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粉我師友（下）（6）

默默者啟良

在我的印象里，韋啟良老師的嗓門從來就沒有高過，哪怕是在沒有擴音器的大禮堂里講《學習郭沫若、紀念郭沫若和研究郭沫若》，他的聲音也不高，但卻字字清晰，句句準確，把整個禮堂安靜得可以聽到落地的針響。是什麼使他的低聲具有這麼大的魔力？最最關鍵的一點，恐怕就是他不說廢話。兩個小時的講座不說幾句廢話，再博學、再理智、再縝密的人都很難做到，但是啟良老師卻做到了。在河池師專（今河池學院）求學的那幾年，我除了聽他正兒八經地講課，還趁機跟他聊天，他的話不多，卻很受用，廢話的比例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十，彷彿是為了節約能源。

後來，我被分配到家鄉做高中語文老師，常常揣摸他的講課方法，覺他除了學問紮實，表達準確之外，還是一個心理學家。他絕對知道學生們想聽什麼，願意聽什麼，在他的觀點後面總吊著一個大大的麻袋，麻袋裏裝的全是精彩的材料和細節。講茹志鵑的《百合花》時他會告訴我們，這位女作家在行軍途中什麼行李都可以丟下，唯獨背包里那本《戰爭與和平》不準丟。我們到環江縣城實習，對這個曾經炮製過“畝產十三萬斤”稻穀的地方充滿好奇，卻苦於不知實，他去探班時就告訴我們這塊“放過衛星”的稻田在哪裏，“畝產十三萬斤”是怎麼來的？這種不經意的跑題或者故意的開小差，擴大了他講課的邊界，吊足了聽者的胃口。能背出心理學概念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心理學家，而真正的心理學家是那些目光犀利、推己及人，敢於用全部身心去體察人世態者。啟良老師就像溫度計，表面上不動聲色，內心卻能敏感地捕捉到世態的炎涼。正是這種能力使他的講課無人不服，使他在講課之餘還能寫出《現代名人母親》和《大學校長列傳》這麼好讀而又耐讀的著作。如果要給他的才能排序，那他先應該是心理學家，然後才是教育家和作家。

從1982年我成為他的學生那天起，一直都沒看見他胖起來過，就是在他當了河池師專校長的那幾年，也沒見他胖，身體還是那麼單薄，走路仍是那麼輕慢，說話還是那麼和氣。曾經，我試探性地問他對某某人的看法，從他嘴裏冒出來的全是誇讚的辭，這使我大為吃驚，因為這個人的人格層次並不高。但是後來慢慢深思，才覺他從不攻擊別人的弱點，反而能從一無是處之處看到別人的優秀。同樣，他也很少表揚別人，我就從來沒聽他表揚過他培養出來的廳級、處級幹部，而冷不丁地會說一兩句某某縣或者某某鄉的某某人語文課上得生動，這麼好的老師改行了實在可惜。他是真的惋惜，根本不考慮這個老師改行之後收入的提高，待遇的好轉。他這種不亢不卑，絕不以政治和經濟地位評價人的態度，就是到了21世紀也不改變。

曾經他被打成“右派”，我問他當時的心理感受。他說有一次站在屋頂砌房梁，看見遠處一列客車鳴笛經過，而自己與那列客車卻毫無關係，這就是做“右派”的感覺，彷彿這個世界與他無關。十年前，他得了肺癌，手術之後他以更為平和的心態活了十年。這十年的感覺我沒敢問他，但可以肯定他“局外人”的心態比做“右派”時更為強烈。

1986年夏天，他在《河池日報》分別以《青山桃李憶念斯人》、《學者死於講座》深地憶念阮儒騷和黃振宇兩位老師，為失去這麼優秀的同行痛惜落淚。那年的6月11日我在《河池日報》紅水河副刊表了對這兩篇文章的評論，說道“與文人交往的好處是在你死的時候，有人為你立傳。”現在，為教師們立傳的啟良老師悄悄地走了，懷念的任務就落到了我輩身上。為了當年的那一句諾，我含淚寫下這篇文章，以此紀念恩師啟良。

他是一個可以利用的人

我一直以為唐遠志會成為一個小說家。那時候，他還在大學讀書，我在《河池日報》副刊做編輯。他寫了一大堆小說並以師弟的名義寄給我。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他所寫的內容，卻記住了他翩翩起舞的文字。那些文字有特別的順序，有寫者對它的崇拜與熱愛，和報紙語不同，是詩意的、天然的，或者說是有意境的。因為文學的原因，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