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擾我思緒（上）（6）

當報紙和電視大規模地展示全世界窮人們的痛苦時，我寫了中篇小說《痛苦比賽》，說一美女徵婚，希望嫁給有痛苦的人，於是幾個小伙開始編造、合併痛苦，讓其中一人去應徵，彷彿誰擁有痛苦誰就擁有資本。在應徵過程中，他們所編造的痛苦被生活一一驗證，最終嘗到了痛苦的滋味。古希臘的悲劇中，俄狄浦斯的女兒說：“我不願忍受兩次苦：經歷了艱苦，又來敘述一次。”而傳媒為了自己的收視率和銷售量，每天都在上演假惺惺的同，私毫不考慮痛者的感受。1999年，我現了身份跟身體分離的荒謬，寫了中篇小說《不要問我》。大學副教授衛國因酒後失態，被學校處分，提着皮箱南下。火車上，他的皮箱被盜，證件、金錢和物品全部丟失，於是他要在另一個城市不停地證明自己是誰，生活中最需要的東西他都說連同皮箱一起丟了，以至於他的皮箱根本裝不下那麼多東西。沒有人相信他，他不得不背誦自己的簡歷，生怕自己把自己忘記。我以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思考，它至少描述了人類的“自我丟失”。但是小說表后不久，有位讀者給我寄來了一則新聞，我才驚訝地現類似的事早已在生活中生。

這則新聞說1988年，一位流亡國外的伊朗人納塞里打算途經法國到英國，再從英國去比利時。當他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時，現能證明自己難民身份的文件和護照丟失了。他不得不滯留在候機廳，等待自己的身份被確認。比利時有關部門表示他們的文件足以證明納塞里的難民身份，但必須要納塞里親自到比利時領取文件。而法國邊檢卻因為納塞里沒有護照和身份證明無法讓他入境。納塞里出不來、回不去，不得不待在戴高樂機場，一待就是七年。想像的荒謬竟然被生活證實！可惜小說無力，不能制止荒謬的事件生。難怪納博科夫要說：“文學創作的目的只是自娛和娛人，是為了展示人類想像和創作的魔力，而並非是為了自以為是地改造社會。”

想像比道路還長

13年前，我在一家報社上班，只有主任的電話機可以打長途。編輯們都想佔小便宜，可主任的電話機是鎖着的，儘管我們用兩個手指同時按免提鍵和“米”字鍵，能打長途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零點幾。一天，有位編輯把她桌上的電話機拿過來，拔掉主任電話機的入線，直接插到她的電話機上打了起來。我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一個沒有想像力的人只會在電話機的鍵盤上打主意，而一個有想像力的人竟然把鎖住的電話整個換掉。這正如中國古代思想家莊子所說：“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意思是偷鉤子的人被殺了，而偷竊一個國家的人卻得以封侯。好的作家必須有把整個電話換掉的想像力，而不僅僅是偷竊一個鉤子。

美國“911”事件像一盆冷水迎面潑來，讓我們這些自以為聰明的人看到了恐怖分子的想像力，因為他們在沒有炮彈的時候，竟然把飛機當成了炮彈。而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我們又看到了美軍的想像力，他們把通緝犯印到撲克上，讓士兵們的休閑娛樂也變成了工作。小說家們經常抱怨讀者越來越少，但是不是也應該反省一下我們的想像力？當生活不斷地超出想像，而小說卻總是沒有驚奇的時候，誰還願意浪費時間閱讀小說？作家卡夫卡在小說《變形記》裏有想像力把人變成甲蟲；中國16世紀的小說家吳承恩在長篇小說《西遊記》裏，有想像力讓孫悟空個一筋斗飛越十萬八千里，他可以上天可以入地，還可以鑽入妖魔的腸胃。我必須真實地承認，想像力曾經是小說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1951年法國作家讓？薩特寫出了戲劇《魔鬼與上帝》，主人公格茨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先做惡人，再做善人，最後現“不再有天國，不再有地獄，只有人間。”格茨摒棄了世俗的善惡觀念，轉而加入到人的行列中來。這個戲劇公演之後的第二年，意大利作家卡爾唯諾表了小說《分成兩半的子爵》，小說寫了一個叫梅達爾多的中尉在戰場上被炮彈擊中，分成了兩半，先是惡的那半回到家鄉，盡做惡事，鄉親們怨聲載道。後來，善的那一半也回來了，盡做善事，卻同樣遭到了鄉親們的詛咒。一天，善與惡兩半持劍決鬥，鮮血把分開的兩半重新黏合成一個完整的梅達爾多。這個在惡與善之間徘徊的主題，被兩個作家在相差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描寫，卻絲毫沒給我雷同、抄襲的感覺。原因就是後來者卡爾唯諾有巨大的想像才能，他用變異、誇張的手法完成了薩特完成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