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話說白居易（5）

因此，白居易在開闢新的精神空間的同時，也在另謀新的生存環境。***

《舊唐書。本傳》說：“居易初對策高第，擢人翰林，蒙英主特達顧恩。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訐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衰弱，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性為事。大和已后，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置身散地，冀以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也許，任何一個信口雌黃的人，任何一個站着說話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個習慣於高調指責一切的人，任何一個其實很王八蛋卻總將別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軟弱，轉向，後退，認輸。可是，善良的人們，怎麼不能替這位詩人想一想，他為什麼要衝鋒陷陣，為什麼要慷慨就義，為什麼要奮不顧身，為什麼要一往直前呢？

文學在變，生活更在變。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變生，白居易寫過“彼為俎醢機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詠史》）“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九年十一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從這些詩句里，我們看到在那場血腥的政治屠殺中，他能夠僥倖脫險，未遭殺身之災，是心有餘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實際上他是在肯定自己，這些年來，為改變生存環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為，大約從公元824年（長慶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便基本上離開“居大不易”的長安。而從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會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陽外郭城東南端的履道里。得以生存下來，得以進行創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做他的快樂神仙。

他寫過一篇文章，題曰《池上篇》，講述他在洛陽履道里那個精神家園裏的幸福時光。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歇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其中，白須飄然，十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鵲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

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說明一點，在長安“居大不易”的白樂天，終於在洛陽，在靜靜的伊水邊，實現了當年顧況對他“居天下有何難”的期許。

世事短暫，文學長久，聰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們欽敬啊！

（二）自居易飲酒

詩是吟的，酒是品的。

好詩要慢慢吟誦，好酒要細細品味。吟好詩，品好酒，不但是古人，也是今人的一種美的身心享受。

不過，說來不覺有點遺憾，如今，好酒是越來越多，好詩卻越來越少，酒吧是越來越貴，詩刊卻越來越糟。寫詩的人越來越茂盛，讀詩的人越來越稀缺。於是，自20世紀初胡適的《嘗試集》倡白話詩以來，中國便成了一個有酒可品，無詩可吟的極其缺乏詩意的國度，想想唐朝，處於酩酊狀態下的那些詩人，酒喝得越多，詩寫得越好，該是多麼令我們羨慕的了。

大約舊時詩人，懂酒、識酒、知酒、深諳酒之妙處，能從中汲取到詩的靈感，當今詩人，善飲者不少，明白酒之真諦而形諸絕妙文章者，卻不多。所以，在唐朝詩壇上，無論初、盛、中、晚，凡好的詩人，差不多都好酒，而且還非一般的好，是嗜好，是癖好，有的甚至到了無酒不成詩的地步。因之，詩有酒意，酒有詩，便是唐朝詩歌的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色。

據宋。葉廷珪《海錄碎事酒門》，“李白每醉為文，未嘗差，人目為醉聖。白樂天自稱醉王，皮日休自稱醉士”，可見當時詩人與酒是個怎樣密切的關係了。再往遠看，從曹操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從陶淵明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在中國，無數好酒的詩人，寫了無數出色的飲酒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