、準確的同時，盡量體現十多年來土族文化的新變化。為了全景式展現土族文化的總體面貌，我們在內容和資料的取捨上盡量做到全面、準確，既注意總體的概括，又儘力將土族重要的文化現象作一全面介紹。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土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展，土族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的步伐也在悄然加快。此前相沿成習的許多生產生活習俗和思想觀念均生了很大變化，甚至一些習俗和文化現象也在漸漸消失。因此，在介紹或描述某一習俗或活動時，盡量體現新變化，一些今天不復存在但過去生積極影響和作用的習俗，也盡量予以反映。此外，由於篇幅所限，土族有影響的歷史文化人物一章中，1949年後出生的人物未選入。

三是在描述民族共性的同時注意內部差異。正如前文所述，由於受居住地文化環境的影響，甘青各地的土族在風俗習慣、生產方式、民間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許多差異，形成了各自鮮明的特徵。本書在撰寫過程中也充分注意到土族文化的這一重要特點，在差異較大的方面或專列段落加以介紹，或在敘述過程中給予說明，使讀者明了具體的差異。

本書的五位編著者中有三位為土族，自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對本民族的生產生活習俗和諸多文化現象熟知於心；工作後由於職業的緣故，對本民族文化的展比較關心，對土族文化某一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其他兩位雖非土族，卻也在自身的專業研究中對土族文化有所涉及，對此也有着比較多的了解。當接到叢書項目組委託的這項光榮任務時，我們自知學識有限，但又覺得通過這種形式可為土族文化的展盡一點綿薄之力，因此積極承擔。當編寫工作全面開始時，面對龐大的體系和倉促的時間，我們感到了壓力。因為要在短短的數月時間編就一本全景式展現土族多姿多彩文化的書，實在是一項過於艱巨的任務。好在有叢書項目組和特邀學術顧問們的大力支持和熱心幫助，我們鼓起勇氣，盡自身所學、所研、所知，順利完成了書稿。

當書稿成文交付出版社時，我們懷揣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或許有些內容我們沒有涉及；或許有些觀點我們沒有介紹到；或許有些重要著作我們沒有參考到；或許有些著名的土族人物被遺漏；或許有些地區土族的文化現象因目力不及而未收入；或許我們對一些文化現象的解讀還有點淺顯……

畢竟，這本書不可能囊括土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遺漏失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諒解並指正，我們將以十分謙恭、誠摯的態度接受廣大讀者的檢驗和指正！

一、族稱

土族的族稱，分自稱和他稱。土族自稱因地而異：青海互助、大通和甘肅天祝一帶的土族多自稱“蒙古爾”“蒙古爾孔”（意為蒙古人）或“察汗蒙古爾”（意為白蒙古）；青海民和三川地區的土族多自稱“土昆”或“忙古”；居住在青海同仁縣土族自稱“土民”或“霍爾”；居住在甘肅卓尼地區的土族多自稱“勺哇繞”（即勺哇部落）。其他民族對土族的稱呼也各不相同：漢、回等民族稱土族為“土人”“土民”“土戶家”；藏族和藏文文獻稱土族為“霍爾”；漢文史書和地方志則稱土族為“西寧州土人”“西寧土人”“土人”“土民”等。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民族識別，並根據土族人民的意願，統一稱為土族。

二、族源

關於土族的族源，學術界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從20世紀初國內外學者開始探討土族族源起，先後形成了五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即：吐谷渾說、蒙古說、多源混合說、陰山白韃靼說、沙陀突厥說等。

（一）吐谷渾說

此說最早見於1929年《蒙藏周報》刊載的《青海各民族記略》一文，在1949年前已是一種通行的說法。1949年後，許多學者和著作分別從地名來源、家譜世系、土族的自稱和他稱、民族風俗、喪葬禮儀、民族關係等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論證土族與吐谷渾的歷史淵源。此說認為，吐谷渾在青海立國300多年，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年）被吐蕃滅亡后，其族人少部分隨其王室東遷寧夏、陝北和山西一帶，大部分則降於吐蕃，留居故地。留居故地者除一部分被吐蕃同化吸收外，一部分在祁連山南麓、湟水以北地區繁衍生息，被藏族文獻稱為“霍爾”。到元時，蒙古族遷入青海，與當地被藏族稱為“霍爾”的吐谷渾後裔融合，並吸收藏、漢等其他民族養分形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其中吐谷渾人在土族形成過程中處於主體地位，土族的族稱便來源於吐谷渾之“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