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十一烈士暮年（一）（17）

對全國範圍內的武鬥局勢和混亂狀態，**在8月底9月初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根據**的指示，**中央於8月底對煽動亂軍和奪外交部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其後戚本禹也被審查。8月25日，**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出《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9月5日，又出《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9月13日，再次出《關於嚴禁搶奪國家物資商品，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這些措施雖然起了一定積極作用，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內亂局面。

1968年夏，隨着全國奪權鬥爭進入尾聲，**就開始反覆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斗、批、改”。8月2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社論《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中傳達**的指示：“要認真搞斗、批、改。”8月25日，姚文元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中，又公佈了**關於“斗、批、改”具體任務的指示，即：“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里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在這裏說的是“工廠”，實際是針對全國而的。二是落實政策。“斗、批、改”的提法，最初見於1966年頒佈的“十六條”，是作為“文革”的目的提出的：“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開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比較而，這時的“斗、批、改”的內容已生很大變化，這時的“斗、批、改”已成為更具體的任務。它的提出，反映了**試圖通過“斗、批、改”以達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和結束“文革”的意圖。正如他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所說的：“這場文化大革命要稿到底。什麼叫底……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正因為“斗、批、改”運動如此重要，所以**非常重視。運動之初，他親自抓了“六廠二校”軍管會或工宣隊的經驗，以為指導（“六廠二校”是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向**上報《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其中總結該基本經驗是：“放手動群眾，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閱后，於5月19日批示：“建議此件批轉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經他批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於5月25日轉這一總結。此後，又陸續轉了《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在對敵鬥爭中堅決執行黨的“給出路”政策的經驗》、駐清華大學**思想宣傳隊的《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北京市北郊木材廠認真落實黨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各項政策》、北京大學工宣隊的《動群眾總結經驗，團結起來落實政策》、《關於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況報告》、《整黨建黨的況報告》，以及《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工廠整黨建黨況報告》和《上海國棉十七廠關於整黨建黨況的報告》。同時，報刊上也表了大量介紹這些經驗的文章，加以推廣。

“六廠二校”經驗有體現了**落實政策要求釋放、解放幹部的一面，特別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八屆十二中全會以來，**在許多講話中都從路線的高度要求釋放、解放幹部，在“清隊”中要“縮小打擊面”，注意一個“准”字。他在《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在對敵鬥爭中堅決執行黨的“給出路”政策的經驗》一文上批示道：“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在1968年12月26日**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出的《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還特意加上三段重要內容，一是：“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二是“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三是“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於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實踐的結果，會有少數人堅持頑固態度，但多數是肯定可以爭取的。”這三段話，把“犯過走資派錯誤”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區別開來，又創造了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新名詞與其家庭有所區別。這樣一來，“走資派”不應再被看成是“壞人”、“敵人”、“專政對象”，大批被當做“走資派”而打倒的領導幹部，在他們“承認”犯了“走資派”錯誤之後，可以得到解放或重新走上領導工作崗位。雖然是在肯定“犯了嚴重錯誤”的前提下的“解放”，但相對於“全面打倒”的極左做法也要好得多。像這樣一些經驗的推廣，在當時條件下是有益的，它對很多單位和地區在清隊中亂揪亂斗、違反政策的現象起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是，“六廠二校”經驗總的看是“左”傾的。由於極左思潮的籠罩，在推廣“六廠二校”經驗的過程中（實際上“六廠二校”自身在總結經驗的過程中），又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