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一雙慧眼看世界――“常老救”告誡“大盛魁”（4）

當時，中國的政局長期混亂。南北對峙、北伐戰爭、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國共分裂、中蘇斷交，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東北淪陷和1937年抗日戰開始。沒有一個中國政府有能力去處理在蘇聯保護下的外蒙問題。事實上，外蒙古從此就真正脫離了中華大家庭，日益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這個由清代山西人開辦的對蒙貿易的最大商號，極盛時有員工六七千人，商隊駱駝近二萬頭，活動地區包括喀爾喀四大部、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庫倫（今烏蘭巴托）、恰克圖、內蒙各盟旗、新疆烏魯木齊、伊犁和俄國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聲稱其資產可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鋪一條從庫倫到北京的道路的商號——“大盛魁”終於在經歷了二百八十年的歷史后，從輝煌走向了沒落。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國，實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資產全部喪失。直接經濟損失一千萬兩銀子，馬、羊有幾十萬隻，全部留在了庫倫。“大盛魁”元氣大傷，再也無力回天。

1921年“大盛魁”聯股承辦綏遠地方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因搬遷停業。復於1924年開工，次年電，不久又因機器故障停業。段履庄仍雄心不已，親自主持復業，改為“綏遠塞北第一電燈股份有限公司”。“大盛魁”因此耗資七十餘萬元，辦電廠三起三落，未收到任何經濟效益，反使商號虧累太甚。

閻錫山稱讚“大盛魁”是開西北的鑰匙，段是西北大實業家。晉北鎮守使張漢傑常代閻在大同迎送段。1925年，閻錫山表示願向“大盛魁”投資（它不需增資），又要開雙福公司，請段兼經理，段履庄薦渠東海代理。

1929年正當“大盛魁”清償債務即將宣告停業之時，孔祥熙派人員與段接洽，以資助二十萬元維持“大盛魁”。然區區之數如杯水車薪，仍不可挽救商號覆滅的命運。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孔祥熙再次提出，由國民政府實業部出資一百二十五萬元，讓段辦理“大盛魁”復業事宜，又因日本支持的冀東偽政權干擾而未能實現。至此，段深感無強大祖國作後盾，個人縱有雄心也只是徒勞。

在“大盛魁”，財東和經理之間的矛盾、鬥爭也很尖銳。1930年，財東王玉競刺殺段履庄未遂而積憤身亡。1931年，“大盛魁”開除段履庄，改推陳嚴甫為經理。

民國二十六年（1936年），“大盛魁”將段履庄開除出號。段愧疚流涕，他在最關鍵的時候沒有聽從同鄉好友常運衡的勸告，現在已經後悔也來不及了，他稱自己是毀壞奠基二百餘年大商號之罪人，“本欲有所作為，而其奈大勢何！”

二戰臨近結束的時候，眼看即將成為四大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外蒙古問題上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相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舉行三國腦會議。在商討對日作戰問題時，斯大林提出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同意。斯大林所說的“現狀”就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這是他們背着中國搞的一筆骯髒交易，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公然踐踏了公認的國際準則。

1945年6月15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奉命把雅爾塔協定的內容正式通知了蔣介石。蔣介石感到憤怒，卻又無可奈何，只得派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和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舉行多次會談，爭論激烈。斯大林幾乎是以威脅的口吻對宋子文說，外蒙古必須獨立。外蒙古人民“既不願加入中國，也不願加入蘇聯，只好讓它獨立”；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就不會出兵打日本。宋子文據理力爭，毫無結果，也曾經提出過給外蒙“高度自治權”的主張作為妥協，但蘇方一概拒絕討論。

這樣，在嚴酷的既成事實面前和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無可奈何的蔣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蘇方條件，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雙方關於外蒙問題的換文是這樣說的：“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后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當然，所謂“公民投票”不過是蔣介石為了下台階而採取的一種辦法。所以，後來奉命前往觀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國民政府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臨行前，蔣介石特別交代：只是“觀察”，不得“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