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潛在的危機（一）

在前世，沙立於1963年逝世后，其追隨者他噥·吉滴咔宗與巴博·乍魯砂天聯手接管了國家權力。在正治體制和國家政策方面，他依1巴博政權基本上是蕭規曹隨，全面繼承了沙立掌權時期的執政方略。得益於“泰式皿煮”井然有序的層級結構，他儂1巴博政權的前期統治相當穩定。但問題在於，“泰式皿煮”層級結構的穩定性具有明顯的靜態特徵，需要建立在各派正治力量對比保持相對恆定的基礎之上。這在社會1經濟發展緩慢的傳統農業社會，或許還不是問題，但在工業時代卻是根本性的弊端和缺陷。隨着20世紀60年代暹羅社會——經濟的工業化進程，原先依附於軍人集團的各派利益集團得到重要的發展契機，從而改變了他們與軍人集團的正治力量對比。在他儂—巴博專制統治的後期，曾經長期壟斷正治決策權的軍人集團，開始明顯感受到正治多元化的分權要求和改革壓力。其中，最主要的正治壓力來自於王室--保皇派、曼谷政商集團，以及外府的地方豪強勢力。

從1932年皿煮革命起，王室保皇派就1直被軍人集團所壓制。在先後經歷了1933年波翁拉德叛亂失敗、1935年拉瑪7世退位、1939年正治大清洗、1946年拉瑪8世意外身亡、1951年政變廢止“保皇憲法”等1系列正治事件后，暹羅王權的社會聲望與正治威信都陷人低谷，甚至面臨被徹底邊緣化的正治危機。拉瑪9世繼位后，依靠其嫻熟的正治手腕，不僅在20世紀50年代從容應對了政變團的正治攻勢，保住了王室保皇派的正治元氣，而且還利用沙立建構“泰式皿煮”體制的契機，促成了王權的正治復興，並以其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擁戴，從而為王室保皇派再次成為正治主導力量奠定了堅實基礎。

普密蓬·阿都德，1927年12月5日生於霉國馬薩諸塞州，系拉瑪5世朱拉隆功之嫡孫，拉瑪8世阿南達·瑪希敦之胞弟。1946年拉瑪8世駕崩后，普密蓬依照《王位繼承法》的規定繼承人統。1950年5月5日，曼谷舉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普密蓬正式加冕成為暹羅國王，尊號拉瑪9世。1951年11月，拉瑪9世結束在瑞士洛桑的旅居生涯，準備歸國親政。但在他歸國前夕，卻驚聞國內政變，1949年“保皇憲法”被廢止，1932年強調“虛君立憲”的民黨憲法再次頒行，王室—保皇派先前的正治優勢不復存在。

面對軍人集團突如其來的正治攻勢，初涉政壇的拉瑪9世理智地選擇了“周旋”，而不是“決裂”，從而有效地保存了王室保皇派的正治元氣。

1951年12月，拉瑪9世迴鑾，以“簽署王室政令承認政變及其相應舉措的合法性”為談判籌碼，以“國王退位”為正治底牌，開始與政變團進行艱難的磋商，旨在“通過拖延的方式獲得正治補償”。政變團內部並不團結，披汶派與沙立派都對屏--炮派的強勢深感不安，擔心其會乘機吞併王室1保皇派的正治版圖，從而形成“獨大”格局，影響到兩派的正治利益。這就為拉瑪9世的正治周旋提供了有利條件。

由於絕對實力的明顯差距，拉瑪9世未能阻止政變團的掌權和1952年“保守憲法”的頒行，並且失去了1949年憲法賦予國王的國家事務管理權。不過，他還是儘可能取得了部分正治補償，特別是重新掌控了對王室內部事務的管理權。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項。

首先是對樞密院大臣的自主任命權。1952年4月，拉瑪9世任命了全部由堅定的保皇派人士組成的樞密院，從而使得這1國王私人諮詢機構成為了王室1保皇派的正治大本營和輿論陣地。對此，政變團雖頗有微詞，但也無可奈何，因為“任命樞密院大臣系憲法規定之國王權力，不可干涉”。其次是對王室財產的自主管理權。拉瑪9世所掌握的財產包括兩部分：其1是繼承自父親和祖父的個人遺產，其2是由王室財產局託管的王室財產。

從19世紀末起，暹羅王室就在不斷投資工商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朱拉隆功創設的泰國首家銀行“通羅商業銀行”,以及拉瑪6世創建的暹羅首家水泥廠“暹羅水泥公司”。前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是暹羅第4大銀行，後者至21世紀都是暹羅最重要的超大型企業集團。王室財產局所掌控的巨額財產，為拉瑪9世的正治活動和慈善事業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使其能夠擺脫政府預算的約束和“誰來為王室買單”的輿論質疑。

1952~1957年，王室—保皇派始終處於政變團的正治壓制之下。對此，拉瑪9世後來曾回憶指出：“當我希望發言時，他們會說‘國王陛下，您什麼都不懂’，於是我只能閉嘴。雖然我了解情況，但我只能閉嘴。”儘管披汶派起初主張對王室保皇派採取綏靖政策，希望爭取拉瑪9世的配合以壓制屏--炮派的正治擴張，但是，披汶所信奉的“虛君立憲”原則，以及1939年披汶對王室保皇派進行正治清洗的歷史宿怨，都使其很難與拉瑪9世達成實質性的正治諒解和互信。因此，披汶執政中後期，披汶派與屏--炮派的政策立場逐漸趨同，從而形成對拉瑪9世的正治封禁，以防“國王權威”的可能復興。對此，有識之士指出：“可能應將其（國王）視為囚犯，而不是隱士”。政變團不僅不同意王室保皇派任何有關國王出訪的動議，以避免再次出現國王駐留海外拒絕迴鑾的正治被動局面，失去對拉瑪9世的直接掌控；而且對拉瑪9世前往暹羅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巡視的計劃也是百般阻撓，以避免王室1保皂派借勢提高國王的社會聲望和政治威信。披汶以財政困難為由拒絕撥付出巡費用，炮更以安全措施不完善為由限制國王離京，並在王室成員周圍安插了眾多“名為護衛，實為監視”的貼身保鏢，從而使得拉瑪9世夫婦的出巡計劃根本無法達成預期目標。

對於政變團的政治壓制，拉瑪9世採取了“韜光養晦”的策略，對外表現出安於現狀的低調姿態，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更多時候都在閉門研修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從而為20世紀60年代的“1鳴驚人”奠定了堅實基礎。不過，拉瑪9世也不是毫無原則地妥協，而是在堅守核心政治利益方面始終保持強硬立場。特別是在國王傳統的“佛家庇護者”權威方面，拉瑪9世更是毫不退讓。1956年10月、拉瑪9世遵循暹羅傳統舉行了盛大的剃度出家儀式，從而鄭重表明他將信守“國君十德”的佛家治國理念——

值得1提的是，拉瑪9世的剃度出家儀式是沈佛子與暹羅國的大德高僧聯合主持！

1957年5月，拉瑪9世對披汶謀奪“佛家庇護者”地位的意圖，予以堅決抵制，甚至拒絕出席“佛歷2500周年”慶典，以示其強硬立場。當時的沈萬福仍在東京城郊外的清水莊園統籌各方，得知了此事後，當即接受了拉瑪9世與沙立2人明暗兩次邀請，重新回到曼谷與拉瑪9世以及暹羅國內的眾多大德高僧共同主持“佛歷2500周年”慶典，以此來擊碎了披汶統治集團從拉瑪9世（暹羅王室）奪走“佛家庇護者”地位的陰謀！

沙立掌權后，摒棄了1932年皿煮革命后形成的民主憲政體制，轉而推行“泰式皿煮”體制，因此迫切需要王權的正治合作以構築複合式權威，從而為其提供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這就為王權的正治復興，提供了重要契機和有利條件。從政治結構來看，“泰式民主”的複合式權威就是通過對"國王權威”的拆解和重組，建構軍人集團與王室—保皇派的政治共生關係，從而分享“神王——法王”傳統權威所賦予的合法性資源。雖然在“泰式皿煮”體制下，王室保皇派的“國王權威”將為軍人集團所用，從而有可能影響到王權的社會聲望和正治威信。但是，相比於在憲政體制下“國王權威”必為“國會權威”所取代的宿命，特別是對於20世紀50年代陷入低谷的王室保皇派而言，聯手軍人集團顯然是最合理的次優選擇。

基於正治共贏的理性預期，拉瑪9世與沙立達成了持久的正治默契。

拉瑪9世為1957年和1959年政變以及沙立執政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合法性授權；作為回報，沙立掌權期間給予拉瑪9世以前所未有的特權和禮遇。相對寬鬆的正治與社會環境，為拉瑪9世的王權復興鋪平了道路。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兩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