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根植於人民之中後記二（3）

看來，這部作品又取得了成功。可是，我永遠不會忘記這部書的寫作過程，實在太艱苦了。一般來說，我寫作的速度較快，一部《黑白道》包括修改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而《絕境》卻寫了小半年。今後，沒有特殊況，我是再也不會寫那些自己不熟悉的東西了。可是，我也不敢保證，因為，我寫作往往聽從心靈的呼喚。《絕境》這部書就是如此，是我的心靈、我的良知逼着我寫出來的，我把它獻給我的刑警弟兄，獻給廣大讀者，更獻給那些我認識和不認識的、被人忽視的受苦受難的打工者們。我知道，自己描寫煤礦的某些細節可能不準確，不內行，可是，我的創作態度卻是嚴肅的，我相信，我的這部《絕境》和其他作品都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是廣大讀者需要的。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為我們社會的進步揮積極的作用。

六、我努力說真話

人生活在社會中，總要受到各種誘惑，也時常產生各種困惑，我在寫作上也同樣如此。不止一家影視拍攝單位和製片人看了我的作品后，和我取得了聯繫，建議我能給他們寫一些作品，而且答應給較高的報酬。但是，他們或者要我寫迴避社會矛盾的單純警匪片，或者要我以警察生活為背景來寫愛故事，認為這樣收視率高，而且保險，容易通過審查。甚至有朋友告誡我，儘管我的作品很受歡迎，但總是干預生活，題材也太過尖銳，有可能帶來風險。我也認真地聽取他們的意見，而且也覺得，寫他們所說的那種作品對我來說不是什麼難事。然而我想來想去卻難以那樣去做。就像我前面談過的那樣，我的創作聽從心靈的呼喚，我只能寫那些打動自己的東西，寫那些生活給予我的東西，絕不會為了多賺稿費或所謂的保險安全，蒙蔽自己的良知，無視真實的生活，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願望，去寫一些風花雪月的作品。如果那樣，莫如不寫。

我不敢說我的作品如何好，但有一點我卻敢說：我在努力說真話。我相信，廣大讀者一定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創作中，無論是對全書總體內容還是每一個細節及人物，我都要反覆掂量，是否符合生活實際。即使塑造正面主要人物，我也總是儘力把他們寫得有血有肉，真實可信。儘管他們心靈高尚，身上具備很多美德，可是，他們也是一個平凡的人，我盡量讓讀者感到這個人是真實的，就生活在我們身邊。也正因此，作品出版后經常有讀者問我，我寫的是誰，是哪件事。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時被一個讀者拉住，說看到《使命》中的高翔犧牲后哭了很久，問高翔的父母住在哪裏，他想認識他們。我只好解釋說，《使命》是小說，裏邊的人物都是藝術形象。他聽了后還有些不信，連說寫得太真實了。我覺得，這是對我作品的肯定。真實是藝術的生命，一部文學作品假如是不真實的，還談得上其他價值嗎？當然，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有時候說真話挺不容易的，所以，儘管我不能做到時時刻刻都說真話，可我努力在說真話。《上海文學報》女記者李凌俊在對我電話採訪時曾說，通過我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我是個性中人，我覺得她說得很準確。真的這樣，我已經五十歲了，可熱血仍然激蕩在我的心頭，我仍然時常表現出不像自己的年齡應有的成熟，仍然時常拍案而起，時常為那些和自己無關的事怒不可遏或興奮不已。

七、我將永遠為千百萬普通的讀者寫作

人貴有自知之明。儘管我出了幾部書，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文學修養還很有限，我的作品也比較粗，存在很多缺點和不足。這不是謙虛，而是真實的想法。我也讀過卡夫卡的《變形記》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我崇敬他們的才華和在文學上的探索貢獻。青年時代，我也曾嘗試過用比較先鋒的手法寫作，也曾在語風格、韻味上下過功夫，可是，我最終走到如今這條創作道路上，就像這部文集裏的作品現在這樣，只會用笨拙平實的語寫這種現實主義的東西，而且，為增強可讀性，多採取偵破小說的形式，把可讀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結合起來。可是，我卻現，很多讀者喜歡我的作品，有影視製片人，有公安局長，有海外華人，有普通警察，也有工人農民教師學生。年長的有六七十歲的老者（哈爾濱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師就給我打來長途電話，感謝我寫出這樣的作品），年幼的尚在中學讀書的學生（接到好幾封中學生的來信，其中浙江的一位中學生還專門指出幾處錯別字）。外出時，我曾在火車上被讀者認出，曾在書店裏被書店的服務員認出。我買西瓜時，被瓜農認出，因為他喜歡我的作品。乘出租車時，被出租車司機認出，他同樣喜歡我的作品。這一切使我明白了是誰花錢買我的作品，明白了我在為誰寫作，今後，我將沿着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我曾經在底層生活過，我知道，這些普通讀者大多生活並不富裕，我的書較長，每部都二十幾元，可他們卻從有限的收入中拿出錢來，一部又一部買我的作品，想到這些我的心底不由泛出感激的熱浪：親愛的讀者，請你們監督我吧，我一定要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寫作，寫出無愧於良知的作品，使你們用血汗掙來的錢不至於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