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人的節操（4）

中國人之講究“節操”，到了極端的程度，不知道是否與中國歷史上那些不講“節操”之漢奸，之走狗，之賣國賊，之假洋鬼子，以及挾洋自重的敗類，以及拉大旗作虎皮的下三爛，以及殘害同類的無恥小人，以及出賣靈魂的卑鄙文人，太多太多的緣故，害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塊土地，這些善良人民太苦太苦，有些什麼因果關係？所以，“節操”，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是用來評判一個人的重要標準。尤其在民族危亡，山河淪喪，國本動搖，家園變色之際，到了做人做鬼，生死立決，存亡與否，在乎一念的那一瞬間，是考驗中國人的血性、良知、忠貞、信念的關鍵時刻，節操二字，其分量多重？多輕？就全部檢驗出來了。

就在公元1644年由大明而大順，由大順而大清的三國演義這齣戲劇中，我們不想提到，然而又不能不提到，這個唯一的，絕無僅有的，能夠在那血泊遍野的年代裏，連串三朝重要角色的江左三大才子之一龔鼎孳。

江左三大才子，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都是被史家看作在節操上不怎麼樣的文人，而龔鼎孳尤其不怎麼樣。

據民國版的《清史稿》：“龔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為直指使，巡視北城。及睿親王至迎降，授吏部給事中，改禮科遷太常寺少卿。順治三年丁父憂，請賜恤典。給事中孫垍齡疏，鼎孳辱身流賊，蒙朝廷擢用，曾不聞夙夜在公，唯飲酒醉歌，俳優角逐。聞訃仍復歌飲留連，冀邀非分之典，虧行滅倫，莫此為甚。部議降二級，尋遇恩詔獲免，累遷左都御史。”

而據清代編撰的國史《貳臣傳·龔鼎孳》：“及流賊李自成陷京師，鼎孳從賊，受偽直指使職，巡視北城。本朝順治元年五月，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給事中，尋改禮科。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恤典。給事中孫垍齡疏：‘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唯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鬨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焰。請飭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議，降二級調用。”

龔鼎孳之最無恥者，莫過於他為自己在明亡時不殉死的辯詞：“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賊，授偽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苓河《東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即柳如是）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陸以恬《冷廬雜識》）

而最令人噁心的，莫過於他以恥為榮，為恥而不知恥了。“先是大學士馮銓被劾，睿親王集科道質訊，鼎孳斥銓閹黨，為忠賢義兒。銓曰：‘何如孽賊餘子？’鼎孳以魏徵歸順太宗自解。王笑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闖賊擬太宗？’遂罷不問。坐事降八級，調用補上林苑丞，旋罷。康熙初起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卒。”（《清史稿》）

讀《三國演義》，我們還記得，張飛與呂布交手的時候，張飛罵呂布為“三姓家奴”，真虧他想出來這樣一個既刻薄而又極其準確的稱呼。因為呂布先認丁原為父，後來，殺了丁原又認董卓為父，後來，又與王允合謀，殺了董卓。而龔鼎孳，在公元1644年那天日無光、血風腥雨的“甲申殉難”和隨後小花臉或者小癟三吳三桂引清軍入關的“鼎革”中，他，由大明王朝的給事中，搖身一變，為大順政權的直指使，又搖身一變，為大清政府的給事中，其變之面不改色，其變之毫無心肝，真是令人不敢想像。當得上三朝元老的這位文人，對他叛明投賊，在闖王的軍政府中，居然混得一個北城直指使，相當於憲兵隊或糾察隊的角色，還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如此恬不知恥，如此喪心病狂，近人孟森先生在其所著《心史叢刊》的《橫波夫人考》中指出，龔在當時人的眼光里，基本上是一個無賴、無恥、無聊、無可救藥之徒：“芝麓於鼎革時，既名節掃地矣；其尤甚者，於他人諷刺之語，恬然與為應酬。自存稿，自入集，毫無愧恥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