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4.十一烈士暮年（一）（39）

1975年上半年，在全面整頓的同時，又在全國開展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這一運動源於**的兩次談話。1974年10月20日，**會見丹麥相保羅·哈特林時曾說：“總而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同年12月26日，**在聽取了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彙報后，對周恩來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選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同丹麥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從上述談話中可以看出，**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這時仍未改變。實際上，**對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和列寧關於小生產的論述理解有誤。他不僅未能突破以往對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的僵化認識，而且對當時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分析也是不符合實際的。他把一些社會主義制度也應當具有的機制如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混在一起，因而擔心會出現“修正主義”。**提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是從維護“文革”出的，反映了他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擔憂。當然，**決不是為了維護他個人的名譽，他始終認為這些“左”傾理論觀點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有利於人民根本利益的。

十一烈士暮年（五）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報》表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2月18日，**中央出《關於學習**對理論問題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的指示極為重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堅定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的有關談話內容至基層黨支部，要求口頭傳達到群眾。隨後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由**批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簡稱《三十三條》），姚文元署名、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批的《論**反黨集團的社會的基礎》，張春橋署名、同樣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批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相繼推出，一場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

4月23日，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經姚文元審閱修改後報送**。報告中提出把反經驗主義作為學習專政理論的一項內容。此前，鄧小平也曾就這一問題向**請教。**在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得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了**等人的“反經驗主義”。5月3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他反覆強調要安定團結，要堅持“三要三不要”。**對**等人再次批評：“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200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告誡**：“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以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又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這是**最後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後根據**的意見，政治局於5月27日、6月3日兩次召開會議，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對**等人進行了批評。**、王洪文被迫做了檢討。對這兩次會議，**予以肯定。他在6月7日會見外賓后同鄧小平談話：“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他說：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要鄧小平“要把工作幹起來”。迫於**的批評，**不得已於6月28日向**和中央政治局做了一個書面檢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認了錯誤。7月1日，**在葉劍英建議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來信上批示：“同意”。這樣，鄧小平開始全面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