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二節華中先秦族群概況（7）

楚人原有自己的民族語楚語，但隨着楚國的北進以及與諸夏交往的增多，越來越多的楚人學會了中原通用的語———夏。***楚語從詞彙到語法也因此受到了夏越來越深的影響。楚人的代表文獻《離騷》，雖說是以楚語為基礎寫成，但不可否認，由於夏已給楚語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離騷》對中原華夏民族來說雖然難懂，但還不至於是不可解讀的天書。

華夏民族的文字對楚族的影響更大。楚族雖有自己的語系統，但沒有文字，它的文字完全是借自諸夏，然後再稍加改變和創造。張正明先生即認為，楚地的文字字體雖與中原有些變異，但兩者還是屬於一個系統的。1

對華夏族語和文字的學習和使用，大大促進了楚人對華夏文化的學習和吸收。從此，楚人的意識形態便日深一日地納入了華夏族意識形態體系中去了。

至遲在楚成王（公元前671～公元前626年在位）之世，楚國的貴族已熟知華夏民族的某些重要典籍。這些貴族像中原的貴族那樣，往往引經據典，藉以判是非，明利弊，決疑定策。被他們援引最多的是《詩》《書》《軍志》等。顯而易見，他們的政治理想，道德規範乃至戰略戰術等，在許多方面已經類同於華夏。從文化上看，這時候的楚人已經躋身於諸夏之列了，只是在心理上他們還不能被華夏民族接受，仍被視作“非我族類”。

但文化上的接近以及雙方交往的日深，雙方心理上的歧視或敵視終將被磨平。尤其在戰國中後期以後，隨着秦國勢力的崛起和擴張，楚國不再是中原各國的公敵，華夏民族對楚族的歧視和敵視心理逐漸消於無形，兩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隨着楚國的滅亡，已經與華夏民族高度融合的楚人，在新的國家體制中重新定位了自己，他們放棄了自己原來的民族意識，完全與華夏民族融合了。從此，“楚人”不再是一個民族，而是華夏———漢民族中一個具有濃厚地域特色的族群。

（二）揚越

揚越，或作揚粵、楊粵，是廣泛分佈於我國長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區的百越族群中的一支。

揚越得名於揚水。揚水在江漢平原中部，源於今荊州市附近，東流於今潛江入漢水。所謂揚越，即揚水以東和以南的越人。2《史記·楚世家》記載熊渠“伐庸、楊粵，至於鄂”的“楊粵”，就是這個“揚越”。但後來揚越所指的範圍越來越廣，實際上成為春秋戰國時代東南地區除建立越國的于越之外的所有百越族群的泛稱。在此我們使用狹義的“揚越”概念，來介紹華中這部分越人的活動況。

考古現證明，先秦時期江西省的絕大部分，湖南省的湘江流域和洞庭湖一帶，以及湖北省的江漢平原東部和鄂東南，都曾是越人分佈活動的地區。但這一帶又曾是傳說中三苗的主要活動地區，那麼，古三苗與揚越之間是否有淵源呢學術界持肯定和否定意見的人均有，就目前的考古現，還不足以完全解開這個謎。持否定意見者認為，越人最早源於長江下游地區，大約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遷徙到了長江中游地區，並取代三苗成為當地的主人。湖北黃岡螺螄山遺址的文化內涵，兼有長江下游和中游的因素1，為越人由下游向中游遷徙的西進論者提供了支持。

不管華中的越人是土著還是由長江下游地區遷來，總之，到夏商周時期，他們已擁有了較為達的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湖南安仁縣的何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所出器物有越文化特徵，其中現了青銅管和青銅牌。據考證，這個遺址的年代與商代相當，說明至遲在商代，華中的揚越人即已掌握了青銅冶鑄技術了。西周以後，揚越的青銅文化獲得了進一步的展。湖北大冶的銅綠山，至遲從西周初年起，就是一個重要的產銅基地。而以大冶縣為中心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都有越文化的特徵，可以肯定，上古銅綠山周圍的居民是揚越之人，當時的礦工至少可以說主要是揚越之人。

由於銅礦資源豐富，揚越以青銅鑄造的器具也就很多。現今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江西、湖北均現了大量的具有越文化特徵的青銅器，顯示了揚越達的青銅鑄造業和高超的技術。如湖南地區出土和採集到的46件西周時期銅樂器，據研究都有越文化的風格，應是出自當地越人匠師之手；1984年在湖北廣濟縣長江航道中挖出的20餘件青銅器，年代從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據研究也應是越文化的遺物。2江西的清江、余干、萬年、都昌及新干、萍鄉等地，也都現商周時代具有地方風格的越式青銅器。這說明，先秦時期整個華中的越人青銅文化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達的青銅文化為依託，華中的揚越曾建立過兩個國家：鄂與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