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第六十一章權力交涉（1）

一

圍繞兵庫開港和議奏、傳奏的補缺問題，宮廷內部爭論不休，而時勢風暴絲毫沒有減速，逐漸吹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該年（慶應三年，1867年）4月，土佐藩士坂本龍馬在長崎組織海援隊，積極開展自由貿易；同樣在4月，幕臣小栗上野介忠順決定提出成立商社的策略。

宮中到現在還一直圍繞着能否開國爭論不休，並乘機將其用作奪權鬥爭的工具。而在此期間，整個日本已經響徹了西洋式訓練的號令，槍炮、船舶、軍艦等新商品也開始在暗中堂而皇之地進行銷售。

已經沒有人認為日本可以免於開國，也沒有人認為可以避開與列強的接觸。然而，只有政治問題依然毫無進展，難道人便是如此熱衷於爭權奪利的生物嗎？

總之，同樣在該年4月，坂本龍馬的土佐同志——中岡慎太郎抵達京都，遊走於諸公卿之間，勸說眾人與三條實美內外呼應，謀划實施王政復古。

於是，在坂本龍馬的周旋下，5月27日，中岡促使同屬土佐的板垣退助、谷守部等人會見了薩摩的小松帶刀、西鄉吉之助（隆盛）等人，結成了討幕同盟。

坂本龍馬之所以如此積極斡旋，是因為他與其他藩的志士們的見識略有不同。而且，我們可以推測，在他與最後一代將軍慶喜之間理應存在一條唯一的紐帶，令他得以知曉慶喜的心事。

顯而易見，這條紐帶便是自慶喜經過勝海舟（麟太郎）再延伸向坂本龍馬的這條難得的人脈。

這條人脈毫無世俗所謂的官僚性常識。所謂常識有時是維持秩序的重要根源，但在停滯不前的世界中，常識卻很容易變成束縛萬人的詛咒之鏈。

說到常識，此時受其束縛最深的便是諸大名。因此，面對當時一籌莫展的朝廷所下的詔令，他們總以各種形為由，不予響應。

諸大名清楚朝廷並無實際的政治權力，故而會作出如此選擇，他們的這種表現至少是無法用勤皇或忠誠來形容的。

當然，也不能對一切都下此妄斷，或許也有人自負地認為非我不能救國，但在其計劃的背後卻往往還隱藏着拘泥於己藩體面、利益或藩士舉動的利己之心和猶豫不決。

正因如此，宮廷內的爭鬥才與世間的步調和速度無法合拍。以慶喜為例，在宮廷內的重臣眼中，慶喜的所作所為無異於故意將既定之事多次重提，再次播下爭鬥的種子。當然，這些人心中還懷有自稱為王政復古的形式上的奪權美夢，而這種美夢和貴族的**正是導致一切扭曲的原因。

一旦事態糾纏不清，便企圖以“請辭”的形式逃避——與其說這是宮廷中人的習慣，倒不如說是他們深入骨髓的本質。

正如前文所述，5月7日，前關白鷹司輔熙辭去“國事商議”一職，前關白近衛忠熙亦辭去同一職務；賀陽宮朝彥親王辭去了“聖意扶助”一職，二條攝政也提交了辭呈——如此不負責任的行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如此一來，究竟還有誰來輔佐新帝呢？

這種況下，幕府自然不得不召集被世間贊為四賢公的松平慶永（春岳）、山內豐信（容堂）、伊達宗城，以及一味向近衛父子施加壓力的島津久光等人，商議如何收拾殘局。

於是5月8日，幕府命令四侯登城……但此時，卻沒有一人響應命令。顯而易見，政治的齒輪已經暫時停止了轉動。

既已如此，慶喜只好通過其他敕命阻止攝政等人辭職，同時在內部展開遊說，闡明責任重大，勸說眾人不可存在事不關己的心理。

現實世界正在急速運轉，在其前進途中，諸藩的領導者們自然不可罷工。若是他們罷工，便相當於現在的大公司社長們表示：“我們不理解國家方針，因此權且怠工！”

這種說法不僅敷衍其事且毫無道理，簡直一目了然！

因此，5月24日，四侯登城，在慶喜面前承擔了身為國事掛理應承擔的責任。其時，山內容堂很認真地進行了論述。當然，他的也考慮到了其他三人各自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